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

你想当美国总统么？对待这个问题，美国人会说，我当总统，会首先考虑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你小子还相当美国总统？没门！首先拒绝了这种假设。这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所做过的一项研究的内容。他和同事从1998年起选取了超过一万名测试者，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处理事件、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横向分类比较，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影响他们的创新能力。究竟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思维特性有什么影响，彭凯平老师将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及人格心理学专业主任、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终身教授、博导。
　　中国青年学者中论文被引用最多的社会心理学家。

中国人的思维之道及其行为学意义

彭凯平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过去十年来，现代西方心理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文化成为一个新的科学变量被纳入现代心理学研究之中。如果在网上进行一个简单的数据搜索，大家便可以发现，近年来心理学期刊数目并未大量增长，然而同时期刊上以文化为研究主题的文章数量却大大增加。在1979年之前，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只有300多篇，特别是从1889年心理学成立到1959年之间，有关文化研究的文章更是不到10篇，而仅在2000年到2002年之间，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文章则增加到8000多篇（PsychINFO, 2003）。这说明十年以来，心理学研究确实发生了一个范式转移，我们将其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人在社会认知方面的研究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行为科学“文化大革命”产生？其主要受到了以下几方面理论发展的推动。第一个方面来自于过去十年对价值观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价值观对人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不同价值观，可以用来预测不同文化中的人的社会行为、经济行为和领导行为等具体行为。这些研究引起了行为科学家对文化差异的研究兴趣。另一个重大理论原因，则来自于自我概念研究方面的突破。以前的自我概念研究，都是以自我报告为基础。但现在心理学家发现，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拟一些有关自我概念的验证，自我概念可以用一些客观的测量方法，如形象、反应速度等来测量。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概念测量显示出很大的文化差异。例如，由斯坦福大学－教授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共同主持的一个研究中发现，在回答自身和他人有多相似以及他人和自身有多相似这两个问题时，美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大的差别。这两个问题从数学上来讲，是同一个问题。但美国人却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我和他是不相似的，而他和我却可能相似。美国人的回答呈现出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也可以通过另一个超越自我概念的例子来更好的理解。例如，在考虑上海和北京有多相似，北京和上海有多相似时，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北京和上海是不相似的，北京是首都，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但上海却和北京相似，两个城市都是国际性的大城市。然而在自我概念的研究中，日本人却不能像美国人一样显示出这种不对称性。这无疑是对传统自我概念理论的一个很大挑战。而自我概念与行为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假设，如竞争、适者生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等，都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自我概念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主流行为科学中的许多重要假设都需要进行重新验证和探讨。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则源于本土心理学的发展。许多非西方文化的学者对西方传统心理学持有反感，特别是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心理学学者。他们认为很多传统心理学理论过于西化，并不适用于本国，因此他们非常强调研究本土问题。本土心理学的许多研究发现，许多西方传统心理学概念和理论，确实不能在其他一些国家得到论证和解释。这也引起了对文化的注意和研究。但由于本土心理学很少参与国际交流，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大弊病。

我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及人格研究所的实验室主要从事文化与认知理论研究。这一研究承认文化研究中各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但更强调研究那些存在于人头脑中的文化。它不是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而是从行为科学的角度，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文化。文化于认知理论主要研究那些和我们心理、行为相关的，一些内在的、未被意识到的文化变量。因此，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对文化进行定义，并不是以国籍、种族观念或者社会种类为依据，而是以个体的认知模式，即头脑中特有的理解和分析世界以及理解和分析自我的模式为依据。并且，这种文化是动态、变化的，并通过人对它的使用表现出来。文化就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和行为，只是很少被人所意识到。举例来说，在这张图中有两个怪物，一般人从视觉上来讲，都认为前面的怪物比后面的怪物小，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一样大。然而当我们将其背景去掉之后，这种大小的差异便消失了。（当然，这里可能存在一种迁徙效应，即由于受到前一幅图的影响，有的人可能仍然认为后一幅图中的怪物大小存在差异。）在前面一张图中，人们会产生这种大小差异感觉的原因在于，图中的背景给了人们关于距离关系的暗示。人们头脑中已有的透视知识暗示我们，如果距离人们更远的东西和距离人们更近的东西在视觉上大小一样，那么相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东西，距离人们更远的东西在实际中应该更大。背景信息确实影响了人们潜意识的判断。这种背景信息，即我们谈到的文化，我们已有的认知结构。例如，在有的非洲部落人们不具备这种透视知识，其判断就不会受图中背景的影响。过去十年来，我们的研究目的就在于发掘中国以及其他文化里人们潜意识中的认知结构，这些认知结构影响到不同文化里人的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我们认为，文化确实可以作为一种行为变量，用实证方法来进行研究，并具有很大的行为学意义。

