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一个在“极限体验”中探索的哲学家——读詹姆斯·米勒《福柯受难曲》

    但要忘掉福柯，又毕竟不能。福柯是哲学家，可他决不只属于哲学界，他的影响其实已经深深地渗入人文社会学科的几乎全部领域。从近几年西方学术的发展趋势看，不了解一点福柯似乎愈来愈不行了，慢慢可能连那里的新书都读不懂了。福柯其人虽已于1984 年辞世，然其身后的学术地位却长期保持着上升势头，据说至今仍无人可以匹敌。“福柯时代”看来并没有因福柯的死而告结束。所以，我一直在暗暗企盼着能读到一本全面介绍福柯学识的普及性读物，一本深入浅出的、能够让我辈之哲学外行了解福柯思想及其影响的好书。

    这种书。现在我想至少已经有了一本了：它就是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 1993 年出版的新作——《福柯受难曲》（The Passionof Michel Foucault）。

    詹姆斯·米勒，芝加哥人，1975 年获布兰代斯大学思想史博士学位，随后相继任教于德克萨斯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现为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自由研究所所长，副教授。教衔虽是不高，但他用笔极勤，著述甚丰，且学识文笔，足称一流。他做学问的功夫，似乎主要花在两个方面：一是音乐理论，一是政治哲学。就前者论，他曾效力《新闻周刊》，在这家名牌杂志作过整整十年（1981—1990）的图书与音乐评论专栏作家，并编写有《滚石图说摇滚乐史》，他的音乐论著曾两次获 ASCAP—Deems Taylor 大奖，可见造诣不俗。就后者言，他在大学时代攻读的就是政治与哲学专业，而在写《福柯受难曲》之前，他就已经先后出版过三部有关政治哲学的煌煌大作：《历史与人的存在：从马克思到梅洛—庞蒂》（1979），《卢梭：民主梦幻家》（1983），以及讨论60 年代美国新左派运动的《“民主在街上”：从休伦港到围城芝加哥》（1987，此书被美国全国图书评论家协会评为该年度非小说类写实文学杰出作品之一）。不言而喻。音乐和政治哲学研究，是两个极不相同的学术领域：一个需要动员研究者的想象力或艺术情感，另一个需要的则毋宁是研究者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样，以一人而同时在这两个领域进行卓有建树的耕耘，恐怕就非一般人所能为了——因为它要求研究者既富有激越的情感，又具备深沉的理智，而且还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不是大家，焉能有如此特质？

    或许正因为詹姆斯·米勒具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他敢研究福柯——一个同样具有这种特质、并极热衷于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玩弄平衡的伟大的天才。被人们视为“后现代主义”首要大师之一的福柯，是现代社会最无情的批判者。而他的现代社会批判，往往也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就是在力图揭破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荒谬的一面，就是在进行“以非常规方式思考”的尝试——他的思想之所以常常带有一种超现实的怪异气氛，原因也就在这里。既然如此，要真正理解福柯，就不能只是在理性的范围内兜圈子，而必须不时地转向非理性领域，通过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结合来探索研究的进路。当然，在这方面最能够驾轻就熟的学者，大概也就非米勒一类莫属了。

    米勒在该书的后记中称，他对福柯的研究兴趣，缘起于美国学界的一则谣传。该谣传说，1983 年秋天，福柯明知自己已患有艾滋病，却故意跑到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澡堂，企图传染他人。在此之前，米勒虽也听说过不少有关福柯酷爱施虐受虐淫式同性恋生活的传说，但这些传说始终不曾损害福柯及其学说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尽管他还没有深入理解他。可这次不一样了，他感到深受震动：这个传闻如若属实，则他的崇拜者就不啻一卑鄙的杀人凶手——难道福柯竟是这样一个恶棍？由此，一个念头在他的心中萌生：必须把福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个问题弄清楚。

    他开始系统地读书——不仅按年代顺序阅读福柯的所有作品（包括书、文章和卷帙浩繁的谈话录），而且博览一切对福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随后，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从美国西海岸直到法国巴黎，一个接一个地走访福柯研究专家和各种各样与福柯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士，广泛探询有关福柯的轶闻。就在这一过程中，他查明了那个福柯故意传播艾滋病的流言纯属捏造：因为当时福柯虽然已感到身体有些不适，但并不确知他已患上此疾。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秘密：福柯无视传统道德观念的放浪形骸的个人生活，包括他对施虐受虐淫同性恋性活动的迷恋，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道德败坏，因为这种生活根本就是他的哲学活动的一部分。

