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3 04:08:32
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赵启强 发表于 2006-7-9 8:30:12
今天，权钱交易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仍然是阻碍中国的社会转型向公正、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老百姓对权钱交易深恶痛绝，并且认为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执法者的不作为而忽视了杀人者、抢夺者……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权钱交易与开放初期的权钱交易已经有了质的变化：那时，腐败了的权力，是权钱交易的主角、是作恶的主体，钱只是傍在权力身边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那时，钱是要看权力的眼色才能获利；还有，那时的权钱交易不过是多吃多占，不过是零打碎敲，不过是靠着价格的双轨制，给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些“万元户”而已。
今天，忍气吞声的媳妇已经熬成了婆，壮大起来的钱不再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后面沾点儿小便宜，他们的目标不是万元户，而是福布斯榜上的亿万富翁；今天，钱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它要收买权力、要赢家通吃；在利益面前，他胆大妄为，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天，在中国许多由权钱勾结所实施的偷窃和抢掠中，钱是主角、是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进入到那些毫无生命保障的工作场所……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文书是作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
有如此强大的资本力量，有如此霸道的资本，如果政府不作为，而一味“国退民进”，那真会国将不国。
所以，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论，不是政府退出、不是削弱政府，而是督促政府切切实实地担负起对占有了资本从而处于绝对强势的那一部分人地监管。
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对政府的历史性要求——在这个时代，社会必须拥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神话相对应的强势政府！
所以，不是退出，而是站出来担负责任——至少在当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的历史关口，应该如此。
当然“小政府，大社会”仍是现代政治理念中最令人动心的理想；但要强调的是，这“大社会”是指大众的社会公权，而不仅仅是指一个强大的、能与权力抗衡资本家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到了可以让政府让出部分权力，那也应该是还给整个社会所有（比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从长远论，当然应该削弱权力，但被削弱的权力应该归还给社会而不仅仅给予资本。
对社会的忽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特点：一边强调国家，一边强调经济精英，但都没有强调社会；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国家主义，但唯独没有社会主义——双方都没有谈到职工、谈到社会，谈到作为财产真正主人大众。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谈社会、谈社会的权益，尤其谈社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并无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是要加大“作为”的力度，去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去制止它所应该制止的……
期盼政府的强势和作为，是过渡性的、是权宜之计，是社会还无力承担对自己的保护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从长远讲，我们当然期盼政府将更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呼唤一个负责任的、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要一个“大政府”，更不能要“大政府主义”。
或许，仅仅是这一点上，才是我们与郎咸平的分歧。
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在没有权力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当然是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能掩盖另一个刻不容缓问题：庞大而无所作为的权力，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此，政府如何在既要提高效率，又要降低执政成本；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既要强化职能、提高行政能力，又要构建一个节俭的“小政府”的悖论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再说得通俗一点，政府必须对该管的事加大“作为”，而从不该管的社会事务——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比如对公民的精神活动的规划、比如对公民自主权、人权的干预等等——中退却下来。
尽管比起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向社会放权方面已经做了许多，但与在资本的肆虐和权钱勾结的腐败面前应该加大作为一样，在这方面，政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今天，权钱交易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仍然是阻碍中国的社会转型向公正、良性发展的主要障碍。对此，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老百姓对权钱交易深恶痛绝，并且认为权力是腐败的根源。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执法者的不作为而忽视了杀人者、抢夺者……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天的权钱交易与开放初期的权钱交易已经有了质的变化：那时，腐败了的权力，是权钱交易的主角、是作恶的主体，钱只是傍在权力身边一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那时，钱是要看权力的眼色才能获利；还有，那时的权钱交易不过是多吃多占，不过是零打碎敲，不过是靠着价格的双轨制，给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些“万元户”而已。
