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泰山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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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7
基督教约产生于公元１世纪，公元1054年，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教派。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后，又从天主教内部分裂出一个新的教派，即“新教”。在我国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一词就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基督教各教派的总称；二是专指新教。本文所讲的基督教专指新教，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
基督教在泰安的传播，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4年基督教传入泰安开始，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为止，这是基督教传入和初步发展时期。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的特点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它的内部宗派数以百计，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而不是各国政府的津贴。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自由竞争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17世纪以后，西方各国基督教建立各种传教活动的组织，即“差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各差会纷至沓来。最先到泰安的是美国美以美会，该会属于基督教监理宗，意为严守教规或由监督主持的教会。同治十二年（1873），肥城安驾庄秀才王瑞符，进京会考名落孙山，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美籍传教士刘海澜，受洗入教。翌年，刘海澜来肥城安驾庄布道，是为基督教传入泰安地区之始，但信者屈指可数。光绪四年（1878）， 该会华北年议会派遣美籍传教士登朗来泰城，在西门外登云街（今青年路中段）建堂传教，并先后扩展到东平、东阿、莱芜、宁阳等地。由于教会力量的发展，到义和团运动前夕，山东美以美会单独划为一个教区，中心教堂设在泰城，下辖泰安、东平、肥城、济宁、宁阳、兖州、曲阜、邹县等地的教务，属该会华北年议会的领导。
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圣公会。圣公会又称安立甘宗，安立甘是“英格兰”的音译。该会开始以北京为传教重点，活动十余年之久，没有多大进展。于是改变策略，开辟山东传教点，派遣两个青年传教士史嘉乐、吴梅里到烟台。他们在烟台学习汉语，也不时深入山东内地。光绪二年（1876），史嘉乐的妻子和吴梅里，来到泰安布道。光绪六年在山东传教多年的史嘉乐，继任该会华北区负责人，统辖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山东等省的教务。他在山东选中了泰山脚下的泰安府为活动中心。随后，该会在泰城灵芝街设立教会，培训了一批骨干，开展传教活动。到义和团运动前夕，教会势力也发展到平阴、肥城、新泰等地。
步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后步的，还有南美浸信会。该会传入山东的时间最早，但来泰安的时间较晚。光绪十九年（1893）， 由于萧墙之祸， 美籍传教士高乐福宣布脱离南美浸信会，另组自立会，制定一个以泰安为基地，向鲁中、皖北、豫东发展的宠大计划。义和团运动前夕，建立泰安自立会，并扩展到了泰安周围的新泰、莱芜一带。但自立会的教义、宗旨基本上与浸信会一致，因此被视为浸信会的一部。
随着基督教各差会的传入和初步发展，泰安“民”与“教”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展开，具体表现在教案迭出不穷，诸如1895年英国传教士在新泰修盖教堂事件，1899年肥城大刀会杀死英籍传教士事件，以及1900年东平的民教冲突，都是发生在泰安地区较大的教案。特别是“肥城教案”，影响更为深远。
肥城教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由泰安返回平阴，途径平阴、肥城交界的四棵树时，被肥城大刀会逮住，次日被杀害。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军队来镇压、追查，强迫老百姓说出谁是大刀会，甚至用火烧百姓”（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Ｐ174）。 逮捕孟光文等6人，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领事“观审”，3人被判死刑，1人终身监禁，1人判有期徒刑，赔款白银9000两，给卜克斯建纪念碑，平阴县拨地５亩盖教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Ｐ107），并在卜克斯的母校、英国坎伯雷特学院“设立一个纪念物”（《教务杂志》卷31，1900.5）。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西方列强的觐见礼。
