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 等：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_

　21世纪初，中国崛起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实，“中国崛起”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就疆域和历史而言，中国一直都是东亚大国；从技术和经济上看，中国在公元500-1000年间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尽管当时的影响无法达到全球。欧洲和美国仅是在最近五百年才赶上中国的。据估计，工业化时代初期，亚洲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5。然而到了1940年，这一份额跌到了1/5，而当时亚洲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今天，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又恢复到了2/5，更有分析人士预测，亚洲将在2030-2040年前后重返经济发展的历史最高水平。当然，亚洲还包括日本、印度、韩国和其他众多国家，但是中国终归要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最近30年来，年均8-10%的增长率带来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显著增加。这一实质性的经济成就，伴随着以儒学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提升了中国在亚洲和整个世界的软实力。

　　一、软实力

　　实力就是影响他人以取得你所希望的结果的能力。我们通常可以用三种方式影响他人：强制性的威胁（“大棒”），诱惑或者报偿（“胡萝卜”），以及能使他人与我们同欲共求的吸引力。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由于别国愿意追随它，景仰它的价值观，向它学习，追求它所达到的繁荣与开放的高度，而获得它所期望的结果。由此，国家不能仅仅通过使用或者威胁使用军事、经济武器迫使他国做出改变；设定议程、吸引别国亦十分重要。这种软实力（让别人也想获得你希望实现的结果）靠的是与人合作而不是强人所难。

　　软实力来自于塑造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并非某一个国家，也并非仅仅是国家，才拥有软实力。在个人交往中，我们也能看到吸引和诱惑的力量。政治领袖一直深谙那种通过设定议程和辩论框架所获得的力量。软实力是领导力和政治中无时不在的重要成分。这种能够决定他人行为偏好的能力与很多看不见的优点相联系，比如有吸引力的性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以及那些正当合理且有道德权威感的政策。如果我能够让你愿意做那些我所希望做的事情，那么，我就不必强迫你做那些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软实力和影响力并非一回事，虽然它是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威胁和利诱这些硬实力也可以营造某种影响力。劝说和以理服人是软实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软实力的全部，诱惑和吸引的能力也是软实力。从行为的角度讲，软实力是有吸引力的权力；从资源的层面说，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的资产皆是软实力的资源。一些资源既可以生成硬实力，也可以营造软实力。比如，强有力的经济可以提供利诱他人的重要的胡萝卜，也可以作为发展的成功模式吸引他人。通过民意调查和小组访谈，我们能够衡量一些特定的资产能否产生让人心向往之的软实力。那种吸引力能否转化为希望看到的政策结果，则有待于具体事例的检验。但是，拥有能够产生实力的资源并不能保证让实力最终发挥作用。这并不单指软实力而言，其他形式的实力也会出现类似情形。比如，1940年法国沦陷之前，英法的坦克数量超过德国，但是这种军力资源上的优势却无法决定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

　　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某个组织或国家所表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体现在它的文化中，体现在它根据内部实践和政策所树立的榜样中，也体现在它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中。有时政府发现软实力难以运用也不易控制，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它的重要性。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谈到，美国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借助电影和电视，掌控了全球的形象塑造，激发了人们的梦想和欲望，也因为他们借此让大批外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完成学业。”软实力是一种重要的现实存在。像肯尼思·沃尔茨这样的新现实主义者关注的是由物质资源决定的力量结构，而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他们就像无法理解诱惑力的那种人一样，只服从于所谓“具体的虚假性”，即认为凡是无法用来轰炸城市或扔到你脚下的东西都不是实力资源。像汉斯·摩根索（或者更早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并未曾犯下这种忽视观念力量的错误。

