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清明 追思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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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 追思母亲
作者——我的三弟为民，于2008年清明节前
1906年9月25日（农历9月初9日）半夜子时，我母亲高耀光诞生于吉林省三叉河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母亲刚三岁时，外祖父便久病辞世，孤儿寡母便靠着叔叔渡日。一家过着困苦的生活。但一件事改变了我母亲的命运。
二十世记初，清政权的腐败无能，再加上列强们的欺侮，整个中国大地在呻吟。“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成为一些能人志士的奋斗追求。一大批新学堂涌现，它们成为新青年的聚集地，革命的桥头堡。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更使得新学堂如雨后春笋到处开办。这时在东北吉林扶余县三叉河镇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
三叉河镇有一个年青女子叫娄孝苏（著名画家娄适夷的姐姐）。娄孝苏长的身材高大，性情刚强，头脑灵活，聪明能干，很有主意。她结婚不久，生下一个男孩。随后，不幸地事就降临到头上。先是男人得肺病吐血而死，而后的是，公公抽大烟没钱了就想卖媳妇卖她。善良好心的婆婆不忍心，劝阻不住，就偷偷地把媳妇放跑，并嘱咐道：“我家就孩子这一根独苗，我留下了，你赶快跑，能跑到好地方，平静了，有机会回来看看就行了。听完婆婆一番话，她连饭都不敢吃就逃跑了。但那时候，一个小女子又能往那里跑？她想起了平时对新学堂的见闻，便有了主意，径直就跑到了镇上的省办女子学堂，求见校长，请求收留。校长听了很同情，正巧，学堂里两位女老师正在到处寻找一个女校友打铃搞卫生。校长即把她收留下来，这样既找到了校工也解救了她。为了阻止她公公的纠缠，校长报告了镇长。开明的镇长知道了这一则妇女反抗礼教追求解放的故事，立即表态保护，还出了告示，宣布这位妇女由学校收留，她的孩子也可以一起带来，他人无权过问。
就这样，这所新式学校成了娄孝苏的家。她一边做杂活，一边跟着读书，聪明的她把学生半年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字又写得特别好，成了三叉河远近闻名的新女性。
因为相同的身世，我外祖母结识了娄孝苏。娄孝苏很同情同样年轻守寡的外祖母，便经常带着女老师到外祖母家来玩，还跟我外祖母结成了要好的干姐妹，娄孝苏叫我外祖母为大姐，我母亲就叫娄孝苏为娄三姨。从此后，娄孝苏经常接济我家，还常常从洋线铺里拿些东洋丝线来教外祖母和我母亲编织东西，比如织些小孩帽子、鞋子、女人发网，赚些手工钱补贴家用。母亲长到9岁时，娄三姨要我母亲上学读书，学费由学校的老师出。就这样，我母亲9岁开始上学，15岁小学毕业，那还是在1922年。东北乡间的女孩子能够读到小学毕业，也算是不小的奇迹了。我妈一辈子都感谢娄三姨，经常给我们讲娄三姨，说没有娄三姨便没有自己的一生，她是影响自己的最大的恩人。
后来，娄三姨到省城（现吉林市）学产科，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临走时，又把我母亲托付给其他老师。我母亲小学毕业后，她又和其他老师将母亲安排在学校教手工，教学生织些桌布、枕套之类。过了三年，母亲18岁时，学了产科的娄三姨又介绍我母亲到吉林省城的女施医院学产科，女施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学习产科学制为五年，边干边学，既能学到医术，还有些许薪金。第一年，每月一元银洋，第二年，每月二元银洋，随着学龄增加，五年毕业时每月5元钱。
从三叉河到了省城，母亲就住到医院里底娄三姨家，住在娄三姨的妹妹娄四姨房里。在医院里，母亲有结识了一个要好的同年小姐妹周蒙恩，他父亲是小学穷教师，兄弟秭妹五人，又能干又活泼。两个小姐妹形影不离，都是扎着两个小丫辫盘到头上，一起买鞋，一起做衣裳，一起学习。直到母亲的晚年，两个小姐妹还在不断地通信联系。
教会医院学的是正规的西医产科，头一二年学习书本的理论和基础课，三年后就边工作边学习，由医生带着出外接生，相当于临床实习了。这样灵活的学习方式，虽然不是高等院校，但理论和技术都是先进的西医，方法上又相当于师傅带徒弟，有点中国传统的味道，与当年社会上大量旧式的“产婆子”相比，当然是先进、科学多了。
1930年母亲毕业，便在医院继续做产科。1931年7月7日，母亲和父亲何玉山结了婚。当时父亲在哈尔滨邮局工作。介绍人是吉林河南街基督教会的牧师齐向荣和我母亲的小姐妹周蒙恩。当时母亲26岁，父亲23岁，虽然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但东北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双方都相信这句箴言。父母双方都是穷苦出身，都受新文化的熏淘长大，双方都在当年洋邮局与洋医院工作，他们的结合当属自由恋爱，双方在哈尔滨举行了新式婚礼。
婚后，蜜月刚刚结束，母亲正准备继续从事自己的喜爱的产科。不幸的事再次降临，918事变爆发，又一次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1931年9月18日，日寇进攻沈阳北大营，继尔占领沈阳。1931年9月23日哈尔滨也被占领。哈尔滨沦陷后，父亲参加了进步的工会主持人赵世伦组织的哈尔滨邮政工人集体大罢工，罢工相持了数旬。邮局瘫痪，邮务停顿，日人并不理会。但日本与西欧经由西伯利亚运来大批邮件堆置车站，无法疏运，日本人则焦急万分。当时，东北邮务“吉黑邮政管理局”属英国人所有，日本人对英国还有所顾忌，只能与“吉黑邮政管理局”邮务长英人司密斯谈判。几经交涉，以给不愿留在东北的邮工发给路条、路费，由邮局调入关内，作为把邮局移交日本的交换条件。当时“吉黑邮政管理局”三千员工，除少数几人如会计股，听差老黑，以及为家人困住的几人外，均大义凛然毅然离家入关。
我父母原来天真地以为入关仅几个月，在中央政府努力及国际调停下，很快就能收复东北——回家。所以仓促入关时，都未能拜见外祖母最后一面，这成为我母亲一生中的最痛。