什么是 文化与认知

不同于以前的认知心理学观点。文化与认知研究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不只是一个个体的心理特性，而是反映了一个社区所有人心理的特性。不同于传统的认知心理学，把心理活动看作是现在状况下的活动。文化与认知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实际上是带有沉重的历史与文化的烙印。在最近的一些对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研究综述中，我概括了与中国人思维之道有关的文化与认知的系列课题。

1．中国人是否对一些心理学概念，比如原因，意图，理性，责任和结果有一些独特的理解？他们是如何判断可信性，可能性，概率信和真实性的？

2． 一些基本的认知工具比如演绎，推理，分类，归因是否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同的产生方式？

3． 中国人是如何利用这些工具来作判断，决策，行动，推理，选择，说服和表达？

4． 中国人是如何学习新的东西和创造新的思维？

5． 中国人是如何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跨文化的交流和谈判是否可能？中国人是否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文化误差？

6． 这种认知和概念系统的产物又是如何变成中国人共享的知识和思维方式？

概括来讲，迄今为止我们的实验研究已经发现证明了中国人具有以下认知特性：中国人的因果关系判断受到环境的影响很大；中国人非常强调相关关系，即使有的相关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也倾向于判断其存在；中国人的矛盾关系判断受中国朴素辩证论影响很大；中国人的道德判断受到结果决定论的影响；最后，中国人的认知受认知整体论的影响。接下来的例子将会表明，这些结论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及其所具有的行为学研究意义和贡献

相关关系的判断

从三十年代开始，心理学家就一直认为人对周围环境中刺激的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最基本的思维活动。这也许是因为对这种相互关系的认识非常基础，心理学家只是在最近开始研究这项相关关系判断的跨文化问题。在很少几项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Nisbett比较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相关关系的判断。我们给中国的被试两组随机分布的图像和数字。所有的图像都呈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右边。所有的数字都呈现在加算机屏幕的左边。数字和计算机的相关对应程度都是由计算机随即控制的。被试的任务是估计这些图像和对应的数字的相关关系。然后我们发现中国人对环境中的刺激十分敏感，相对于美国人而言，能够更为准确地估计相关关系的强弱。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确信自己对相关关系的判断，而且这种确信度是比较好地反映了这些数字和图像之间实际的相关关系。相反，美国的被试显然受到很强的首因效应影响。他们的相关判断受到了更多的最初几对刺激的关系的影响。而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受到首因效果的影响。中国人唯一的错误之处在于容易把一些毫无相关的对应认为是有意义的相关关系。在心理学中，则是犯虚假相关的错误，即我们倾向于将本来并不相关的事物判断为相关。我们总是认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因而倾向于将一些实际上无关联的事物也判断为有关联。例如，我在买东西时候，总是想排到比较快的队伍以便早点付钱结束购物，而我却常常排到那个费时最久的队列中去。我太太批评我每次总是能挑到最慢的队，或者是我将最快的队变成了最慢的队。而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相关关系的。挑选的队伍是否快，不是由你决定，而是由前面排队的人和收银员决定。这是一个虚无相关。另外，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一洗车，就会下雨，我们一超车就会被警察逮住，我们一干坏事，都会露馅。这些也都是虚无相关。虚无相关的判断在中国人中非常常见。另外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很多父母教育孩子，如果好好学习就能考上名牌大学。好好读书是上名牌大学的必备条件，我们很多人都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相关关系。但要从科学概率上证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需要考虑4种情况的概率，即两种事件同时发生，两种事件同时不发生，或者一个事件发生而另一个事件不发生。而我们往往只考虑了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如某学生好好学习考上了名牌大学的概率，或者两个事件同时不出现的概率，例如，某学生没有好好读书也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概率。但是在判断相关关系时，也应该考虑某学生好好读书了却没有考上名牌大学的概率，以及某学生没有好好读书却考上了名牌大学的概率，这些概率都应该考虑进去。我们常常只考虑了一种或两种情况的概率，而不是4种。