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质问题还是外来宗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是风俗习惯的差异；三是政治生活上的矛盾。这3个方面可归纳为文化和政治两大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基督福音”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如庚子年发生的“东平教案”， 先是基督教美以美会教民吴某被盗，指挥东乡团长、候选训导尹某“窝拳通匪”，天主教与基督教会对尹某合力围攻，“势欲得而甘心”，而尹、吴二人，平日“并无嫌隙”，只因尹某劝吴某改教，又因他“侮慢关帝为之不平，是以言语开罪”（柳堂《东平教案记》）。由于清朝统治者把关羽当作“忠义”的化身，奉为本朝的护法神，以致义和团运动期间，泰安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堂，改奉“关帝神像”（《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到）。又如光绪二十一年发生的“新泰教案”，起因由于南王庄董克学洗礼入教，捐献一块闲园地段给圣公会盖造教堂， 引起当地乡绅民众的抵制，认为此处建房， “必将隔断龟山龙脉，与阖境风水大有关碍”（《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总署咨文》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这也说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比之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得更直接、更广泛。
政治背景是指近代传教事业同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政策之间的联系。当然这不是说传教事业都是扩张政策的工具，也不是说所有的传教士都为侵略势力效劳。传教士是一个社会阶层，其出身、教育、经历和来华动机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的出于宗教热忱，到中国传布“基督福音”，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劣迹。但在他们中间，也确有一批侵略帮凶，理所当然地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反对。因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基督教是宗教，宗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它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入了教，为非作歹的教民毕竟是少数，但能量却很大， 他们在民教冲突中应负重要责任。正如泰安府官员所说：“拳民抢教， 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在教民冲突中，传教士又站在教民一边，“包揽讼词”，“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但凭教士函信，即签票传人”（《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从而导致民教冲突愈演愈烈。1899年肥城大刀会杀死卜克斯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在此背景之下，终于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但是正义者的愤怒同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难以战胜非正义者。中国人民不仅需要有不屈抗争的意志，还要有跻身先进世界的能力，这才是振兴中华之道。
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1947年，是泰安基督教传播的第二阶段。这期间虽然经历不少风浪，但基本上还是直线上升。
义和团运动期间，泰安知县毛澂，“暗令西人迁移”，对教堂名为“查封严守”，实则加以保护，“教堂无所损失”。但从全局来看，基督教会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各差会不得不改变策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事进行干涉”（《教务杂志》1903.2）。教案明显减少；同时创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以扩大教会的影响。 经过几年的恢复，教民增加，人数超过了义和团运动以前。
20世纪初，美以美会派美籍传教士韩丕瑞来泰安主持教务， 在泰城开设博济医院、妇婴院，到1922年形成一套完整的医疗体系， 肥城、邹县、济宁各地也设置分院。在泰城还先后建成德贞女校、萃英中学，形成教会、医院、学校三位一体的传教事业，为进一步开展传教活动奠定基础。
随着传教活动的向南扩展，美以美会在兖州设立教区，每年在泰城召开泰安、兖州两教区会议后，“年议会”会员再赴北京参加由会督主持的华北年议会，韩丕瑞以泰安教会自重，多年来急欲成立山东年议会，将东平、东阿、肥城三县的教会组成东平教区，下辖东平、演马庄、肥城、东阿、旧县5个牧区。泰安教区只剩下泰城、夏张、孝门、茅茨、范镇、安驾庄6个牧区。至此山东境内泰安、兖州、东平3个教区。1926年经美国总会批准，成立山东年议会，摆脱了华北年议会的控制，直接由美国总领导。为了加强声势，又从泰安教区中分出济南教区，兖州教区中分出曲阜教区。这样山东年议会共有5个教区，28个牧区，39个支堂，管辖泰安、肥城等11个县和济南、济宁两地的教务（赵延廷《泰安基督教卫理公会纪略》）。山东年议会每年在泰城召开，泰安成为美以美会在山东活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山东圣公会也摆脱了华北教区的领导，成为独立的山东教区， 泰城灵芝街教堂成为主教座堂，英籍传教士艾立法、史多玛等先后任主教。圣公会山东教区下辖平阴、东昌、兖州、新泰4个牧区，以及威海、济南2个非正式牧区。