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

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14 09:30:19  

1966年9月，哈爾濱市“紅衛兵廣場”30萬人“黑龍江無產階級滅資造反點火大會”。 （楊秀雲/FOTOE/圖）

　　中評社北京11月14日訊／當年的紅衛兵向“文革”受害者道歉，“沒意義“、說什麼都已經晚了”嗎？北京青年報今載陶東風的文章“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闡釋了“道歉（以及相關的寬恕）在今天以及未來的重要意義”：　 　　

　　《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等媒體近日報道了當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學生、紅衛兵，今年60多歲的申小珂等人，向當年的北外黨委書記、今年87歲的程璧等老教師、老領導致信道歉，以及原北大附中的學生紅衛兵向北大附中退休教師道歉，原北京礦業附中的原學生紅衛兵向該校退休教師道歉之事。這些道歉事件目前看來還是個別現象，其意義仍然不可小覷。

 　　出乎我意料的是，雖然道歉才剛剛開始，卻已經有不少人對道歉的意義心存懷疑。雅虎視點的調查顯示，對於“如果您或親朋曾受到折磨，你會原諒道歉者嗎”的問題，37%的調查參與者認為“沒意義，說什麼都已經晚了”。在所有的回答中，這個回答的比例是最高的。這就有必要認真闡釋一下道歉（以及相關的寬恕）在今天以及未來的重要意義。

　　這種道歉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在整個社會和政府還沒有就歷史做出全面、深刻、徹底的反思的時候發生的。這種道歉和懺悔的動力，主要來自個體的良知和對民族、歷史的責任意識。正如有道歉者說的：“我們不想把責任推給別人，只想在自己的心靈淨化過程中找到一點民族的良知”，“心裡有罪，不會安寧。這是一個人最起碼的道德水準。也是為了後代負責”。揭發、檢舉、侮辱乃至無端毆打自己的老師，這類不光彩的事情，很多紅衛兵肯定都幹過，但不少人至今裝聾作啞，諱莫如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我敢肯定，這些人不可能重獲自己的尊嚴。

　　這首先不是個人的錯，而是我們還沒有健康的、制度化的反思文化、道歉文化、懺悔文化和寬恕文化。這種回避歷史的態度，不但無助於個人心理健康的恢復，不但施害者無法從自己的愧疚感、罪疚感中解脫，受害者也無法從自己的某種“受虐狂想症”中解脫。更加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回避和遺忘的態度，很難使一個民族真正從過去劫難的陰影中走出，真正開始新的生活，開啟光明的未來。 

我們不能鼓吹仇恨。寬恕是面向未來的積極態度，仇恨則是糾纏過去的消極態度。但是，寬恕不等於遺忘，寬恕的前提不是遺忘，而是揭示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在理性地徹底地反思歷史的基礎上，施害者（不管是不是受到了蒙蔽）應該真誠道歉。有施害者的道歉，而後才能有受害者的發自內心的諒解和寬恕。

　　現在有些知識分子提出所謂“積極遺忘說”。我不主張一味沉浸在過去不能自拔，有些東西或許應該“遺忘”，以便更好地面向未來，但“遺忘”應當是有條件的，只有在揭示真相、理性清理歷史問題之後的“遺忘”，才是一種理性的決定（如果是集體的災難記憶，則必須是集體的決定）。為了報復的記憶當然不好。我們常常說的“記仇”，就是這種消極的記憶，它要求糾纏於仇恨，意味著記住苦難的目的不是為了最後的和解和寬恕，而是為了報復。這樣的記憶只會使得人類陷入仇恨的循環、報復的循環。

　　擺脫這種惡性循環，只能是建立在理性對待過去的基礎上。加害者的道歉，對災難的原因、性質、責任的認真負責的反省和清理，是寬恕的前提，它的意思絕不是簡單的遺忘，絕不是和稀泥。“道歉”的意義或許就在於這裡。道歉意味著過去的是非曲直得到了分辨，教訓已經被記取，災難的原因、性質、責任已經得到認真、負責的反省和清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要求受害者寬恕，這樣的寬恕才是理性的、真正的寬恕，而不是無可奈何的“算了吧”。受害者個人“算了吧”式的不計較，並不是總是值得稱許，關鍵是要分析這種不計較的性質——是自願的、積極的、發自內心的，還是無奈的、消極的、被迫的。直面過去的災難，對於過去的是非曲直的理性清理，同樣是受害者的責任，這種清理是對歷史，更是對後代的負責。即使對過去的不幸記憶會使受害者陷入痛苦，但出於群體的而不是個人的原因，記住痛苦的遭遇，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把它公開，同樣是受害者的責任。這種“再一次的受害”是必要的。

