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与《我观党史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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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观党史二集》 石仲泉 2008年08月04日09:31 来源：《北京日报》 
《我观党史》出版至今，一晃已经6年。这6年，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个人的工作和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个人的研究和写作言，主要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由主要从论的研究到史的研究的转变。我过去长期以研究党的思想理论为主，在党史研究室尽管负责主持党史本子的编撰工作，但研究重点仍在思想理论史方面。直至退下来后，想对党的民主革命历程作点系统考察，这才逐渐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变。这些年，重点在研究长征史、苏区史，对一些有争议的党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二是由主要进行宏观党史研究到微观党史研究的转变。由研究党的理论到研究党的历史，往往首先是从宏观上来把握党史。只有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时才进入微观领域。我个人研究党史的经历大体也是这样。要研究长征史、苏区史，就不能不进入微观领域。过去总以为各个专题的微观党史都研究得差不多了，难有新的发现，其实不尽然。一个是史料方面，一个是认识方面，只要深入研究进去，就会有所收获，就能推陈出新。
三是开始从一些“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的转变。这里讲的“概念党史”主要是指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完全是根据过去的党史文献、党史资料和党史书籍，还有领导人的著作等来形成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在总体上是概念性的、间接的。党史研究不是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可以虚构故事情节，进行“党史创作”；而必须“论从史出”，没有形象的史就没有生动的论。这是一个时期的党史本子没有多少读者的一个原因。有鉴于此，在退下来后，就开始“走走党史”，首先走了长征路，对几个方面军的长征作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关于长征的许多实际感受和具体认识，从而对长征由“概念党史”层面进入到了“形象党史”层面。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已出版的几本著作，既展现了这几年的个人研究状况，也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构思与学林同仁交流切磋。这里，以收入在本拙著中的一些文章言（个别的涉及其他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中央苏区和苏区精神。这几年我到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运动作了实地考察，特别是对中央苏区考察的时间更长、地域更广、了解的历史更多。因此，形成了一些想法，提出了一些观点，这集中地反映在书中《中央苏区和苏区精神》一文中。我认为，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它铸造了“苏区精神”。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从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精神”系列来看，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但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的历史跨度太大，且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是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阶段，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而是代表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
（二）关于走走党史——长征行。这几年，我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走走党史。践行走走党史，首先走了“3＋1”的长征路，即基本走完了三个方面军的长征路和红25军的部分长征路。经过实地的考察和体验，对长征的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对长征精神有了许多深切感受。这集中地反映在《长征行》一书中。该书力求突出亲历性、史论性、情节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成为熔见闻、知识、论理于一炉的活的信史。在该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是长征历程的“五阶段”论。红军长征经历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惊心动魄的搏斗，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对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斗争。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红军长征的两年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2）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同年6月两河口会议；（3）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同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4）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至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5）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二是战略转移的“四个区分”论。即一要将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原因同作出长征的决策加以区别；二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的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三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四要将红军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挫折同苏区人民对长征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加以区别。
三是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止一个。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带有标志性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一部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
四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形成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论。在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会理会议，共七八个之多。这一系列会议，形成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段历史链条上的一个历史环节，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对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要讲两句话：一是要说明系列会议所起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重要基础；后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决定性主导。
五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两个“奠基礼”论。过去讲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是奠基礼。实际上，当时的奠基礼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甚至更为严重。因此，这是一个“政治奠基礼”。另外，还有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五大贡献论。等等。
（三）关于为周恩来辩护。怎么样看待周恩来，特别是怎么样看待“文革”中的周恩来，一个时期以来，不仅在海外褒贬不一，在国内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作为学术研究，涉及如何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我以为是完全可以切磋的。但是，对于那种“恶搞”、诋毁，则属于另类问题。对此，必须明辨是非，以正视听。不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吗？不仅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维护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公平正义。当然，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见仁见智，会有歧义。但是历史自有其公平秤。对于周恩来言，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谓是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民心、党心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那就是历史的一杆秤。周恩来无疑不是完人，同其他伟人一样，也有弱点、缺点和错误，包括在“文革”中的“违心”和不“违心”的错误。这都要作深入的历史和辩证分析，而不应抓住枝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以偏概全，进行指责和贬损。我是很崇敬周恩来的，见此状很难不义愤填膺。在2003年3月纪念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之际，我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个视角，写了篇《周恩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一文，概括了他作为开国总理，怎样为努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付出其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周恩来的“辩护”之文。 （责任编辑：谢磊）