因果关系的判断

首先是关于中国人因果关系判断的社会特性，中国人的因果关系判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宇宙最基本的组成，我们对外部事物的了解和认知即建立在对其因果关系的判断上。   在现实生活中，相关关系的判断显得十分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因果关系的分析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归因研究。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归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影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都认为西方人的归因特点是把人的行为归结于其内在特性，例如性格，动机，意愿等内在因素所造成的。这种误差后来被定名为“基本归因误差”。

所以说，对因果关系的分析是人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最基本的行为活动。我们对此的研究始于一个悲剧。1991年，一名名叫卢刚的中国青年留学生精神失常后，提枪闯入其指导教师的办公室，开枪打死指导老师和系里其他几位老师，并在枪杀了其中国同学和爱荷华副校长后，开枪自杀。这个悲剧为什么会发生，便是一种因果关系的判断，行为学中称之为归因，即人是如何理解一种行为的原因。卢刚曾与我同为北大校友，并且他曾与我太太的室友是恋人关系，因而我和太太都为卢刚感到非常惋惜。同时，我们都认为，如果卢刚已经与以前的女朋友结婚，也许悲剧不会发生。我将这个推论告诉我的美国同事，然而他们的反应令我非常吃惊。他们认为，应该为那位女孩感到庆幸，如果卢刚与之结婚，那位女孩也会惨遭毒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差别。我和我的美国同事都对这一事件进行过反现实思维，即根据与现实相反的假设来进行推理和判断。例如，假设克林顿仍是美国总统，他是否会发动反伊战争？而克林顿已经不再是美国总统，这一假设与现实是相反的。在进行反现实思维时，我和我太太都认为，如果卢刚已经结婚，他会是另一个人，不会走到这一步。而我的美国同事则认为，即使卢刚已经结婚，他仍然会开枪杀人，而且就连他的太太也会惨遭毒手。这个有趣的现象暗示我们，也许我和我太太以及其他中国人对情境的变化更加敏感一些，而美国人则对情境变化不那么敏感。

