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飞：严控舆论五招（致《求是》）

严控舆论五招（致《求是》）　　作者：石飞
　　有朋友把赵强的《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2010年第21期）推荐给我，说是出自南京籍的一个“红色秀才”之手，是南京的骄傲。
　　我看了赵“红秀才”的大作之后，给了朋友一个简复：“一小堆狗屎文字而已！一个令六朝古都蒙羞的庸奴！”朋友又复我：“不可以乱说的，姓赵的可是《求是》的大编，顶级军师团的。”我再复：“若此脑袋进水的傻X当真是个‘顶级军师’，那其主子绝对也是瞎眼货。”
　　对于赵强的《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的乳臭文字，老夫实在不屑花时间点评，就三言两语吧。首先，其立论是荒谬的。苏联解体是因为“舆论失控”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列宁、斯大林炮制独裁专制，推行社会法西斯主义，血腥人民，置人民于绝境。根据资料披露，苏联对于人民的镇压，包括对自己“同志”的杀害，都是空前的，比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这些“秘密”，而今已经公开，赵强们是瞒不了盖不住的，无论怎么再“涂脂抹粉”，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舆论不失控，即使全民嘴巴上锁，“苏维埃”也难逃爆炸的命运。以中国为例，历代封建王朝，都“防民于口，甚于防川”，大搞“文字狱”，结果呢，还不是一个个地沿着几乎相似轨迹的奔向灭亡吗？他们可都不存在“舆论失控”的问题呀！更不存在令赵强们扼腕的“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的情况。
　　赵强的乳臭文章竟然可怜无补费精神地从三个方面罗列苏联“舆论失控”的表现，实在是罗嗦透顶。其目的，无非是要提醒和警示的执政党，进行针对性的防范，其忠孝之心（或投机之心）可鉴。但在吾等屁民看来，赵某的枉语赘述都是多此一举，倘若舆论严控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倒不如采取下列铁腕之策：
　　一、报刊高度集中。全国只保留中央主办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并由分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兼任社长、总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乡社区以及公民家庭，强制订阅“两报一刊”，或由各级财政花钱统一订购，免费发放。除此之外，全国各级各类的所有的报刊一律永远停办。确保纸媒舆论口径绝对“一律”，彻底消灭政治“杂音”。对电台、电视台亦效此法行事，只允许中央台有节目制作权，地方台一律转播中央台节目。对境外电台、电视台恢复全面强力干扰，并设立“偷听传播敌台罪”，严惩企图不轨者。
　　二、根除互联网。互联网实乃万恶之源。近年来，各级党政丑闻几乎都是互联网暴露和传播的，罪恶滔天。培养了大量的“五毛党”，投入了相当的“网络警力”，大封、大堵、大删，手段用尽，效果甚差。关键是要源头根治：全部彻底摧毁所有的互联网，让中国成为一个与互联网绝缘的国家，彻底消灭负面舆论的干扰侵害。
　　三、全民销毁手机。手机也是舆论工具，众多恶毒信息都是手机传播的，故必须禁止国民拥有和使用手机。要像查禁枪支弹药一样，彻底收缴并销毁所有手机。
　　四、开展“红色风暴”运动。在全国推广重庆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革命经验。“传箴言”可免，因为手机已经全部销毁，也就无法发收“红色短信”了。全民唱红歌、读红书、跳红舞，竭力营造绝对忠于领袖、绝对忠于执政党、绝对忠于各级“一把手”、绝对驯服于专政工具的政治氛围。
　　五、大批制造阶级敌人。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量地突击制造阶级敌人。要层层下达指标，按照“10：1”的比例深挖“阶级敌人”，戴帽子、打棍子、实行阶级专政。文革时期全国是7亿人，阶级敌人是1亿（叶剑英说，文革中全国整了1亿人）。“10：1”与“7：1”相比，宽松多了。要把全民注意力和恩怨情绪，最大限度地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去，从而化解和消弭他们对党政官员的不满，对社会不公的麻木。
　　……行之有效的方略和手段，还可以列举很多，恕不罗嗦。苏联、希特勒和中国极左的“红色恐怖”的“思想武器库”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贵经验，尽可一一拿来套用，“舆论严控，确保稳定”无忧无虑焉！对此建议，《求是》以为如何？我想，此类铁腕招数，比之尔等花丽狐哨的“婊子牌坊”式的文字的效果要有用得多。不知赵大编辑，可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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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摘录）　　作者：赵强
（2010年第21期《求是》）
http://www.qstheory.cn/zxdk/2010/201021/201010/t20101030_54269.htm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美国之音、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而戈尔巴乔夫，这个亲手搞垮苏联的人，却获得了西方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