入关后，我父母亲落脚杭州，父亲在南星桥邮局担任火车押车员、分拣员。母亲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再加上我大哥、大姐、二哥的出世，只好放弃产科，无奈地选择把终生献给了家庭。这留下了我母亲的一个终生的遗憾：“丢掉了产科自己的专长，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父亲微薄的工资，再加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的相继出世，还要寄钱回去接济我祖母、外祖母及几个叔叔（我爸是老大，祖母也早年守寡），生活越来越艰苦。1941年在赣州。为了照顾补贴家用，妈就在我们家临街的一面，放了一张带玻璃框的卖药桌子，算是开了一个小药铺子。爸在邮局工作很忙，妈则一边照顾卖药，一边照顾我们我的哥哥姐姐。由此，我们家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自己照顾自己，大孩子照料小孩子，女孩子学做饭、洗衣服，包括尿布。妈妈则每天晚上做衣服、做鞋，缝袜子过半夜。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及松沪战争，战事趋紧，始终不肯当亡国奴的父母，也一直跟随抗日邮政前线工作，离杭州到金华，而江山，而浦城，而鹰潭，赣州，景德镇。在这跟随抗日邮政前线工作逃亡的过程中，母亲在金华生了我二姐，在赣州生下了我三哥和我，在景德镇生下了我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一家九口才跟随邮政局定居九江，这时母亲已离开东北家15年。
在随随着时局变化的逃难的过程中，母亲的一个小药筐子，一直随我家逃难，保证了我全家人的健康。记得，小时侯妈不断给我们服鱼肝油、钙片，头痛脑热则找出药给我们服。这也应该是在这逃难的艰苦环境中，我兄妹八人，仅出生就夭折了老四，其余七人均能健康成长的重要原因。
日本投降后，父母立即去信东北找寻亲人，找到我叔后，我母又去信我叔，要我叔送我外祖母来九江。我叔赶忙拿着我母亲的信到扶余的三叉河找到外祖母。外祖母接信后，看到日思夜念的闺女平安，有了确切的消息，高兴致极，中风，第二天就含笑去世了。
母亲得知外祖母去世，大哭了一场，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外祖母，没能让外祖母过上一天好日子，临入关是都没能去见上最后一面。
上学改变了母亲的命运，因而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她这辈子最看重的事是要让我们七个子女都能受上较好的教育。在逃难的过程中，不管到哪儿，不管多么困难，稍事安定，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哥哥姐姐送入学堂。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正好随邮局逃难在景德镇，母亲为了我们七个兄妹能有一个更好地学习环境，积极要求调往文化氛围很重的九江市，由于父亲在这十五年抗战的优秀表现，邮局终于同意，1946年我家九口便定居在九江，这使得我们七个子女都能在九江，也是江西最好的学堂同文中学、儒丽女中（后合并为九江二中，现又恢复为同文中学）就读。在母亲的熏淘下，我们也自小树立了“要做工程师”的愿望，刻苦读书。
母亲和我的父亲都没有任何不量嗜好，他们从旧社会来，但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打麻将，营造了家庭健康的氛围，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所以我们七个子女的家庭也都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母亲也爱娱乐，爱给我们讲故事，聊天。1952年大姐夫送给了母亲一副弹珠跳棋，由于玩的人数不限，两到六个人玩都可以，既可娱乐，锻炼智力，又可培养遵守棋规。所以这副跳棋就成了母亲带领我们娱乐的最好工具，有空母亲就带我们下跳棋，我们都喜欢对称大跳。母亲的跳棋下得很不错,常常是第一个跳到家。这副跳棋一直成了母亲的挚友，陪伴了她十多年，直到我工作了，每次回家都还要陪母亲下跳棋。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大事狠抓，一般事放手，关心、不溺爱，不干预，让我们7个子女都能快乐健康地成长。一定要读好书，这点是妈抓住不放的。就靠我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九口之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七个子女的读书，这只能靠妈运筹，发扬我家“大”的帮助“小”的，“先”的帮助“后”的好传统。逃难期间，爸爸妈妈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寄钱给东北老家，接济老人和叔叔姑姑（邮路已断，采取和留在东北邮局南方人对付的方法）。解放初期就靠先参加工作的大姐和叔叔接济。大哥读书靠叔叔资助，大哥、二哥毕业后资助了二姐，二姐毕业资助了二姐夫，我读大学则靠大姐资助，我毕业后资助了我弟。这才使得我们七个子女都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小学时，我做过一件难忘的错事，一次不记得是因为什么急用，我从妈的衣服口袋中私自拿走了五毛钱。第二天上午，父亲到学校，向老师说家里有急事，替我请了假，把我带回了家。原来是妈妈发现后，告诉了爸爸，并叫爸爸到学校给我请假，叫我回来。回家后，父亲和母亲既没打我，也没骂我。母亲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承认了，讲了经过和原因。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半天，直到我老老实实地认了错，做了保证，今后再不。这才让我去学校继续上课。母亲疾恶如仇，容不得我们在品德上有任何暇茈，对此是绝不放过，我从没见母亲这么急过。但她没打我，骂我，只是给我讲道理，让我从内心真正认错。同时，没有在学校和家里声张，保护了我的自尊。至今，我家兄妹七人都是爱国、勤奋、诚实、守信、仁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这都和母亲对我们的严格品德教育分不开的。