行为科学过去一直以来的研究认为，我们在进行因果关系判断时，常常关注个人原因，而不是情境原因。我们称之为最基本的归因误差。比如，在领导决策中，我们往往认为领导的成功来自于其个人特质，而不是将其归因为时世造英雄，这便是一种基本的归因误差。基本归因误差是行为学中的一个经典假设，而刚刚所提到的现象，则是对这一经典行为学假设的挑战，说明在一些文化中可能并不存在这种基本归因错误。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我们利用了一些反现实思维的实验来证明这一假设。其中一个实验对卢刚所处的情景进行变化，例如，如果卢刚已婚，其杀人的概率是多少，如果他有孩子，其杀人的概率是多少，如果他在中国，其杀人的概率是多少，而如果他是在加州，其杀人的概率又是多少？我们假设出所有可能的情境，请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各种假设分别做判断，看他们是否会因为情境的变化而做出不同的概率判断。而另一个实验则对卢刚的个人特性进行变化，例如，如果卢刚是一个开朗的人，其杀人的概率多少，如果他没有精神失常，其杀人概率又是多少？同样请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各种假设进行判断。实证结果与先前假设完全相同，即是说，相对于美国人，中国人对情境的变化非常敏感。中国人普遍认为，如果卢刚在中国就肯定不会杀人，因为他无法获得枪支。另外，如果他有孩子也肯定不会去杀人。而美国人对这种情境变化则不敏感。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别。但这一研究存在一个较大的方法缺陷，即我们假设的对象是一个特定的人，是一个中国人。通常当我们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这是环境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此中国人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卢刚这一悲剧是由美国的文化和环境造成的，而不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问题。如何控制和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发现一个与卢刚事件十分类似的美国枪杀案，凶手也枪杀了6个自己的同事和老板。我们把这两个案件同时呈现给被试者让其进行反现实思维，观察中国人和美国人对两个案件的概率判断是否会有不同。结果发现，无论对于卢刚案件还是美国凶杀案，中国人都认为情境非常重要，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凶手已经结婚或是已经有小孩，就不会杀人。这说明，被试的中国人并不因为卢刚是中国人就做出这样的判断，而确实是因为我们非常注重情境因素，注重情境与个人的交互作用，而不是注重个人内在原因。这一发现改写了行为科学有关基本归因误差的假设。但即使如此设计，这一实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人的社会特性和外表特性，可能会影响他人对其的判断。实验的两个对象，卢刚和那个美国凶手，长相都还不错，并不像坏人，中国人在判断时，可能会受到他们面相的影响。因此，我们决定用非人类的动物来进行实验以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采用了鱼和球体进行实验。鱼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动物，我们一般都是通过水平面来观察鱼，所以我们能通过二维平面图像来认识其三维图像。因此，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二维平面上模拟鱼的真实状态，提供给被试者进行判断，而这样模拟其他动物则有困难。另外，球有各种物理运动轨迹，当人的社会关系不动时，大概有16种运动轨迹。我们通过计算机模拟出这16种运动轨迹，让被试者判断不同运动轨迹所代表的意义。第一个情况下有4幅图。第一幅图是一群鱼游向一条鱼，第二幅图是一条鱼游向一群鱼，第三幅图是一群鱼离开一条鱼，最后一幅图则是是一条鱼离开一群鱼。我想大家理解这些图并没有困难，因为在日常行为中我们已经形成了对这些情境的认知模式，因而能够充分理解这些鱼的运动轨迹。我们要求被试者判断每幅图中，那条鱼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例如，第一幅图中，一群鱼游向中间的鱼，中间的鱼是高兴还是不高兴。75％以上的中国人认为中间的鱼高兴，而75％的美国人则认为它不高兴。因为中国人会联想到家庭聚会中，大家簇拥着家中的长者，或是一群下属簇拥着他们的头目，这个长者或者头目肯定是高兴的。而美国人则联想到，个人空间被侵犯了，因而他是不高兴的。这说明，我们对日常行为的了解和认识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模式，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对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归因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研究这种认知模式对人的判断的影响。同时我们发现，一些文化中的人对一种模式的联想更多，而一些文化则较少。比如，对于一群鱼游向一条鱼和一条鱼游向一群鱼的图，中国人想到的故事更多，反应更快。而对于一群鱼抛弃一条鱼和一条鱼离开一群鱼的图，美国人想到的故事更多，反应更快，中国人想到的故事更少，反应更慢。因为对于左边的图，中国人更加熟悉，想到的故事更多，反应更快，而对右边则较为不熟悉。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我们第一次将文化变量变成了一个可以客观测量的时间变量，即用反应速度来测量人内隐的文化价值。有的人可能他宣称自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但如果他在实验中表现出对右边的图反应更快，可以说他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更大。我们进行的这些实验都论证了这一点，即中国人在因果关系判断中，更加注重一些外在情境因素。

