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日从军行（三）

重回新兵营的第二天，连长派给每人一把砍刀，命各人赤膊，由凶恶的班长带着去竹林斩竹，建造新营房。竹林十分阴森而清凉。但竹竿相当大。有大碗口粗，与国内摇曳有致的青青竹竿不同，很不容易才砍下一根，一根长三四丈，十分重，拖行很困难。我们拖不动时，便把竹子截短一段。回到营房时，每根竹子只剩下丈余长。连长见了大怒说：“这种短竹，老兵可以一手挟四五根，现在罚你们不得休息，再去斩竹，至少要比这次多三倍。”我们只好再去斩竹，乖乖地把长竹拖回。在烈日下，赤膊，用肩头把竹拖回，结果两肩都渗血，背部晒得脱皮，连长仍然未满意，要我们以后多锻炼体力、臂力。每日砍竹、削竹建造营房之外，训练亦极严格，我们只好咬紧牙，坚强地忍耐下去。
到新兵营后好不容易已半月了，仍未见过营长，每日只由连长、排长、班长训练。一日偶然听说营长名“崔德新”。我有如触电一般感觉，我记得政治大学有一位教官就名叫“崔德新”，是我在校时特别注意的。他高高的鼻梁，灵活的眼睛，样子很清秀，而且好学不倦，口袋中时常带著书本，凡是有名的教授演讲，必见他站在门外听。有一次，中华交响乐团来演奏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的乐章，其他教官多半途打瞌睡，而他从头到尾，表现得很欣赏，与其他教官不同，引起我的注意。我怀疑此新兵营营长“崔德新”，就是政大教官“崔德新”。于是请连长带我去见营长。果然，正是政大的教官“崔德新”，他也很诧异我会来缅甸当了新一军的新兵。于是我把从军的始末和来此的经过，详细向他报告。他说自从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参加远征军以后，对国内的事很陌生，根本不知道有“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他立即电话报告孙军长，并说孙军长明天会来巡视。（崔德新是韩国人，抗日战争时加入中国军队。抗战胜利后，韩国摆脱日本统治独立，崔德新成为南韩第一任驻联合国大使）。
翌日，孙军长来新兵营。我久闻孙立人将军之名，以前从未见其人。在远征军中，无论中、英、美三国军人，无不敬重孙立人将军。果然他英姿挺拔，卓立不群，不怒而威，而又风度潇洒，的确是位非常人物，无怪乎战绩彪炳，名动国际。他先作简短的讲话，大意说：“我很敬重你们当国家困难时投笔从戎，舍身为国。你们既然以身许国，便应遵从国家的命令，不必追问原因，到印度与到缅甸都是一样的。新一军是一支光荣的军队，我相信你们参加了新一军，一定更能发挥你们报国的心愿。请你们安心在此地接受训练吧。”他说完又巡视我们排列的队伍。各人向他报告名字和学历、籍贯，他或问一两句话或微笑点头。他知我与他同姓，于是问我的学历、籍贯。他说他也曾在政大工作。并轻轻用拳按我的前胸说：“很精神，很精神。”从此，我们便留在密支那成为新一军的步兵。
新兵营的训练非常严格，每早起床号响起，十分钟之内要完成盥洗、大小便、穿好军服、打好绑腿，在操场站好U字“讲话队形”。当第二次号声一响，各人必须原地站立，不能移动，未到达“讲话队形”的要用标准的“伏地进行”姿式进入队形。然后听连长讲话，说明当日训练的项目。听讲毕，随即跑步约半小时。然后早餐。早餐后十分钟即开始当天艰苦的训练项目。正午休息十分钟，午餐，午餐后二十分钟又继续训练，直至六时半晚餐。晚餐后自由活动。十时号角响就寝。对时间和动作的要求非常严格。由于起床号到集合号相隔只有十分钟，很难完成晨起的各种必须活动。尤其大小便，所以同学们在操练进行时遗尿是常有的。跑步落伍被处罚也是常有的。