　　在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2008年8月对于格鲁吉亚的入侵证明了软实力其实是“不着边际”的，军事硬实力才真正说了算。俄罗斯看到自己在苏联崩溃之后遭受屈辱，现在正经历着一个以民族主义加以回应的阶段。能源价格上涨推动其经济增长之后，俄罗斯发现了对周边邻国重新显现实力的机会。有观察家指出，2009年俄罗斯切断对乌克兰（也波及欧洲其他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是其硬实力的一种成功运用。其实，军事介入格鲁吉亚和切断天然气供应，使俄罗斯在欧洲的声望和软实力遭受了沉重打击。苏联曾在二战后的多年里赢得了不少软实力，但后来因其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使用硬实力的政策而自我摧毁，俄罗斯领导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在很多方面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以及对外政策（正当合理，并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德国《时代》周报主编约瑟夫·约菲曾提出，美国的软实力甚至强于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文化，无论通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向外散射着只有罗马帝国时代才得以一见的炽热，而且方式新颖迂回。罗马和苏联的文化影响力都无法超越它们武力直接控制的范围，美国的软实力才真正造就了一个日不落帝国。”

　　然而文化软实力可以遭到不正当的政策的损害。近年来，尤其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的软实力已经下降了。最近，华尔街金融业的失利和美国经济的低迷打击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声望。尽管2008年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的登台某种程度上挽救了美国梦的公信力，但是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在过去十年中，美国的吸引力或曰软实力相对于中国而言衰减不少。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被调查者非常积极正面地看待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只有38%的人对美国持同样积极的态度。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研究院就亚洲地区的软实力问题展开了一项细致的多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被亚洲地区的大部分民众认为是“积极的”。此种调查仅是窥豹一斑，不宜对这些看法过分解读，但是这些调查结果的确耐人寻味。

　　二、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深具魅力，而今它也正在全球流行文化中崭露头角。《卧虎藏龙》在非英语电影中一度最为卖座。在NBA休斯顿火箭队效力的姚明是来自中国的明星，大有成为迈克尔·乔丹第二的劲头。过去10年间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以每年20%的增长率，由3.6万人增至11万。2007年全年，来华外国游客的数量猛增至2300万。截至2007年7月，中国已经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建立了超过170所孔子学院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当“美国之音”将中文广播的时间从每天19小时削减到14小时之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推出了全天候的英文对外广播。

　　在政治观念方面，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已经渐行渐远。虽然中国依然是单一政党领导的政体，但是它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三番，这一政治经济的巨大成功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倾慕不已。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稳固掌控的政治体制加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比之前大行其道的西方式民主政体加市场经济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中国加强了对外经济援助，并且让其不断扩展的国内市场更加开放，这些都增强了中国的吸引力。

　　同时，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作出重大调整。20年前，中国对多边体制持很大保留意见，与众多邻国心存芥蒂。如今时过境迁，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主张以多边外交解决国际争端，并且累计派出超过9000名官兵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通过主持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为目的的六方会谈，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贡献日多。此外，它还与不少邻国解决了领土争端，并加入了众多地区性组织，最近召开的东亚峰会即是明证。近年来，中国降低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调门，取而代之的是大力倡导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和谐世界”，并尽力使外部世界确信中国将会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种新外交有助于减轻外界的忧惧，也降低了其他国家联合制衡中国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正如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无法与美国相匹敌一样，中国的软实力发展也任重道远。前文提到的2008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美国在亚洲人心目中的形象基本上还是积极的，美国在软实力评估的每一个指标中基本上都居榜首，表明其在这一地区依旧独占鳌头。中国还没有像好莱坞那样的文化产业，中国的大学也难以与美国的大学并驾齐驱。美国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公民社会，但是中国的软实力的推展却高度依赖政府。中国社会的巨大潜力，包括那些处于草创阶段的民间社团，都亟待哺育和提高。