归类思维

        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中国人对外界事物的归类与西方人有一些不同。中国人倾向于根据事物的相似性和关系性进行归类。而美国人倾向于根据事物的类别和规则进行归类。1972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儿童和美国儿童在对图片的归类上显示出很大的差异。如果要求两国的儿童对三幅图片的其中任意两幅进行归类，中国儿童就倾向于根据关系进行分类。比如说，将一辆摇篮车，一辆公共汽车，一位母亲的三幅图进行归类。中国儿童往往将母亲和摇篮车归为一类。而美国儿童则将公共汽车和摇篮车归为一类。研究同样发现，如果给儿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的图片让其分类，中国儿童更倾向于将女人和小孩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认为妈妈要照顾小孩。而美国儿童更倾向于根据一些单独的特性对事物进行分类。比如说，他们更倾向于把男人和女人的图片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是大人。

辩证思维

         我和我的同事在过去十年中，对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进行了很多的研究。其实很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就谈到过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特性。我认为这种特性可以从五个行为方面来进行分析。

         这五个行为特性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之道。最主要的体现在矛盾信息的判断上。对于朴素辩证思维强的人来说，矛盾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的两方面。最终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寻找矛盾两方面的中间点和妥协点。

        根据这些理论上的差别，我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工作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我们发现中国有很多谚语是含有丰富的辩证思想的。中国人常用的谚语中，朴素辩证思维的谚语比例大于美国常用谚语中富有辩证思维谚语的比例。我们发现中国的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更喜欢蕴含丰富辩证思维思想的谚语。

      最后一个发现则是，中国人的矛盾判断受到了朴素辩证论的影响。自然科学中除了工科以外，充满了很多矛盾的解释和理论。例如那个发现了维生素C的人，告诉大家每天吃维生素可以健康长寿，结果自己不到50岁就死了。另外，有的人说喝酒不好，但有的研究则认为喝酒有利于身体健康，一些人说抽烟不好，而在非典时期则有传闻，抽烟可以防非典。作为信息的消费者，我们经常接受一些矛盾信息，需要对其进行判断。我们的研究发现，分别将一些科学上的矛盾研究给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进行判断，双方在判断上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反应了一种特殊的判断误差。举例来说，有一种数学模型能够证明，北京的蝴蝶扇一扇翅膀，就能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气候变化，但如果真的认为能够利用北京的蝴蝶去影响世界的气候则是错误的，蝴蝶的翅膀实际上与世界气候变化并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矛盾的信息。好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从理论上能够回到过去，但实际上认为真的能够回到过去是错误的。我们在进行分析和决策时，经常需要对这些矛盾信息进行判断。我们将实验分为两个条件，一种条件下是被试者只接受一方面的信息，即A或者B，没有矛盾，另一种条件是同时接受矛盾的信息，A和B同时出现，在有矛盾的情况分别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在没有矛盾的条件下，美国人的判断，有一种自然偏好，比如相信全球气候变暖，和抽烟有害健康。但如果把两个信息同时呈现，美国人的判断呈现出一种极化现象，即看到对立面证据时，更加相信以前相信的东西或者更加不相信其以前不相信的东西。这种现象最近由斯坦福——教授重新进行了实验，他给反对死刑的人看支持死刑的证据，发现这些人更加反对死刑，给支持死刑的人看反对死刑的证据，发现这些人更加支持死刑。美国人的矛盾判断呈现一种极化现象。而在对中国人（在北大）的实验中发现，当只呈现一方面的信息时，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判断没有什么区别，都由一种自然的偏好。但将两种对立信息同时呈现时，中国人的判断明显受到朴素辩证唯物主义论的影响，即将事物一分为二，觉得一件事物可能不是想象中那么对，也可能不是想象中那么坏，中间可能是最好的判断。这两种判断倾向谁对谁错？我们发现，美国人的判断实际上也是不理性的，偏离了这条黄线。有一个东西可能是真的，仅仅因为发现了一些对立面的证据，就更加相信了这个东西的真实性，这是不理性的。比如，当你谈恋爱时，你觉得对方是优秀的，认识到了对方的真实价值，当你看见他的室友非常糟糕时，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对象更加优秀了，而且你对他真实价值的判断比他的真实价值还要高。仅仅因为你发现了一个坏榜样的存在，就更加相信已有的信念，这是不理性的，因为你增加了排除真实信息的概率。这是美国人常犯的错误。而我们中国人在判断中也容易犯错误，对不太好的信息的判断。我们本来有一个不太好的信息，而发现一个好的信息后，受到朴素辩证论的影响，就容易容忍原来不好的信息，因此增加了接受错误信息的概率。例如，当你谈恋爱时，本来认为对象不怎么好，但发现他的兄弟还不错时，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兄弟这么好，他可能也不是那么坏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不好的东西人为的变得可以接受，这是中国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容忍一些不好的或者说不真实的东西太多了一些。比如，我的报告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错误，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人进行批评，这可能就是你们增加了接受错误信息的概率。