但至于我们走什么道路，报考哪个学校，报考哪个专业，到哪儿工作，妈是不过问的，让我们充分独立思考，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甚至我们七个子女的婚姻，她都是不干预，她只一句话：“你们是国家的人，只要你们自己满意，我就满意”。从1951年起，大哥考取哈尔滨工大，大姐参军参干，到中南局团委工作，接着二哥去北航读书，二姐被保送到北邮读书，三哥参军，我则内送核工业部的抚州地质专科学校，七弟考取江西工学院。我兄妹七人逐个自己选择了道路，出外读书，走上工作，又一个个带回对象。对这一个个的结果,母亲都是一个个笑纳，没有一个指责和不满。
母亲从自身的经历深知要建康的成长必需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因而从不溺爱，而是鼓励我们前往。我四岁时，看到二姐读书，便吵着要读书，母亲就让我报名跟着二姐上了学。中小学时，学校每年有春游和秋游。学校都是组织步行到十里铺、镰溪墓去游玩，母亲从不阻拦，像大家一样给我们准备好馒头、蘋果和几块糖带上。当时没有车子，只有步行。去时，高高兴兴，打打闹闹，回来时是一步拖着一步，第二天脚都肿了。母亲总是鼓历我们说没关系，过两天就好了。叫我们先吃饭，吃完饭打盆热水洗下脚，再自己揉揉上床睡觉。
我十一岁进初中，学校虽然和我家仅一条马路和一墙之隔，但母亲也让我去住读。全部独立生活，自己洗衣服。全校不分贫富，都一个月5元钱的伙食费，一星期就周6吃一次肉，土豆炖猪肉，或红烧肉。一星期就周末回一次家，中间母亲从未叫我回过一次家，加下餐或把衣服带回去洗。
初中时，学校号召大家勤工俭学，同学们均学理发，互相理发。母亲都鼓历我们参加，给我买来推子、剪刀。给同学理发我一直坚持到大学，甚至到二十世记九十年代，我的孩子读大学假期回家，我还给他理发。
五十年代初，父亲曾调往沙河一段时间，去建沙河县邮政局，当时的沙河县邮政局就有我爸和一个乡邮员两个人。沙河是九江到南昌火车的第一站，距九江约二三十里吧。每到周末，妈就叫我到沙河去看爸爸。虽然我才十来岁，妈就放手让我一个人去。我通常会自己去车站，买票坐火车去，但回来时，有时是坐火车，有时时间不凑巧（当时每天仅一列火车，清晨开出九江,晚上深夜回到九江），我就在下午沿着铁路走回九江。这些事，母亲都觉得很平常，我自己也觉得很平常。
假期我们则找楼下建国的爸爸。他在蚕桑场当采购员，经常要挑运东西。我们几个要好的邻居、同学有张建国，赵恒信，张之考，我，周遇奇（现在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等都跳着扁担筐子前往，挑了一天有5毛还是8毛钱，回来钱都给了妈妈。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到小池口去挑砖。早上，我们集合好，由建国爸爸带我们乘轮渡过长江，来江北小池口江边的砖窑前，让我们从砖窑挑砖上船（木帆船）。他有事先走了，临走时，叮嘱我们船装完了，坐船一起过江回家。我们高高兴兴地干了起来。到了下午，把船装完。我们就休息一下，等船回九江。过了半个来小时，见船没动静，我们就问船老板，什么时候回九江。船老板说：“现在没风，走不了，要等起风”。我们问要等多久，船老板说：“说不定，看这个天气，可能要等到下半夜或明天了”。这时，天已晚了，过江轮渡已停开，怎么办，我们急了，七嘴八舌地和船老板商量。吵了半天，实在没办法，船老板只好说，你们如果实在要急着过江，那只有一个办法，帮助拉纤。将船往上游拉上个五里来路，再往下顺流漂过江。我们听了不仅同意而且都欢呼起来。一则有了回家的办法，二则唱过黄河纤夫曲，但从未见过拉纤，都想见识一下拉纤。船老板拉出了纤绳，把我们带到岸上。纤绳有几十米长，隔个一米多就绑了一个拉纤的背袋。我们沿纤绳一字排开，最前面的头纤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工，船老板在中间把我们分开，船老板的老婆则在船上掌舵。收起了跳板，我们将拉纤的背袋斜背在肩上，头纤一声吆喝，我们就拉了起来。头纤很重要，他要带路，还要有节奏地领着唱起了拉纤号子。我们也就跟着边拉边胡乱地应和。我们确实体会到了吆喝号子的重要性，吆喝的号子是用力的指挥，让大家步调一致，而且吆喝声中可减清疲劳。可能是我们人多，不久，头纤就停了下来，说可以了，便收纤绳。船老板照呼船靠岸，放下跳板，我们上了船，船掉头就沿江向对岸的九江漂去。坐在船上，我们仍然很兴奋，这个说你刚才偷了懒，那个说我差点摔了一跤，我还在学头纤的号子慢慢地哼着。这时，天已黑了，九江的灯火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我们第一次从船上看九江的灯火，辨认这是火车站，那是西门口。漂了一个来小时，我们终于在三码头附近靠了岸，回到了九江。回家后，我向母亲讲起这段经历。母亲笑了，说行了，这星期你的作文有题目了。
由于母亲鼓动、放手让我们自小就到实际生活中去磨练，去闯荡，使我的生存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我这一辈子得益非浅。
刚解放，九江市医院还曾动员过我母亲到医院去从事产科，但由于子女太多，尤其是大姐参军参干，到中南局团委工作后，和南下干部岳秉诚结婚，他们的三个小孩都一生下来就放在九江，由母亲来照顾，母亲已经无力再从医。
母亲虽然她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善恶分明。记得九江解放前，一次放学回家路上，看到警车飞驰，听到警笛狂叫，我赶忙回家，推开大门，返身关门，只见一个年青工人模样的人躲在门后，他把手放到嘴上，向我做了一个别响的手势。我害怕，赶忙跑上楼，找到妈妈，对妈妈耳边轻声说，下面躲了一个人。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别啃气，这是什么世道，到处乱抓人”。过了很久，没了动静，母亲才和我一起下楼去看，这时人已走掉。解放初期，由于母亲思想解放，追求进步，对人友善，对邻居热情，又有文化，曾担任过居委会干部，还被评为九江市第二届劳动模范。
