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迷局

中日迷局

　　《财经》记者 林靖 发自 越南河内 两个月来，中日关系因日本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事件受到严重伤害。时至今日，钓鱼岛争端已经成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0月30日，正在越南河内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举行非正式会谈。在短短10分钟的非正式会谈中，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尽可能避免触及两国的“痛处”。

　　这是继10月4日，温家宝和菅直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交谈后的第二次“短暂会面”。

　　进入2000年以来，受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参拜靖国神社等的影响，中日两国政治关系陷入低谷，中日高层互访中断。在过去的四年，中日之间从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到中日正式缔结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了“破冰”、“融冰”、“迎春”、“暖春”四个阶段，中日关系也由冷变暖。

　　但中日之间的“坚冰”非一日之寒。中日双方修复裂痕，消除不信任依然任重道远。在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还未形迹的新形势下，中日两国如何在战略上取得共识，真正实现相互信任、共赢发展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难破僵局

　　10月30日下午，日本首相菅直人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中关系表示，尽管发生了各种事情，但两国基本的战略互惠关系没有发生改变。“我确信两国将以有意义和友好的形式继续合作关系。”

　　事实上，自9月中日钓鱼岛风波发生以来，日方一直在积极寻求通过两国高层接触来修复中日关系。只是，以首相菅直人为代表的对华“温和外交”并不是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全部——以“鹰派”外相前原诚司为代表的对华强硬派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接连推出了“歇斯底里论”、“中日密约论”、“一毫一厘不让论”，并热炒“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论”，为中日关系的改善设置了重重障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刘军红对《财经》记者指出，菅直人政府一柔一刚两派人马的对立是目前中日关系难有突破的症结所在。这一状态又是日本外交呈现明显内政化趋向的必然结果。

　　民主党在接替自民党执政的一年中，已出现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下台、参议院选举惨败、党首选举导致党内对立的三大动荡。刘军红说，这显示首相官邸缺乏政策决策机制，以致出现“首相管不了外长”等现象。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佐佐木智弘则对《财经》记者表示，民主党政权不稳定也导致日中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国渔船船长在日本被逮捕的事件又进一步升级了日中间的紧张关系。“我认为短期内很难改善两国关系。长期来看，重要的是日本想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重新构筑与中国的传统式关系，还是构筑基于利害关系之上的合理关系。此时，对于日本来说，应该仔细思考对华关系的定位”，佐佐木表示。　

　　而就中日首脑未能在河内实现首脑会晤一事，日本舆论又将矛头指向中国。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黄大慧对《财经》表示，中日领导人没有实现正式会晤“比较遗憾”，会晤前不和谐的气氛是没有实现会晤的原因。

　　日本国际问题评论家河信基对《财经》记者分析说，此次在河内无法实现日中首脑会晤的原因，可能也出在外相前原诚司身上。前原赴河内之前，在夏威夷与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会见，意图确认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此举令中方颇感不快。

　　一位日本知情人士在河内对《财经》记者表示，外务省坚持要求先进行外长会谈，再进行首脑会谈。“如果没有日中外长会谈就好了。”

　　本月将在日本横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黄大慧表示，在会议期间，中日首脑实现正式会晤非常重要。双方应从中日关系大局考虑来缓解僵局。否则，僵局越长期化，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大。

内政作怪

　　9月17日，菅直人成功连任首相并组阁，少壮派、亲美“鹰派”前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转任外务大臣，这一人事变动被看做新内阁的关键性调整。“鹰派”一跃成为新内阁核心，并主导日本对外政策。

　　民主党政权上台后，在外交方面似乎无可圈点之处。对日本来说，目前陷入僵局的不只是对华关系。

　　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了实际处于远东萨哈林州管辖下的南千岛群岛（日方称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这是包括前苏联时代在内，俄总统首次访问该岛，引起了日方的强烈反应。

　　日本外相前原诚司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要“召回”大使。有关日俄首脑是否将在APEC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一事，前原表示“目前尚未决定”。

　　有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日本外交正面临四面楚歌”。先是冲绳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使日美关系深受伤害，且迫使鸠山下台。还有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及东海油气田问题令日中关系出现波折。面对上述诸多难题，菅直人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反倒露出动摇之态。

　　该人士指出，“日本外交正在迷失方向。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的日美同盟关系出现了不稳定。”

　　河信基认为，把日本置于美国同盟者从属地位的，是自民党政权时期的保守政治家。 “他们没有感到时代的变化，如今依靠‘衰退的日美同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日本为了生存，需要改变思维方式。鸦片战争后，日本采取“脱亚入欧”策略，取得了成功。如今，日美同盟日益衰退，日本要面对“脱美入亚”的转型。

　　刘军红对《财经》记者分析，金融危机后，日本社会的焦躁情绪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种焦躁则使日本外交表现出强硬。民主党政权内也出现一味迎合民意，甚至将政治民粹化的倾向。因此，日本战后60年来不常提的概念——主权、国家、领土等，在金融危机后频繁出现，以期带来短期效应。反映在政治上，政客由此获得更多选票，也使民意直接反映在外交中。

　　一位日本企业界人士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让日本坐立不安。“在日益强大的中国面前，已经失去了20年的日本越发感到焦躁”。日本国民非常期盼一位强力领袖，能将日本从低迷中解救出来，以与中国抗衡。

　　　　未来之路

　　日本政治学者田中诚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日本对华的信任程度似乎接近谷底。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副教授葛小伟（Perter Hays Gries）则认为，中国因两年前的金融危机和欧美衰退、中国崛起的地缘优势，释放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日本、欧洲都在减弱影响力”的信号，让国民感到“中国强大，应对外显示出强势”，这也为解决中日间的悬案制造了难题。

　　但是，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日关系总需向前看。黄大慧认为，中日间更多的是合作，中日携手将决定亚洲未来。

　　一位观察人士对记者表示，日本如何自我定位是根本问题。日本真想成为自主自立国家的话，就要想办法回归亚洲，更重视与亚洲的关系和与中国的关系。
该人士表示，中日关系的理想形式是以法德关系为样板解决历史问题，以欧盟发展为样板重塑亚洲版图。为此，中国需要具备像法国那样的外交技艺和文化软实力，而日本需要具备像德国那样的明智和器量。在中日真正实现和解、达成互信之后，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才能逐步变成现实。否则，决定21世纪亚洲命运的很可能将是一场零和博弈，或者是漫长的时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