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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衛兵們為什麼懺悔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11 11:49:35
紅衛兵在天安門
沒有每個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運動，就不可能真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於是，很多人抱怨和指責體制的同時，遺忘了自己的責任，遺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常常也是惡體制的支持者、奉行者，潛規則的參與者。
體制是什麼？體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每個生存於這個體制之內和之外的人，都負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責，都應該檢討自己：是否擁護其惡、執行其惡、默認其惡、漠然其惡？
一個敢於直面歷史錯誤的民族，是一個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這樣一個民族，才能獲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會遭到“和平演變”，才會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
延伸閱讀：紅衛兵懺悔記（《中國青年報》 2010年11月10日 記者王波）
羞愧難當的心情，差不多困擾了申小珂整整20年。
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裡，當年的紅衛兵申小珂一邊踱步，一邊反覆陳述這種羞愧之情。他已經63歲，經常咳嗽，說話也不如以前利索。
這種“羞愧”感，從1990年開始，在他心中徘徊不散。最終，在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把糾纏了他20年的感覺裝進一封道歉信裡，托人帶給了87歲的程璧。
一封信掀起了44年前的往事，也掀起了裝在中國許多人心裡的波瀾。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黨總支書記，而申小珂是該校高二(二)班學阿拉伯語的學生。從那年8月開始，他們還分別擁有了另一個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鬥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紅衛兵。
○那是學生的恥辱，也是老師的噩夢
在那個如今已不複存在的校園裡，1964年入校的申小珂待過4年，但他與程璧的直接接觸只有兩次。這兩次的情景，他在44年後寫道歉信時仍然記得特別清楚。
一次是班裡幾個男同學把程璧叫到他們宿舍，問程璧為什麼不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程璧回答說“執行了”，別的同學說她“沒執行”。而當時在同學中“懂理論愛文藝”的申小珂，也參與訓斥程璧，提醒她“真理有階級性”。
另一次則發生在教室裡。19歲的申小珂教訓了43歲的程璧。他事後回憶，自己當年用來教訓老師的思想，其實“極左”。
“現在回想起來，只有羞愧。”在給程璧的信裡，申小珂如此陳述這兩次接觸。
44年後，他唯一可以拿來安慰自己的是，他沒有打過這些所謂的“牛鬼蛇神”。當時，申小珂的媽媽田綠萍在深夜經常聽到附近服裝廠裡傳出有人被打時的慘叫聲。在北京某大學擔任系總支書記的田綠萍一再告誡當紅衛兵的兒子，“在學校千萬別打人”。
這也讓申小珂覺得自己“犯錯不大”，“壓力輕些”，也最適合寫這封道歉信。寫信的過程，是重新審視往事的過程。他回憶，自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稀裡糊塗”，直到後來了解些歷史，才發現自己的無知。他如今看來，“當時大部分同學內心沒把老師當壞人，只是跟著瞎喊，喊得聲嘶力竭裝樣子。”
也是在這聲嘶力竭的喊聲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幼兒園女工劉桂蘭被活活打死，教導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後，在女廁所裡，把繩子掛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殺了。據後來媒體報道，在北京地區，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
