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时期推行大钱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咸丰时期推行大钱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转载

私钱

清政府

枷号

御史

吴廷栋

咸丰

杂谈

咸丰时期推行大钱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二、咸丰时期推行大钱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

咸丰初年，清政府财政更加困难。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费，“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门，实已无微不尽”[1]。但仍然不能供应军需，在前线镇压起义的清军“需用军饷，请拨孔亟”。而由于太平军先后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军威所及，各省地丁、盐课、关税、杂赋都无法照旧征收，以致“地丁多不足额，税课仅存虚名”。1853年以后，随着战区不断扩大，清朝统治区日益缩小，原有各项税课每年收数，较之旧额平均不到十之四、五，而政府各项财政开支，几乎是成倍地在增长着。于是，清政府开始卖官鬻爵以筹集军饷，但“捐输”开办三年之后，收入大减于前。“捐输不可恃，乃乞恩于内帑”，将内务府所藏的金钟铜器大批熔化，尽可能移作军饷。此外补苴之术，如停养廉、开银矿、提当本、收铺租，不下数十款，“或只宜一试，或收效尚迟”。“有尽之经营，断不能给无厌之吁请”。清政府为了筹集军费，实已无孔不入，罗掘俱穷，而部库“万分支绌”，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财政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滇铜亦因道梗不至”，铸造制钱的币材也空前紧张。这时，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提出了改革货币制度，聚敛社会财富的主张。清政府接受了这一主张，把铸造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作为应付军事财政开支的重要手段。

咸丰三年（1853）三月，首先开铸当十大钱，每枚重六钱。当十大钱与制钱相比，减重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以后，大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开铸的铜质大钱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和当千等十种。此外，还铸有当一、当五、当十等三种铁铅大钱。京城之外，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也陆续开铸。但自大钱发行以后，“未及一年，盗铸如云而起。通州所辖之张家湾及长辛店左近西山之内并有私炉鼓铸”[2]，甚至“明目张胆，于白昼闹市之中公然设炉，毫无忌惮。地方官畏其人众，不敢查问”[3]。这是因为制钱每千重120两，熔之可得铜60两，以铸当千大钱，可抵30千之用。“利之所在，法难尽除”[4]，以致京城“炉匠所用风箱、沙罐，价皆顿长”[5]。

当时，在各地都纷纷拿获私铸及贩运人犯，甚至在北京城内，正阳门外也有人私铸。私铸泛滥，已经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清政府开始使用严刑峻法来加以对付。咸丰四年（1954）六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清廷接连两次发布上谕，严斥刑部所拟私铸罪刑太轻，督催刑部从重拟定私铸及阻挠大钱行使者罪刑。例载私铸铜钱10千以上，或虽不及10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为首及匠人俱拟以斩监候；为从及知情买使者，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其铸钱不及10千者，首犯匠人俱发新疆给官兵为奴；为从及知情买使之犯各减一等。至此，各加一等，私铸当百以下大钱案内、为首及匠人如数在10千以上，及虽不及10千而私铸不止一次者，即行正法；私铸仅此一次，而为数又在10千以下者，仍问拟斩候，入于秋审情实。咸丰七年（1857）正月，又发布上谕：“如查有私铸匪徒，无分首从，均于讯明后就地正法，甲长、邻居隐匿不报，分别徒、流治罪”，即无论钱数、次数，皆处以死罪。对于为首阻挠任意折算之商民人等，于违制杖100罪上从重加三等，拟杖80徒二年，再加枷号两个月；为从，徒一年，加枷号一个月。再犯者发极边烟瘴充军，遇赦不赦。

清廷虽屡颁严刑峻法，却遏止不住私铸狂潮，“虽例禁甚严，然利之所在，人皆趋之”。时至咸丰五年（1855），“通州所管地方，及长辛店左近，西山之内，仍有私炉窃铸当十大钱。奸商私持银两前往贩买，每银一两，至换私钱十千有零。”[6]通州、霸县、大兴、榆林等州县屡获私铸人犯。行使大钱照旧任意折算，“官铸者七成折算，私铸者四五成折算”[7]，甚至“议论沸腾，一概不使大钱。而私造小钱，俗名水上漂者，今反通行，较国宝易用”[8]。

不但百姓私铸人犯众多，地方官府也大规模进行私铸。咸丰五年（1855）秋，黄钧宰“道过清江，闻车声辚辚然来，视之，钱也。问何为？曰铸钱。曰曷为以钱铸钱？曰帑金不足，官府费用无所出，今毁制钱为当十大钱，计除工费十可盈四五，则何为而不铸。是年冬，再过清江，闻车声辚辚然来，视之大钱也。问何为？曰铸钱。曰曷为又以大钱铸钱？曰大钱不行，报捐者买之，当十只值一二。今毁大钱为制钱而又小之，和以铅砂，除工费一可化三四，则何为而不铸。”[9]