　　在美国形象因入侵伊拉克受损之际，中国形象也因为官员腐败、社会不公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国内方面的诸多缺失大受影响。西方世界一直在批评中国缺乏民主、人权、宗教自由和法治。尽管“北京共识”能够吸引那些抗拒西方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发展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持续性尚待进一步检验。一方面，中国的新外交正在增强它对亚洲邻国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缺乏足够透明度的显著军力增长也引发了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其中尤以日本为甚。这将会影响中国外交的有效性。中国尚未成功说服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这显然是因为欧盟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表示不满。尽管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必须解决，但中国的软实力一定会与其硬实力的增长并驾齐驱。

　　2008年，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可谓是跌宕起伏。8月至9月间，中国通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令其软实力有所提升。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军事冲突之后，法国学者多米尼克·摩伊西（DominiqueMoisi）评论道：“当中国试图以奥运奖牌数量征服整个世界的时候，俄罗斯却通过炫耀自己的军事优势让世界震惊。将中国的软实力和俄罗斯的硬实力加以对比可以看出，两个国家的选择反映了他们自信程度的显著不同。”较早时，中国在四川大地震后的迅速有效的反应不仅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的诸多赞誉，同时还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援助。

　　与此同时，2008年3月西藏地区出现骚乱之后，国际上出现了反华游行活动，这着实考验了北京方面的信心。国际上对中国官方管理媒体和因特网方式的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国软实力在奥运会期间取得的进展。此外，2008年9月，中国最大的乳品生产商被揭露出售掺入三聚氰胺（一种可以增加产品蛋白质含量的化工原料）的奶制品，随后又爆出当地政府部门曾试图与该企业联手掩盖这一丑闻的消息。这种问题奶制品的危害最终殃及294000名中国儿童。这一灾难暴露了中国在治理方面的痼疾，只能损害中国的软实力。

　　三、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探讨

　　在中国，对“软实力”这一概念的兴趣长盛不衰。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几十篇、甚至上百篇讨论软实力的短评和论文便已在中国发表。2006年底一本名为《软实力》的新杂志问世，虽然这份杂志主要和商业有关。

　　“软实力”也进入了官方语汇。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他在报告中还说：“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虽然中国学者还在就“软实力”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应用范围争论不休，但是官方似乎没有就“软实力”给出确定的定义。同时，学者们对于“SoftPower”的中文译名也是各持己见，因为至少三个中文词（实力、权力和力量）带有“Power”的意思。“软实力”、“软权力”、“软力量”的不同译法之间带有一些含义上的微妙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年中国国内出现了众多探讨中国自身软实力的论著。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百花齐放的。虽然没有人否认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有些人主张，只有硬实力的迅速增长才能带来软实力的提升，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硬实力而非软实力。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批评奈未能将软实力化分为政治力和文化力（虽然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没有完整解读奈的文章）。阎学通主张，中国在政治力上的“亮剑”，比如向外界表明加强军力、武力威慑“台独”的决心，远比对外扩展文化影响力要重要得多。

　　然而，其他大多数人更加关注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必备要素，甚至是核心部分。很多人试图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优势和缺陷来描绘当今中国的软实力。从积极的方面讲，过去30年中国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许多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使世界上很多人羡慕不已。如果中国的政治建制不是如此强大而富有弹性，这些经济和社会进步便不可能实现。至于中国经验是否能给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发展模式（所谓“北京共识”）目前有待探讨，但是不断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资本，的确增加了中国在向外施展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时的自信、自豪及能力。

　　中国的分析家们倾向于将中国近年的成就归功于它的文化优势和特质。他们还认为，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增长，中国文化的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亦将日益上升。有人指出，海外华人在促进中国软实力发展方面是一笔宝贵财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以其超卓的道德原则（这点是有争议的）和高明的外交技巧获得了巨大成功。

　　与此同时，不少中国著述也承认中国的软实力存在限制和约束，尤其是当他们将中国软实力同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相比较时。其中一些人谨慎地指出，政府工作透明度的不足以及官员腐败的猖獗蔓延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另一些人提到了中国当下遭受的“人才外流”难题，这彰显了中国教育制度（其中很可能也有政治因素）的不足。还有人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在国际公关方面做得更好。

