毛澤東說名道姓中的智慧

　　建國初期，有一個叫封耀松的衛士，毛澤東問他叫什麼名字時，他回答說：“封耀松。”毛澤東又問：“噢，那你是不是河南開封市那個‘封’？”封耀松說：“不是的。是一封信兩封信的‘封’。”毛澤東哈哈大笑，將指頭按住封耀松胸前的紐扣說：“不管你有幾‘封’信，不‘開封’你就看不見信。那是一個字，懂了嗎？”

　　1950年7月，中南海警衛連的通訊員張木奇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心情十分緊張。當毛澤東用湖南話問他“小鬼，叫什麼名字”時，他臉憋得通紅，一句話也說不出。見此情景，一旁的衛士李樹槐趕忙介紹說：“這是警衛連的小通訊員張木奇。”毛澤東把自己的大手攤在張木奇面前，問是哪幾個字，叫他寫出來。張木奇先把右手食指在舌頭上沾濕，然後在毛澤東的手心上寫出了自己的名字。毛澤東望著手心上的字說：“弓長‘張’，木頭的‘木’，大可‘奇’。噢，張木奇，對不對？”見張木奇只點點頭，毛澤東笑著說：“說話麼！會說話的木頭才叫奇，對不對？”聽毛澤東這麼一說，張木奇和在場的人都笑了。　　建國初期，毛澤東邀請當年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的同學程星齡(字不雲)來北京敘舊。有一天，程星齡和族兄程潛(字頌雲)應邀來到毛澤東的住處豐澤園。交談中，毛澤東風趣地說：“星齡呀，你的族兄字是‘頌雲’，你的字卻是‘不雲’，我的字叫‘潤之’。你說，你‘不雲’，天上無雲就不能下雨，我怎麼能‘潤之’呀！就潤不了土地嘛！”
1957年6月，舒湮陪同年逾八旬的父親去中南海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問舒湮：“你的名字是哪幾個字？”舒湮回答說：“舒湮。舒展的‘舒’，湮沒的‘湮’。”毛澤東說：“用‘湮’字作名字的很少見。”舒湮說：“原來用‘’字，排字工人誤將言字旁植為三點水。我心想，這樣也好，免得言多必失，就此‘湮’下去了。”毛澤東接著說：“這也好嘛！一開一合，對立矛盾的統一，集中于你一身了。”

　　1957年7月19日，中南海警衛連一中隊的戰士李金來、李好學探家回來。在聽取二人報告探家的情況時，毛澤東幽默地對李金來和李好學說：“李金來這個名字很好，金子來了，我們國家要富強了。李好學，愛好學習，看來肚子裏面有不少墨水。”當李好學用濃重的家鄉話向毛澤東彙報探家的情況時，聽不清他在說什麼的毛澤東幽默地說：“你不是李好學嗎，就是要好好學習普通話，要不愧對別人對自己的稱謂。”

　　1957年，上海《新民晚報》的總編輯趙超構寫了幾篇文章。後來，毛澤東去上海想和他談談，趙超構心裏七上八下。可一見面，毛澤東卻招呼道：“宋高宗的哥哥來了！”屋裏的人都笑了起來，趙超構也在笑聲中輕鬆了許多。原來，宋高宗叫趙構，這位總編輯叫趙超構，如此看來，以“宋高宗的哥哥”來稱呼這位總編輯是恰如其分了。

　　1958年9月，毛澤東去南方視察時，張治中和他的秘書余湛邦也應邀同行。到達武漢後，在去長江游泳的船上，張治中向毛澤東介紹余湛邦說：“這是我的秘書余湛邦同志。”余湛邦怕毛澤東聽不清楚，急忙向前一步，自我介紹說：“我叫余湛邦。”由於他考慮到自己的名字不好念，容易聽錯，而且自己的廣東口音又吐字不準，便補充道：“是湛江市的‘湛’，聯邦的‘邦’。”毛澤東問其姓氏：“是幹鉤‘于’嗎？”余湛邦立即意識到自己太疏忽了，怎麼能報名不道姓，於是趕忙說：“是人未‘余’。”毛澤東聽後笑著說：“余姓很多，有幹鉤‘于’，有人未‘余’，有人則‘俞’，還有虞姬的‘虞’。”接著，毛澤東用手指著長江說：“還有水裏的‘魚’，其餘(魚)甚多呢！”頓時引得一片笑聲。