有一次，我跑步稍慢，班长槌我的背，要我加速，我已无力加速，他再用大力捶我的背，我心中甚愤怒，认为此人无理又无情，但无可奈何，只好竭力加速。翌日早晨，第二次号角响起，我距离“讲话队形”尚有十余丈，于是以伏地行军姿态进入队伍。伏地行军的姿势必须全身挺直俯伏地面，只用两肘，两膝及脚尖之力运动进行，臀部不能稍高，我当时可能臀部稍高，又是那位不近人情的班长用穿着军靴的脚大力踩我的臀部。我觉得受了侮辱，又兼昨日被槌背的愤怒，不自觉的站起来斥责他侮辱我。他大怒，挥拳击中我的左肩，第二拳再来，我一臂挡开。连长跑来大喝：“不准打架”。班长说：“他不服指导”。连长认为我不受指导，犯规，要受禁闭处罚。把我关入一间如大木箱的禁闭室中。每顿由小窗送入盐水饭。室内黑暗，只有一床，一桌，一粪桶。其实我觉得禁闭比操练要舒服。因为头脑比较能思索。操练时，不但身体要随号令动作，不得有半点错误，头脑为了应付动作，也不容你有思考的时间。禁闭反而可以任情思考。虽身在囚室，而思想反可以海阔天空。经两天禁闭后，出禁闭室时，照规定所有新兵要在禁闭室外列队鼓掌欢迎。连长宣布说：“此人已改过自新，重作新人。”我心里暗暗好笑，我何曾有错？而今又如何改过自新了。这样的禁闭就可以使我重作新人？未免太幼稚了。实在说，禁闭完结，最使我快慰的是走出禁闭室门时，所立即感受到的灿烂阳光。
第二次是当哨兵是几乎要受处分。
在丛林里当哨兵，最难忍受的不是敌人偷袭的危险感，而是阴森冷酷的孤寂感。我守岗的那夜，因为白天操练已很疲劳，有点睡意，站岗之初，森林四周，时常发出沙沙之声，似有人轻步而来，有被敌人窥伺的感觉，反而睡意全消。后来发觉这声音只是些小动物经过干叶时发出的声响，于是精神渐渐松弛了，倦意悠然再起，正在神思恍惚中。那位无情的班长突然出现，指责我未专心守岗，全无警觉，如有敌人偷袭，如何是好。我自觉疏忽，无法自辩。他立即报告连长，要重重处罚我，那位疥头排长说：“一个初上战场的学生，有胆量在丛林中一人站岗，已不容易。”连长也同意。只嘱我下次要警觉些，没有处罚我。原来在缅甸的丛林战场，美军站岗常是二人背对背的站双岗；英军则常背对背四人站一岗，中国兵则一人站单岗。
不久，崔德新升级，调任其他职务，一位新营长到任，这位营长，身材高瘦，人颇和平，但不及崔德新干练，他似乎颇喜欢唱歌，晚上，常听他低声哼歌。自从珍珠港事变之后，中、美两国联合作战，不少美军调来中国战场，因此有些美国军歌在重庆也颇流行。美国的军歌风格不似中国军歌的悲壮严肃，而是很轻快的。当时有一首流行的美国军歌“The Army of Mr. Jone”，新营长问我懂不懂得唱？我说：“懂。”几天后，他调我到厨房工作，不必出操。他要我教他唱。可能我的伙头军工作做得不好，也可能他已懂得唱“The Army of Mr. Jone”了，一星期后要我重新出操。有一次他又命我带几个同学去掘粪坑。我不知如何掘法，于是掘了一个U形的粪坑。疥头排长来巡视，他说：“这是什么粪坑，面对面的？”我答道：“这是讲话队形嘛。”他哈哈大笑说：“拉屎也要讲话队形么？要得，要得。”又不禁哈哈大笑。
在新兵营受训，最最愉快的是晚餐后自由活动的时光。我们通常利用这时间到伊洛雅底江洗澡。伊洛雅底江是从千里外的高山流下来的雪水，冰凉清澈，把我们全日的汗渍与辛劳洗得干干净净。营长也和我们一起洗，不过他是穿着内裤，不同于我们大兵人人赤条条的。洗澡时，我们在江边沙滩上纵情高歌，恣意奔驰，把整个身体与灵魂都投入大自然中，只见天风、江水、原野、与一群青春跃动的生命，真是天人合一，使人宠辱不惊，生死两忘，把人世的俗情俗念完全抛却，享受着人间的至善至美。