雖然沒有參與打人，但這些往事，依舊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1968年伴隨著他到內蒙古插隊，在1970年又伴隨著他來到湖北。離校後，他便與程璧等人失去聯繫，直至他寫這封道歉信。
在信裡，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過去的事，我不願提起，因為這是我們——您的學生——的恥辱。我相信，您更不願想起，因為那是您的噩夢。” ○不少人對當年所做的對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在前24年裡，申小珂並沒有這種“恥辱”的感受。
他的父親沈毓珂，自1970年起擔任湖北省十堰市市委書記。申小珂也在這一年來到十堰，後來又進入華中工學院半導體專業學習。由於喜歡理論和文藝，在十堰半導體廠和二汽產品處工作了10多年後，申小珂決定不再跟車燈、喇叭和收音機打交道，申請調到產品處宣傳科。
在這個崗位上，他獲得了充足的閱讀、思考和寫作時間。雖然往事一再在腦海中浮現，他起初並沒覺得羞愧。他說：“那時候，社會沒放開，能看到的歷史材料有限，所以對自己當年那些言行的認識，也就非常有限。”
轉變發生在1990年。那一年，申小珂的弟弟準備寫一部革命題材電視劇。由於父親曾擔任朱德的秘書，他的弟弟便去拜訪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了解一些革命事跡。據說，康克清曾鼓勵他的弟弟，寫東西時可以再放開一些，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有更多思考。
這些對話傳到愛好文學的申小珂耳朵裡，對他觸動很大。早在父親擔任十堰市市委書記期間，董必武的夫人何連芝生前曾來家裡做客，聊起包括“文革”在內的往事，也多有反思。如今，這些話又重現在耳邊。
這一年，申小珂已43歲，他決定開始認真審視身後的歷史。一有機會，申小珂就看各種回憶錄，看黨的文件。他客廳的書架上，既有馬克思的著作，也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丹皮爾的《科學史》、弗拉基米羅夫的《延安日記》等歷史書。其中不少，是他從親友或宣傳官員那裡要來的。
據他自己回憶，正是通過這些書，他才漸漸看清了自己身後那段經歷和歷史的面目。他也開始為自己和同學當年的行為耿耿於懷，感到“痛心”。在2007年退休後，這種“痛心”的感覺日益明顯，他身邊卻並沒有太多人可以交流。
2009年，申小珂得知北京外國語學校的校友建了一個校友網，申小珂迅速在網站注册，並與不少校友取得了聯繫。
他們大都已是退休的老人，有充分的時間反思過往。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內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個。那些當年曾在家批鬥父母、帶同學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責。
儘管電腦使用得都不熟練，這些老人在網上非常活躍。他們在校友網上發帖子，寫很長的反思文章通過郵件交流認識，較起真兒來，甚至不甘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在這個過程中，申小珂感覺到，“不少人對當年所做的對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有個外地的同學，跟申小珂提起自己當年踹過姚淑禧一腳的事，忍不住在電話裡嚎啕大哭。也有人跟他聊起，自己當年曾打過程璧，申小珂動員對方去道歉，對方卻不願去，說“開不了口”。
看到這些老同學的內心煎熬，自認“犯錯不大的”申小珂，決定給當年的老師寫一封道歉信。在他看來，那些打人的同學，思想壓力太大。“他們與其說自己想寫道歉信，不如說希望有人寫信，替他們表達道歉的意思。”
○我們這些批鬥過老師的學生，怎麼去面對老師
很快，寫這封信的契機就出現了。
今年校友們要紀念北京外國語學校建校50周年，年初便有校友在網上商量慶祝事宜。其中一個提議，是派一個校友採訪組前去拜訪老書記程璧。看到這一消息，申小珂首先想到的是，“我們這些當年批鬥過老師的學生，到時候怎麼去面對老師”。他頓時有了給老師寫道歉信的念頭。