　　接著，毛澤東又指著張治中並笑著問在場的人：“你們知道他為什麼叫文白嗎？”在場的人都說不知道。毛澤東說：“原來他在青年流浪時當過預備警察，取名警魄，後來不當警察了，此名不用了，就從‘警’字中取一個‘文’字，‘魄’字中取一個‘白’字，成為文白。他是個簡化漢字的創始人呢！”

　　毛澤東一行從武漢到達杭州後，浙江省的幾位領導來見毛澤東。毛澤東為張治中一一作了介紹。當介紹到省委書記霍士廉時，毛澤東對張治中說：“是霍去病的‘霍’。”然後轉過頭來對霍士廉說：“你大概是霍去病的後裔吧？霍去病在漢代戰功很大，可惜27歲就死了。”在介紹到副省長吳憲時，毛澤東說：“他這個人厲害，口銜天憲。”

　　建國後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職的周小舟，原名周懷求。1936年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後，因為毛澤東總是叫他“小周”，所以就改名為“小舟”了。建國後，周小舟歷任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副書記、第一書記等職。有一次，毛澤東到湖南視察工作時，見到久別的周小舟後，十分風趣地說：“你已經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載幾千萬人的‘大船’了。”

　　1959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在上海遇見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時，幽默地說：“你怎麼叫水靜呢？這個名字不好，這是違反辯證法的，水是動的，不是靜的嘛。你看大海大浪滔滔，江河波濤滾滾，哪是靜的呢？”當時水靜“爭辯”說：“蘇聯有部小說就叫《靜靜的頓河》。”毛澤東點點頭後說：“哦，不錯。如果沒有風浪，西湖的水也很平靜。”水靜接著又說：“有動就有靜，動和靜是一對矛盾。這是您的《矛盾論》告訴我的。所以我的名字沒有違反辯證法，對吧？”毛澤東高興地笑道：“你還有不少道理哩！”

　　1959年6月，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衝後，在與軍屬湯瑞仁嘮家常時，抱起躲在湯瑞仁背後的小孩問：“你叫什麼名字？”湯瑞仁替不敢說話的兒子回答“叫毛命軍”後，毛澤東風趣地說：“革命軍人，你將來也要學你爸爸參軍保衛我們的國家喲！”

　　1959年7月，毛澤東在江西廬山游泳池游泳後，在與林佳楣(李先念的夫人)、水靜和余叔(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夫人)交談時，得知三人關係特別密切後，就笑著問道：“你們三人這麼好，知道是什麼原因嗎？”見三人誰也回答不上來，毛澤東接著說：“因為你是水(指水靜)，你是魚(指余叔)，魚當然要和水在一起。你這個林(指林佳楣)呢，是兩棵樹，樹離了水就會枯黃。所以嘛，你們就分不開了。”　　1959年9月8日晚上，毛澤東來到剛剛建成的人民大會堂上海廳，聽取萬里及幾位工程指揮人員的彙報。當聽到萬里說只用了10多個月就完成了比故宮總面積還大的人民大會堂工程後，毛澤東風趣地說：“你是萬里嘛，施工進度當然快嘍！”(

　　1951年國慶兩週年前夕，在渡江戰役勝利後被華東野戰軍授予“渡江特等英雄”稱號、並被記一等功的“渡江第一船”船主馬三姐，接到毛澤東發來的請柬，應邀進京參加國慶慶典。在毛澤東安排的家宴上，當毛澤東得知馬三姐還沒有正式名字時，就笑著說：“英雄怎麼能沒有自己的名字呢，我給你取一個，你姓馬，名字用我的姓，你就叫馬毛姐吧。”當聽說馬三姐正在家鄉的炳輝學校學習時，毛澤東又送給她一個筆記本，並在扉頁上親筆題詞：“毛姐：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1951年，著名愛國者烏楚魯(蒙語石頭的意思)作為綏遠省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參加華北老區代表大會期間，毛澤東接見了他。當毛澤東問起他的名字時，他說他叫烏楚魯。毛澤東說：“這樣叫太拗口，寫起來也費事，乾脆就叫武策勞吧。”並當即把武策勞三個字寫在了烏楚魯的出席證上。從那以後，烏楚魯就改叫武策勞了。

