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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娟怎会得罪媒体？
发表时间： 2008年04月06日 23时31分         评论/阅读(465/25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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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多月前，郭晶晶被指责在跳水世界杯赛事的新闻发布会上应对媒体不当，今天，著名的罗雪娟又被记者撰文批评在杭州全国游泳冠军赛期间的“走近奥运冠军”联谊活动中“耍大牌”。
应对媒体，这是一个对于体育人来说有些新鲜的课题。虽然我们很容易在书店里看到以“利用媒体”、“媒体公关”为核心概念的书，但是即便在体育界外，我们也很少看到“应对媒体”这个词。
Dealing with the media，这是相应的英语世界的“应对媒体”。在西方体育界，应对媒体已经成为必修课，甚至是不能请假和逃课的“必修课”。美国、英国、加拿大的相关体育组织专门出版过指导运动员和教练员应对媒体的手册。
可是，这个问题在中国就显得越来越不轻松。
罗雪娟怎么啦？我们的运动员究竟怎么啦？
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追溯得早一些。
上个世纪50-80年代，我们的国家队运动员虽然已经进入专业化训练体系中，但还存在着学习文化知识的愿望、意识和条件，那个时候的运动员往往有每天三个小时的上课和读书时间。更重要的是，那时运动员的生活与社会各界还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比如，五六十年代的运动员在进行比赛前后经常要到农村、工厂、部队去和工农兵表演，往往让普通百姓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国家队运动员。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队运动员与普通百姓的接触和与社会的联系也不算少。那个年代的很多体育电影和体育报告文学的产生就与各界（尤其是创作者）相对现在更容易接触运动员的现实情况有一定联系。
毋庸讳言，随着奥运会夺金压力的不断增大，随着国际竞技体育的竞争不断激烈，我们的不少运动员逐渐不再那么频繁和普遍地和体育界以外的人员接触了，普通百姓除了从电视上看到体育明星外，很少有机会亲眼看到世界冠军和国家队运动员。而且，虽然有关各方解决运动员教育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客观地说，多数在役的国家队运动员还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文化知识，坐在教室里上课更是一种奢望。
根据我的了解，这些年虽然有不少运动员在大学里注册成为大学生，但是他们真正在学校里上课的时间极少，在自己训练所在地学习的时间也少得可怜。可以说，即便其中有不少运动员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的学习时间恐怕比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运动员的学习时间还要少。
说这些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如今的运动员虽然处在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但他们不少人恰恰过着比以往运动员相对封闭的生活，这就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化能力，国家乒乓球队马琳多年不回家，偶尔一次回家居然不认得家门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二是如今的运动员虽然处在一个教育大众化时代，但他们不少人恐怕没有多少学习文化以提升修养的时间，这使得他们应对各种特殊情境的能力不高，郭晶晶在新闻发布会上不理睬记者的言行就是典型的表现。
说这些不是要指责我们的运动员素质不高，而是想揭示一个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的问题：运动训练固然是一项需要关起门来潜心钻研和精心雕琢的事业，但当运动竞赛成为一项裹挟了体育组织、大众媒体和赞助企业等多方利益的社会文化活动时，运动员和教练员就不能再有那种“我可以只安心训练，不顾及其他一切问题”的心态了。
比如说，姚明在美国应对媒体不当，显然可能影响中国运动员的形象；郭晶晶即便在国内应对媒体不当，也可能影响其代言的品牌的声誉；罗雪娟得罪媒体，谁能说与她曾经训练过的国家游泳队乃至目前的奥运会火炬手的形象毫无关系？
可以说，运动员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性个人，他/她的表现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角色所能覆盖的，往往直接关系到体育组织乃至国家的形象、赞助企业的品牌等社会价值。因此，运动员不能完全以个人的情绪乃至偏好来选择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而应该把自身作为一个竞技舞台上的“演员”，自如、大方、得体地表现出良好的风范、卓然的风采、幽雅的风度。
在英文中，演员的舞台表演和运动员的赛场表现都可以称为performance，想必这也暗合了运动员要学会表演的含义吧。
所以，对于目前中国的少数运动员表现出应对媒体的不当问题，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带有环境塑造型的问题，也是一个理念决定型的问题。
也就是说，运动员本来就比较少接触到广泛的社会各界，更不具备“对不同的人得体地说不同的话”的语言修辞策略，对于他们表现出的应对媒体不当的言行，我们没有必要太刻薄，也没有必要动辄上纲上线地指责他们“耍大牌”。
同时，我们也应该高度改变以往的一些运动员管理理念，不能再把他们的任务定位在“只需刻苦训练和创造优异成绩”上，而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使他们学会如何应对媒体。
这里至少应该包括：如何待人接物，如何注意言谈举止、如何回答提问、如何应对刁难、如何处变不惊、如何随机应变、如何学会拒绝、如何推销正面形象、如何消除媒体的消极评论等。
其实国家体育总局早已意识到上述问题，有关部门目前已经进行了一些国家队（含运动员、教练员、领队等）的应对媒体技能培训，发放了运动员应对媒体的指导手册。到奥运会前，目前所有的国家队运动员都将接受这个专门针对他们的培训，相信届时中国运动员应对媒体的能力会得到不小的改进。
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形象可能从他们的穿着、佩带的徽章、运动装备中表现出来，也可能从他们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表现和精神风貌中体现出来，但也无疑会从他们在场外的各种场合（尤其是新闻发布会等场合）的言行中呈现出来。像罗雪娟这样很有个性的运动员，恐怕在赛前有必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培训。
如果说志愿者是一届奥运会乃至整个东道国的面子，那么运动员则是一个代表团乃至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
应对媒体，一个“罗雪娟们”须臾不可忘却和不容回避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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