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解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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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业周，王国莲
历时二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念越来越明晰，发展内涵越来越丰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含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彰显着中国社会发展实现转型的标志和契机，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维方式层面对发展进行总体性反思，从而规范和导引发展。战略思维契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特质和发展要求，成为规划当代中国发展的主导思维范式和解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视角。　　一、战略思维规约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表征战略思维　　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思维方式带有总体性和综合性，一定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思维的空间、方向、路径和手段。没有思维方式的转变，观念的创新和实践方式的转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观在思维领域的一次革命，它表明科学发展观与战略思维内在地紧密相关，战略思维规约着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表征着战略思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战略思维是人们在进行战略谋划时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理念和思维活动，其核心是全局性思维，基本着眼点是用宏观的战略眼光分析问题，照应系统的各方面，照应过程的各阶段。运用战略思维进行全局性谋划，必须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广大人民利益为落脚点，以调动实践主体的自觉性为根本，即遵循事实性原则、价值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　　首先，战略思维的事实性原则是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　　军事家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基本前提是知己知彼，“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1］（Ｐ179－180）打仗如此，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亦必须如此。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他坚决反对照搬书本和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强调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际出发来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来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指出：“国际共运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2］（Ｐ245）正是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实际国情出发，邓小平为中国的发展制定了科学、求实、管用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的确立，是植根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对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清醒认识，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是以战略思维的事实性原则为前提和基础的。　　其次，战略思维的价值性原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目的　　如果说战略思维的事实性原则，是主体要获得对客体“本来如此”的认识，那么，战略思维的价值性原则，则是主体要获得对客体“应当如此”的认识。一个科学的合理的价值评价、价值认识，既是对客体状况的正确认识，又是对主体需要的正确把握。对客体实际状况的正确认识是形成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基础和前提，对主体本身实际需要的正确把握是形成科学的价值评价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战略思维的价值性原则决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和目的，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选择。　　战略思维的价值性原则，是以客观世界的“实事”和“是”为前提和根据的，要求把现实与理想、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代价与目的、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和价值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在实践中必须做到以满足主体的需求为目的，形成以尊重人、爱护人、时刻关注和促进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导向。因此，在战略思维活动中，不仅要遵循事实性原则，要客观全面地把握和认识“实事”和“是”，而且要遵循价值性原则，明确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利益追求。如果说，事实性原则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价值性原则则是要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要求战略策划者和决策者搞清楚主体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要正确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再次，战略思维的主体性原则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和根本　　战略思维是一种“自为”和“为我”的活动，具有鲜明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以及明确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战略思维的事实性原则、价值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是辩证统一的，战略思维的事实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蕴含着主体性原则的内在要求，战略思维的主体性原则是事实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的必然体现。　　战略思维作为一种具有高度主动、自觉、能动、预见、创新特征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原则。战略思维的主体性无疑具有实践和价值两个维度，进行战略思维既需要活动主体的运筹帷幄和贯彻执行，也需要观照战略思维的价值主体或主体活动的价值追求。战略思维的活动主体，包括战略思维的谋划者和战略思维的执行者。战略思维的价值主体，是指在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战略筹划时，从什么人的利益出发，以谁的利益为根本目标追求。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Ｐ118－119）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4］（Ｐ147）。战略思维的活动主体和价值主体是内在的有机统一体，共处于社会实践中，只有充分调动和激发战略思维活动主体的自觉能动性和宝贵创造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主体的根本利益。　　“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5］（Ｐ477）。战略思维的主体性原则与事实性原则和价值性原则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性原则要求战略主体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正确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利用客观规律，又必须坚持主体性原则，充分发挥人类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按照价值性原则的要求，尊重实践，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的规则和线路，规范着人们思维运行的方向和侧重点。