泰安为主教直辖区，下辖泰城、沟头、莱芜、留村4个支堂，崔家庄、阜阳庄、宋家庄、洪沟、羊栏沟5个分堂，教徒310人。泰城成为英国圣公会在山东布教的中心。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华办学的目的一致，把办学“作为福音的婢女”，“为基督教铺平道路”。 但具体做法有所侧重，天主教重点放在小学和神学院，一般是天主教堂附设学校；基督教重点则放在大、中学，主要目标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以控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以泰城的几所中学，如萃英中学、育英中学，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基督教各差会也比较重视妇女教育，美以美会创办德贞女子中学、崇道妇女道学院；南美德信会在泰城开设妇女圣经学院，以造就女布道员。
教会学校把宗教列为主课，学生要读《圣经》，特别是其中有关基督教的创世说、 原罪说和耶稣生平等内容。其次，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采取“耶稣加孔子”的战略方针，以便跟官府士绅打交道，因此，儒家的经书也是必修课。教会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让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国，却产生两个后果：一方面使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另一方面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打破几千年封闭式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动机和效果之间的不完全统一，也说明了近代中国的特点。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各差会意识到分散活动的各行其是不利于传教活动，联合的呼声日趋强烈，出现“教会合一运动”。辛亥革命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教会为了清除“洋教”色彩，又进行“本色化”运动，逐步实行中国化。韩丕瑞在泰安召开的山东年议会第3届年会上公开提出：“年来吾会之政策，就是培养中国领袖。”把更多的中国传教士推向第一线。1912年，圣公会在华各差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圣公会总会，成立了“中华圣公会总部”。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等3个属于美国系统的差会，也在上海开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冠上“中华”二字，以示教会的“本色化”。
在上述背景下，1921年泰安人敬奠瀛，在泰安马庄创办耶稣家庭，这是一个名义上由中国人自办的的畸形基督教社团。宗教上进行“灵恩派”狂热活动，并受全身浸入水内的“浸礼”；组织上集体生活，共同劳役；管理上实行封建家长制。“小家”遍及全国127处，马庄成为全国耶稣家庭系统的总领导机构，马庄耶稣家庭称为“老家”。一直到1952年才解散，前后存在32年。
泰安基督教差会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受到日本的排挤，德籍传教士逐渐减少，英、美传教士增多。为了支援协约国作战，英国圣公会主教艾立法组织华工，赴欧参加英法联军华工兵团，担任挖战壕、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打扫战场等勤务。仅泰安崔家庄就有王培绪等34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华工返回家园，极少数留在异国他乡，成为泰安较早的一批侨民。
1938年，日军占领泰安，当时英、美尚未对日宣战，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以及美籍牧师在泰安创办的“四方福音堂”仍继续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当局一方面进驻所有英、美系统的教会、医院和学校，英、美籍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另一方面，为了利用基督教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服务，打起“脱离英、美羁绊”的招牌，以“中华教会自立”为诱饵，把教会的房产交给中国牧师，借以收买一些以传教士身分出现的中华民族的败类。1941年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团”，山东设分会，由日本传教士掌握大权，泰安各县设区会。泰安区会下属教会31处，会员4000人（伪新民学会调查报告《山东民间社团概况》）。对“华北基督教团”的活动，一些爱国的中国传教士进行了抵制。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泰安战事频仍，时局动荡不安。1946年6月新四军攻克泰城，一些传教士逃往济南，泰安教会陷于半瘫痪状态。