有一次，有一位北方同学，为了对岸树林的诱惑，竟不自量力要游过对岸。岂料他游到中间，水流湍急，被水冲往下游，不得到岸，载浮载沉，非常危急。一位善泳的蔡同学，立即游往救人，又大声呼叫，我闻声往救，但水流湍急，全力以赴，幸好蔡君已追及溺水的北方同学，用力推他近岸，我也及时赶到，合二人之力把他拖到对岸沙滩。一到沙滩，三人都乏力有如虚脱，卧倒沙上。一会，蔡君难忍怒气，掴了他两记耳光，骂他不自量力几乎害死三人。我们在沙滩上休息，待体力复原后，沿岸寻找较为可以横渡之处，后来发现一处江面较宽水势较缓，中间有浅滩，然后才渡江返营。
除了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之外，较有兴趣的是到美军的SOS合作社购买高级的巧克力糖。美国把全国最好的巧克力运到前线，供军人享用，而且价钱极便宜。美国军人也常购买邮寄回家。我们的月饷虽极微薄，仍可买得到。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吃最佳的巧克力糖，抽干粮盒内的香烟，找二三同学在森林幽僻处聊天，也是极有情调的，这可是劳苦训练生涯中的大享受。
有一天，疥头排长带我们作行军训练，我们在一处林荫下休息。有几个面目姣好的白夷姑娘走过，自动地来到我们面前，扭动身体跳起舞来。我们感觉很惊异而有趣。疥头排长问我们见过白夷姑娘么？我告诉他只闻白夷姑娘之名，但从未见过白夷。疥头排长笑着说：“今晚自由活动时间让我带你们去白夷村见识见识。”果然，当晚疥头排长约我和三位同学往白夷村。排长告诉我们，日军在此地时，对白夷村焚烧掳掠，奸淫妇女，白夷人多逃亡，但遍地烽火，逃亡不易，有些只得留下，可是到处乏粮，妇女不得已向盟军以身换粮，疥头排长对此似乎很感兴趣。到了白夷村，全村已被夷平，而今只在废墟中再搭起两三间竹编的房子，每座房子的寝室好像都在上层，下层都四面敞开像间亭子。有一亭子，地上铺了纺织物，有四位白夷姑娘或躺或坐，上身穿着花色紧身的短衣，下身围着一条彩色的沙龙。薄施脂粉，面目都颇姣好。其中三位年纪较长，约三十多岁，一位年纪较轻，看来只得十八九岁。疥头排长围着敞开的亭子四面观看，指指点点。白夷姑娘见人来，既不打招呼，也不问话，任人观看，好像未见到来人。只有那较年青的姑娘有点害羞，低头弄着沙龙的边沿。过了一会，一位头上戴着鲜花的姑娘用白夷语与疥头排长说话。不知他们说些什么，只见疥头排长指一指我们四人，几位姑娘向我们投下一眼，都微微点头，低头的小姑娘稍抬头向我们一瞥，又把头低下。排长对插花的姑娘说了几句话。她点了点头。排长问我们说：“你们留下还是回营。”我们四人都说：“回营”。排长对插花的姑娘两手一摊，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几位姑娘有点失望的表情。我心里似乎起一点歉意，摸一摸裤袋，希望找到一些巧克力送给她们表示善意。可惜两袋空空，不禁有点惆怅。于是，我们四人回头走返营的路，疥头排长留下来，沿途我们默默没有说话，只听一位中央大学的同学低声说：“可怜，可怜。”第二天，见到疥头排长，他用四川话对我们四人说：“格老子，不对头啊，你们这些小娃娃，这里是战场嘛，可能明天就卧倒，你们怕啥子？真是要不得。”我们只有苦笑。
我们沿着伊洛雅底江又迁了一次营，又做了不少砍竹子、建营房的劳动。幸好自由活动的时间仍可以在伊洛雅底江洗澡，任情高歌、奔驰。在新营地附近，我发现一个浓阴苍郁的幽谷。我常常一人带着残破的稼轩词到那里诵读，点一枝香烟，放纵遐思。新一军政治部有一位姓余的中校政治指导员也常来此幽谷。我们渐渐有交往，他知道我本是参加青年从军而来到此地，对我表示好感。他思家念国之情时现于辞色。当谈到国事时，他神采飞扬，对抗战有坚强的信心。提到家事，则惆怅叹息，他告诉我一些家庭的故事。他是一个真挚而诚实的人，我们不久就结成良友。有一次，我们在此谷约会，我先到，在徘徊等候他时，忽然发现大石下压着一张纸条，竟有中国字，纸条已变黄。我小心地抽出纸条，原来是几句短句，但情高意真，动人心弦。