　　“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这些有用的概念在中国被越发广泛地采用，但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在有影响的思想家中仍然存在极大争议。与惯常的理解相反，一些人主张，强烈的、毫不妥协的民族主义应该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因为民族决心的展示可以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另外一些人心怀羡慕地提到了俄罗斯软实力的恢复，认为俄罗斯提供了一种可与美国相抗衡的不同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软实力更加强大，因为当时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感召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中国国内另外一种更加精深、也似乎更具权威性的思潮，正试图重新阐释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这种阐释强调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构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紧迫性。这一思潮的核心观点是，对他国吸引力的提升是第二位的，只有在中国的“主流文化”获得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的共鸣之后才能实现；打造这种“主流文化”要靠国家，要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主导意识形态为中心。那些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电视剧、音乐剧和歌曲等文化产品，应当对其他文化产品起到示范作用。于是，中国的软实力被引申为一种由国家来打造的文化影响力，其目的是对内凝聚人心，加强民族团结，而并非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

　　近年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实际上和如何看待中国软实力的问题紧密相连。其实，价值观的普世性永远都是一个适用程度的问题。有人主张，坚持和推广那些为世界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就是最好的软实力，当然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确实拥有一套自己深信不疑并且可使他者心悦诚服的核心价值。一些人认为，西方国家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权，不过是其维护霸权、垄断文化实力的一种工具。不少公开出版的文章，其中一些出自官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之手，都批评所谓“普世价值”，声称西方理念与中国价值相冲突，并且会破坏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共产党的权威。

　　四、中美软实力之间的互动

　　正如中美两国国家利益部分一致、部分冲突一样，两国的软实力也在某些方面相互促进，而在另一些领域彼此冲撞。这并非软实力所独有的问题，其他实力也存在类似情形。一般来说，行为者的目标决定了彼此之间的实力关系是零和还是正和。比如，如果两国都要求稳定，那么一种可以保证两方不必担心彼此攻击的军力平衡便是正和关系。

　　不可否认，中美两国的政体体现了不同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美国正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整个世界，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无疑是美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对于美国那些旨在扩展自己对他国内政影响力的图谋，比如赖斯国务卿的宣扬“转型外交”，中国官员一直十分敏感，心存警惕。中国心怀忧虑地密切关注发生在中亚和其他地区的“颜色革命”，认为这是美国人为了破坏他国当权政府而一手策划和鼓动的。美国软实力是一种文化、政治理念和外交政策的“灵巧的”混合体，就此而言，中国并不希望看到美国软实力的运用和扩展。

　　在美国普通公众和社会精英的眼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很难被接受和理解的政治符号。总的来说，美国人对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卓越成就心怀好感并且印象深刻。但是，如果有人问美国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这些成就是'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才实现的，还是'尽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还是成绩斐然？”他们一定会茫然不知所答。美国人对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抱有复杂的感情，这体现在很多美国人的著作中，比如最近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这些著述中的大部分都持一种零和观点，以消极而非积极的心态看待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中美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宣示中经常出现相左的观点和目标。美国想要维持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则反对“霸权主义”（美国统治世界的野心的代名词），倡导“多极化”，而“多极化”显然将建立在美国实力衰落的基础上。然而，这些看上去相悖的目标和矛盾的心态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实。这些基本事实证明，中美之间软实力的互动远非一场零和游戏。

　　首先，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软实力的提高主要是为了与美国软实力相抗衡。在美国方面，不论那些“颜色革命”与美国的战略目标存在何种联系，我们都不能断言这些“颜色革命”针对的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美国形象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受损，与中国在当地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直接导致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姚明并不是靠压倒迈克尔·乔丹的声望才风靡美国的；同理，在中国很容易看到的好莱坞电影和像《绝望主妇》之类的电视剧，也不会对中国影视作品造成什么伤害。中国有些人会抱怨美国文化产品的流行降低了中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即这种竞争是必需的，也是健康的。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也是如此，对方的师生越优秀，自身的获益便越多。