　　1951年11月，毛澤東巡視安陽，當得知陪同的地區專員叫程耀吾時，就開玩笑地說：“你這個名字不如我的名字好。我的名字叫毛澤東，澤東就是光澤大海，普照東方。”

　　1951年，毛澤東指派柴軍武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聯絡官，參加北韓停戰談判，並將他的名字改為柴成文。毛澤東改“軍武”為“成文”，含意深遠。他經常說，外交工作是“武仗文打”，外交官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

　　1952年2月，彭德懷從北韓回國向毛澤東述職。在談話過程中，毛澤東笑著問道：“老彭呀，你的小名叫石穿？”彭德懷點點頭。毛澤東接著說：“你叫石穿，我叫石三伢子，我們是兩塊石頭嘛……”彭德懷趕忙說：“我豈敢與主席比，主席是寶石，我彭德懷不過是一塊冥頑不靈的頑石。”毛澤東說：“我也是石頭麼！我們兩塊石頭，一塊扔給杜魯門，一塊扔給麥克阿瑟……”

　　1952年10月，毛澤東視察黃河。當見到黃河水利委員會主任王化雲時，問他叫什麼名字。王化雲作了介紹後，毛澤東風趣地說：“化雲這個名字很好，化雲為雨。半年化雲，半年化雨就好了。”說得在場的人都笑了。

　　1953年，公安部長羅瑞卿和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芳陪同在杭州的毛澤東吃飯時，羅瑞卿對王芳說：“王芳，我建議你把‘芳’字上的草字頭去掉。這個名字容易搞混，許多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你是女同志呢。”聽羅瑞卿說完，毛澤東放下手中的筷子說：“這可不行。王芳，你是山東人？你們山東的綠化怎麼樣？”王芳回答說：“剛剛起步。”於是，毛澤東對王芳說：“山東還有許多荒山禿嶺沒有綠化起來，你的頭上剛長了一點草，就想把它除掉，這怎麼能行！什麼時候山東消滅了荒山禿嶺，綠化過了關，你再把‘芳’字的草頭去掉。”

　　1953年，田雲玉被調到毛澤東身邊當衛士。當他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問道：“小鬼，叫什麼名字？”田雲玉答道：“我叫田雲玉。”毛澤東又問道：“怎麼寫的？”田雲玉又答道：“田地的‘田’，雲彩的‘雲’，玉石的‘玉’。”毛澤東聽後笑著說：“你這個名字不錯麼。有天有地，玉石又那麼寶貴。天地之間人為貴嘛！”　　1953年，志願軍戰士蘇吊蛋回國參加英雄表彰大會，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毛澤東聽了蘇吊蛋的事跡後，饒有興趣地問蘇吊蛋：“你不會打炮，是怎麼打中敵人坦克的？”蘇吊蛋當時緊張得滿臉通紅，半天才憋出一句話：“我也不知道怎麼揍上的。”毛澤東又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啊？”他說：“我叫蘇吊蛋。”同蘇吊蛋一起來的同志向毛澤東解釋說：“他沒有大名，吊蛋是他的小名。”毛澤東笑了笑說：“我把你的名字改一下，就叫蘇兆丹吧。”從那以後，志願軍英雄蘇吊蛋就改名為蘇兆丹了。
20世紀20年代，在湖南從事地下工作的何長工，原名何坤。為了在白色恐怖中行動方便，毛澤東就為其改名為“長工”。當時，毛澤東對他說：“你不是在長辛店學過工嗎？就叫‘何長工’吧！‘長工’這個名字不錯，要為革命扛長工嘛！”於是，何長工欣然接受，名副其實地為中國革命扛了一輩子“長工”。

　　20世紀30年代，毛澤東在江西寧都養病時，衛生所派來一個叫錢昌鑫的小戰士照料他。有一次，毛澤東笑著問錢昌鑫：“小鬼，叫什麼名字？”錢昌鑫回答說：“錢昌鑫。”毛澤東又問道：“哪幾個字？”錢昌鑫答道：“錢幣的‘錢’，日曰‘昌’，三個金字的‘鑫’。”毛澤東笑著說：“你姓錢還不夠，還要那麼多金子！小心打你的土豪喲！”在中央蘇區瑞金時，毛澤東經常與戰友說笑，以此來活躍、豐富生活。張聞天長期用“洛甫”為名，有一次毛澤東提著一個蘿蔔興衝衝地走進張聞天的辦公室，對張聞天開玩笑道：“蘿蔔，蘿蔔！”引得在場的人都哈哈大笑。