纸的前端已残破，字迹模糊不可辨认，大概是叙述作者的情怀。下面是：“愿在身为影，愿在衣为绡，一十二万年，永不各分飘，嗟哉天地久，何以慰寂寥。”我很怀疑在此蛮荒战地，竟有如此深情的中国人，实不可解。余君来，我把纸条给他看。他说一点也不奇怪，军政治部有不少政治指导员，以前也常来此幽谷，一定是一位深情的政治指导员留下的。人孰无情，人孰无离情。我回忆起在政大元旦入伍时，就有一对恋人依依而别。战时，别离的恋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虽然只受训练，还未直接参与战斗，但对缅甸的战事很想知道，常请老兵告诉我当地的战斗实况。疥头排长对新兵最友善，最喜欢讲述战场上的经历，他认为让娃娃兵多了解战场情形。作战时就会较为镇定、较为勇敢。新一军的军人提起远征军的战史，一定不会遗漏仁安羌之役。尤其疥头排长，听到仁安羌三字，他即大叫：“我曾参加仁安羌之役。”于是我们请他讲述仁安羌之役，他必十分兴奋。他是四川人，立即土语俗言，口沫横飞，滔滔不绝，讲述当年仁安羌之役的经过。他平日给人的印象是文化水平很低。连国歌都说成“唱三民主义”。但讲述仁安羌之役，则不但条理清楚，连英军将领的名字也背得出，可能他已讲述过多次了。有一次，他叙述仁安羌之役很详细，很动人，只听他说：
“孙立人将军当年是新三十八师的中将师长，三十八师有三个团：一一二团，团长叫陈鸣人。一一三团，团长叫刘放吾。一一四团，团长叫李鸣。李鸣就是现在咱们新三十八师的师长。孙将军奉蒋委员长的命令镇守‘曼德勒’”。
他说到蒋委员长时立即立正，双脚合拢，军鞋“啪”的一声响，然后继续说：
“好家伙，仁安羌之役呀，是孙将军亲自指挥一一三团把日本鬼子‘萝卜头’杀得落荒而逃，救了英兵七千人。我当时正是一一三团的战斗兵，受过孙将军很严格的训练。格老子，真是铜筋铁骨，一身是胆呀。你们看看要不要得。”
他卷起两袖，露出凸起的肌肉，要我们摸，果然是坚硬如铁。他抹抹嘴角的唾沫，清一清喉咙又神气活现地说：
“当年英军被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逃到仁安羌。日本‘萝卜头’把仁安羌四周的有利阵地统统占据了。英兵好像瓮中的乌龟，等待日军擒拿。英军没有粮、没有水，快要饿死、渴死，非常危险。英军的司令官认为，啥都无得救，只好恳求中国派兵救援。英军的司令官叫‘望夫山大’，呀，不对，不对。我记错了，他叫亚力山大将军。他找到中国远征军司令部。格老子，就是罗司令和杜副司令，为了亚力山大的面子，竟然答应拨新三十八师中的一一三团归亚力山大指挥去救英兵。孙将军知道了，大怒说：“岂有此理，这命令不对头，英军刚刚被打得大败，士气低落，七千人不敢突围，一一三团不过一千人，而且亚力山大和中国士兵，心不通，情不洽，言语不懂，如何能指挥作战。一一三团岂非白白去送死”。于是连夜赶到司令部，要改正命令，不能把一一三团交给亚力山大。他们由太阳下山争论到太阳上山，司令部就是不肯改。孙将军说：‘要救出英兵，除非由一位与士兵心意相通的中国将领指挥，上下一条心，发挥最大的攻击精神，或者可以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围。’罗、杜两人说：“现在谁人愿负这艰难的责任？”孙将军说：“我愿。即使打死了，也和一一三团的士兵一起死。一切责任我愿意承担。”然后司令部才答应收回把一一三团交由英军指挥的命令。于是孙将军立刻赶到前线。一一三团的官兵知道由孙将军亲自指挥，都高兴得大叫，精神振奋。我当时的确愿意即使战死十次，也要突破日本鬼子的包围，这场仗一定可以胜。“孙将军到了前线，又因作战计划和英军的第一军团长‘阿林的妈’（译名应是‘格林姆’）的意见不同起争论。‘阿林的妈’要立刻进攻。孙将军主张拂晓进攻。你们晓得吗？拂晓就是天快要亮最黑暗的时候。