1948年以后，泰安基督教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它的第3阶段。西方差会先后撤离，泰安基督教徒投入自治、自养、自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现教会中国化。1951年境内除卫理公会、 圣公会和耶稣家庭尚有组织领导系统外，其它宗派无组织系统。据1956年泰安地区11个县的统计，各宗派所属大小教堂51处，教徒5800多人，教牧人员100人。1958年，“教会进入了宗派基本结束的新时期”，基督教各宗派都不再恢复或建立宗派性组织，泰安卫理公会在青年路（原登云街）的教堂，成为各宗派联合礼拜堂，由中国牧师徐光礼负责教务。1963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泰安地区教堂尚存8处，教牧人员67人，教徒1200多人。“文革”期间，“三自”组织和教会被关闭，宗教活动完全停止。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全区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1985年被占用多年的青年路教堂归还教会使用，任淑远主持教务，经常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徒约300多人。1990年，全市开放教堂和宗教活动点共26处，教牧人员29人，教徒8000余人。广大教徒和教牧人员，高举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旗帜，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基督教约产生于公元１世纪，公元1054年，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两大教派。16世纪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运动后，又从天主教内部分裂出一个新的教派，即“新教”。在我国新教俗称耶稣教，又称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一词就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基督教各教派的总称；二是专指新教。本文所讲的基督教专指新教，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
基督教在泰安的传播，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74年基督教传入泰安开始，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为止，这是基督教传入和初步发展时期。
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的特点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它的内部宗派数以百计，其经费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而不是各国政府的津贴。这种情况的出现，跟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时期自由竞争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17世纪以后，西方各国基督教建立各种传教活动的组织，即“差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各差会纷至沓来。最先到泰安的是美国美以美会，该会属于基督教监理宗，意为严守教规或由监督主持的教会。同治十二年（1873），肥城安驾庄秀才王瑞符，进京会考名落孙山，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美籍传教士刘海澜，受洗入教。翌年，刘海澜来肥城安驾庄布道，是为基督教传入泰安地区之始，但信者屈指可数。光绪四年（1878）， 该会华北年议会派遣美籍传教士登朗来泰城，在西门外登云街（今青年路中段）建堂传教，并先后扩展到东平、东阿、莱芜、宁阳等地。由于教会力量的发展，到义和团运动前夕，山东美以美会单独划为一个教区，中心教堂设在泰城，下辖泰安、东平、肥城、济宁、宁阳、兖州、曲阜、邹县等地的教务，属该会华北年议会的领导。
继之而来的是英国圣公会。圣公会又称安立甘宗，安立甘是“英格兰”的音译。该会开始以北京为传教重点，活动十余年之久，没有多大进展。于是改变策略，开辟山东传教点，派遣两个青年传教士史嘉乐、吴梅里到烟台。他们在烟台学习汉语，也不时深入山东内地。光绪二年（1876），史嘉乐的妻子和吴梅里，来到泰安布道。光绪六年在山东传教多年的史嘉乐，继任该会华北区负责人，统辖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山东等省的教务。他在山东选中了泰山脚下的泰安府为活动中心。随后，该会在泰城灵芝街设立教会，培训了一批骨干，开展传教活动。到义和团运动前夕，教会势力也发展到平阴、肥城、新泰等地。
步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后步的，还有南美浸信会。该会传入山东的时间最早，但来泰安的时间较晚。光绪十九年（1893）， 由于萧墙之祸， 美籍传教士高乐福宣布脱离南美浸信会，另组自立会，制定一个以泰安为基地，向鲁中、皖北、豫东发展的宠大计划。义和团运动前夕，建立泰安自立会，并扩展到了泰安周围的新泰、莱芜一带。但自立会的教义、宗旨基本上与浸信会一致，因此被视为浸信会的一部。
随着基督教各差会的传入和初步发展，泰安“民”与“教”之间的矛盾也逐步展开，具体表现在教案迭出不穷，诸如1895年英国传教士在新泰修盖教堂事件，1899年肥城大刀会杀死英籍传教士事件，以及1900年东平的民教冲突，都是发生在泰安地区较大的教案。特别是“肥城教案”，影响更为深远。
肥城教案发生在光绪二十五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由泰安返回平阴，途径平阴、肥城交界的四棵树时，被肥城大刀会逮住，次日被杀害。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派军队来镇压、追查，强迫老百姓说出谁是大刀会，甚至用火烧百姓”（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Ｐ174）。 逮捕孟光文等6人，押至济南，请英国驻上海领事“观审”，3人被判死刑，1人终身监禁，1人判有期徒刑，赔款白银9000两，给卜克斯建纪念碑，平阴县拨地５亩盖教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Ｐ107），并在卜克斯的母校、英国坎伯雷特学院“设立一个纪念物”（《教务杂志》卷31，1900.5）。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就这样作了袁世凯取信西方列强的觐见礼。