母亲由于自小受基督教影响，因而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记得在九江时，每到礼拜天，她都会带我们到教堂去做礼拜。对祷告，忏悔、唱诗班等我倒没什么记忆，记得很清楚的倒是过圣诞节，我们就急着要母亲带我们去做礼拜，好领取牧师发送的精美贺卡。贺卡印刷质量极好，上面一个个小天使、快鹿、雪橇和圣诞老人，比起现在的贺年片毫不逊色，我们都将其珍藏着。可惜这一切到五十年代初受政治的影响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在六十年代，我在大学申请入团时，还受到此事影响。大一时，我申请加入共青团，但始终未能被批准。后来，和我很要好的班长告诉我，因为我填表时，写爸妈是基督教徒，学校一个女的团委书纪找我谈话，问我会不会信教，我实话回答，如果在那个时代，我很有可能会信教，就是这句话，被认为觉悟不高，不能入团（我至今还认为这句话不错）。我也很犟，一直不认错（我至今还认为这句话不错），由于我在各方面的表现和学习一直相当优秀，直到大三，在同学们舆论的压力下，我才被批准入了团。
妈懂点医术，又肯帮人，和邻居的关系都很好。邻居们有个头疼脑热都喜欢来找妈妈，
妈妈虽是北方人，但好学新东西，刚入关到杭州，就喜欢跟着杭州人学做南方菜，学会了做“糖醋桂鱼”、“红烧蹄膀”、“板栗炒子鸡”等。这些菜就一直成为我家过年、过节的传统菜。还学会了包元宵，扎粽子。儿时，我很喜欢围着母亲做这些事，跟着也学了不少，成了妈的好帮手。
每年秋天，妈就会叫我磨糯米粉，我们家都采用水磨，妈说水磨的细，好吃。上午，妈买上十来斤糯米，掺上一些粘米（这一点妈强调很重要，否则包出的元宵太软），淘洗干净后，放入脸盆用水泡上。下午，我便到楼下张妈妈处借磨，将石磨抬上来放到凳子上架好，石磨出口处放一个用铁丝张开口的米袋接好米袋外再放一铁桶。石磨边再放一个凳子，用于放泡好的糯米。一切准备好后，我便开始左手拿一个调羹，舀上一瓢带水的糯米，倒入磨眼，右手则使劲地推磨，磨碎的米浆就孱潺地流入米袋。这磨豆浆很有学问，关键是调羹中糯米和水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一的比例，水少了，太粘，磨都推不动，水多了太稀，磨的很粗，米刚碎，但还没磨细就冲出来了。磨累了就两手换一下，大约要两个小时才能磨完。磨完后，用清水将磨冲洗干净，归还。再将盛放米浆的米袋口扎好，用绳子将米袋吊在木棍上，下面用桶或脸盆接滤出的水。大约要滤一天，直到没有水滤出为止。这时要赶忙将米袋翻开，将大块的米粉掰碎成小块，放在垫了报纸的木板上，放到太阳底下去爆晒。通常要晒几天，这是用手一捻，小块就会成为细粉，这就表明晒好了，便可将糯米粉放入坛子里收藏起来。这整个工作，从借磨做准备工作，磨，清洗，还磨、晒粉，收藏都要我独自做好。这也是母亲对我的一种另式教育，“有头有尾，独立完成”。这种风格我一直保流至今，在我毕身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了母亲传给我的好风格。
包汤元、包粽子都是母亲的事了，但母亲也喜欢我们插上一手，从没有因我们做坏了事，责骂过我们，所以我们也喜换插上一手，包上几个歪歪倒倒的，这样平常在玩笑的潜移默化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的生活知识。
母亲包汤元、包粽子都很有讲究。秋天桂花开时，妈都要买上半斤桂花，用白糖腌上备用。包汤元时，挑出一些，放入芝麻馅中，这就包出了九江有名的桂花芝麻汤元，咬上一口，又甜又香。包粽子那更是有讲究，母亲包的都是牛角粽子。端午节前一星期就要买好粽叶，再一片一片洗干净，晾干。端午前两天就泡好糯米、红豆，腌好肉块，肉块一定要有肥有瘦。糯米泡了二三个小时就可包了。母亲包粽子时，先取2-3片粽叶，卷成一个尖筒型，用左手抓住，右手用调羹舀一些泡好的糯米，再放入一块腌好的肉，上面再放一层糯米，然后用筷子将糯米捣实。最后，将粽子的上部捏成三角状，在靠近手背部横放一根筷子，右手将粽叶沿筷子折过来，压紧，再一收一卷，用准备好的细麻绳缠绕几圈，绳子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用力拉紧，这就扎出了一个飘亮的牛角粽子。我包过好几个，都是因为包的不紧，煮熟的也不好吃。我最爱吃母亲包的红豆粽子，沾上白糖吃，特别香。离家后，想吃粽子，到市场去买，尽是放碱的粽子，吃起起来怪味，不好吃。再也没吃到过这样的好粽子，我不管走到哪儿,都一直深深怀念妈妈包的不放碱的红豆牛角粽子。
妈对我们从来没有严肃的说教，倒是在谈天，说笑中给了我们人生哲理的教育。她的口头禅是“人字好写，人难做，如何做人是个大学问”。我们的语文书，她很爱看，看了就和我们聊天。映像最深的是“松树和柳树”，她经常提到“要像松树那样在任何贫迹的地方都能生长，在大风大雨中不弯腰；要像柳树那样随和，插到哪儿都能成活。”这是母亲一辈子的写照，也是母亲留给我最好的遗产。这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始终记住了妈的教诲。
1961年我离家去读大学，1963年我弟也离开九江出去读大学，七个子女均离开了母亲。这时母亲才说，我完成了任务，把你们7兄妹都培养出来，交给了国家。
1966年，60岁的母亲在离家35年后首次回到东北，先到长春，照料大媳妇生孩子（呆两个月），随后到天津看望恩人娄三姨和同学产科的好姐妹周蒙恩。
1985年1月4日，在九江工作的弟弟调往北京，母亲便离开居住了39年的九江，和父亲一起移居到北京，后到燕郊，住在我二姐和弟弟单位的一个单套宿舍里，安度晚年。
1990年母亲摔伤，股骨粉碎性骨折，从此卧床不起。我们兄弟七人均在外工作，无法照顾，只能请了一个小保姆来照顾她老人。
1992年10月19日母亲心力憔瘁，在睡梦中卒于北京燕郊，享年87岁。
母亲将她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家庭，献给了七个子女。在她的信中写道“回头想想，在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女子能够读书到小学毕业，还进了洋医院学西医，我似乎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新女姓了。可是，这一切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我从结婚后一生就再也没有从医，留下了两个终生的遗憾：一个是把母亲扔在了东北一去不回，可怜我梦中的妈妈！一个是丢掉了产科自己的专长，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都是因为“九一八”日本侵略，全都是小日本害的！我虽然无奈地把终生献给了家庭，但是在15年的抗战流浪中养育了七个孩子，他们的成人是我一生的安慰和骄傲。” 