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公仆坐公车咋就这么难

李逊达
封建社会的官老爷出门那肯定是要坐轿子的，尤其是当大官的，需要由八个强壮汉子去抬。那时候的大臣出门巡视，可真是威风凛凛，一路浩浩荡荡，吆五喝六，这在咱们中国影视剧里可见得多了。
现在当国家公务员出行可简单得多了，上下班时是根据领导级别不同专门配备规格不一的小轿车一辆，只要一个专职司机服侍。有的公仆喜欢自己开车，那可省了不少国库银子了。其实这全是为人民服务的需要，老百姓没啥说的，只要办事效率高，不忘为老百姓多办点实事好事就行，老百姓是不会有多大意见的。
但问题不像老百姓想的那么简单，当官的总认为仅仅自己一人享用公车，对自己的家属是不公平的，于是让家人一起共享领导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如今这种现象在官场里早己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对此有什么异议的。
今年第9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在他的《“公车改革”循公开》一文中这样披露一位家住北京宣武区牛街的老张司机的苦言：“每天旱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附近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中央某机关的领导）的千金送到位于西城的学校，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下午我得卡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先接送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往往到家己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只有周末领导把车开回去自己用，我才落个轻松。”既然中央机关的领导都这样毫无顾忌地公车私用，那么地方各级领导岂能不上行下效吗？据统计，我国目前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仅约占1/3。
现在全国自上而下谁不知道公车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而之二是不是公款吃喝，虽没统计过，但不是之二肯定就是之三、之四了。由此可见，原来咱们的公仆们一心所为的“公”，其实就是为自己和家人享用公车、公吃、公房……在日夜操心。像这样的公有制怎能不让国人感到远比私有制还寒心呐？
对公车这种腐败早在朱总理执政年代就己经引起公众非常不满了。朱总理也曾下过决心，要狠刹这股歪风，但没想到一届又一届，中国总理就是被这根硬骨头一一咬断了牙，正如李松黯然承认：“各地公车改革方案也层出不穷，但种种试点之后，并未完全获得公众的认可，最终归于沉寂。”全国民众不得不对此要悲观失望。你想，连那么严厉有加的朱总理都奈何不了自己门下的大官小吏们的负隅顽抗，那么温和有加的温总理怕不得不为此要望却止步了。
为何我对公车改革也持如此悲观情绪，还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公车是块唐僧肉，谁见了都想咬它一口。你只要到学校、旅游景点、各大饭店、娱乐场所的门口扫一下眼，发现那里就是私用公车的聚集地。还有利用公车在养护过程中吃回扣、赚差价等现象也普遍存在。谁也不希望消灭公车，当官的最不愿放弃这种特权，当差的也从中有油水可捞，再说跟着领导开到那里吃到那里，送领导的礼品都是由司机代拿着，只要有领导一份，必有司机一份。所以说，二十几年来公车改革的口号几度响起但都噤哑了。其阻力不但来自官方，还来自暗中的利益既得者，千万不能轻视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可能，例如汽车生产商、经营商、维修商，等等都是和公车有着千丝万缕利益相关的相关方，他们会让公车这块肥肉从他们口中被拿掉吗？
据有关方面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2004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没有一位当官的愿意放弃配轿车的，有的还不断提出要增配高档的进口轿车。
所以，一方面公车在不断递增，而另一方面从90年代末开始，各地开始了艰难蹒跚的车改进程。广东省早在1997年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启动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同时好多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据说公车改革模式基本就是三种，大多数地方选择了一步到位的“货币化”模式。补贴标准从300元列2000元不等。然而这样的公车改革，不但没使公众的意见减少，反而更加强烈。因为货币化发放补贴，有变相加薪之嫌。好多官员仍不挤公交车或出租车，往往由对方派车来接送，于是刚从一个腐败门走出却又走向另一个腐败门。关键是公务员阶层从既得利益出发，自始至终，这些方案的制订、实施和试点都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把公众利益却排除在公车改革决策之外，总认为这与老百姓无关，最终无法让民众接受这三种模式，特别是“货币化”模式的改革试点更是走向死胡同。
从公车改革趋于失败可得出这样的一种规律，凡是牺牲广大百姓利益的改革，总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秋风扫落叶般地一网打尽。当年让千百万人下岗，没几年不就都下了吗？为什么一涉及到领导们的一点儿既得利益的改革却就那么难了呢？由此可见权力真是个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