从认识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是从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全部总和出发，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认识，是从社会发展的全部联系或关系、中介入手去认识，是从社会有机体的动态发展中去考察、去前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体现了战略思维的整体性特征、联系性特征和长远性特征。　　首先，全面发展是战略思维整体性特征的体现　　人类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古代的人们重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以其原始的朴素的直观的方式描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画面。恩格斯曾说过，古代希腊人的哲学，“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6］（Ｐ525）。但由于当时实践范围和认识能力的局限，人们对具体事物缺乏足够的研究。“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7］（Ｐ359）伴随着近代经典科学的发展，人们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彼此区分开来的、各自独立的实体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为世界只是无数不同的实物单位的集合体，形成了“实体中心论”的机械思维方式，这种“用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在了”［8］（Ｐ413）。古代人们“只见森林，看不清树木”和近代人们“只见树木，看不清森林”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思维发展进程中辩证否定的必要环节。到了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开始进入整体化发展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适应现代科学与社会生活高度复杂化、综合性的特点，产生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本质的需要，人类的思维方式进入了现代辩证的“系统论”。列宁说：“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9］（Ｐ364）　　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辩证法所揭示的规律和关系在人脑中的内化。战略思维的整体性特征是唯物辩证法全面的观点在思维中的体现，与系统的最基本特性——整体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谓整体性，是指系统中的诸多要素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起作用。一方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它的每个要素都不单独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即整体高于部分。整体不是各孤立部分在空间上的简单相加和机械拼凑，而是各部分内在的有机联系在功能和性质上的整合优化。整体的功能和性质影响和制约着部分的功能和性质，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说过，“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10］（Ｐ171－172）。另一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对外来的作用能作为一个整体作出反应，不管受到外来作用的是其中哪个部分，整体都会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当然，隶属于整体的部分，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有的是一般性作用，有的是决定性作用。“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讲的是要善于抓住重点，善于把握关键性环节。正是因为整体对部分而言，总体功能和性质的高度综合性和复杂性，全局性的战略或战略性全局特征要求在一切活动中都应该具有全局观念，讲全局、懂全局、谋全局，总揽全局，运筹全局。　　其次，协调发展是战略思维联系性特征的体现　　战略思维的整体性特征与它的联系性特征是紧密相联的。因为，这个“整体”，蕴含着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的有机关系。正是这种有机关联性形成了事物的整体性，且事物的有机关联性越复杂，这种整体性就变得越重要。因此，深化对战略思维整体性特征本质的分析，必须着重把握系统整体的有机关联性，探寻事物发展的内在机理，理解系统的“相关性”、“有机性”、“关系质”等特征。　　战略思维的联系性特征是对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和现代系统论的协同学和耗散结构理论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要求我们确立以关系为中心的关系思维方式，用关联性的思维来分析和考察物质世界。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特性内在地要求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列宁说过：“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10］（Ｐ165）科学发展观既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又倡导社会的协调发展，构成社会有机体诸要素的协调发展是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新阶段的必然选择。　　再次，可持续发展是战略思维长远性特征的体现　　“世界并不是由物质实体构成的，而是由性质和关系组成的有机体构成的；有机体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结构，具有生命与活动能力，并处于不断的演化和创造中，这种演化和创造就表现为过程。”［11］（Ｐ55－56）战略思维即是人类对有机体联系和演化的运动法则的认识、内化和运用。它既包含着总揽全局照应系统和各个方面的整体性特征和联系性特征，也包含着预见未来照应过程和各个阶段的长远性特征。整体性特征和联系性特征侧重于从静态的逻辑分析揭示世界的联系，长远性特征则侧重于从动态的系统演化揭示世界的发展。它们密切联系，互补相关，共同应用于人们对世界有机体的考察和认识中。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一时”等，讲的都是战略思维的长远性特征，既注重过程的延续性，又关注未来的指向性，彰显着人类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智慧和精神。　　可持续发展，是伴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人类为了追求良性的健康的长远的发展而提出的发展理念，“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2］（Ｐ279）。这是着眼于人类的整体和发展前景，具有长远眼光的发展战略。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以其深邃的洞察力警告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Ｐ38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人类的力量影响到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13］（Ｐ38）此话并非危言耸听。从时间维度上看，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表明人类的未来意识的真正觉醒，“未来”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问题的视角，现在虽不等于未来，但未来是现在的延续。　　二、战略思维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初步回答战略思维何以成为科学发展观的规约和范导，只是解决了如何可能的问题，但科学发展观强烈的实践性呼唤我们必须实现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即必须进一步从实践上提出运用战略思维引领科学发展观落实的行动模型。　　首先，提高战略思维的正确性是前提　　作为一种实践性思维方式，战略思维本质上是对主客体辩证统一关系的反映，具体而现实地体现着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说完善的战略来源于正确的战略思维，那么，正确的战略思维则来源于正确的战略判断。正确的战略判断“必须有明确的观念并指出事物的内在联系”［14］（Ｐ14）。　　提高战略思维的正确性，一是判断根据要切实。战略思维的判断根据有主观根据与客观根据之分，也有理论根据与实践根据之别，甚至还有方法根据与手段根据之异。毫无疑问，影响最直接、把握最困难但意义最重大的应是客观根据。