　　1936年冬，毛澤東的夫人賀子珍在陜北保安縣生下一個女孩。一天，鄧穎超見依偎在賀子珍懷裏的孩子哇哇地哭，就抱過來說：“真是小嬌嬌呀！”毛澤東聽鄧穎超這麼一說，想起了《西京雜記》中“文君嬌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的句子，因此便取其意，為孩子起小名為嬌嬌。

　　1937年，朱仲麗(後來成為王稼祥的夫人)到達延安後不久，毛澤東同她開玩笑說：“你是人中最美麗的啰！”朱仲麗連忙擺手說：“哪。”毛澤東又笑著說：“就在你的名字上啊！仲麗嘛，自稱人中之麗呀！”朱仲麗馬上解釋說：“啊！不是有意這樣叫的。我原來叫朱慧，來延安後，隨便起個名字代替原來的名字。”毛澤東聽後說道：“朱慧，很好嘛，人是智慧的。”他略微思考一下，又說：“仲麗，不如重理。”朱仲麗忙說：“那就改了吧。”毛澤東笑著說：“不，不要改了，我是和你說著玩的。”

　　許世友原名許仕友，參加紅軍後，覺得“仕”字是當官的意思，於是就把“仕”改為“士”。當他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對他說：“一個紅軍戰士嘛，要看得遠一點，‘士’改成世界的‘世’好不好？這個字一改，你就成了世界之友了！我們紅軍戰士，不但要想到全中國，還要放眼世界喲！”

　　延安時期，在一次舞會上，當毛澤東問陪他跳舞的女青年叫什麼名字時，女青年回答說：“何理良。”“何理良……”毛澤東重復著，進而以他那政治家的敏感，饒有興趣地分析道：“理是道理，良就是好，整個姓名連起來就是什麼道理好的意思嘍！我看，還是共產主義道理好！”

　　1938年的一天，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遇到了來自東北的寒光(後改為韓光)，問道：“青年同志，叫什麼名字？在哪個部門工作？”寒光說，我叫寒光，是寒冷的“寒”，正想改為韓信的“韓”。毛澤東風趣地說：“寒冷的‘寒’，不改也可以，不是有一首古詩說‘寒光照鐵衣’嘛！”

　　有一次，毛澤東說賈拓夫是“陜北才子”，“拓夫既姓賈，又是寶，是我們黨內的‘賈寶玉’”。

　　1941年的一天，毛澤東在同周恩來一起接見從國統區到延安後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三局局長的解沛然時，笑著說：“‘解放’同志，你們已經回到家裏來了，你的名字就改為‘解方’好了。”從那時開始，解沛然就改名為解方，並沿用終生。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與時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譚政閒談時，說：“我知道你原來的名字叫譚世名。可你注意過現在的名字譚政了嗎？”譚政如實答道：“這個我不曾想過。”毛澤東說：“你數一數‘譚(譚)政’兩個字是多少筆畫？”譚政比劃完後說：“二十八畫。”毛澤東說：“我的名字毛澤東(澤東)也是二十八畫。咱倆從井岡山到長征再到延安，共事十五年有餘了，大概你沒有想過這一個十分簡單的數字。好哇，這二十八畫不平常嘍，你看共產黨、共產主義，這中間的‘共’字，就是廿八畫嘛！”譚政恍然醒悟過來，會心地笑了。毛澤東停頓了一下，又說：“我們都是姓共嘛，做了共產黨的人，信仰共產主義，以前我寫的文章，就用過‘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別人會想到‘毛澤東(澤東)’三字是二十八畫，其實我這個筆名就暗喻著‘共’字。‘二十八畫生’——共產黨的一個成員嘛。”

　　1942年，一個姓朱的小戰士被派到毛澤東身邊擔任警衛員。當毛澤東得知這個小戰士沒名字後，就對小戰士說：“你怎麼能沒有名字呢？旭日東昇，中國共產黨來了，光明也就來了，我看你就叫朱旭明吧！”從此，這個小戰士就有了響亮的名字“朱旭明”，並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到1949年。

　　1943年11月，薄一波到達延安參加中共七大預備會的第二天，毛澤東就把他接到棗園的住處談話。當時，毛澤東握著薄一波的手說：“你就是薄一波？”接著又自言自語地反覆說：“如履薄冰！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