概率判断

一项与大家的文化成见相矛盾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在对一般知识判断方面过分自信。比如说，问中国人是扬子江更长还是密西西比更长。不管中国人的答案是哪一个，他对自己判断的自信心相对于欧美人来言会高出很多。菲利浦和怀特比较了英国被试和中国被试的概率判断。发现英国被试更喜欢用不确信的表述来描述他们的回答。而中国人更容易用两极化的概率估计例如“百分之百肯定是”或“没有一点可能性”来描述他们判断的自信心。这些研究更得到了耶茨教授的证实。耶茨认为中国人在概率上判断的过分自信可能与中国人缺乏证伪习惯有关。他的这种假设得到了最近一项研究的支持。在这项研究中，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都被要求对每一项判断问题提出它可能不对的证据。耶茨发现，中国学生在这项测试上落后其他国家的学生较多。

风险知觉

风险知觉是一种特殊的概率判断。韦伯和奚凯元比较中国和美国对风险偏好的差异以及大家的文化成见相反的发现是，中国人其实在经济决策方面更敢冒险，当然在社会决策方面，中国人就显得更为小心谨慎。他们同样对中国和美国的谚语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的谚语在金钱方面的冒险性更多一些，但在社会风险偏好方面要少很多。他们俩提出了一个“安全垫”理论。认为，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的人，比如中国人，更可能在困难的时候得到家庭和朋友的帮助。因此，集体主义文化就给在其文化下成长的人一种心理上的保险或安全垫以防备经济上的损失。这样，中国人对同样的风险判断就和美国人不一样了。就不会太看重这种经济风险。但是在社会奉献判断方面，由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人就很不愿意在社会风险判断上冒很大的险。

选择

选择从来是西方心理学家认为最基本的人权和心理活动。但是文化与认知的理论研究发现对选择和控制的欲望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人性。最起码的是，选择和控制并不一定能够提供人的工作效率和心理健康。几年前，我们做了一项棍棒测验和相关关系判断测验，我们发现中国被试在能够控制刺激的条件下反而不如在没有控制条件下做得好。与之相反的是，美国人在能够控制刺激条件下比在没有控制条件下更加自信。因戈尔和莱帕尔在斯坦福大学幼儿园观察美籍华人儿童和白人儿童玩计算机游戏的成绩。在一种条件下，学生可以选择这个游戏的设置，比如说飞船的颜色或者是宇航员的姓名等等。在另外一种条件下，这些孩子被告知他们的妈妈已经选择好了最适合他们的设置。研究发现，美籍华人儿童在妈妈选择的条件下玩游戏的成绩最好。而美国白人儿童在妈妈选择的条件下成绩最差。很显然的是，对一些很小的事情的控制能够提高美国儿童的成绩。但不能够提高中国华裔儿童的成绩。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因戈尔比较了中国工厂的工人和美国工厂的工人对工作条件环境的意见，发现很难与中国工人讨论个人选择的问题。在回答每天工作中作了多少次选择时，美国工人报告的选择次数要比中国人所报告的多出百分之五十。当问到什么情况下他们不会根本不想作出选择时，百分之三十的美国人回答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想象这样的情形。而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都能想象出不愿意做出个人选择的情形。

