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之八十四：【读书人那些事儿：静夜高颂4】

书话之八十四：【读书人那些事儿：静夜高颂4】
6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5:57 只看该作者
●影响了沟口的人物
伊东：我们继续刚才村田先生提出的话题。在九十年代您重新审视了竹内好，从入矢教授那里得到很多启发。对您的研究产生影响的，或者您注意过的人物，包括刚才提到的岛田虔次先生，还有其他的你批判过的，反面教师类型的，走在您之前研究中国的学者、思想史学者、社会科学者等都有谁呢？
沟口：关于日本近代标准的问题，我感觉到问题很多，曾经很迷茫。但具体到个人，并没有说是哪个人给我的影响很大。
伊东：例如，领域虽然有些不一样，但是，丸山真男的思想是受到同时代人很大影响的，他的观点问题也很多吗？
沟口：丸山先生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轴心是欧洲近代化，所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村田：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期间，对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言论很多，甚至可以说成为主流。但是好像和您提到的问题意识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应该也很重要，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沟口：我不知道我说的算不算一种回答。对于欧洲标准的批判，有很多种形式出现。但大多都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我刚刚写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思想》989号，岩波书店，2006年9月）这篇论文。尽管对欧洲中心主义批判已经变成一种常识，但是对于“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这个观点却没有任何变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重新审视鸦片战争近代化地位已经成为当今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仍然觉得在目前的研究界里，依然是以欧洲标准为中心的。
伊东：我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的大学。那时超现代建筑，新学院派主义成为新潮流，其中也包括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对此我个人感到不理解的是，那并不是亚洲和日本的学者自发产生的观点，而是日本学者或者新闻界的人，直接从欧美继承了一些观点而已。对此，沟口先生并没有迎合潮流，而是抱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对吗？
沟口：我把自己看成一个以研究为职业的人，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所以对于自己的工作没有套用很多理论，作为职业研究人员发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运庆在雕佛像时，他认为佛像是从石头中自然的显现出来的。我的问题意识也不是可以人为制造的，而是自然而然发现的。陈光兴、孙歌等中国内地和台湾的部分学者，应该能理解我说的这一点。
6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5:57 只看该作者
●研究经历
伊东：再谈谈您的研究经历。您考上研究生时虽然年龄有些大，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从后来看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您拿到了学位，并找到了研究职位。先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当助手，后来到了崎玉大学、一桥大学，最后又回到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中国哲学研究室。其间您和年轻的学生们接触很多，当时的专业研究以及时代状况，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什么？
沟口：到了东大以后，学生们的确给了我很大影响。在崎玉大学的时候我当的是语言老师，教学生们中文。我尽量让自己的课保持活泼的气氛，还帮助学生们办了一个“汉语之友”社团，每年都组织出去集训。现在这个社团还维持着呢。最初教过的学生，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偶尔还会和他们聚一聚。在这种状态下，感觉作为语言学老师我是一个好老师，但是到了研究上，说起来我还是受到了学生们的影响。回到东大当了老师以后，有个叫古藤（友子）的学生，她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张之洞的。在那篇论文中引用了张之洞的文章，从文章看张之洞无论如何也算是走在一个时代前面的人。可是这个当时《劝学篇》的作者，洋务派的重要发起人，却被大家评价成落后的“代言人”。这种评价束缚了这个学生的研究。好不容易快接近历史事实了，却又被引上了斜道。我为了寻找答案就读了张之洞全集。后来在此基础上我才写了〈我们歪曲了中国近代像？〉一文。东大里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小岛毅研究宋代思想，所以我就不得不读《朱子语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呆在东京大学，对自己的激励很大。
伊东：在指导学生上，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沟口：都是很优秀的人，所以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村田：您是在1981年重返东大的。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开始，并且也开始有学术交流和交换留学生。我希望您给我们谈谈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哲学专业的户川（芳郎）属于留学积极派，而沟口先生则属于消极派。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好像有些变化。事实上如何呢？
沟口：只是意见不同而已。到底是研究生阶段留学，还是写完毕业论文以后再去好。最初我倾向于后者。我曾经认为，自己都还没有学扎实的状态下，去国外也不会有什么收获。但是留学回来的人，个个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我觉得这个效果太了不起了，所以就变成留学积极派了。