确实，我兄弟子妹七人都能健康成长都得益于我们的母亲。我们兄弟子妹七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无愧于母亲，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品质，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的这一生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在今天2008年的清明，我祭典劳累一辈子的父母，追思母亲的一生，追思母亲对我们的教悔，追思这宝贵的遗产，我只能纪下这一切，并奉上我的研究员证书、国务院特贴证书、核工业优秀专家证书、海南特贡专家证书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作者——我的三弟为民，于2008年清明节前
1906年9月25日（农历9月初9日）半夜子时，我母亲高耀光诞生于吉林省三叉河农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母亲刚三岁时，外祖父便久病辞世，孤儿寡母便靠着叔叔渡日。一家过着困苦的生活。但一件事改变了我母亲的命运。
二十世记初，清政权的腐败无能，再加上列强们的欺侮，整个中国大地在呻吟。“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成为一些能人志士的奋斗追求。一大批新学堂涌现，它们成为新青年的聚集地，革命的桥头堡。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的覆灭，民国的建立，更使得新学堂如雨后春笋到处开办。这时在东北吉林扶余县三叉河镇出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
三叉河镇有一个年青女子叫娄孝苏（著名画家娄适夷的姐姐）。娄孝苏长的身材高大，性情刚强，头脑灵活，聪明能干，很有主意。她结婚不久，生下一个男孩。随后，不幸地事就降临到头上。先是男人得肺病吐血而死，而后的是，公公抽大烟没钱了就想卖媳妇卖她。善良好心的婆婆不忍心，劝阻不住，就偷偷地把媳妇放跑，并嘱咐道：“我家就孩子这一根独苗，我留下了，你赶快跑，能跑到好地方，平静了，有机会回来看看就行了。听完婆婆一番话，她连饭都不敢吃就逃跑了。但那时候，一个小女子又能往那里跑？她想起了平时对新学堂的见闻，便有了主意，径直就跑到了镇上的省办女子学堂，求见校长，请求收留。校长听了很同情，正巧，学堂里两位女老师正在到处寻找一个女校友打铃搞卫生。校长即把她收留下来，这样既找到了校工也解救了她。为了阻止她公公的纠缠，校长报告了镇长。开明的镇长知道了这一则妇女反抗礼教追求解放的故事，立即表态保护，还出了告示，宣布这位妇女由学校收留，她的孩子也可以一起带来，他人无权过问。
就这样，这所新式学校成了娄孝苏的家。她一边做杂活，一边跟着读书，聪明的她把学生半年的课程一个月就学完了，字又写得特别好，成了三叉河远近闻名的新女性。
因为相同的身世，我外祖母结识了娄孝苏。娄孝苏很同情同样年轻守寡的外祖母，便经常带着女老师到外祖母家来玩，还跟我外祖母结成了要好的干姐妹，娄孝苏叫我外祖母为大姐，我母亲就叫娄孝苏为娄三姨。从此后，娄孝苏经常接济我家，还常常从洋线铺里拿些东洋丝线来教外祖母和我母亲编织东西，比如织些小孩帽子、鞋子、女人发网，赚些手工钱补贴家用。母亲长到9岁时，娄三姨要我母亲上学读书，学费由学校的老师出。就这样，我母亲9岁开始上学，15岁小学毕业，那还是在1922年。东北乡间的女孩子能够读到小学毕业，也算是不小的奇迹了。我妈一辈子都感谢娄三姨，经常给我们讲娄三姨，说没有娄三姨便没有自己的一生，她是影响自己的最大的恩人。
后来，娄三姨到省城（现吉林市）学产科，带着孩子离开了学校。临走时，又把我母亲托付给其他老师。我母亲小学毕业后，她又和其他老师将母亲安排在学校教手工，教学生织些桌布、枕套之类。过了三年，母亲18岁时，学了产科的娄三姨又介绍我母亲到吉林省城的女施医院学产科，女施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学习产科学制为五年，边干边学，既能学到医术，还有些许薪金。第一年，每月一元银洋，第二年，每月二元银洋，随着学龄增加，五年毕业时每月5元钱。
从三叉河到了省城，母亲就住到医院里底娄三姨家，住在娄三姨的妹妹娄四姨房里。在医院里，母亲有结识了一个要好的同年小姐妹周蒙恩，他父亲是小学穷教师，兄弟秭妹五人，又能干又活泼。两个小姐妹形影不离，都是扎着两个小丫辫盘到头上，一起买鞋，一起做衣裳，一起学习。直到母亲的晚年，两个小姐妹还在不断地通信联系。
教会医院学的是正规的西医产科，头一二年学习书本的理论和基础课，三年后就边工作边学习，由医生带着出外接生，相当于临床实习了。这样灵活的学习方式，虽然不是高等院校，但理论和技术都是先进的西医，方法上又相当于师傅带徒弟，有点中国传统的味道，与当年社会上大量旧式的“产婆子”相比，当然是先进、科学多了。
1930年母亲毕业，便在医院继续做产科。1931年7月7日，母亲和父亲何玉山结了婚。当时父亲在哈尔滨邮局工作。介绍人是吉林河南街基督教会的牧师齐向荣和我母亲的小姐妹周蒙恩。当时母亲26岁，父亲23岁，虽然母亲比父亲大三岁，但东北有句老话：女大三，抱金砖；双方都相信这句箴言。父母双方都是穷苦出身，都受新文化的熏淘长大，双方都在当年洋邮局与洋医院工作，他们的结合当属自由恋爱，双方在哈尔滨举行了新式婚礼。
婚后，蜜月刚刚结束，母亲正准备继续从事自己的喜爱的产科。不幸的事再次降临，918事变爆发，又一次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1931年9月18日，日寇进攻沈阳北大营，继尔占领沈阳。1931年9月23日哈尔滨也被占领。哈尔滨沦陷后，父亲参加了进步的工会主持人赵世伦组织的哈尔滨邮政工人集体大罢工，罢工相持了数旬。邮局瘫痪，邮务停顿，日人并不理会。但日本与西欧经由西伯利亚运来大批邮件堆置车站，无法疏运，日本人则焦急万分。当时，东北邮务“吉黑邮政管理局”属英国人所有，日本人对英国还有所顾忌，只能与“吉黑邮政管理局”邮务长英人司密斯谈判。几经交涉，以给不愿留在东北的邮工发给路条、路费，由邮局调入关内，作为把邮局移交日本的交换条件。当时“吉黑邮政管理局”三千员工，除少数几人如会计股，听差老黑，以及为家人困住的几人外，均大义凛然毅然离家入关。
