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幸福了吗？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来自白岩松新作《幸福了吗》之序言——幸福在哪里？

一

走在人群中，我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

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仅仅是为了装饰；更多的却带有祈福与安心的意味，这手串停留在装饰与信仰之间，或左或右。这其中，是一种怎样的相信或怎样的一种抚慰？又或者，来自内心怎样的一种焦虑或不安？

手串有助于平静吗？我们的内心，与这看似仅仅是装饰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关系？人群中，又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谈论过它？

沉默之中，埋藏着我们怎样的困惑？

这是一个传统的复归，还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因祈福而产生的下意识行为？还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二

2006年的最后一天，我去301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到达时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经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讲》。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话题也就从这儿开始，没想到，一发不可收，并持续到整个聊天的结束。

“您信佛吗？”我问。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

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有一天，一位领导人来看他，聊的也是有关内心的问题，来者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一个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对这位大领导，季老没有犹豫：假如人们一天解决不了对死亡的恐惧，怕还是主义先消失吧，也许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隐藏着一种智慧、勇气和相信。当然，“早一天”的说法也很留余地。

和季老相对而谈的这一天，离一年的结束，没几个小时了，冬日的阳光照在季老的脸上，也温暖着屋内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乐而平静。我与周围的人同样如此。

三

又一天，翻阅与梁漱溟先生有关的一本书《这个世界会好吗》，翻到后记，梁先生的一段话，突然让我心动。

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

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

是啊，从小求学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决让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吗？没有学历、知识、工作、钱、房子、车这些物的东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后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友为人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又怎能不认真并辛苦地面对？

但是随着人生脚步的前行，走着走着，便依稀看见生命终点的那一条线，什么都可以改变，生命是条单行道的局面无法改变。于是，不安、焦虑、怀疑、悲观……接踵而来，人该如何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是那一个老问题——我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去？去哪儿呢？

时代纷繁复杂，忙碌的人们，终要面对自己的内心，而这种面对，在今天，变得更难，却也更急迫。我们都需要答案。

四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对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标很物化，小康、温饱、翻两番，解决人与物之间的问题，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个个体，也把幸福寄托到物化的未来身上。

这些物化的目标陆续实现，但中国人也逐渐发现，幸福并没有伴随着物质如约而来，整个人群中，充满着抱怨之声，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穷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们似乎更加焦虑，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传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不顾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财富有一天就不算数了；穷人也不安，自己与孩子的境遇会改变吗？就在这抱怨、焦虑和不安之中，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

这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了出来，其实，这是想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力图让人们更靠近幸福的举动。不过，就在为此而努力的同时，一个更大的挑战随之而来。

在一个十三亿人的国度里，我们该如何解决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我们人群中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币吗？

我们的痛苦与焦虑，社会上的乱像与功利，是不是都与此有关？

而我们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与此有关？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问题的同时，也成了未来最重要的目标。

可是，幸福在哪里？

五

幸福在哪里暂且不说，痛苦却是随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六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七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八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九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许短期内房价会表态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会对房价真正下跌抱乐观态度吗？更何况房价动不动就三万四万一平米，它降不降还跟普通人有关系吗？所以，热了《蜗居》。

而《暗算》的另类流行，又暴露着职场中的生存不易，论资排辈经过短暂退却，重又占据上风，青春，在办公室里只能斗智斗勇不敢张扬，不大的年龄却老张老李的模样。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十

改革三十余年，我们进步了太多，这一切，都有数据可以证明。

而新闻进步了多少？又用怎样的数据证明着？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可以用数据证明的东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标准，比如，是否有真正优秀的人才还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在这里安放；再比如，不管经历日复一日怎样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社会的进步中，感受到一点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并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责任的新闻人，永远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领导的眼里，反而是麻烦的制造者，并且这样的人，时常因理想和责任而招致自己与别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与责任可以坚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义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压力和诱惑之下，变成现实主义者；

如果现实主义者都变成功利主义者，而功利主义者又变成投机分子……

希望会否变成绝望？理想是否成为空想？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然而，它依然如同噩梦一样，虽然虚构，却会让醒着的人们，惊魂未定。

新闻事业的前行，同样需要信仰。

十一

社会有社会的问题，我们又都有自己的问题。

在2000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上海一家报纸约我写了一篇新千年寄语，当时，我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反思，一个是平静。