4月20日，申小珂花了一天時間，在電腦上敲完了這封1780字的道歉信。第二天上午，在斟酌修改後，他給平時聯繫較多、參與校友採訪組的鬱小培發了電子郵件，附上這封信，表示“如果你認為可以的話，就請你打印一份，在你去看她的時候帶給她”。
在郵件最後，他叮囑鬱小培，“我希望只有你一人知道為好。”
5月31日，在程璧家採訪快結束時，鬱小培拿出了這封用A4紙打印好的信。為了方便年邁的程璧閱讀，她特地放大了字號。校友曹雪寒怕老人眼神不好，把信接過來，挑重要的念給老人聽。
聽完信，程璧非常吃驚，她告訴眼前這些60歲左右的“孩子”：“小珂是好孩子，我印象中他沒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啊？”
這些“孩子”走後，老人激動地拿起放大鏡，一遍遍地看信裡的內容。當晚，在離開學校42年後，申小珂通過電話再次聽到了老師的聲音。老師告訴他，“信已經收到了，我很高興”。
而申小珂給程璧書記寫道歉信的消息，很快便在校友中傳開了。不少人要求看這封信。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封信被發在了校友網上。 遠在國外的胡濱，看到信後，也給程璧發來了郵件。這位當年高三(三)班的學生，是外語學校“文革”小組組長。在1967年到1968年，有一部影響很大的紅衛兵話劇《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申小珂和胡濱都是主創人員，在學校裡很有名。胡濱在郵件裡表示，“誠懇響應並附和申小珂同學致您的道歉信”，並“表示深深的內疚和歉意，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
程璧算了算，寫道歉信的紅衛兵雖然只有這兩個，但贊成與附和他們道歉信的，有10多個。
○認清那個時代所有人的錯誤，我們才有真的自由
87歲的程璧，看到言辭懇切的道歉信後，則盡力為昔日的學生們開脫。
“歸根結底，他們受騙了，被愚弄了。他們都是好人，現在出來道歉是因為從根本上認識到了過去沒有認識到的錯誤。”她說，看到“孩子們”帶來的信，她很感動，並感覺特親切。
6月14日，她給申小珂和胡濱寫了公開信，並托學生在校友網上發布。她說，“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而申小珂也解釋，“我們的道歉，一方面是糊塗人對程書記們的懺悔；一方面是對糊塗人的解脫。”
這封信成為一把鑰匙，把許多人心裡緊鎖多年的那扇門打開了。9月18日，在建校50周年紀念活動上，當年踹過程璧一腳的一個學生，專門到老人面前表達歉意。老人為了減輕學生心裡的負擔，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沒事的，很輕的。”
校慶活動結束後，申小珂帶著夫人，去了程璧家。問及那些痛楚的往事，老人已經不願細說。臨別時，看到申小珂只穿著短袖衣服，老人拿出兒子的衣服，給申小珂穿上，又幫他扣上扣子。
更多道歉也在繼續著。10月9日晚上，申小珂把寫給雷力的道歉信發給一位校友，托他轉交。當時，副校長雷力和程璧被關押，申小珂曾是看管他們的“典獄長”。雷力先前曾對申小珂有很多幫助，但當很多人批鬥雷力時，申小珂也給他寫了一份大字報。
申小珂一直想找機會解釋這封大字報的意思。但這些想法在心裡藏了44年後，他已經沒有機會當面作出解釋。在校慶紀念活動現場，90歲的雷力揪過申小珂的胸牌，看了看名字。申小珂原本以為老人認出了自己，想跟他表達歉意，結果老人已經不認識他。有校友告訴他，當年飽受折磨的雷力，如今不僅反應遲鈍，耳朵也聾了。
申小珂給程璧的道歉信和程璧的回信，日前也在媒體上被公布，並引起人們關注。在讚賞聲中，有人指出，該道歉的是那些打人的紅衛兵，申小珂和胡濱沒打過人，是好紅衛兵，不應該道歉。
對此，申小珂並不認同。他說：“我沒打人，但我訓過人。如果當年我做的事情有一點點道理，我也不會道歉。我們做得毫無道理。既然自己知道毫無道理，你就必須得道歉。”
在羞愧和恥辱中煎熬了20年後，申小珂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但他並不認為可以就此停止反思，因為他覺得，只有認清那個時代所有人的錯誤，“我們的道歉才道在點子上。我們才有真的自由”。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0-11-11 11:49:35
紅衛兵在天安門 中評社北京11月11日訊／“一個敢於直面歷史錯誤的民族，是一個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這樣一個民族，才能獲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會遭到‘和平演變’，才會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欄目今日登載評論員黃秀輝的文章“紅衛兵的懺悔是公民良心自救運動”，其內容如下：