我父母原来天真地以为入关仅几个月，在中央政府努力及国际调停下，很快就能收复东北——回家。所以仓促入关时，都未能拜见外祖母最后一面，这成为我母亲一生中的最痛。
入关后，我父母亲落脚杭州，父亲在南星桥邮局担任火车押车员、分拣员。母亲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再加上我大哥、大姐、二哥的出世，只好放弃产科，无奈地选择把终生献给了家庭。这留下了我母亲的一个终生的遗憾：“丢掉了产科自己的专长，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
父亲微薄的工资，再加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的相继出世，还要寄钱回去接济我祖母、外祖母及几个叔叔（我爸是老大，祖母也早年守寡），生活越来越艰苦。1941年在赣州。为了照顾补贴家用，妈就在我们家临街的一面，放了一张带玻璃框的卖药桌子，算是开了一个小药铺子。爸在邮局工作很忙，妈则一边照顾卖药，一边照顾我们我的哥哥姐姐。由此，我们家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自己照顾自己，大孩子照料小孩子，女孩子学做饭、洗衣服，包括尿布。妈妈则每天晚上做衣服、做鞋，缝袜子过半夜。
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及松沪战争，战事趋紧，始终不肯当亡国奴的父母，也一直跟随抗日邮政前线工作，离杭州到金华，而江山，而浦城，而鹰潭，赣州，景德镇。在这跟随抗日邮政前线工作逃亡的过程中，母亲在金华生了我二姐，在赣州生下了我三哥和我，在景德镇生下了我弟。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一家九口才跟随邮政局定居九江，这时母亲已离开东北家15年。
在随随着时局变化的逃难的过程中，母亲的一个小药筐子，一直随我家逃难，保证了我全家人的健康。记得，小时侯妈不断给我们服鱼肝油、钙片，头痛脑热则找出药给我们服。这也应该是在这逃难的艰苦环境中，我兄妹八人，仅出生就夭折了老四，其余七人均能健康成长的重要原因。
日本投降后，父母立即去信东北找寻亲人，找到我叔后，我母又去信我叔，要我叔送我外祖母来九江。我叔赶忙拿着我母亲的信到扶余的三叉河找到外祖母。外祖母接信后，看到日思夜念的闺女平安，有了确切的消息，高兴致极，中风，第二天就含笑去世了。
母亲得知外祖母去世，大哭了一场，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外祖母，没能让外祖母过上一天好日子，临入关是都没能去见上最后一面。
上学改变了母亲的命运，因而母亲深知读书的重要，她这辈子最看重的事是要让我们七个子女都能受上较好的教育。在逃难的过程中，不管到哪儿，不管多么困难，稍事安定，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哥哥姐姐送入学堂。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正好随邮局逃难在景德镇，母亲为了我们七个兄妹能有一个更好地学习环境，积极要求调往文化氛围很重的九江市，由于父亲在这十五年抗战的优秀表现，邮局终于同意，1946年我家九口便定居在九江，这使得我们七个子女都能在九江，也是江西最好的学堂同文中学、儒丽女中（后合并为九江二中，现又恢复为同文中学）就读。在母亲的熏淘下，我们也自小树立了“要做工程师”的愿望，刻苦读书。
母亲和我的父亲都没有任何不量嗜好，他们从旧社会来，但从不抽烟、从不喝酒、从不打麻将，营造了家庭健康的氛围，使我们能健康地成长。所以我们七个子女的家庭也都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母亲也爱娱乐，爱给我们讲故事，聊天。1952年大姐夫送给了母亲一副弹珠跳棋，由于玩的人数不限，两到六个人玩都可以，既可娱乐，锻炼智力，又可培养遵守棋规。所以这副跳棋就成了母亲带领我们娱乐的最好工具，有空母亲就带我们下跳棋，我们都喜欢对称大跳。母亲的跳棋下得很不错,常常是第一个跳到家。这副跳棋一直成了母亲的挚友，陪伴了她十多年，直到我工作了，每次回家都还要陪母亲下跳棋。
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大事狠抓，一般事放手，关心、不溺爱，不干预，让我们7个子女都能快乐健康地成长。一定要读好书，这点是妈抓住不放的。就靠我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九口之家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加上七个子女的读书，这只能靠妈运筹，发扬我家“大”的帮助“小”的，“先”的帮助“后”的好传统。逃难期间，爸爸妈妈再困难也要想方设法寄钱给东北老家，接济老人和叔叔姑姑（邮路已断，采取和留在东北邮局南方人对付的方法）。解放初期就靠先参加工作的大姐和叔叔接济。大哥读书靠叔叔资助，大哥、二哥毕业后资助了二姐，二姐毕业资助了二姐夫，我读大学则靠大姐资助，我毕业后资助了我弟。这才使得我们七个子女都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小学时，我做过一件难忘的错事，一次不记得是因为什么急用，我从妈的衣服口袋中私自拿走了五毛钱。第二天上午，父亲到学校，向老师说家里有急事，替我请了假，把我带回了家。原来是妈妈发现后，告诉了爸爸，并叫爸爸到学校给我请假，叫我回来。回家后，父亲和母亲既没打我，也没骂我。母亲先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承认了，讲了经过和原因。母亲狠狠地教训了我半天，直到我老老实实地认了错，做了保证，今后再不。这才让我去学校继续上课。母亲疾恶如仇，容不得我们在品德上有任何暇茈，对此是绝不放过，我从没见母亲这么急过。但她没打我，骂我，只是给我讲道理，让我从内心真正认错。同时，没有在学校和家里声张，保护了我的自尊。至今，我家兄妹七人都是爱国、勤奋、诚实、守信、仁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这都和母亲对我们的严格品德教育分不开的。