反思，不难理解。由于生存都堪忧，荒唐岁月一结束，过去一路上的伤口只是草草地遮盖了一下，来不及更负责任地处理，我们就匆匆上路，这没什么可指责的，这是生存遭遇危机时近乎唯一的选择。

然而，三十多年走过，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把伤口上的浮尘擦去，涂上酒精或消炎的东西，会痛会很刺激，然而只有这样，伤口才可以真正愈合，之后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

这是对历史与未来负责的一种态度。

而之所以另一个关键词是平静，原因也并不复杂。因为安抚我们的内心，将是未来最大的问题。

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

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此，当下的时代，平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静与幸福，我们内心的问题终究无法回避。

十二

古人聪明，把很多的提醒早变成文字，放在那儿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简单地把提醒放在汉字本身，拆开“盲”这个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见，这样一想，拆开“忙”这个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国人都忙，为利，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说“忙”，因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义？

然而大家还是都忙，都不知为何显得格外着急，于是，都在抢。在街上，红绿灯前，时常见到红灯时太多的人抢着穿过去，可到了对面，又停下来，等同伴，原来他也没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抢，这已成为我们太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人似乎已失去了耐性，别说让生活慢下来，能完整看完一本书的人还剩多少？过去人们有空写信、写日记，后来变成短信、博客，到现在已是微博，144个字内要完成表达，沟通与交流都变得一短再短。甚至144个字都嫌长，很多人只看标题，就有了“标题党”。那么，下一步呢？

对此，一位老人说得好：人生的终点都一样，谁都躲不开，慢，都觉得快，可中国人怎么显得那么着急地往终点跑？

十三

在墨西哥，有一个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们都走得太快。然而，谁又打算停下来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远，会不会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羊城晚报：十年前您出版了《痛并快乐着》一书，这话成了流行语。这次再出书，书名变为《幸福了吗？》，您实现了什么样的转变？

　　白岩松：“幸福”的后面是问号，说明并没有从“痛苦”迅速地过渡到“幸福”，“痛苦”可能依然还在，快乐也有，但是希望接下来大家一起去想想幸福的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人很难有独善其身的幸福，比如今天的心情很好，你感觉很幸福，可一出门堵了三个小时，再告诉我，你幸福吗？所以，一个人必须跟一个时代紧密挂钩，需要由一个时代去提供幸福。宝马车压孩子来回碾四次，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你幸福得了吗？周围的人，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那么焦急地赶路，让你也有无形的压力，你会幸福吗？

　　羊城晚报：那您现在幸福吗？

　　白岩松：我觉得中国男人很有趣，应该每个人都会有中年危机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男人聊过这个事情，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中国男人是怎么度过中年危机的。但起码我自己知道，人到中年时会比较困惑，突然要去想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有价值吗？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我力争让自己的脚步慢下来，思考一下。但真要问我“你已经幸福了吗？”我还很难回答。

　　中国梦

　　“（在耶鲁大学演讲）我并没有讲稿……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提醒我们：不管跟哪里人说话，首先要想到的是跟人说话。”

　　羊城晚报：最近网上有一段您在耶鲁大学演讲的视频受到热烈追捧，人们不仅把您当成一个主持人，而是中国这几十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您感受到这种承载了吗？

　　白岩松：原来《东方时空》栏目的一个同事，去耶鲁上学后留校了，耶鲁的校长助理也是一中国人。他们听说我去美国，就邀请我给同学们做个演讲。我并没有讲稿，只是提前有个想法：大家都在说美国梦，为什么不能去讲讲“中国梦”？想到这里豁然开朗，就拿我生命中的四个十年所代表的“中国梦”来与大家分享。

　　羊城晚报：这个演讲非常轰动。

　　白岩松：其实这里隐藏了我对中国对外宣传很多失败的不满意。说白了，我觉得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外宣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因为不说人话，不按照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进行交流，而是自说自话、喊口号。当我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就把自己降为人、或者说升格为人，然后去讲心里话就OK了。当时在场有中国的留学生，美国的学生、老师，为什么不能首先想到我们同样作为人类，一定有相同的一面？事实果真如此，我在现场说到能把中国人逗笑的地方时，美国人也在笑。如果说这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提醒我们：跟美国人说话也好，跟日本人说话也罢，不管跟哪里人说话，首先要想到的是跟人说话。

　　因为今天在广州，我要加一句：我非常的钦佩广东的教育部门，反应如此迅猛，已经把我的这个演讲迅速纳入了教材，昨天我才第一次看到。当然，这个演讲不一定就那么好，但是教育者在触摸这个时代最鲜活的一些东西，有敏感和包容的心态。这一回，我很乐意地“被教材”了，尽管事先没有被征求过意见。

