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知青返城30年（上）

切·格瓦拉还是堂吉诃德
——知青返城30年（上）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夏榆发自北京
2009-05-13 15:28:45
我们这代人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做魔鬼，把整个社会秩序颠覆，我们做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实际上危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机；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被迫完成了自我历练和自我教育的残酷过程，最后以此完成自我拯救。跟红卫兵运动相比，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挽救了我们这一代人，它让我们体验苦难，也认识苦难，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是被挽救的一代。所以知青们，千万别把自己看成是无辜的一代，受害的一代。
——邓贤

“红色的切”是当年知青们对切·格瓦拉的昵称。
成都知青邓贤首次读到手抄本《格瓦拉日记》是下乡第二年：“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圣经》，革命者的指南，当代青年的《共产党宣言》。我有些兴奋，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怀着巨大期待一口气读完这本不知道辗转过多少人手和来路不明的手抄本。”
对于所有与新中国一起诞生的知识青年来说，出没于南美洲丛林中的游击战士切·格瓦拉是他们的光辉榜样。在漫长的边疆插队生涯中，邓贤常常与一些长途跋涉的男女知青不期相遇，他们都是从各省插队的农村甚至遥远的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大草原赶来投奔金三角游击队的。
1979年，就是这些境外知青和他们1500万战友迎来了返城狂
2009年，是他们返城30年的纪念。
肉里的像章
“红卫兵”最早是清华附中学生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
1966年5月29日，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他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纷纷署名“红卫兵”。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邓贤参加红卫兵的时候是13岁，小学还没毕业。
邓贤的爷爷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父亲是参加过缅甸远征军的老兵，“文革”中被北京的红卫兵赶到成都抄家。即使被抄家，邓贤还是崇拜革命，渴望脱离资产阶级的家庭。那时邓贤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渴望寻找自我，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现实给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革命和造反。他们大胆无畏，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围攻“右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批斗各种“反动权威”，把他们扫地出门并接管他们的机构。
年少的红卫兵冲到革命的对象家里，把那些人吊起来随便打，造反的场面让邓贤心惊胆战；但同时，作为红卫兵，他更多感觉到的是威风，街上的警察被赶走，学校的老师和校长被打倒，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1966年8月18日黎明，多达1100万红卫兵陆续受到毛泽东的检阅。
对红卫兵来说，去北京城见毛主席是幸福的梦想。按照中央通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要选派代表分期分批前往。
1968年8月，对于红卫兵宫齐来说，他所在的城市昆明跟其他城市一样，面临谁该当代表去见毛主席的问题。学校里的几派红卫兵组织互不相让，为争代表权大打出手，后来有人提议采用公开擂台赛的方式。“文革”伊始，全国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林林总总，有的巨如脸盆，有的微如纽扣，花样翻新琳琅满目。佩戴方式也五花八门各具特色；有别在帽子上当帽徽的，有别在连衣裙上做胸针的，也有人别一个两个，还有人则把整个衣襟别得满满当当的，阳光一照，闪闪发亮跟古代铠甲一样。就跟今天一些女孩的另类时装一样。还有的红卫兵为了显示忠诚和勇气，直接将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口皮肤上。
擂台赛比的就是别毛主席像章——不是别在衣服上，而是钢针直接刺进肉里，谁的数量多当场获胜。擂台赛一经推出，狂热者争先恐后，其中不乏女生。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选手都把钢针刺穿自己柔软透明的皮肤，完成一次效忠领袖的精神洗礼。钢针每刺下去，台下欢声雷动，男选手骄傲地挺起胸膛，像章挂在皮肤上闪闪发光；女选手也不甘示弱，宫齐记得，有个蔺姓女生当场把一枚钻石般的领袖像章别在光洁的额头上，赢得满堂喝彩。
擂台赛一轮轮进行下去，水泥台面被鲜血染红。当宫齐在手臂上刺进第20枚钢针的时候，大多数选手已经败下阵去，他们个个血流不止。比赛进行到第40轮，台上只剩下两个最顽强的对手：一个是男红卫兵宫齐，另一个就是女红卫兵蔺。
擂台赛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来。女红卫兵蔺在坚持别到第50枚像章时不幸被自身的局限性所打败——这个女生有限裸露的皮肤上再也找不到可以下针的地方了；男红卫兵宫齐从容地在自己头皮上刺进第51枚钢针。代表权归属之争水落石出。
然而宫齐也并没能见到毛主席，他因为破伤风险些送了性命。
2001年，邓贤在东南亚金三角见到这个叫宫齐的人，此时的宫齐偷渡出境，参加境外游击队革命失败，隐居在曼谷的一座孤岛上。脱掉西装，他干瘦的躯干上布满密密麻麻的针孔。
没人敢管你
1967年夏日的一天，韩少功回家时经过一片街区，遇上一场混乱的枪战。一粒黄色的子弹命中了他，在大腿上钻出两个洞，鲜血喷涌而出，把短裤和鞋子都浸透了。
受伤的韩少功躲入民房，然而他被武斗者找到，送入了医院。那时候他发现这家医院已经成了战地专用医院，一批批武斗受伤者被送到这里，其中有些重伤员是军人用直升机从远处送来的。医生们在手枪和冲锋枪的威逼下做手术，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慰问伤员的文艺演出则在血迹凌乱的病室里进行。
老红卫兵韩少功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文化大革命’是青年红卫兵的政治狂欢。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同一旗号下，他们分成不同的派别展开激烈的对抗，与青春相伴的愤怒和反叛的情绪得以以一种极度喧嚣、亢奋和无上光荣的方式喷发出来，令他们陶醉不已。政治见解上的分歧和异议被无限升级成为武装斗争和人身消灭。”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之前，学校处于无政府的学生自治状态。学生们也自发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但更多的精力耗费于派性争斗。两派之间的争斗和攻击是家常便饭。
