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我与国光同志认识很早，我国的改革事业曾使我们在一条战线上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国务院体改办参与方案的设计，国光同志作为学者进行改革理论的研究，经常在开会时碰面。在当时直接参与改革的理论工作者中，除薛暮桥之外，就是刘国光、蒋一苇了。一苇以倡导“企业本位论”而闻名，国光偏重于宏观的研究，主张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国光是对我国早期改革有影响、有贡献的学者之一。1987年，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参与改革，就没有再见到国光同志了。
事过25年的今天，我看到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发表的一篇谈话，使我震惊不已。政治性之强、火药味之浓、观点之尖锐，不象是一个学者的语气。震惊之余，我认为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5年来的一层窗户纸。     他提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5年的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人们私底下都有议论，各有各的看法。但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不争论”的方针指导下，大家都不公开讲。今天国光同志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认为，捅得对、捅得好。今天需要对改革深层思考的时候了。
党的十七将要召开，中国面临重大抉择：一是倒退，回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二是照旧，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三是创新，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我建议，中央就国光同志提出的问题，发动、组织理论界好好讨论，理论上、思想上再不能“和稀泥”、“不争论”了。我就抛砖引玉，谈谈我的看法。
先讨论，中国25年改革的理论取向，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国光同志在谈话中指出：“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接着，国光同志谈到，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教材编写、教师队伍，直到教育领导权等等都存在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排挤，西方经济学受重用。
国光同志谈的虽然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但实质是关系25年改革的理论评价。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时，国光同志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既然，25年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25年改革西方经济理论没有什么指导作用，那么怎么会出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问题呢？这就不符合逻辑。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对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改革，有个正确的认识。小平同志抓改革，是基于对国情的基本判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50年。为此，小平同志决意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为中心。要发展经济，党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做法，实行鼓励个人发财、鼓励百姓消费两大政策。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追逐财富的能量，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消费的欲望，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原动力。这也就使我国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鼓励发财是增加供给、鼓励消费是刺激需求，灵活有效的调动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只能依赖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我国发展经济与改革体制的必然选择。
在党内思想阻力重重，动不动就用“姓社姓资”来阻挠改革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利用他的政治权威，封住反对者的咀，提出“不要争论”，“大胆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政治判断，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而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为参照的开放与改革，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目标、西方的经济法规，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以至洋文化、洋习俗、洋名字都成为当今中国的时尚。
从经济来说，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是我国现代化的目标，GDP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价值观来说，崇尚物的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被奉为国策，百姓民众则崇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
从体制来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以明晰的产权为前提的，为此我们放弃了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发展私有经济，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为公司制。资源配置放弃计划分配，改由市场发挥基础作用，除少数价格，由政府控制外，大部分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国家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主要实行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调节。开放股票、期货、债券等资本市场，还有房地产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要素市场。
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不过，小平同志对于这种嫁接，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改革的趋势，将带来对这三大前提的冲击和威胁。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按需分配以及劳动价值论在改革中被抛弃，或遭质疑。这就反映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更使他气愤的是：“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发生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危机。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计划分配。改革的市场化过程，就是公有制被削弱、计划分配被减少的过程，也就是背离传统社会主义的过程。所以国光同志说：“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而对鼓吹西方市场化的理论，国光同志非常愤怒的指责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
最后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我党的奋斗目标。改革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的冲击，就会使党的合法性受到责疑，就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一个现象：改革越推进，经济越发展，百姓民众的思想却离开党越远。国光同志忧虑地说：“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退回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继续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前景是如此凶险。国光同志说：“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完全赞同。然而，国光同志全部谈话中最正确、最宝贵的这句话，他却没有展开论述。国光同志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又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那应该重点说说，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什么，中国改革的出路又何在？可惜，国光同志没有说，这正是我愿意与国光同志讨论的话题。这也是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