　　平常心

　　“在整个亚运筹办过程中，广州市委、市政府，包括建设者，一直面对着来自媒体的批评。这是巨大的进步，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这就是财富。”

　　羊城晚报：广州亚运会开幕在即，您觉得20年前的北京亚运和这次在广州举行的亚运会有什么区别？

　　白岩松：首先我要祝贺广州的亚运会。昨天我刚刚看了开幕式的预演，非常有创意！开幕当晚我也要做直播，很可能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世界上大型赛事中舞台最大的一次！以珠江为舞台，以广州为礼堂。”这个创意就没法跟北京、多哈等历届亚运会去横向比较，不是一个性质。

　　羊城晚报：北京亚运会也是一个里程碑。

　　白岩松：是的。但当我们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时会发现，当时全民齐动员，吉祥物都叫盼盼，说明当时中国人还很需要累积自信。要知道，亚运会是以城市为标志的，但当时我们将其作为整个国家的事情来办。对于即将到来的广州亚运会，也许会有很多朋友说，不像20年前那样举国关注、全民投入，好像冷清了一些。我却想说，广州应该为此骄傲，这是中国的进步，因为我们能以平常心去看待一届亚运会。

　　我曾在节目中播放了一些广州筹办亚运会过程中，广州媒体为亚运工程提意见的内容。我想一定会有观众会问：广州亚运会就要开幕了，怎么拿这么多糗事出来给广州添堵？我恰恰认为这表达了我们对广州办亚运会的尊敬。因为———

　　广州亚运会体现了中国经过32年改革以后，应该拥有的一种进步。在整个亚运筹办过程中，广州市委、市政府，包括建设者，一直面对着来自媒体的批评。我来了几次，的确看到这种景象，但这是巨大的进步，而且还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比如说，“口罩男”上书，广州的局长会跟他面对面沟通，会接纳他关于路边的石头不要改成花岗岩的建议。在这一点上，我发自内心地向广州媒体、也向广州市委市政府表达敬意。这是未来的中国需要的东西。

　　羊城晚报：今天本地最大的新闻就是广州取消免费乘坐公交地铁的政策了，您恰好就在广州，怎么评价这件事？

　　白岩松：在广州实行亚运期间公交地铁免费的措施之后，我在《新闻1+1》节目中就做了这个选题，我还提出了建议，说没必要用免费的方式，应该采取给广州市民发补贴的方式。我理解这个免费政策的善意，我也理解这个政策是出于对广州市民为筹办亚运所作牺牲的一种歉意和补偿。但是，任何好的政策必须有好的细节相配套，才会有好的效果。广州实施免费乘车第一天，400万人的客流变成780万人，这个举措激活了很多原本没有打算乘地铁的人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能迅速纠错，还来得及。这也恰恰代表着广州的决策者们，在亚运会筹办过程中与公众的互动。这一点是中国太需要的东西了！我那天在节目上说，广州办亚运会的财富，要在亚运会闭幕之后才可以去总结。但关于免费公交地铁政策的存废过程，在没有开幕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了价值，这就是财富之一。

　　谈自己

　　中国最好的主持人是谁？“十年以后的自己”

　　羊城晚报：对“吃在广州”有什么感觉？

　　白岩松：我一共有两个春节是带着全家人在广州过的，而且都是私自跑来，我印象非常深。比如前年，我在出发之前就把我认为在广州该要去吃的饭馆电话都准备好。那天到了酒店，下午三点多我就开始打电话订座，结果抄下电话的八个饭店，当天晚上没有一个有位，全满了！所以，每次到广州，我的第一任务几乎就是吃。

　　羊城晚报：十年前，有人问你“中国最好的主持人是谁”，你说是“十年以后的我自己”，今天又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白岩松：今天问我这个问题，我一样会回答是“十年后的自己”。就像我很喜欢的一句话那样：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成熟的过程。

　　人生有时候就像是跳高选手，每当跳过一个高度就要挑战下一个高度，你没法原地踏步。当你已经取得了冠军，即便所有的人都已经在这个高度面前失败了，我依然没见过哪个冠军不把高度再往上调。跳高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跳高选手都一定是以最后一跳的失败来宣告自己的成功的。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这样的：即使年岁很大了，依然愿意去选择新的高度。就算做不到，没关系，我试过。

邓琼、李刚毅、万露贞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