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本质问题还是外来宗教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是风俗习惯的差异；三是政治生活上的矛盾。这3个方面可归纳为文化和政治两大背景。
文化背景是指“基督福音”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差异，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如庚子年发生的“东平教案”， 先是基督教美以美会教民吴某被盗，指挥东乡团长、候选训导尹某“窝拳通匪”，天主教与基督教会对尹某合力围攻，“势欲得而甘心”，而尹、吴二人，平日“并无嫌隙”，只因尹某劝吴某改教，又因他“侮慢关帝为之不平，是以言语开罪”（柳堂《东平教案记》）。由于清朝统治者把关羽当作“忠义”的化身，奉为本朝的护法神，以致义和团运动期间，泰安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堂，改奉“关帝神像”（《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到）。又如光绪二十一年发生的“新泰教案”，起因由于南王庄董克学洗礼入教，捐献一块闲园地段给圣公会盖造教堂， 引起当地乡绅民众的抵制，认为此处建房， “必将隔断龟山龙脉，与阖境风水大有关碍”（《山东巡抚李秉衡致总署咨文》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这也说明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比之意识形态的对立，表现得更直接、更广泛。
政治背景是指近代传教事业同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政策之间的联系。当然这不是说传教事业都是扩张政策的工具，也不是说所有的传教士都为侵略势力效劳。传教士是一个社会阶层，其出身、教育、经历和来华动机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有的出于宗教热忱，到中国传布“基督福音”，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劣迹。但在他们中间，也确有一批侵略帮凶，理所当然地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反对。因此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基督教是宗教，宗教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在阶级社会，它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很多善良的中国人入了教，为非作歹的教民毕竟是少数，但能量却很大， 他们在民教冲突中应负重要责任。正如泰安府官员所说：“拳民抢教， 牵连数府，到处响应，其事虽出于拳民太过，其根实由于教民之太横”。在教民冲突中，传教士又站在教民一边，“包揽讼词”，“地方官畏之如虎，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但凭教士函信，即签票传人”（《泰安府禀》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十日到）。从而导致民教冲突愈演愈烈。1899年肥城大刀会杀死卜克斯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在此背景之下，终于爆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但是正义者的愤怒同落后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正义者难以战胜非正义者。中国人民不仅需要有不屈抗争的意志，还要有跻身先进世界的能力，这才是振兴中华之道。
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1947年，是泰安基督教传播的第二阶段。这期间虽然经历不少风浪，但基本上还是直线上升。
义和团运动期间，泰安知县毛澂，“暗令西人迁移”，对教堂名为“查封严守”，实则加以保护，“教堂无所损失”。但从全局来看，基督教会受到沉重打击，迫使各差会不得不改变策略，“禁止各地传教士直接到官府为教徒事进行干涉”（《教务杂志》1903.2）。教案明显减少；同时创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以扩大教会的影响。 经过几年的恢复，教民增加，人数超过了义和团运动以前。
20世纪初，美以美会派美籍传教士韩丕瑞来泰安主持教务， 在泰城开设博济医院、妇婴院，到1922年形成一套完整的医疗体系， 肥城、邹县、济宁各地也设置分院。在泰城还先后建成德贞女校、萃英中学，形成教会、医院、学校三位一体的传教事业，为进一步开展传教活动奠定基础。
随着传教活动的向南扩展，美以美会在兖州设立教区，每年在泰城召开泰安、兖州两教区会议后，“年议会”会员再赴北京参加由会督主持的华北年议会，韩丕瑞以泰安教会自重，多年来急欲成立山东年议会，将东平、东阿、肥城三县的教会组成东平教区，下辖东平、演马庄、肥城、东阿、旧县5个牧区。泰安教区只剩下泰城、夏张、孝门、茅茨、范镇、安驾庄6个牧区。至此山东境内泰安、兖州、东平3个教区。1926年经美国总会批准，成立山东年议会，摆脱了华北年议会的控制，直接由美国总领导。为了加强声势，又从泰安教区中分出济南教区，兖州教区中分出曲阜教区。这样山东年议会共有5个教区，28个牧区，39个支堂，管辖泰安、肥城等11个县和济南、济宁两地的教务（赵延廷《泰安基督教卫理公会纪略》）。山东年议会每年在泰城召开，泰安成为美以美会在山东活动的中心。