讀了《紅衛兵懺悔記》(《中國青年報》11月10日)一文，感慨良多。筆者當年是“紅小兵”，雖然沒有像紅衛兵那樣在批鬥大會上打罵過老師，但也舉過拳頭喊“打倒”，還代表全班同學寫過批鬥“反革命”老師的大字報。可以說，當年的紅衛兵申小珂“羞愧心情困擾20年”的心路歷程，代表了中國一代人。
誰在“文革”中沒有錯誤？在那個“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種“人人過關”和“人人表忠心”的環境下，有幾個人能不“披掛上陣”？有幾個人敢“撫叛徒的屍身痛哭”？有幾個人敢與“偉大領袖”或“革命群眾”唱對台戲？當年的我們就是柏拉圖《理想國》“洞穴之喻”裡的囚徒，把牆上假人和假獸的影子看成真的，互相揭發、告密、陷害。
有必要懺悔嗎？筆者用一個德國故事來回答這個問題。
柏林牆倒塌之後，東西德統一。德國法庭對射殺那些試圖穿過柏林牆同胞的原東德軍人警察進行了審判。那些行惡的軍人警察，在法庭上為自己開槍射殺同胞的行為作無罪辯解：“我只是奉命行事，因是職責所系。”法官質問：“難道你無法不將槍口抬高一公分嗎？”
人民的順從和狂熱滋養了法西斯的囂張、縱容了國家暴力，電影《朗讀者》裡漢娜的認罪告訴我們，這不是一句“他們身不由己”可以輕輕放過的。反思為什麼會出現集體狂熱，不能離開具體的人、具體的事，但不等於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隨便指責，而是要反思讓每一個人心中的希特勒都受到遏制的制度！
二戰結束後，德國人“全民懺悔”。正是在“全民懺悔”的基礎上，當年的西德實現了“社會和解”，也使德國以悔過自新的形象得到了全世界的諒解。1970年12月7日，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他獻上花圈後，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勃蘭特對媒體作解釋時說：“我當時突然感到，僅僅獻上一個花圈是絕對不夠的。”言外之意，每個德國人都有一份原罪。
德國人可懺悔、可反思，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我們把“文革”的罪過都推給了“四人幫”，其實那是一個“多數人犯罪”的過程，可我們缺乏發自內心的懺悔與罪感！一個缺乏反省、缺乏發自內心的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地從天災人禍中吸取教訓，不可能從天災人禍中提升靈魂，不可能從天災人禍中進行制度革新。我們習慣了歌頌與遺忘，通過塑造和歌頌英雄來掩蓋自身的無能與罪責。
沒有每個公民自己的良心自救運動，就不可能真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於是，很多人抱怨和指責體制的同時，遺忘了自己的責任，遺忘了自己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常常也是惡體制的支持者、奉行者，潛規則的參與者。
體制是什麼？體制就是你、我、他，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每個生存於這個體制之內和之外的人，都負有自己的一份制度性原罪之責，都應該檢討自己：是否擁護其惡、執行其惡、默認其惡、漠然其惡？
一個敢於直面歷史錯誤的民族，是一個理智和清醒的民族，而這樣一個民族，才能獲得世人的理解和信任，才不會遭到“和平演變”，才會有真正的“朋友遍天下”。
延伸閱讀：紅衛兵懺悔記（《中國青年報》 2010年11月10日 記者王波）
羞愧難當的心情，差不多困擾了申小珂整整20年。
11月3日下午，在湖北省十堰市的家裡，當年的紅衛兵申小珂一邊踱步，一邊反覆陳述這種羞愧之情。他已經63歲，經常咳嗽，說話也不如以前利索。
這種“羞愧”感，從1990年開始，在他心中徘徊不散。最終，在2010年4月20日，申小珂把糾纏了他20年的感覺裝進一封道歉信裡，托人帶給了87歲的程璧。
一封信掀起了44年前的往事，也掀起了裝在中國許多人心裡的波瀾。44年前，程璧是北京外國語學校的黨總支書記，而申小珂是該校高二(二)班學阿拉伯語的學生。從那年8月開始，他們還分別擁有了另一個身份：程璧是台上被批鬥的“牛鬼蛇神”，申小珂是台下振臂高呼的紅衛兵。
○那是學生的恥辱，也是老師的噩夢
在那個如今已不複存在的校園裡，1964年入校的申小珂待過4年，但他與程璧的直接接觸只有兩次。這兩次的情景，他在44年後寫道歉信時仍然記得特別清楚。