但至于我们走什么道路，报考哪个学校，报考哪个专业，到哪儿工作，妈是不过问的，让我们充分独立思考，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甚至我们七个子女的婚姻，她都是不干预，她只一句话：“你们是国家的人，只要你们自己满意，我就满意”。从1951年起，大哥考取哈尔滨工大，大姐参军参干，到中南局团委工作，接着二哥去北航读书，二姐被保送到北邮读书，三哥参军，我则内送核工业部的抚州地质专科学校，七弟考取江西工学院。我兄妹七人逐个自己选择了道路，出外读书，走上工作，又一个个带回对象。对这一个个的结果,母亲都是一个个笑纳，没有一个指责和不满。
母亲从自身的经历深知要建康的成长必需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因而从不溺爱，而是鼓励我们前往。我四岁时，看到二姐读书，便吵着要读书，母亲就让我报名跟着二姐上了学。中小学时，学校每年有春游和秋游。学校都是组织步行到十里铺、镰溪墓去游玩，母亲从不阻拦，像大家一样给我们准备好馒头、蘋果和几块糖带上。当时没有车子，只有步行。去时，高高兴兴，打打闹闹，回来时是一步拖着一步，第二天脚都肿了。母亲总是鼓历我们说没关系，过两天就好了。叫我们先吃饭，吃完饭打盆热水洗下脚，再自己揉揉上床睡觉。
我十一岁进初中，学校虽然和我家仅一条马路和一墙之隔，但母亲也让我去住读。全部独立生活，自己洗衣服。全校不分贫富，都一个月5元钱的伙食费，一星期就周6吃一次肉，土豆炖猪肉，或红烧肉。一星期就周末回一次家，中间母亲从未叫我回过一次家，加下餐或把衣服带回去洗。
初中时，学校号召大家勤工俭学，同学们均学理发，互相理发。母亲都鼓历我们参加，给我买来推子、剪刀。给同学理发我一直坚持到大学，甚至到二十世记九十年代，我的孩子读大学假期回家，我还给他理发。
五十年代初，父亲曾调往沙河一段时间，去建沙河县邮政局，当时的沙河县邮政局就有我爸和一个乡邮员两个人。沙河是九江到南昌火车的第一站，距九江约二三十里吧。每到周末，妈就叫我到沙河去看爸爸。虽然我才十来岁，妈就放手让我一个人去。我通常会自己去车站，买票坐火车去，但回来时，有时是坐火车，有时时间不凑巧（当时每天仅一列火车，清晨开出九江,晚上深夜回到九江），我就在下午沿着铁路走回九江。这些事，母亲都觉得很平常，我自己也觉得很平常。
假期我们则找楼下建国的爸爸。他在蚕桑场当采购员，经常要挑运东西。我们几个要好的邻居、同学有张建国，赵恒信，张之考，我，周遇奇（现在是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少将）等都跳着扁担筐子前往，挑了一天有5毛还是8毛钱，回来钱都给了妈妈。最有意思的一次是到小池口去挑砖。早上，我们集合好，由建国爸爸带我们乘轮渡过长江，来江北小池口江边的砖窑前，让我们从砖窑挑砖上船（木帆船）。他有事先走了，临走时，叮嘱我们船装完了，坐船一起过江回家。我们高高兴兴地干了起来。到了下午，把船装完。我们就休息一下，等船回九江。过了半个来小时，见船没动静，我们就问船老板，什么时候回九江。船老板说：“现在没风，走不了，要等起风”。我们问要等多久，船老板说：“说不定，看这个天气，可能要等到下半夜或明天了”。这时，天已晚了，过江轮渡已停开，怎么办，我们急了，七嘴八舌地和船老板商量。吵了半天，实在没办法，船老板只好说，你们如果实在要急着过江，那只有一个办法，帮助拉纤。将船往上游拉上个五里来路，再往下顺流漂过江。我们听了不仅同意而且都欢呼起来。一则有了回家的办法，二则唱过黄河纤夫曲，但从未见过拉纤，都想见识一下拉纤。船老板拉出了纤绳，把我们带到岸上。纤绳有几十米长，隔个一米多就绑了一个拉纤的背袋。我们沿纤绳一字排开，最前面的头纤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工，船老板在中间把我们分开，船老板的老婆则在船上掌舵。收起了跳板，我们将拉纤的背袋斜背在肩上，头纤一声吆喝，我们就拉了起来。头纤很重要，他要带路，还要有节奏地领着唱起了拉纤号子。我们也就跟着边拉边胡乱地应和。我们确实体会到了吆喝号子的重要性，吆喝的号子是用力的指挥，让大家步调一致，而且吆喝声中可减清疲劳。可能是我们人多，不久，头纤就停了下来，说可以了，便收纤绳。船老板照呼船靠岸，放下跳板，我们上了船，船掉头就沿江向对岸的九江漂去。坐在船上，我们仍然很兴奋，这个说你刚才偷了懒，那个说我差点摔了一跤，我还在学头纤的号子慢慢地哼着。这时，天已黑了，九江的灯火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我们第一次从船上看九江的灯火，辨认这是火车站，那是西门口。漂了一个来小时，我们终于在三码头附近靠了岸，回到了九江。回家后，我向母亲讲起这段经历。母亲笑了，说行了，这星期你的作文有题目了。
由于母亲鼓动、放手让我们自小就到实际生活中去磨练，去闯荡，使我的生存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我这一辈子得益非浅。
刚解放，九江市医院还曾动员过我母亲到医院去从事产科，但由于子女太多，尤其是大姐参军参干，到中南局团委工作后，和南下干部岳秉诚结婚，他们的三个小孩都一生下来就放在九江，由母亲来照顾，母亲已经无力再从医。
母亲虽然她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善恶分明。记得九江解放前，一次放学回家路上，看到警车飞驰，听到警笛狂叫，我赶忙回家，推开大门，返身关门，只见一个年青工人模样的人躲在门后，他把手放到嘴上，向我做了一个别响的手势。我害怕，赶忙跑上楼，找到妈妈，对妈妈耳边轻声说，下面躲了一个人。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别啃气，这是什么世道，到处乱抓人”。过了很久，没了动静，母亲才和我一起下楼去看，这时人已走掉。解放初期，由于母亲思想解放，追求进步，对人友善，对邻居热情，又有文化，曾担任过居委会干部，还被评为九江市第二届劳动模范。
母亲由于自小受基督教影响，因而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记得在九江时，每到礼拜天，她都会带我们到教堂去做礼拜。对祷告，忏悔、唱诗班等我倒没什么记忆，记得很清楚的倒是过圣诞节，我们就急着要母亲带我们去做礼拜，好领取牧师发送的精美贺卡。贺卡印刷质量极好，上面一个个小天使、快鹿、雪橇和圣诞老人，比起现在的贺年片毫不逊色，我们都将其珍藏着。可惜这一切到五十年代初受政治的影响都结束了。但没想到在六十年代，我在大学申请入团时，还受到此事影响。大一时，我申请加入共青团，但始终未能被批准。后来，和我很要好的班长告诉我，因为我填表时，写爸妈是基督教徒，学校一个女的团委书纪找我谈话，问我会不会信教，我实话回答，如果在那个时代，我很有可能会信教，就是这句话，被认为觉悟不高，不能入团（我至今还认为这句话不错）。我也很犟，一直不认错（我至今还认为这句话不错），由于我在各方面的表现和学习一直相当优秀，直到大三，在同学们舆论的压力下，我才被批准入了团。