　　回避歷史的災難，不認真徹底地反思災難，災難是不可能過去的。無論是在社會和解的意義上，在制度建設的意義上，還是在心理康復的意義上，都是如此。

鏈接：紅衛兵道歉：只是一個開始
2010-11-05 14:53　 南方周末　 

　　這些基於個人良心自覺而產生的零散懺悔，從質以及量上點數，都過於單薄。這的確只能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致歉者

　　程璧以及關秋蘭已經原諒當年罵過她們的學生了。她們仍像44年前一樣稱他們為“孩子”。“孩子們”已經年近六旬。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所有糾纏著普通老人的疾病糾纏著這些前紅衛兵們。

　　道歉以及寬恕，使前迫害者與前受害者，在充滿人道災難的往事裡結成了同盟。此後，他們能夠一同來擺脫殘酷記憶的追殺。   
　　沒有經歷過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回憶的折磨意味著什麼：前文提到的李煌果老人，即使在近半個世紀後，仍然會因病床窗戶上的鐵栅欄而感到不安（這讓她想起監禁和私刑）；在硬幣的另一面，幾十年後，受害者“纖弱的身體和倍受屈辱的陰陽頭仍舊是那麼清晰地浮現”在當年迫害者的記憶中（胡濱道歉信語）。

　　當年“口含天憲”的紅衛兵以及命如螻蟻、劫後餘生的教師們，在劫難後遺症這一點，是平等的。噩夢、仇恨、驚恐、自責、羞愧。這些負面情緒，幾乎會隨時降臨。“在這個大雨紛飛的北國六月裡，”胡濱在信中說，“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羞愧難耐。”

　　這也便是為什麼人至暮年之後，遠在湖北的申小珂、寄身海外的胡濱他們要向已經86歲的北京老太太程璧投書致歉。“今天我給您寫這封道歉信，相信是可以代表咱們學校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校友，請您寬恕我們。”申小珂在信中說。

　　已有的公開資料顯示：在1966年僅北京一地的死亡人數便不少於1772人。“北京的校園慘劇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研究文革史的學者王友琴說。此次當年的紅衛兵向受迫害的老師道歉，亦是王通過南方周末首度對外披露。

　　1966年夏天肇始的“打黑幫”行動，紅衛兵們虐殺死者中，包括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手段包括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

　　很多惡行甚至是難以置信的。北大附中黨支部書記劉美德已經懷孕，紅衛兵們把她剪成了陰陽頭，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把地上污物強塞在她的嘴裡，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強迫十多名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他們在後面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

　　基於尊重死者以及讀者，此處省略更為匪夷所思的暴行。從申小珂他們的致歉信中看得出，目前公開懺悔的幾個人，多是當年“犯錯不大”的。沒有打過人，更沒有命案。“只有犯錯不大的人，才好寫這信——壓力輕些。”申小珂在另一封信中說。

　　沉默的大多數

　　但更多的人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則一直保持著沉默。

　　沉默者包括當年的迫害者。很多紅衛兵當年尚是未成年人。一個14歲的少年歡迎“停課革命”，僅是因為他那時候欠了老師三篇作文，革命來了，作文不用再交了。    另外一些人仍然堅信“文革”的正當性。“所有的指令都來自最高層，怎麼可能錯呢？”重慶的一名前紅衛兵告訴記者。在他的記憶裡，在1966年的校園中，充滿著亢奮。每個革命者的頭都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沉默者包括當年的受害者。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即使今天，程璧他們也不願更多的提及當年的經歷。很多研究者都提及過人們對於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這甚至成了這段歷史研究的主要障礙，王友琴說，“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記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老校長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後，學校附近玉華台飯莊的年輕女服務員被綁在化學實驗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學楊某父母“有問題”，同班的紅衛兵在黑板上寫了“楊狗，勒令你每天掃教室”。