孙将军认为现在进攻，日本鬼子容易知道我们的实力。现在我们应先查清地势，待明早天将亮未亮最黑暗时候突然发动攻势，日本鬼子正睡眼朦胧，突然之间不容易知道我们的实力，以为我们有大量援军，在他们狐疑之时，杀他个措手不及，才可以以少胜众。‘阿林的妈’被孙将军说服了，还把战车队和炮兵队交给孙将军指挥。把英皇的军队交由中国将军指挥，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真是要得。孙将军详细探明地势之后，格老子，下令冲锋，我一听号令，发挥最高度训练出来的技能，一跳就是十几尺，心中只知冲锋，其他什么都不知。连杀了多少萝卜头也不知。当我们冲破了日本鬼子的重围，仁安羌被围的英兵见到我们时，他们都竖起大姆指用中国话大叫‘中国万岁，中国万岁。’有几个英兵把我抱起，抛起，把我的军帽弄脱了，露出癞疥头，那几个英兵还争着用嘴亲我的疥头哩。从此，中国军队扬威缅甸战场，孙将军接受了英皇颁发的奖状。这次，一一三团牺牲了二百多人，杀死了鬼子萝卜头一千多人，救出英兵七千人。”
新一军在缅甸作战时，军纪是非常好的。官兵人人奋发自律，到了广州后，由蛮荒之地，忽然到此膏腴之乡，社会的引诱多，克已自律的精神不如前，加以渗入不少新人，藉着军人的声势以欺人之事是常有的。就我所接触，在永安堂住宿的几位新人，就受流俗的影响而不克守自制。有一位中校秘书，能诗善画，自许为读书人，常对同僚的不守法而叹息，我以为他是比较正直的，晚上常到他房间闲谈。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住在永安堂内的几位秘书，知道永安堂内有不少敌伪留下的白报纸，现在由你在管理，他们要我问你，是否同意把白报纸卖了大家分用，以补贴微薄的薪俸。”我乍听之下，大吃一惊。常自许为读书人的而竟出此言。我说：“我们奋斗八年，现在刚胜利，收复失地，沦陷区内百废待举，我们应继续发挥抗战时的克难精神才是。”他微现羞愧说：“正是，正是。”我就告辞，结束了谈话。这一夜，我愈想愈害怕，因为这一群秘书已起如此心意，今晚他们的要求虽然被我拒绝，将来的演变很难预测，永安堂的物资由我管理，将来他们如果有不法行为。出了事，一定会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我必须把所有由我管理的物资交还新一军政治部。于是我连夜赶制我所经管物资的清册，翌日请政治部主任葛南杉将军定期点收。葛将军命上校陈秘书主持清点接收会议。我把物资一一点交清楚，只余一些零碎杂物未列清册在会上公开提出，我记得在零碎物件中有八部照相机却列了出来。会后，一位少校秘书对我说：“你真呆，这些照相机也在会中公开列出，现在大家都动不得了，应该在公开之前每人拿一架，岂不省事。”我懒得跟他打话，掉头离去。
我的故居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同福路。我到广州已几天还未曾回去看看。因为一则工作很忙，二；来听说此屋现仍有日本军人占住，不知日本投降后日本兵的反应如何，我单身一人行动怕有危险。后来我忍耐不住了，冒险一人循着跨江的海珠桥过江。沿途有日兵站岗，每一站岗的日本兵见到中国军人立刻行敬礼，我亦点头答礼。到了老家，房子依旧，有几位日本军人引我进入。他们的态度非常恭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军人的服从性很高，日皇一宣布投降，士兵立即服从，对中国军人行敬礼。我的老家曾被日军征用作慰安所。现今室内空无一物。凡是木制的东西都已残破不堪，其余尚无大破坏。后花园所有花草植物已全不存在，只见井边有一妇人全身赤裸在众目睽暌之下洗澡。随我而行的日兵，想招手要她前来，我挥手表示不必。家园的残破。早在我意料之中，所以并无特别感触。只盼望能早日收回故居，让流亡广西的父母早日回来。