湖南知青、《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回忆说：“1968年，湖南武斗激烈，长沙闹得最凶，很多红卫兵参加了武斗。当时的武器我样样会用，从手枪到机关枪。这些武器都是抢来的。在通往浏阳的路上，有很大的一个军火库。那里的枪弹都被抢光了，有的知青身上挂满高射机枪的子弹，挂满各种武器，没人敢管你。浏阳的武斗也非常厉害。有德国人用的冲锋枪，有美式汤姆式冲锋枪。湘潭有一个坦克工厂，武斗的时候，70吨重的坦克会开到街上。”中国一夜之间变成枪林弹雨的战场。
1968年，红卫兵在全国的革命串联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造反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街道居民、军事院校的解放军官兵组成的红卫兵行动起来，扒火车、扒汽车、扒轮船，车厢挤满就爬车顶、爬厕所，一切交通工具都在超负荷运转，一切公路、铁路、水路都在昼夜不停地运送着南来北往浩浩荡荡的大串连人群。到北京，到上海，到韶山，到延安，到井冈山，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把大串联的火种撒遍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这场全国范围的大串联卷入人数约为5000万人，历时将近一年。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文化革命”，是月，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学生运动席卷全国。拉丁区筑起几十处街垒，警察与学生冲突不时发生，造成流血事件；一千多万工人以占领工厂为特征的罢工浪潮与学生运动相呼应，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
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回忆道：“1968年是重要的一个时期，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和伯克利，大学里也完全被学生占领。在东京也是如此，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大楼成为一座象征性城堡，在这里众多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
对于出现在异国的红卫兵运动中国知青们并不知道，邓贤说：“我们是看《参考消息》才知道巴黎也有红卫兵，东京也有红卫兵，但是我相信肯定是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或者说影响了世界。中国的红卫兵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青年躁动的激情被点燃。”
跨越国境，继续革命
“当年红卫兵的道路就是当知青上山下乡，但是那些特别狂热和坚定的红卫兵拒绝当知青，他们认为当知青是堕落。这些人怀有革命理想，他们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就到国外去寻找，他们出国当‘缅共’、‘越共’、‘马共’。当时国外有很多游击队，越境出去的知青就参加游击队，渴望直接解放全人类。”邓贤说。
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全纪录》第893页对这些不甘“堕落”的红卫兵们有如下记录：
1966年10月30日北京10名中学红卫兵踏上南去南宁的列车，准备偷越边界，援越抗美。临行前，他们集体向周恩来写信，表示愿死在战场；又誓言等到越南统一之日，再返北京。
但在边镇凭祥，这群准备越境者被扣留，遣回北京。其中有4人寻机逃脱，终于进入越南国境，到达河内，被送入中国大使馆。周恩来为此事专门指示中国驻越南大使朱奇文，同意这几名红卫兵先在中方援越部队中锻炼，以后随部队轮换时回国。这4人被分配到高炮部队当预备供弹手，不久即有人阵亡。
1968年，云南省某卫生学校的学生邬江河——一个身体单薄的男孩，背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来到了德宏傣族自治州。一河之隔的国境对面，就是今天闻名世界的毒品王国金三角，在这个时期一支缅甸红色游击队正在崛起。
“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他是不可效仿的，但格瓦拉是可以效仿的，一个人到处跑，开展丛林游击战。格瓦拉对知青来说，就是一个符号，国际革命的符号，游击战的符号。”邓贤说，
卫校学生邬江河没有放下革命，他像自己的榜样、医科大学生切·格瓦拉一样，跨越国境，继续革命。
邬江河也是邓贤采访过的最早私自越境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他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做卫生员，他被称为游击队的“沙家浜”，负责救助伤病员，在一次战斗中邬江河抢救了游击队的18名伤员。
云南边界是缅共控制地区，邓贤那时看见缅共的招兵站就设在国境线上，“脚一抬就过去了”。“大旗飞舞冲天笑，赤遍全球是我家。”毛泽东豪迈的诗篇为当年不顾艰险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脉去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知青们提供了精神动力。
1968年，随着中国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大批来到边疆插队的男女知青偷越国境，给国境对面的红色游击队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在毗邻中国西南边疆的金三角，一支打着革命红旗的外国游击队日益活跃。游击队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许多游击队员手中只有大刀长矛和自制土枪，但是他们还有“头脑里的思想武器”，那就是“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他们的口号十分明确，那就是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革命政府。这支红色队伍在金三角边境建立了一个狭长的红色根据地，从敌人手中缴获了迫击炮和机关枪，对外号称万人大军。
邓贤把格瓦拉形容为“一个红色的堂吉诃德”：“格瓦拉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革命应该是浪漫者的事业，但浪漫主义者最直接的归宿是什么？是堂吉诃德，格瓦拉缺少现实主义者的一面，他就没有好好生活过，在卡斯特罗执掌古巴领导权力之后，那些现实主义者去做部长了，格瓦拉却跑到南美丛林去革命。”
有资料称：1966年以前，金三角的缅甸游击队仅有几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后的1970年，游击队人数已经激增到近3万人，鼎盛时期高达5万人。
2001年邓贤带了4万元人民币去东南亚和金三角寻找那些境外知青，而此时这些视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战士们，一直到中国和缅甸共产党合作以后才回到祖国。回来时，他们有的眼睛被打瞎，有的被炸断一条腿。还有的在缅甸境内叛乱，被关在牢里最后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