　　在隨後的幾年裡，王友琴試圖解釋這些暴行的“理由”，這名女中學生當然解釋不了。於是她決定把這些都寫下來。“文革”結束後，王友琴考進北京大學，買了第一輛舊自行車之後，第一次騎出校門，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學。1966年8月17日，美術教員陳葆坤被丟入噴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壞領袖紙像，被打還被和陳葆坤的屍體關在一起，以致終身精神失常。“我見到了那個噴水池，池中沒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積著枯葉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鶴則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寬恕，由寬恕而拯救

　　懺悔者則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遺忘鬥爭著。而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一些當年的受害者所做的懺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懺悔不同，北京曾經傷害過李煌果老師的郭燦輝先生提及，有了兒孫之後，是他們醞釀給老師道歉的原因。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情感，不能心裡藏著愧疚去教育兒孫。

　　當時受到迫害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檢討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懷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為。

　　“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裡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萬邦如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校長便去世了。”王友琴說。 

關秋蘭是另一個作為受害者的反思者。北大附中是紅衛兵的發源地之一，學校一位名叫李潔的教務員，在日軍占領北平時曾和一日本商人結婚。後來，李潔被紅衛兵虐待至死。關秋蘭老人因當年沒有幫李潔說話而後悔。她覺得自己沒有為同事的死做點什麼。

　　更早的私人之間的懺悔和和解，這些年一直在當年的紅衛兵的重災區發生。1993年夏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前副校長胡志濤收到過一個前紅衛兵學生寄來的一本掛歷和一封信。這名前紅衛兵學生在信中為在1966年8月5日打了她表示道歉。儘管這是27年間她收到的惟一一封道歉信，但她表示原諒所有打了她的學生們。

　　即使致歉一直缺席，但時間也在慢慢地清洗著仇恨。重慶企業家席慶生告訴記者，文革期間，他親眼看到母親被人打死。後來找到了槍手，他們兄弟甚至摸清了槍手的生活規律，打算把槍手綁到偏僻處處以私刑。但一直沒有動手，拖著拖著，反而沒有這個衝動了。“人上年紀了就更理性了。”

　　劫後餘生的人，都在思考是什麼令讓那些青少年在1966年那個夏天，幾乎一夜之間變成了魔鬼。“十年浩劫”“極左思想毒害”，不管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在尋找慘劇原因上，受害者和迫害者意外地達成了共識，他們一起把原因全部推到了外界。“提起這些往事，我就對‘文化大革命’有一腔的憤怒，我們這些所謂的紅衛兵小將是被利用被愚弄了。”申小珂如此反思自己的改變。這幾乎也是他們這一波懺悔者，自我反思所能走到的極限。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德裔美籍哲學家、猶太人漢娜.阿倫特便在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裡，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平凡之惡”。即做出惡舉的人並不需要是什麼大奸大惡之徒，哪怕是平日裡連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驅趕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體中，成為運轉機器的一員，就很容易因為選擇“服從”，而做出連他自己都難以想象的事。“他們只是在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

　　王友琴披露此次前紅衛兵道歉時，將之稱為一個“良好的開始”。——是的，如果相對於紅衛兵的龐大規模以及對歷史和現實造成的深遠傷害，這些基於個人良心自覺而產生的零散懺悔，從質以及量上點數，都過於單薄。這的確只能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我想，文革後的我們，對受難者的死亡做了什麼？我們建立了什麼樣的記憶？我們是否為他們討得正義？”王友琴說。

　　著名的倫理學家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單純的遺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寬恕。”依據他的理論，寬恕抑或和解，並非不計前嫌不記過往。“寬恕是一種拯救，它將每一個人都從往昔災難的陰影裡拯救出來了。”

　　可以預見的是，已經人到老年的受害者、迫害者以及沉默的那些圍觀者，都將在不久的將來陸續辭世。在這樣一個時間點上，這個國家正在成為這個星球上不可忽視的力量。她更加強大，也必將更有自信。

　　就像在10月31日，當程璧顫巍巍地拿著放大鏡、一行行掃過拿著申小珂給她的道歉信時，應該有另外一個放大鏡掃過1966年的那一段歷史。然後在真相的基礎上，一切都走向和解。就像程璧和申小珂的和解一樣。

　　（作者：楊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