　　其次，那种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市场经济加单一政党领导）势必挑战西方模式（市场、民主和法治三者必为一体）和价值观的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确羡慕中国的成就，但是究竟有多少个发展中国家有能力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对这些东西又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些尚待深究的问题。可以想见，如果朝鲜和缅甸开始向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转型，美国将会乐见其成。

　　第三，中国在外交中运用软实力，或许对美国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保护其利益有所助益。毫无疑问，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首要目的，但是中国不动声色地劝说朝鲜终止核武计划、开启经济改革，实际上促进了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目标的实现。无独有偶，北京悄无声息地给缅甸政府做工作，劝其调整对内政策，为稳定该国局势创造了条件。此外，苏丹政府起先拒绝在西方压力下妥协，但最后却同意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苏丹，这其实也是在中国的成功劝说之下才做到的。

　　第四，中国对美国软实力的戒拒一般来说是防范性质的，在涉及中国内政时更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人在讨论软实力时，心里主要还是想着国内而非眼睛向外看。尽管中国的主流政治精英对美国的意图心存疑虑，也不确定美国经验对中国走向现代性的道路究竟有多大借鉴意义，但是他们还像接受市场经济一样，分享着民主、人权和法治这些基本价值。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也在不断强调在中国完善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虽然“民主”在中国更多地是指“协商民主”而非普选，但是各级政府的确在认真研究和逐步实践选举政治。这种情况与那些被激进观点主导的国家和社群大相径庭。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位美国分析家曾说到，“我们过去总说中美的价值观不同。但是与美国价值观和塔利班、基地组织奉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鸿沟相比，中美之间的这点差异又算得了什么呢！”

　　第五，中国在实践中正大力借鉴美国构建软实力的技巧和做法。中国很多官员、军官、法官、律师，以及其他专业人士，都曾在美国接受培训。当然他们也为美国的各学科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过去十来年间，在对外政策领域，中国的不少智库开始崭露头角，它们以美国的同行为借鉴对象，而非以日本、俄罗斯或者德国的相应机构为借鉴对象。

　　最后，在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威胁面前，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和粮食短缺等全球性挑战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中美的软实力可以相辅相成。比如，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倘若中美能够各自做出减排、节能、增效的承诺并就此展开有效合作，则不仅能为他国之间的合作树立典范，亦可提升两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此外，倘若两国能够顶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压力，在20国集团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携手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则中美既能赢得更多尊重，又可以消除那些对于21世纪新型大国冲突的忧惧。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点燃了新希望，即美国正走到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的正确方向上来，而中国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也表明中国在前述问题上会做出同美国相近的政策选择。

　　五、结语

　　中国领导人和学者大张旗鼓地谈论中国的软实力问题并采取措施积极发展软实力，这并不令人惊异。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国家所采取的精明的现实主义策略。倘若它能够将软硬实力的资源相互融合，便可以减少令邻邦忧惧或催生制衡同盟的可能。软硬实力相结合，即所谓“巧实力”，才是一种成功的策略。比如，19世纪俾斯麦在用普鲁士的硬实力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后，又巧施软实力使柏林成为颇具魅力的欧洲外交之都。冷战期间，美国也是软硬实力并用与苏联相抗衡。由此，中国对巧实力的运用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这是否会给他国带来麻烦，这就要看中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了。如果中国一心想要操控亚洲政治并将美国排除在外，这种战略很可能适得其反。但是，如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接受“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角色定位，它的软硬实力的综合运用便会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让中国成为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制度网络中的重要角色。

　　当今，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不能与美国或欧洲匹敌，但忽视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进展是愚蠢的。幸运的是，这些进展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软实力并不是一国所得必是他国所失的零和游戏。举例来说，如果中美能够让自己在对方心目中变得更富吸引力，那么两者发生破坏性对抗的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倘若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可以降低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那么这自然是正和关系的一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