今天，忍气吞声的媳妇已经熬成了婆，壮大起来的钱不再唯唯诺诺地跟在权力后面沾点儿小便宜，他们的目标不是万元户，而是福布斯榜上的亿万富翁；今天，钱霸气十足、颐指气使，它要收买权力、要赢家通吃；在利益面前，他胆大妄为，决不手软。可以这么说，今天，在中国许多由权钱勾结所实施的偷窃和抢掠中，钱是主角、是作恶的主体：
——他们敢于将种田人从农田中赶出去，甚至不让他们收获马上就可以收获的庄稼；
——他们收买黑恶势力，殴打胆敢不给他们让出地盘的搬迁户，敢于把还住着人的房顶掀掉；
——他们敢于让农民工辛辛苦苦地在非人的环境里干上一年而分文不给；
——他们敢于用一两万元，就将死在矿井里的农民工家属打发了、私了了；然后花点小钱封住权力和媒体的口；然后再次招工、再次让农民工进入到那些毫无生命保障的工作场所……笔者亲自见过一位四川农民工与煤矿老板签订的用工合同。其中涉及安全部分是这样写的：“在工作中所出的一切事故，由乙方（农民工）自己承担责任，如死亡，甲方负责给乙方家属赔偿人民币一万元”
这张生死文书是作者在新疆采访时见到的，时间是1998年。
……
有如此强大的资本力量，有如此霸道的资本，如果政府不作为，而一味“国退民进”，那真会国将不国。
所以，以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论，不是政府退出、不是削弱政府，而是督促政府切切实实地担负起对占有了资本从而处于绝对强势的那一部分人地监管。
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对政府的历史性要求——在这个时代，社会必须拥有一个与市场经济神话相对应的强势政府！
所以，不是退出，而是站出来担负责任——至少在当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的历史关口，应该如此。
当然“小政府，大社会”仍是现代政治理念中最令人动心的理想；但要强调的是，这“大社会”是指大众的社会公权，而不仅仅是指一个强大的、能与权力抗衡资本家阶层；换句话说就是，即使到了可以让政府让出部分权力，那也应该是还给整个社会所有（比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从长远论，当然应该削弱权力，但被削弱的权力应该归还给社会而不仅仅给予资本。
对社会的忽视，也是这场论战的一个特点：一边强调国家，一边强调经济精英，但都没有强调社会；一边是资本主义，一边是国家主义，但唯独没有社会主义——双方都没有谈到职工、谈到社会，谈到作为财产真正主人大众。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谈社会、谈社会的权益，尤其谈社会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并无现实意义。正因为如此，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是要加大“作为”的力度，去承担它所应该承担的、去制止它所应该制止的……
期盼政府的强势和作为，是过渡性的、是权宜之计，是社会还无力承担对自己的保护时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选择；从长远讲，我们当然期盼政府将更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因此，尽管我们目前呼唤一个负责任的、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要一个“大政府”，更不能要“大政府主义”。
或许，仅仅是这一点上，才是我们与郎咸平的分歧。
今天，中国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资本在没有权力制约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情况下，对社会的榨取和掠夺当然是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不能掩盖另一个刻不容缓问题：庞大而无所作为的权力，过多地消耗社会财富、将社会管理成本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因此，政府如何在既要提高效率，又要降低执政成本；也就是说，政府必须在既要强化职能、提高行政能力，又要构建一个节俭的“小政府”的悖论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再说得通俗一点，政府必须对该管的事加大“作为”，而从不该管的社会事务——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比如对公民的精神活动的规划、比如对公民自主权、人权的干预等等——中退却下来。
尽管比起计划经济时代，今天的中国政府在向社会放权方面已经做了许多，但与在资本的肆虐和权钱勾结的腐败面前应该加大作为一样，在这方面，政府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
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赵启强的BLOG
我觉得郎教授的“大政府主义”出发点是对的，问题是两点
美国的小政府与中国的大政府由来
政府要有主心骨
政府要有主心骨 L
我国政府是最谨慎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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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政府”的五大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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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好“守夜人”的政府，当然不是好政府
社论：政府辟谣要有更充分的信息公开(南方都市报 2007-8-22)
原来政府是有远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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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很多地方，政府成了一个卖地的大公司，这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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