我们也发现，中国人的道德和责任判断受到结果的影响。如果某一事件结果非常明显，那么道德判断相对来讲就非常明显。这在法律上称之为道德走运错误，是一种不理性的判断。举例来说，大家花费时间不远来这里听这个讲座，发现演讲人完全是胡说八道，于是非常生气，决定像卢刚一样要杀了演讲人。于是到农贸市场买了斧头，打听到演讲人的住址，企图谋杀这个演讲人。这是有动机、有准备的谋杀，但是可能因为斧头的质量并不好，以致杀人未遂。当不存在结果的时候，这个人是否有罪。虽然从法律上来讲，即使没有结果也是有罪的，但中国人的道德判断是否理性的，是否会受到文化影响？我们利用了一个2×2的实验，来验证这一假设。案例中有一名叫王艳的中国女子，发现其丈夫与其他女人偷情后非常愤怒，跑出房间上了自己的车子，丈夫立即追出来解释。这时可能出现4种情况。一种是她看见了丈夫在车后，故意开车去撞丈夫，一种是她伤心过度而没有看见丈夫在车后，不小心倒车撞了丈夫。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丈夫被撞死，另一种是没有撞死。（还有一个2×2案例，即总统的厨师，有意或者无意要毒死总统，总统死了或者总统没死。）结果发现，中国人的判断，受到结果的影响。如果人没死，就好商量，而如果人死了，不管其动机如何，都是有罪的。而美国人的判断相对来说不受后果的影响，而受到意图的影响。这说明，中国人的道德和惩罚判断受到了结果决定论的很大影响，并不是十分理性的，不符合法律规则。

行为学和管理学中的意义

最后谈谈社会认知的文化差异在行为学和管理学中的意义，即它能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中预测中国人的哪些商业行为特点和特性。我一直认为，行为学的研究是很多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但这一点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承认。下面就举关于两个经典学科的例子，它们的很多基础假设实际上就没有得到行为学的论证。第一个是关于法学的例子。大家都认为，法学是科学和神圣的，两百多年来一直强调法律、法治，认为法律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最近一个研究是关于商务合同形成的判断。在合同签字之前有一个合同形成的过程，即双方都能够意识到合同的存在。怎样判断双方之间意识到合同的存在，有一个常用的标准，即通情达理人假设，如同经济学中关于经济理性人的判断。这一判断标准，法学家认为肯定是存在的，却从未讨论过这种绝对标准其到底是否存在，这种标准到底是什么。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卡尼曼教授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认知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人在进行判断时，存在很多误差。还有许多其他心理学家关于判断误差的影响研究也认为，完全理性是不存在的。我们的研究试图探究，在商务合同的形成过程中，普通人对合同形成的判断是否与法律标准一致，法律通情达理人的标准是否存在，是否有文化差异的存在，即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法律标准，普通人对合同形成的判断有什么特点。以一个广告合同为例。广告有时能成为合同，而有时则不能。有一个电器商店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星期六早上九点，有一块崭新的精工女式手表，谁到谁先得，一块钱。Marry一大早就去排队，给了售货员一块钱要买这块手表，而售货员拒绝售出。从法律标准来将，售货员的行为违反了合同。另一种情况与之非常接近，一个电器商店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星期六早上九点，崭新的精工手表，谁到谁先得，一块钱。Marry一大早就去排队，给了售货员一块钱要买一块女表，售货员拒绝售出。从法律上来说，两种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种情况中，这一块手表是直接的具体的谈一块手表，具有合同效力。而第二种情况下，并未具体指出是哪一块，只是说有这样一块表在那里，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没有看出这种差别。这说明，所谓的法律标准只是法学家的标准，是法学家认为普通人可以达到的标准，而普通人实际上没有这种标准。另外一个例子则显示出在这个标准的判断上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背景。一个人要买一块价值100万的地，他与卖主达成协议并付了1块钱的定金，以便三个月之内可以买这块地，但卖主后来拒绝卖给他，这里是否存在一个合同？另一种情况是，双方同意以100万买卖这块地，但没有付任何定金，当买家汇了100万给卖主时，卖主拒绝了他。第一种情况下确实是存在合同的，因为已经交了1块钱的定金，而第二种情况下，则没有合同。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中国人和美国人有很大的差异。中国人认为，一块钱，或者40块钱都太少了，没有合同，至少要100万的20％即20万才算有合同。中国人认为，由于实物的价值很高，因此必须缴纳很高的定金才能形成合同。美国人可能认为20块钱就算有了合同，中国人认为要20万才行。这说明，法律上所谓的绝对的通情达理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怎么样才算一个通情达理的标准，比如这种定金的标准，要通过行为学的研究去寻找，值得行为学去做很多研究。