百姓和地方官府争相私铸，实是由于大钱“分量过轻，当值过多，获利过厚”的缘故。以铜大钱的铸造工本和额面法定价值比较来看：如当1000铜大钱额面规定每枚等于制钱1000文，作为金属货币，其金属比价实际只等于制钱38文，强制增值962文，即净利为工本的7.8倍[10]。而当百文者可以“一本二利”，当50文者可以“一本一利”[11]。

当时，大钱“获利过厚”为私铸提供了可能性，而吏治的腐败则为私铸提供了现实性。“私铸之得以混淆，皆由官钱铸造不精，式样无定”，“户部每月发饷，其中即有轮廓破损，字迹模糊者，且近时户、工两局所铸当十铜钱，与初铸者轻重大相悬殊，是官铸大钱先自不能划一，又何怪私铸之得以夹杂其间”[12]。“大钱之铸愈轻小”，完全是“偷漏铜斤，克减工料”的结果。

官钱大小不一为私铸提供了混杂的机会，贪官污吏又为私钱提供了市场，“各部院给发公费，各旗营给发兵饷，均有蠹吏奸役，私将官钱收藏，另买伪造之钱以充公用。该领用者以颁自部局，信而不疑，或疑而不敢深诘，尤为官私混杂之害”[13]。官钱号也成了私铸的销赃所，“或钱票收买私铸，以致市间制钱日少”[14]。

私铸盛行，私钱充斥已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咸丰四年十月以来，“马兰峪一带当百大钱日至日多，米价忽然涌贵”，马兰镇总兵庆锡亲至永济官当，传到钱、当各商，晓以利害，令将私钱尽数交出，旋据呈缴当百大钱1.9万余个，内中官钱约十分三四，私铸十分六七[15]。

清政府在查禁私铸的过程中一直处于两难境地。如对于商民挑剔大钱，即进退失据。“奸民轻官钱重私票，凡以大钱交易者，皆假私铸为名，多方阻挠。其当十铁钱，当五铜钱已有不愿行使之势，而当十铜钱复任意挑拣”，“皆妄指为私铸，一概不用，显系有意阻挠”[16]。对于此种情况，清政府起初规定：“无论何项买卖，及赎当、还债，均令将铜铁当十钱与制钱一律使用，不准藉口挑斥阻挠不使”[17]。“凡各城挑剔钱文之案，无不立时究办”，但“一概不准挑剔”[18]的结果，使得私钱更加泛滥。如顺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钱，“奸民因故持破烂大钱（私钱）买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挠大钱向其讹诈，顺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烂大钱不用，遂有藉挑剔而不收大钱者，民间遂讹传不行使铁大钱，而铁大钱竟废而不用”[19]。老百姓“枷责既不知畏，劝谕亦复罔然”，清政府“欲重惩则人数实多，欲故听则浇风日炽”，实是无可奈何。

查禁私贩的过程也是如此。如北京守城兵丁奉命搜索制钱，乡民有将城内卖货大钱复带入城买货者，守城兵丁不辨真伪，即指为私贩，有钱则买放，无钱则送官，迨至质讯明确，而乡民已受其拖累。以致乡间粮食裹足不前，城内米面陡长价值，粮店亦陆续歇业。

在向外省推广大钱的过程中，地方官吏也面临举步唯艰，动辄得咎的处境。如直隶奉谕旨，自咸丰四年（1854）上忙为始，钱粮即收三成大钱，计共收200余万串大钱，而直隶因大钱尚未得到推广，老百姓手中没有这许多大钱，结果造成私铸充斥，“诛之不可胜诛”。而官吏“不收私铸，则可指为阻挠，或折收制钱，又干枉法”[20]。

私铸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计划生活。“私铸太多，真伪掺杂，小民无知，共怀疑畏。遂致买粮办货，种种难行。银市交易，另定大钱价值，任意轩轾”[21]。因为“私铸掺杂，奸商把持，市间渐不行使当十铁钱，小民佣趁，日得一二百文，无处觅食。卖食铺户多有关闭，贫民藉端滋闹，竟有情急自尽者”[22]。吏治腐败，私铸盛行，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1] 道光十年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培深折，《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95页。

[2] 《光绪顺天府志》卷五十九，页三。

[3]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307页。

[4] 《东华录》，咸丰三十七年，页十。

[5]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64页。

[6] 同上书，第315页。

[7] 同上书，第270页。

[8] 同上书，第271页。

[9] 黄钧宰：《金壶遁墨》卷二。

[10]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0页。

[11] 清代钞档：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朱批庆锡片。

[12] 咸丰七年四月初四日，御史孟传金折，《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86页。

[13] 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九日，左都御史周祖培折，同上书，第269页。

[14] 咸丰七年正月十六日巡城御史保恒折，同上书，第281页。

[15] 同上书，第272页。

[16]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86页。

[17] 同上书，第275页。

[18] 同上书，第289页。

[19] 吴廷栋：《陛见恭记》，《续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九，户政钱币中，页三三。

[20] 吴廷栋：《陛见恭记》，《续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九，户政钱币中，页三三。

[21] 咸丰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惠王绵愉等折，《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第275页。

[22] 咸丰七年正月十六日，巡城御史保恒等折，《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