与此同时，山东圣公会也摆脱了华北教区的领导，成为独立的山东教区， 泰城灵芝街教堂成为主教座堂，英籍传教士艾立法、史多玛等先后任主教。圣公会山东教区下辖平阴、东昌、兖州、新泰4个牧区，以及威海、济南2个非正式牧区。泰安为主教直辖区，下辖泰城、沟头、莱芜、留村4个支堂，崔家庄、阜阳庄、宋家庄、洪沟、羊栏沟5个分堂，教徒310人。泰城成为英国圣公会在山东布教的中心。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华办学的目的一致，把办学“作为福音的婢女”，“为基督教铺平道路”。 但具体做法有所侧重，天主教重点放在小学和神学院，一般是天主教堂附设学校；基督教重点则放在大、中学，主要目标是培养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以控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以泰城的几所中学，如萃英中学、育英中学，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基督教各差会也比较重视妇女教育，美以美会创办德贞女子中学、崇道妇女道学院；南美德信会在泰城开设妇女圣经学院，以造就女布道员。
教会学校把宗教列为主课，学生要读《圣经》，特别是其中有关基督教的创世说、 原罪说和耶稣生平等内容。其次，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采取“耶稣加孔子”的战略方针，以便跟官府士绅打交道，因此，儒家的经书也是必修课。教会办学的目的在于传教，让上帝的福音传遍中国，却产生两个后果：一方面使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另一方面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打破几千年封闭式的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动机和效果之间的不完全统一，也说明了近代中国的特点。
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各差会意识到分散活动的各行其是不利于传教活动，联合的呼声日趋强烈，出现“教会合一运动”。辛亥革命进一步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教会为了清除“洋教”色彩，又进行“本色化”运动，逐步实行中国化。韩丕瑞在泰安召开的山东年议会第3届年会上公开提出：“年来吾会之政策，就是培养中国领袖。”把更多的中国传教士推向第一线。1912年，圣公会在华各差会，在上海召开中华圣公会总会，成立了“中华圣公会总部”。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等3个属于美国系统的差会，也在上海开会，联合组成“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 冠上“中华”二字，以示教会的“本色化”。
在上述背景下，1921年泰安人敬奠瀛，在泰安马庄创办耶稣家庭，这是一个名义上由中国人自办的的畸形基督教社团。宗教上进行“灵恩派”狂热活动，并受全身浸入水内的“浸礼”；组织上集体生活，共同劳役；管理上实行封建家长制。“小家”遍及全国127处，马庄成为全国耶稣家庭系统的总领导机构，马庄耶稣家庭称为“老家”。一直到1952年才解散，前后存在32年。
泰安基督教差会以英、美传教士为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受到日本的排挤，德籍传教士逐渐减少，英、美传教士增多。为了支援协约国作战，英国圣公会主教艾立法组织华工，赴欧参加英法联军华工兵团，担任挖战壕、修工事、运弹药、抬担架、打扫战场等勤务。仅泰安崔家庄就有王培绪等34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部分华工返回家园，极少数留在异国他乡，成为泰安较早的一批侨民。
1938年，日军占领泰安，当时英、美尚未对日宣战，美国美以美会、英国圣公会以及美籍牧师在泰安创办的“四方福音堂”仍继续活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当局一方面进驻所有英、美系统的教会、医院和学校，英、美籍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另一方面，为了利用基督教为所谓的“大东亚圣战”服务，打起“脱离英、美羁绊”的招牌，以“中华教会自立”为诱饵，把教会的房产交给中国牧师，借以收买一些以传教士身分出现的中华民族的败类。1941年成立了“华北基督教团”，山东设分会，由日本传教士掌握大权，泰安各县设区会。泰安区会下属教会31处，会员4000人（伪新民学会调查报告《山东民间社团概况》）。对“华北基督教团”的活动，一些爱国的中国传教士进行了抵制。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泰安战事频仍，时局动荡不安。1946年6月新四军攻克泰城，一些传教士逃往济南，泰安教会陷于半瘫痪状态。
1948年以后，泰安基督教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它的第3阶段。西方差会先后撤离，泰安基督教徒投入自治、自养、自给的“三自”革新运动，实现教会中国化。1951年境内除卫理公会、 圣公会和耶稣家庭尚有组织领导系统外，其它宗派无组织系统。据1956年泰安地区11个县的统计，各宗派所属大小教堂51处，教徒5800多人，教牧人员100人。1958年，“教会进入了宗派基本结束的新时期”，基督教各宗派都不再恢复或建立宗派性组织，泰安卫理公会在青年路（原登云街）的教堂，成为各宗派联合礼拜堂，由中国牧师徐光礼负责教务。1963年，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后，泰安地区教堂尚存8处，教牧人员67人，教徒1200多人。“文革”期间，“三自”组织和教会被关闭，宗教活动完全停止。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逐步落实了宗教政策，全区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1985年被占用多年的青年路教堂归还教会使用，任淑远主持教务，经常来教堂做礼拜的教徒约300多人。1990年，全市开放教堂和宗教活动点共26处，教牧人员29人，教徒8000余人。广大教徒和教牧人员，高举爱国爱教、荣神益人的旗帜，积极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