第二个研究是对经济学一些假设的挑战。经济学的很多假设忽略了文化的差异。在我们的研究中，中国人和美国人被要求做一些决策，包括挑选礼物、挑选工作、挑选婚姻伴侣等。所有的选择实际上只有4种结果：第一种是选A，A确实很好；第二种是没有选A，A不好；第三种则是选A，A不好；第四中则是没有选A，A很好。前两种是正面的结果，而后两种则是不好的结果。被试者被要求在后两种结果中挑一个认为可以接受的，即，选第三种或者第四种结果。在挑选工作方面，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文化差别，大家都选第三种结果，因为大家都认为有一个比较不好的工作胜过没有工作，能够容忍有一个不好的工作。在挑选伴侣方面，也没有文化差别，大家都选第四种结果，即，与其要一个不好的伴侣，不如单身。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在经济决策方面，则有很大的文化差别。中国人相信，做一件事情得到不好的结果总比不作一件事情好，实际上是非常敢于冒险的。这是现代年轻人的思想还是普遍中国人的特性，正在研究之中。但这一发现推翻了以前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和许多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非常保守的论断。中国人在概率判断方面，是非常容易冒险的，容易接受失败，这与以前关于中国人刻板、保守、谨小慎微的成见完全相反。在年轻人中间，中国人确实是非常大胆的。而且可以合理的推断，中国人普遍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在100年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我们是很容易接受不好的结果，敢于尝试的，只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中国人有这种特性，可以从哪些方面解释呢？有的人认为，可以从人口方面来解释，因为中国人人口庞大。但斯大林有一句名言，一个战士牺牲了，是一个悲剧，而100个战士牺牲了，却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中国虽然有如此大的庞大人口数字，我们个人却是感受不到的，除非是在空间非常拥挤的时候。人口是解释不了中国人的思维特性。第二个解释是从历史上去解释，但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很难用孔子的理论去解释，儒家观念的解释似乎很难解释通透。还有就是从政治体制去解释，但政治体制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政治特色是什么我们也并不知道。农业社会是否与之有关？一些研究认为，敢于冒险、寻求独立与农业社会有关，可是也有许多农业社会并没有发生这种现象。另外一个是从语言的角度去解释，认为中国的语言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例如，当一个人说中文的时候，其思维象中国人，而说英文的时候则思维象西方人。但实际上，说中文的时候，是对中国人说话，当然受中国思维的影响，而说英文的时候是对美国人说话，当然是受美国人思维的影响，是听众对象不同影响了这种思维和行为，而不是中国语言本身。最后，则是从儒家的价值观和文化去解释，它们确实能够解释很多社会行为、人际关系，但对于经济判断、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否有用，也很难判断。有的人认为，儒家的学习方式，强调吸收，强调尊重他人，这些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但实际上还是很难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