妈懂点医术，又肯帮人，和邻居的关系都很好。邻居们有个头疼脑热都喜欢来找妈妈，
妈妈虽是北方人，但好学新东西，刚入关到杭州，就喜欢跟着杭州人学做南方菜，学会了做“糖醋桂鱼”、“红烧蹄膀”、“板栗炒子鸡”等。这些菜就一直成为我家过年、过节的传统菜。还学会了包元宵，扎粽子。儿时，我很喜欢围着母亲做这些事，跟着也学了不少，成了妈的好帮手。
每年秋天，妈就会叫我磨糯米粉，我们家都采用水磨，妈说水磨的细，好吃。上午，妈买上十来斤糯米，掺上一些粘米（这一点妈强调很重要，否则包出的元宵太软），淘洗干净后，放入脸盆用水泡上。下午，我便到楼下张妈妈处借磨，将石磨抬上来放到凳子上架好，石磨出口处放一个用铁丝张开口的米袋接好米袋外再放一铁桶。石磨边再放一个凳子，用于放泡好的糯米。一切准备好后，我便开始左手拿一个调羹，舀上一瓢带水的糯米，倒入磨眼，右手则使劲地推磨，磨碎的米浆就孱潺地流入米袋。这磨豆浆很有学问，关键是调羹中糯米和水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一的比例，水少了，太粘，磨都推不动，水多了太稀，磨的很粗，米刚碎，但还没磨细就冲出来了。磨累了就两手换一下，大约要两个小时才能磨完。磨完后，用清水将磨冲洗干净，归还。再将盛放米浆的米袋口扎好，用绳子将米袋吊在木棍上，下面用桶或脸盆接滤出的水。大约要滤一天，直到没有水滤出为止。这时要赶忙将米袋翻开，将大块的米粉掰碎成小块，放在垫了报纸的木板上，放到太阳底下去爆晒。通常要晒几天，这是用手一捻，小块就会成为细粉，这就表明晒好了，便可将糯米粉放入坛子里收藏起来。这整个工作，从借磨做准备工作，磨，清洗，还磨、晒粉，收藏都要我独自做好。这也是母亲对我的一种另式教育，“有头有尾，独立完成”。这种风格我一直保流至今，在我毕身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始终坚持了母亲传给我的好风格。
包汤元、包粽子都是母亲的事了，但母亲也喜欢我们插上一手，从没有因我们做坏了事，责骂过我们，所以我们也喜换插上一手，包上几个歪歪倒倒的，这样平常在玩笑的潜移默化中，我们学到了不少的生活知识。
母亲包汤元、包粽子都很有讲究。秋天桂花开时，妈都要买上半斤桂花，用白糖腌上备用。包汤元时，挑出一些，放入芝麻馅中，这就包出了九江有名的桂花芝麻汤元，咬上一口，又甜又香。包粽子那更是有讲究，母亲包的都是牛角粽子。端午节前一星期就要买好粽叶，再一片一片洗干净，晾干。端午前两天就泡好糯米、红豆，腌好肉块，肉块一定要有肥有瘦。糯米泡了二三个小时就可包了。母亲包粽子时，先取2-3片粽叶，卷成一个尖筒型，用左手抓住，右手用调羹舀一些泡好的糯米，再放入一块腌好的肉，上面再放一层糯米，然后用筷子将糯米捣实。最后，将粽子的上部捏成三角状，在靠近手背部横放一根筷子，右手将粽叶沿筷子折过来，压紧，再一收一卷，用准备好的细麻绳缠绕几圈，绳子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用力拉紧，这就扎出了一个飘亮的牛角粽子。我包过好几个，都是因为包的不紧，煮熟的也不好吃。我最爱吃母亲包的红豆粽子，沾上白糖吃，特别香。离家后，想吃粽子，到市场去买，尽是放碱的粽子，吃起起来怪味，不好吃。再也没吃到过这样的好粽子，我不管走到哪儿,都一直深深怀念妈妈包的不放碱的红豆牛角粽子。
妈对我们从来没有严肃的说教，倒是在谈天，说笑中给了我们人生哲理的教育。她的口头禅是“人字好写，人难做，如何做人是个大学问”。我们的语文书，她很爱看，看了就和我们聊天。映像最深的是“松树和柳树”，她经常提到“要像松树那样在任何贫迹的地方都能生长，在大风大雨中不弯腰；要像柳树那样随和，插到哪儿都能成活。”这是母亲一辈子的写照，也是母亲留给我最好的遗产。这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始终记住了妈的教诲。
1961年我离家去读大学，1963年我弟也离开九江出去读大学，七个子女均离开了母亲。这时母亲才说，我完成了任务，把你们7兄妹都培养出来，交给了国家。
1966年，60岁的母亲在离家35年后首次回到东北，先到长春，照料大媳妇生孩子（呆两个月），随后到天津看望恩人娄三姨和同学产科的好姐妹周蒙恩。
1985年1月4日，在九江工作的弟弟调往北京，母亲便离开居住了39年的九江，和父亲一起移居到北京，后到燕郊，住在我二姐和弟弟单位的一个单套宿舍里，安度晚年。
1990年母亲摔伤，股骨粉碎性骨折，从此卧床不起。我们兄弟七人均在外工作，无法照顾，只能请了一个小保姆来照顾她老人。
1992年10月19日母亲心力憔瘁，在睡梦中卒于北京燕郊，享年87岁。
母亲将她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家庭，献给了七个子女。在她的信中写道“回头想想，在抗战前的二三十年代，一个农村出来的小女子能够读书到小学毕业，还进了洋医院学西医，我似乎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新女姓了。可是，这一切没有能够继续下去，我从结婚后一生就再也没有从医，留下了两个终生的遗憾：一个是把母亲扔在了东北一去不回，可怜我梦中的妈妈！一个是丢掉了产科自己的专长，变成了一个家庭妇女——都是因为“九一八”日本侵略，全都是小日本害的！我虽然无奈地把终生献给了家庭，但是在15年的抗战流浪中养育了七个孩子，他们的成人是我一生的安慰和骄傲。” 确实，我兄弟子妹七人都能健康成长都得益于我们的母亲。我们兄弟子妹七人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无愧于母亲，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品质，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的这一生受母亲的影响最大。在今天2008年的清明，我祭典劳累一辈子的父母，追思母亲的一生，追思母亲对我们的教悔，追思这宝贵的遗产，我只能纪下这一切，并奉上我的研究员证书、国务院特贴证书、核工业优秀专家证书、海南特贡专家证书以告慰父母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