    这一认识，米勒是在福柯的终生同性伴侣、法国哲学家兼政治活动家丹尼埃尔·德菲尔（Daniel Defert）启发下获得的。1990 年3 月25日，他在巴黎福柯故居拜会了这位福柯的生前至交，同他作了三个小时的长谈。德菲尔谈到，艾滋病的问题对福柯后期关于希腊罗马思想的探讨方式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并指出：“很有可能，他对自己即将来临的死亡是十分清楚的。……即使他并不确知他自己的状况”，艾滋病的威胁仍是他的一块缠绵不去的心病；——“他非常重视艾滋病；在他最后一次去旧金山的时候，他是很明确地将此行看作一次‘极限体验’的”。言者无心，而闻者有意。这一番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对于已经熟读过福柯全部著作的米勒来说，适足令他茅塞顿开：原先的一堆晦涩莫名、杂乱无章的意象，刹那间变得明朗而有序多了。

    米勒当然知道“极限经验”在福柯学说中的重要性。所谓“极限体验”，按福柯的理解，乃是人类存在以迷狂销魂、混乱残酷为特征的非理性的一面，是人们在梦的至深处，或在醉酒、吸毒、进入性爱高潮、面临生命危险等等情况下，发生自觉主体“消解”的时刻，而且无论在
什么情况下，这种体验都与“死亡”紧密相连。“极限体验”的这一特点，令福柯特别为之神往。因为他在学习时代就确立了这样一个终生不渝的信念：传统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早已无法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或者说无法让人们认识自我，现在人们迫切需要的是学会“用非常规的方式思考”（To think differently），而这就必须诉诸“极限经验”以变革认识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从自己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明确地把自己的毕生工作定位在有关一系列“极限体验”的历史考察上——这就是他1961 年在他的成名作《癫狂与非理性》（Folie et éraison）的初版序言所宣布的：继这部“癫狂史”之后，他还要研究其他各种形式的“极限体验”首先要讨论有关梦的价值观的演变，继而将探讨受禁性行为范域的演变。在1970 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还曾这样宣称：“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很有可能是由人们最近的种种体验提供的，而这些体验均与毒品、性、群居村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式和个性形式有关。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自19 世纪的一些空想，那么一种真正的社会化将很有可能在20 世纪的一些体验中产生。”直到在他临终前出版的《性史》第二、三卷的序言里，他还坚信：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考，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事实上，自杀与癫狂、犯罪与惩罚、性爱与死亡这一类同“极限体验”密切相关的课题，自始至终都是福柯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现在德菲尔告诉米勒，福柯曾明确地把他1983 年秋的旧金山之行看作一次“极限体验”。这实际上就是说，福柯此行是存心同死亡（而且还是那样一种可怕的死亡！）“调情”，是故意去“拥抱死亡”。这无疑是需要勇气的：须知，1982 年被正式命名的艾滋病的首批病例，正是1980 年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男同性恋社区被发现的；而且在当时看来，这种病似乎只和男同性恋活动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它曾一度被误认为是“男同性恋癌”。然而，这一情况似乎不仅没有吓倒福柯，反而令他兴奋难当，并令他前所未有地强烈向往旧金山——当时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男同性恋“圣地”。为什么？就是因为此时此地的男同性恋澡堂和酒吧，已成为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极限体验”试验场！

    此时此刻，贯穿福柯一生的一桩桩令人生畏的轶事，一定在蒙太奇般地闪现于米勒的脑际：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时，他曾偷偷用剃刀划破自己的胸脯，并数次试图自杀；他终身迷恋于施虐受虐淫同性恋活动和吸食毒品——从大麻直到迷幻药LSD，因为这些活动带来的“销魂”快感，能使他感到死亡的逼近；在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全球性政治反文化浪潮中，他又冒死投身极左派的非法政治活动，即便贵为樊塞纳大学哲学系主任或法兰西学院教授，他也能和学生一起爬上高高的楼顶向警察抛掷瓦片，或参与示威群众和军警的街头激战，以至于他那颗曾被警棍敲得嘭嘭作响的著名的光头，竟成为广大造反派心目中“政治勇气”的象征……