沟口：从一桥大学回到东大的时候，我写了关于东林派的论文（〈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期中国思想的展开（上）〉《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5册，1978年3月）。这篇论文在东洋史研究领域得到了很好的评价。在先行研究中，岛田先生基本上是按照阳明学派在明末时期被东林派的复古派、保守派所代替的思路写的。我对于岛田先生提出的“天理-人欲”图式，其中天理代表封建思想，人欲代表近代思想，这种简单图式并不赞同。从东林派的文献中，我不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点。我写了一篇关于东林派的论文，开始认真思考。明末清初是新时代的开始，而东林派决不属于保守派。相对中央来说，是主张地方公论的一个集团。属于黄宗羲思想的上游源泉。
这些思想以“地方的公事要由地方解决”的乡治主张为媒介，一直延续发展到提倡“乡里空间”充实形态的辛亥革命。我逐渐看清了整个过程。顺便提一句，“乡治”和“乡里空间”等概念，出自于和小岛毅一起搞得学习会的议论，现在大家已经都开始用了。
伊东：我想确认一点，东林派的论文是1978年公开发表的吗？
沟口：对于我来说这篇论文是翻过一座大山的尝试，这篇论文只有上篇没有下篇。这次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性个性〉应该相当于其下篇。但是经常有国外的老师们在图书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下篇，所以经常有人来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伊东：沟口老师，您在1980年出版了《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和展开》（东京大学出版会），在这本书里就收录了〈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前近代期中国思想的展开（上）〉这篇论文。本书中收录的〈明末清初思想的曲折和展开〉（《思想》636号，1977年）写于1977年，《明夷待访录》（《一桥论丛》81卷3号，1979年）写于1979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一个系列的论文。但是没有总结成单行本出版，请问您是出于什么考虑？或者有什么外在的理由吗？
沟口：明末和清初以后的分水岭用代表人物来说，就是黄宗羲和黄宗羲以后的时代。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就是黄宗羲的言论思想如何延续发展成为清末的革命思想？带着这个疑问，我寻找了二十年。最近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性个性〉这篇论文，是其大致的答案。以黄宗羲提出的“地方的公事应该由地方来管”的“乡治”主义为媒介，“乡里空间”的充实形态，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这个过程逐渐很清晰了。
顺便说一句，“乡里空间”这个概念，指的是官、绅、民互补而形成的中国秩序空间。从这个命名也可以看到它和西欧的从“官”中自立起来的市民空间“公共领域”不一样。此外，请注意我们用的是“乡治”一词。没有用“自治”而是用“乡治”这个词，也是为了和西欧的自治相区别。官、绅、民混合的活动中，道德上的自觉性成为一个重要动机。
村田：从李卓吾的研究出发，重返东大以后，您的研究范围开始扩大到清末，甚至延续到宋代，再延伸至天理问题。对于您来说，这是个必然的主题展开吗？
沟口：认为以欧洲中心主义就能解读中国是无稽之谈。所以我要寻找至少能说服自己的东西。我在名古屋大学时，选了山下龙二老师的天理论、理气论两门课。当时中国哲学理论界是理气论为中心的，我也搞了很久的朱子学、阳明学等理气论。过了二十几年，我发现理气论并不是一个自明的原理，实际上也是历史的产物。所以我就想到，一开始就去讨论理气论应有的方向，也是对思想史的一种扭曲。这就是〈天理观的成立〉（《东方学》86辑，东方学会，1993年），〈中国理气论的成立〉（思考亚洲7《世界像的形成》东大出版会，1994年）等论文的来历。
伊东：的确如此。一直以来大家都是研究理气论的话就从理气论入手，然后从某种程度上进行细致的分析。我总觉得理论未必就是外在化、相对化的。那么通过对中国的从古代到现代的细致的思维考察，关于您一直提到的中国的非欧洲性特质，和中国的独特性，和欧洲以及日本思想史大概比较一下，它有什么不同的特征吗？
沟口：这次我写〈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这篇论文以后，我发现了一点。例如，“自治”这个概念，在欧洲出现的契机来源于权力斗争。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因为没有迁徙自由和商业自由，所以商人阶层才开始追求自由，进行权力斗争，进而发展为“自治”精神。然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根据夫马进先生对善堂、善会的研究（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年），例如清代盛行的一种慈善活动、公共活动等就相当于西洋的地方自治。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明末的功过格和乡约运动，或者一种道德振兴运动。我在读东林党的文章时发现，乡村的乡绅们竞相做出善举，例如救助饥饿的人或者扶养被弃养的孩子，这就是他们的起源。后来逐渐发展到黄宗羲所主张的“地方的公务由地方自己掌握”这个观点。这就是中国自治概念的成长史。可以说自治是出于道德性动机。但是所谓的道德，也包含着通过善行让自己将来变得幸福这种因果报应的动机。不久这种善举开始扩大到修路、架桥、修运河、设立书院、医院等公共工程或者公共事业上。以十八到十九世纪的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为契机，县级水平的“乡里空间”开始扩大到省级水平。在省级水平的“乡里空间”里，为了自卫，各省还组织了保甲组织，并逐渐发展成军队组织。各省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也蓄积了力量，甚至发表了独立宣言。辛亥革命就是来源于乡村自治主义。乡村的构成是官、绅、民共存的复合空间，皇帝也奖励这种慈善活动。这个说法和一直以来大家提出的“体制-反体制”二项对立模式有所不同，只能期待你们来继续研究了。我认为，中国“自治”的来源并不是出自权力斗争，而是出于道德仁爱的公共活动，在这种模式下逐渐发展成革命力量。
村田：和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沟口先生1989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这本书被学院派大量阅读。刚才沟口先生说自己是以研究为职业，并不是理论家。但是关于中国研究的粗略方法，先行研究批判，新的认识方向，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等，却提出了很大的理论问题。那本书很受欢迎，而且对于年轻研究人员，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影响很大。先生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还有最近写的《中国冲击》等一系列著作，从论述中国研究的方法论来看，应该如何定位呢？是作为职业研究人员的一个总结？还是先生一贯坚持的主题研究成果的体现？