《我观党史》出版至今，一晃已经6年。这6年，国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个人的工作和研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个人的研究和写作言，主要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由主要从论的研究到史的研究的转变。我过去长期以研究党的思想理论为主，在党史研究室尽管负责主持党史本子的编撰工作，但研究重点仍在思想理论史方面。直至退下来后，想对党的民主革命历程作点系统考察，这才逐渐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变。这些年，重点在研究长征史、苏区史，对一些有争议的党史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二是由主要进行宏观党史研究到微观党史研究的转变。由研究党的理论到研究党的历史，往往首先是从宏观上来把握党史。只有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时才进入微观领域。我个人研究党史的经历大体也是这样。要研究长征史、苏区史，就不能不进入微观领域。过去总以为各个专题的微观党史都研究得差不多了，难有新的发现，其实不尽然。一个是史料方面，一个是认识方面，只要深入研究进去，就会有所收获，就能推陈出新。
三是开始从一些“概念党史”到“形象党史”的转变。这里讲的“概念党史”主要是指党的民主革命历史，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完全是根据过去的党史文献、党史资料和党史书籍，还有领导人的著作等来形成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在总体上是概念性的、间接的。党史研究不是文学著作和影视作品，可以虚构故事情节，进行“党史创作”；而必须“论从史出”，没有形象的史就没有生动的论。这是一个时期的党史本子没有多少读者的一个原因。有鉴于此，在退下来后，就开始“走走党史”，首先走了长征路，对几个方面军的长征作了实地考察，获得了关于长征的许多实际感受和具体认识，从而对长征由“概念党史”层面进入到了“形象党史”层面。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已出版的几本著作，既展现了这几年的个人研究状况，也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构思与学林同仁交流切磋。这里，以收入在本拙著中的一些文章言（个别的涉及其他论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中央苏区和苏区精神。这几年我到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运动作了实地考察，特别是对中央苏区考察的时间更长、地域更广、了解的历史更多。因此，形成了一些想法，提出了一些观点，这集中地反映在书中《中央苏区和苏区精神》一文中。我认为，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它铸造了“苏区精神”。目前，各种媒体对这样那样的“精神”讲的很多，从以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精神”系列来看，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但从井冈山时期到长征时期的历史跨度太大，且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是土地革命战争历史的两个阶段，只有加上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才比较完整。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而是代表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
（二）关于走走党史——长征行。这几年，我提出一个新的理念，就是走走党史。践行走走党史，首先走了“3＋1”的长征路，即基本走完了三个方面军的长征路和红25军的部分长征路。经过实地的考察和体验，对长征的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对长征精神有了许多深切感受。这集中地反映在《长征行》一书中。该书力求突出亲历性、史论性、情节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学术性，成为熔见闻、知识、论理于一炉的活的信史。在该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
一是长征历程的“五阶段”论。红军长征经历了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惊心动魄的搏斗，共产党内部正确与错误指导思想的尖锐对立，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红军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斗争。这三方面斗争的交错发展，使红军长征的两年历程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2）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同年6月两河口会议；（3）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至同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4）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至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5）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甘宁会师。
二是战略转移的“四个区分”论。即一要将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原因同作出长征的决策加以区别；二要将红军长征有无准备同准备的充分和合理与否加以区别；三要将红军战略转移选择的最初路线同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顽固坚持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方针加以区别；四要将红军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挫折同苏区人民对长征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加以区别。
三是长征出发地的多元论。即长征的出发地是多元的，属于不同层面的出发地不止一个。就中央红军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带有标志性意义；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的集结出发地。还有红军部队从其他地方直接出发作战略转移进行长征的，如红九军团一部就是从会昌出发的，因而也是长征出发地。属于这个层面的出发地，还有石城、长汀、兴国、宁化等县。长征既然是“3＋1”的长征，其他红军长征还有各自的出发地。
四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会议形成党的历史第一次伟大转折论。在中央红军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还有会理会议，共七八个之多。这一系列会议，形成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一段历史链条，每一次会议都是这段历史链条上的一个历史环节，有其不可抹杀的作用。因此，对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要讲两句话：一是要说明系列会议所起的合力作用。二是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重要基础；后者是形成伟大转折的决定性主导。
五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两个“奠基礼”论。过去讲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是奠基礼。实际上，当时的奠基礼应当是两个：除直罗镇战役是军事奠基礼外，中央纠正陕北的肃反错误可视为“政治奠基礼”。因为陕北的“肃反”造成的政治危机，丝毫不亚于国民党军的“围剿”，甚至更为严重。因此，这是一个“政治奠基礼”。另外，还有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五大贡献论。等等。
（三）关于为周恩来辩护。怎么样看待周恩来，特别是怎么样看待“文革”中的周恩来，一个时期以来，不仅在海外褒贬不一，在国内也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作为学术研究，涉及如何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我以为是完全可以切磋的。但是，对于那种“恶搞”、诋毁，则属于另类问题。对此，必须明辨是非，以正视听。不是要维护公平正义吗？不仅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还要维护历史（包括历史人物）的公平正义。当然，如何理解公平正义，见仁见智，会有歧义。但是历史自有其公平秤。对于周恩来言，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可谓是最集中、最典型地体现了民心、党心对周恩来的总体评价，那就是历史的一杆秤。周恩来无疑不是完人，同其他伟人一样，也有弱点、缺点和错误，包括在“文革”中的“违心”和不“违心”的错误。这都要作深入的历史和辩证分析，而不应抓住枝叶，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以偏概全，进行指责和贬损。我是很崇敬周恩来的，见此状很难不义愤填膺。在2003年3月纪念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之际，我从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这个视角，写了篇《周恩来：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楷模》一文，概括了他作为开国总理，怎样为努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付出其全部的心血和智慧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周恩来的“辩护”之文。 （责任编辑：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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