我所关心的，除了故居就是母校教忠中学。我初中就读于珠江北岸位于文德路的教忠中学。每日早晨骑脚踏车过珠江桥返学。高中时广州陷敌，逃难到澳门，教忠中学亦迁往澳门，我仍读于澳门的教忠中学。当时教忠中学名义上由董事长金曾澄先生负责，而执行校长职务的是沈芷芳女士。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都视她为校长，称她为沈校长。沈校长是一位女中豪杰，她的刚正坚毅和实干精神在当时广东教育界几乎无人不知。她是汪精卫的甥女，当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汪家和沈家的亲戚几乎全追随汪伪政权，唯有沈校长坚持抗日的立场，汪氏曾欲委任她为伪部长，她坚决拒绝，甚至有人竟以锁链、手榴弹置于其家门前逼她就范，她仍领导教忠中学的师生离开澳门返大陆后方自由区的罗定县连滩，开办流亡式的教忠中学。她对国家的忠贞，办事的胆色与魄力，备受当时社会所推崇。
广州市收复未及一星期，其他人未必敢返广州。但我猜沈校长一定已返广州主持教忠中学复校工作。所以特别抽空到文德路访母校。果然一入校门，已见沈校长正忙于指挥员工在筹办复校工作。她知我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很高兴说：“你当国家困难时参加青年军，真使人敬重。”她的话使我无比安慰。因为我自回广州，有些故旧亲戚对我的参军并不以为然，现得沈校长赞许，我觉得有知遇之感。她还告诉，她的女儿──我多年的女同学何某某将于二三日内返回广州，真使我喜出望外。果然几日之后，我与她重逢，经过患难之后，又能重聚，使我感到生命充满幸福与生机。
我最后一次见孙将军是在广州市的政治大学校友会上。我自从因办《精忠报》搬到永安堂住宿，不再去沙面孙将军的邻室办公后，一直未见他。我的印象，孙将军自到广州之后，似乎心情很坏，我不知他苦恼的原因何在，只见他常发脾气斥责部属。这次校友会的聚会，罗卓英将军和孙将军都是被邀请的嘉宾。罗将军先到，校友会主席介绍各校友与罗将军见面，罗将军与大家一一握手，主席介绍我时，我仍穿着下士的军服，当我伸出右手时，罗将军只顾上下打量我，迟迟不伸出右手与我相握，使我空悬右手，非常尴尬。一会，主席不得已再次介绍说；“这位孙校友先参加十万知识青年军，后来奉调到缅甸新一军。”然后罗将军才勉强地伸出右手轻轻接触我的右手，我心里自责太天真，见了长官不行敬礼，竟欲握手，亦责罗将军太缺乏风度。不久孙将军到，主席又逐个介绍校友与孙将军见面。我不待介绍，趋前向孙将军行军礼。孙将军答以军礼后又亲切地伸手与我相握，笑说：“你也来了，很好，很好。”
不几月，新一军从海路北上秦皇岛，我全心全意盼望退伍重返政治大学复学，当时我虽未离军籍，但心已不在军营。我父母亦由广西回广州。永安堂的主人胡好先生也回到广州，新一军交还永安堂给胡好先生，我乃迁回同福路的故居。何同学则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补修四年级课程。我常常到中大师范学院与她相会，我仍穿军服，她的中山大学同学多侧目以视。晚上我常从广州市河之南，踏着月色到河之北她家相聚。后来我的退伍请求正式被批准，还发给我一张“直接参加抗战官兵”的证明书。这时政治大学已由重庆迁回南京，于是我返南京复学。
从此，从军生活只留在我的记忆中。使我怀念的军人中人物，是丰富动人的孙立人将军和诚朴忠勇的疥头排长。我的从军于国家无丝毫贡献，只丰富了我自己的生命。我很珍惜这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