    由此看来，福柯1983 年秋去旧金山的“自杀性”举动，决非偶然。实际上他的全部个人生活经历，或多或少都含有一种“自杀”的意味。当然，他并非自杀狂，或者说他并不愿意真的死去（他在病重时还是会去医院的）；他只是在冒险，只是在亲身尝试“极限经验”——就是说，在通过勇敢地投身各种危险的活动，或参与各种能导致迷狂销魂状态的游戏，冒着死亡和变疯的危险，把自己的心智和肉体同时推向断裂点，突破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快感与痛苦乃至生命与死亡之间的界限，来步入“用非常规方式思考”的佳境。

    这也就是说，福柯为“极限体验”的探索，实实在在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他不仅通过写作，深入探讨了癫狂、犯罪、同性恋、吸毒乃至自杀等等反常行为的认识论意义，而且经常不断有意识地去实践这一类行为，拿自己的肉躯和心灵去做试验，去感受临近精神崩溃、狂乱和死亡的种种“梦幻兴奋”，以期获得对“真实”的“顿悟”。他似乎也常常能够如愿以偿。比如他自己最欣赏的作品，《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punir，1975，他说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很大程度上就出自他在1968 年5 月风暴以来法国政治反文化浪潮中的“极限体验”，其中包含了很多他通过这些体验悟出的“道理”。而他“平生最重大的体验”（他自己语），则是1975 年春末他在加利福尼亚死亡谷的一次服用迷幻药LSD 的尝试，据说由此产生的“顿悟”根本改变了他关于性爱和性的问题的看法，并促使他彻底推翻了《性史》第一卷已近乎完成的写作计划。实际上，福柯亲身的“极限体验”，对于他的学术研究从来就具有某种基础的意义——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曾一再告诉记者：他的全部工作都出于他个人对于“体验”的迷恋，“都是以来自我的体验的某些元素为基础的”。总之，在福柯那里，工作是哲学，生活也是哲学——一种“哲学的生活”，两者协调一致、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完美统一。

    正是本着这一认识，米勒写出了他的《福柯受难曲》——一部他自己称之为“古希腊利尔提乌斯《圣贤列传》式”的作品。书中，他把福柯的轶事和学说按年代顺序编织起来，既对它们加以系统的阐释，又让它们相互解说、相互印证，以此来凸显这位当代思想巨匠真实而非凡的人格，再现其辉煌而又充满怪异气氛的奋斗人生。这一人生，尽管迷宫般地错综复杂，但仍有一条清晰的红线贯串始终——那就是福柯对“极限体验”的不屈不挠的探索，而这种探索的目的，则无非是寻求“真实”，亦即贯彻尼采的伟大箴戒——“成为本来的自己”（To become what oneis）。

    米勒的这种叙述法，应该说是有其独到的优点的。很显然，较之侧重于片面描述生平的生活传记（如法国作家狄迭· 艾里邦[Didier ribon]1989 出版的《福柯传》），它能更深刻地触及和揭示福柯思想的内核，而较之侧重于片面阐释学说的理论研究专著（如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和保尔·拉比诺[Paul Rabinow]1983年出版的《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ichel Foucault：Beyond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由于可以借助轶事的阐释力量，它又无疑显得浅显明快得多——这一点，对于许多尚不精通那些深奥晦涩的哲学术语（米勒有意地略去大量这样的术语）、但又迫切需要对福柯有所了解的读者来说，自然特别重要。尤其是，作者还以其深厚的艺术学修养，在书中加入了不少生花妙笔，使之常常闪现出诗的意象，流动着音乐的韵律，这又增强了书的可读性。

    不过，话虽如此，此书却切不可被视作二流的普及读物：它毕竟是作者在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集整整六年的功力写成的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作者令人惊叹的博学，突出地体现在书后那长达74 页的密密麻麻的尾注里，而这些尾注，实际上也为读者进一步研究福柯，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资料指南。职是之故，尽管米勒的福柯肖像和实际的福柯还存在一定的偏差（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已完全读懂福柯），然其可信程度看来也决不会很低。其实，该书未及问世就已受到评审专家们的一片赞誉，甚至被认为是“可与内哈马斯的尼采传、威斯特布鲁克的杜威传和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相媲美”的、“真正第一流的大哲学家传记”（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里查·罗利[Richard Rorry]语）。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米勒十分注重结合20 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的大文化背景，来讲述他的福柯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展示了福柯思想的博大精深，而且还对活跃于20 世纪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和政治等领域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进行了整体观照，同时又循着福柯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全部西方思想史作了一番透视和梳理，发掘和再现了当代非理性主义运动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系谱。这样，米勒实际上就把他的福柯传写成了一部微型的、深入浅出而且富含启迪的西方思想史。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本书，对于人们了解整个西方文化的精髓，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