一次是班裡幾個男同學把程璧叫到他們宿舍，問程璧為什麼不執行毛主席關於“文革”的指示。程璧回答說“執行了”，別的同學說她“沒執行”。而當時在同學中“懂理論愛文藝”的申小珂，也參與訓斥程璧，提醒她“真理有階級性”。
另一次則發生在教室裡。19歲的申小珂教訓了43歲的程璧。他事後回憶，自己當年用來教訓老師的思想，其實“極左”。
“現在回想起來，只有羞愧。”在給程璧的信裡，申小珂如此陳述這兩次接觸。
44年後，他唯一可以拿來安慰自己的是，他沒有打過這些所謂的“牛鬼蛇神”。當時，申小珂的媽媽田綠萍在深夜經常聽到附近服裝廠裡傳出有人被打時的慘叫聲。在北京某大學擔任系總支書記的田綠萍一再告誡當紅衛兵的兒子，“在學校千萬別打人”。
這也讓申小珂覺得自己“犯錯不大”，“壓力輕些”，也最適合寫這封道歉信。寫信的過程，是重新審視往事的過程。他回憶，自己在“整個‘文革’期間一直稀裡糊塗”，直到後來了解些歷史，才發現自己的無知。他如今看來，“當時大部分同學內心沒把老師當壞人，只是跟著瞎喊，喊得聲嘶力竭裝樣子。”
也是在這聲嘶力竭的喊聲中，程璧遭到侮辱和毒打，頭髮被剃成“陰陽頭”；幼兒園女工劉桂蘭被活活打死，教導主任姚淑禧在多次遭到毒打後，在女廁所裡，把繩子掛在下水道拐脖上自殺了。據後來媒體報道，在北京地區，紅衛兵打死了1772人。
雖然沒有參與打人，但這些往事，依舊烙在了申小珂的心中，在1968年伴隨著他到內蒙古插隊，在1970年又伴隨著他來到湖北。離校後，他便與程璧等人失去聯繫，直至他寫這封道歉信。
在信裡，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過去的事，我不願提起，因為這是我們——您的學生——的恥辱。我相信，您更不願想起，因為那是您的噩夢。” ○不少人對當年所做的對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在前24年裡，申小珂並沒有這種“恥辱”的感受。
他的父親沈毓珂，自1970年起擔任湖北省十堰市市委書記。申小珂也在這一年來到十堰，後來又進入華中工學院半導體專業學習。由於喜歡理論和文藝，在十堰半導體廠和二汽產品處工作了10多年後，申小珂決定不再跟車燈、喇叭和收音機打交道，申請調到產品處宣傳科。
在這個崗位上，他獲得了充足的閱讀、思考和寫作時間。雖然往事一再在腦海中浮現，他起初並沒覺得羞愧。他說：“那時候，社會沒放開，能看到的歷史材料有限，所以對自己當年那些言行的認識，也就非常有限。”
轉變發生在1990年。那一年，申小珂的弟弟準備寫一部革命題材電視劇。由於父親曾擔任朱德的秘書，他的弟弟便去拜訪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了解一些革命事跡。據說，康克清曾鼓勵他的弟弟，寫東西時可以再放開一些，對歷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有更多思考。
這些對話傳到愛好文學的申小珂耳朵裡，對他觸動很大。早在父親擔任十堰市市委書記期間，董必武的夫人何連芝生前曾來家裡做客，聊起包括“文革”在內的往事，也多有反思。如今，這些話又重現在耳邊。
這一年，申小珂已43歲，他決定開始認真審視身後的歷史。一有機會，申小珂就看各種回憶錄，看黨的文件。他客廳的書架上，既有馬克思的著作，也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丹皮爾的《科學史》、弗拉基米羅夫的《延安日記》等歷史書。其中不少，是他從親友或宣傳官員那裡要來的。
據他自己回憶，正是通過這些書，他才漸漸看清了自己身後那段經歷和歷史的面目。他也開始為自己和同學當年的行為耿耿於懷，感到“痛心”。在2007年退休後，這種“痛心”的感覺日益明顯，他身邊卻並沒有太多人可以交流。
2009年，申小珂得知北京外國語學校的校友建了一個校友網，申小珂迅速在網站注册，並與不少校友取得了聯繫。
他們大都已是退休的老人，有充分的時間反思過往。聊起往事，申小珂才知道，“內心一直很痛苦”的人，不止他一個。那些當年曾在家批鬥父母、帶同學抄自己家的人，格外自責。
儘管電腦使用得都不熟練，這些老人在網上非常活躍。他們在校友網上發帖子，寫很長的反思文章通過郵件交流認識，較起真兒來，甚至不甘心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在這個過程中，申小珂感覺到，“不少人對當年所做的對不起人的事，一直忘不了”。
有個外地的同學，跟申小珂提起自己當年踹過姚淑禧一腳的事，忍不住在電話裡嚎啕大哭。也有人跟他聊起，自己當年曾打過程璧，申小珂動員對方去道歉，對方卻不願去，說“開不了口”。