以社会发展的战略判断为例，其判断根据无疑十分复杂且充满变数，但依然有规律可循，它不外乎包括：发展的时空座标的确认——世情与国情即全球化背景和当下的国内发展环境；发展的机遇意识的清醒——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潜在发展机遇的分析及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精神状态；发展的目标预设与具体内容的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即充分考虑和照顾各项目标内容的关联度；发展的预期风险的估价与防范——充分考虑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国际经济变动的影响以及跟踪监控和规避劣势的机制的制定与调适，等等。二是判断方法要科学。战略判断的基本取向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预见，为战略思维主体确定战略目标、制定战略计划、组织战略实施提供依据，无疑，作为一种理论认识活动，它必然是在一定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的。战略判断方法具有丰富蕴涵，其构成和操作体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宏观层面即一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其二是中观层面即基本方法论：系统科学法。其三是微观层面即具体方法论：S．W．O．T战略分析法(即对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的分析)。三是判断能力要增强。战略主体是战略判断的承担者，作为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战略主体的判断能力十分重要。战略判断作为高层次思维活动，具有理论思维的性质，战略主体必须不断强化战略意识，提高理论思维水平，认识和把握规律；战略判断过程是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过程的统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手段和方法，战略判断主体尤其要顺应时代，加强战略思维训练，不断变革自己的思维方式，实现从封闭向开放、由静态向动态、从单维向多维的转变；战略主体要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判断能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来源于生动的战略实践活动，实践过程才是提高战略判断能力的根本途径，实践的结果才是检验判断能力的标准和最终目的。　　其次，从战略思维层面确立科学发展观是保证　　发展观是一总体性概念，更是一整体性活动，因而，从战略思维层面确立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更是必须的。具体而言，就是要努力实现“三个统一”。一是在空间维度上体现全局与局部的统一。坚持全局与局部的统一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依据，它是唯物辩证法整体和部分关系原理的基本要求，也是战略的核心问题。同时，世界范围发展实践决定的发展模式由线性向整体性的变迁导致和呼唤整体发展观的出现，为全局与局部统一原则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合法支持，全球性问题的出现是重要标志，发展要素(主体、内容、代价、影响等)的既高度细化或分化又高度紧密或综合的趋势的强化更是明证。因而，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一国内部的发展实践都要求建构和确证发展观时首先必须坚持全局与局部的统一。二是在时间维度上体现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充分考虑并着力实现现实与未来的统一是战略思维的内在要求和发展指向，因为它代表并反映着人类所有活动的向往与意义，因而更是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运动和构成现实步骤与未来目标的积极环节的社会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逻辑，强调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和贯彻这一原则，在当今我国社会发展中尤为重要。它的基本蕴涵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肯定现在发展的合理性，又力图保证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实现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二是强调发展的公正性，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当前特别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关系十分密切，也十分重要。从未来指向性上讲，发展的公正性是使发展可持续成为可能的根本前提，没有现实中的公正发展，现实向未来的演进就丧失了根基。当然，人类社会发展虽是个连续的过程，但代内公平、公正并不能自动演绎成代际公平、公正，强调现实需求虽然合理而紧要，但发展资源、机会等的有限性依然要求我们必须在现实发展中为未来发展自觉、主动而有效地作出安排。三是在文化维度上体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战略思维是实践过程在观念上的展开，因而，在文化维度上遵循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既是战略思维正确性的内在要求，也是运用战略思维的基本诉求。因而，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战略思维结果的科学发展观，理应体现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原则，这不只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必须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的必然反映，也是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强烈呼唤。　　再次，从战略思维高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　　作为一种对策选择，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创新性，客观上业已并将继续发挥较好的作用。但无论是世界范围内发展观转变与发展问题解决的不对称、不同步的先例，还是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问题丛生的现实都警醒我们：以为发展观转变可以带来所有发展问题的解决的想法不仅是简单幼稚的，更是十分有害的。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极强的整体性、综合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各个要素、各种问题相互缠绕、彼此牵扯，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问题真正解决的理想追求都会因受制于系统中其他问题的羁绊而困难重重，使社会发展步履维艰，人类必须从思维方式的高度跳出社会发展，站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部，“俯瞰”社会发展，实现思维方式由传统思维向战略思维的提升并以此范导科学发展观，我们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开阔视野，才能促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就会因此为全世界特别是后发国家贡献一具有普适性的成功范例。　　但是，从战略思维高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选择尚需相对具体化，问题是，因战略思维作为思维方式一般的高度抽象性和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艰巨性，特别是两者对接的原生创新性，两者连接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找必然因具有太多可能选项而困难迭生，笔者以为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一是要努力形成宽广眼界。二是要善于把握发展机遇。三是要始终具有问题意识。四是要自觉秉持和谐理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第2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德］黑格尔．小逻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9］列宁全集：第28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列宁全集：第55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彭新武．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2］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14］［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作者简介：汪业周（1966—　），男，江苏泗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在读博士，淮阴工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