看到這些老同學的內心煎熬，自認“犯錯不大的”申小珂，決定給當年的老師寫一封道歉信。在他看來，那些打人的同學，思想壓力太大。“他們與其說自己想寫道歉信，不如說希望有人寫信，替他們表達道歉的意思。”
○我們這些批鬥過老師的學生，怎麼去面對老師
很快，寫這封信的契機就出現了。
今年校友們要紀念北京外國語學校建校50周年，年初便有校友在網上商量慶祝事宜。其中一個提議，是派一個校友採訪組前去拜訪老書記程璧。看到這一消息，申小珂首先想到的是，“我們這些當年批鬥過老師的學生，到時候怎麼去面對老師”。他頓時有了給老師寫道歉信的念頭。
4月20日，申小珂花了一天時間，在電腦上敲完了這封1780字的道歉信。第二天上午，在斟酌修改後，他給平時聯繫較多、參與校友採訪組的鬱小培發了電子郵件，附上這封信，表示“如果你認為可以的話，就請你打印一份，在你去看她的時候帶給她”。
在郵件最後，他叮囑鬱小培，“我希望只有你一人知道為好。”
5月31日，在程璧家採訪快結束時，鬱小培拿出了這封用A4紙打印好的信。為了方便年邁的程璧閱讀，她特地放大了字號。校友曹雪寒怕老人眼神不好，把信接過來，挑重要的念給老人聽。
聽完信，程璧非常吃驚，她告訴眼前這些60歲左右的“孩子”：“小珂是好孩子，我印象中他沒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啊？”
這些“孩子”走後，老人激動地拿起放大鏡，一遍遍地看信裡的內容。當晚，在離開學校42年後，申小珂通過電話再次聽到了老師的聲音。老師告訴他，“信已經收到了，我很高興”。
而申小珂給程璧書記寫道歉信的消息，很快便在校友中傳開了。不少人要求看這封信。在做了一些修改之後，這封信被發在了校友網上。 遠在國外的胡濱，看到信後，也給程璧發來了郵件。這位當年高三(三)班的學生，是外語學校“文革”小組組長。在1967年到1968年，有一部影響很大的紅衛兵話劇《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申小珂和胡濱都是主創人員，在學校裡很有名。胡濱在郵件裡表示，“誠懇響應並附和申小珂同學致您的道歉信”，並“表示深深的內疚和歉意，鄭重地說一聲對不起”。
程璧算了算，寫道歉信的紅衛兵雖然只有這兩個，但贊成與附和他們道歉信的，有10多個。
○認清那個時代所有人的錯誤，我們才有真的自由
87歲的程璧，看到言辭懇切的道歉信後，則盡力為昔日的學生們開脫。
“歸根結底，他們受騙了，被愚弄了。他們都是好人，現在出來道歉是因為從根本上認識到了過去沒有認識到的錯誤。”她說，看到“孩子們”帶來的信，她很感動，並感覺特親切。
6月14日，她給申小珂和胡濱寫了公開信，並托學生在校友網上發布。她說，“我認為你們也是受害者。那時不懂事的孩子跟著起哄，懂事的孩子也有壓力，怕跟不上形勢，怕犯錯誤。”
而申小珂也解釋，“我們的道歉，一方面是糊塗人對程書記們的懺悔；一方面是對糊塗人的解脫。”
這封信成為一把鑰匙，把許多人心裡緊鎖多年的那扇門打開了。9月18日，在建校50周年紀念活動上，當年踹過程璧一腳的一個學生，專門到老人面前表達歉意。老人為了減輕學生心裡的負擔，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沒事的，很輕的。”
校慶活動結束後，申小珂帶著夫人，去了程璧家。問及那些痛楚的往事，老人已經不願細說。臨別時，看到申小珂只穿著短袖衣服，老人拿出兒子的衣服，給申小珂穿上，又幫他扣上扣子。
更多道歉也在繼續著。10月9日晚上，申小珂把寫給雷力的道歉信發給一位校友，托他轉交。當時，副校長雷力和程璧被關押，申小珂曾是看管他們的“典獄長”。雷力先前曾對申小珂有很多幫助，但當很多人批鬥雷力時，申小珂也給他寫了一份大字報。
申小珂一直想找機會解釋這封大字報的意思。但這些想法在心裡藏了44年後，他已經沒有機會當面作出解釋。在校慶紀念活動現場，90歲的雷力揪過申小珂的胸牌，看了看名字。申小珂原本以為老人認出了自己，想跟他表達歉意，結果老人已經不認識他。有校友告訴他，當年飽受折磨的雷力，如今不僅反應遲鈍，耳朵也聾了。
申小珂給程璧的道歉信和程璧的回信，日前也在媒體上被公布，並引起人們關注。在讚賞聲中，有人指出，該道歉的是那些打人的紅衛兵，申小珂和胡濱沒打過人，是好紅衛兵，不應該道歉。
對此，申小珂並不認同。他說：“我沒打人，但我訓過人。如果當年我做的事情有一點點道理，我也不會道歉。我們做得毫無道理。既然自己知道毫無道理，你就必須得道歉。”
在羞愧和恥辱中煎熬了20年後，申小珂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但他並不認為可以就此停止反思，因為他覺得，只有認清那個時代所有人的錯誤，“我們的道歉才道在點子上。我們才有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