沟口：这些和我自己的主体性问题研究息息相关。我不是理论家，理论方面很薄弱，研究主体上如何看待中国问题是我最大的特点。例如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教育也是这样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错觉。我从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发现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属于宗族相互扶助传统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是一种共助主义。毛泽东把这种宗族共助功能扩大为国家规模，主张中国不存在阶级制度。终生和毛泽东对立的梁漱溟讲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其实这就是一种东西方意识的对立。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呢？所以才引出了当今的中国研究课题，这些都来自于对主体的重新认识。
村田：虽说算不上历史研究理论，但是存在着“长期近代化”以及“早期近代化”这样的说法。在中国从明末清初到现代的五百年间（这个观点和先生的研究视角可能是一致的），正如木山先生所说“是最后出发的第一名”，从理气论来说，两千年的历史连续中，先生一贯坚持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性研究。其重点在于明末清初时期。那么可以说先生的核心部分几乎没有变化吗？
沟口：没有变。选择从李卓吾开始研究，是我的一个幸运。关于天理和人欲的构造，一直以来都被大家理解为单纯的二项对立。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理”观点的脉络从戴震一直延续到孙文。当时孙文如果说自己处于儒教传统之内的话，谁听了都会觉得可笑。其实我认为鲁迅也处于这个传统当中。但对于我的这些话，谁都不以为然。因为大家的脑海中都坚定地认为“理”和儒教属于封建意识。在《中国的冲击》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写了一些方法论。但是作为职业研究人员，我对年轻人的期待或者建议是，扔掉所有的成见，埋头苦读文献，这是我最想强调的一点。埋头于文献，最少也得以三百年为单位看一遍，否则什么也发现不了。我把《二十四史》从头读到尾，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现在还只读了一遍，再读三遍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村田：我们再回到和中国的关系这个话题。和沟口先生对欧洲标准的亚洲观和近代主义的批判一样，实际上在当今中国也开始强烈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对近代中国始于鸦片战争的看法，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作为一种历史意识也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沟口理论在大陆广受欢迎，但中国人在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还是被马列主义束缚了亚洲的近代主义观。所以，年轻一代要从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者采用一个不同的捕捉历史的方法。您力图把这个观点传给年轻人，让他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您和年轻人交流时有什么感想？比如说，是否能被理解，或者是否能从对方那里得到启发？
沟口：我一贯认为自己是职业研究人员，所以并不指望自己被人们理解，或者不被理解。我只关心自己作品的好坏，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如果考虑那些的话，作品就会被扭曲。最近我觉得理解自己的人增加了，这只是一种机缘巧合。
6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5:58 只看该作者
●关于现代中国和中日关系
村田：中国以及日本的年轻人今后可能会有更密切的接触。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话吗？
沟口：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温铁军先生说中国十年后会发生大动乱，对此我倒是有些担心。
村田：中国现阶段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存在，但是还是在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也是处于“盛世”。您怎么看待中国现阶段？还保留有明末清初以来的社会发展形式吗？
沟口：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我认为问题出在日本这一方。有意思的是当前的状况，安倍首相如果想维持政权的话就不能去靖国神社，对慰安妇问题也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国际上日本右翼刚一露出一点苗头就立刻被压制回去。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状况。中国不表示强烈反对，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东亚的新力量关系的显现。
伊东：结果日本政府无法作出主体性选择，这里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呢？
沟口：我和外务省的年轻人们（元大使佐藤和他所带领的亚洲课的年轻人）、日中知性共同体的成员们一起吃过饭。但是那时安倍政权刚成立，中国派的年轻人非常有勇气的说“总算是构筑了战略性关系”，这些和安倍首相的思想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外交上的一个功能性组织。不管外务省的年轻人们对于安倍首相个人怎么看，日中关系还是会前进的。所以说能够得到这样的战略位置是战后第一次。中国课的人们都干劲十足。驻中国的宫本大使也这样认为。
村田：因为小泉政权时期外务省受到束缚无法展开顺利的外交，所以现在取得这样的成绩他们很高兴。令人担心的是，尽管产生了这种结构变化，日本社会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却无力招架这种思潮变化，这可能和民族主义有关系。
沟口：我写了〈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后考虑，要想破坏王朝制度，当时的中国只有选择各省独立。但是需要很强大的力量。所以其产生的混乱持续了38年（1911-1949），经历了很大的动乱。所以日本趁机侵略了中国。在这个时期效忠日本天皇的民族性开始兴起。从长期性视点来看，这是东亚力量关系的短时期变化而产生的异常产物。当时日本把自己看成亚洲最优越的民族。从辛亥革命开始算起的一百年，中国经济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这当然也属于一种力量。今后五十年内的中日关系里，中国会一直处于优势地位。日本的民族性也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安倍首相提出的“美丽的国家，日本”，就暗示了这一点。中国对参拜靖国神社提出抗议，显然是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自身的力量。实际上如果中国能认识到自己的优势，认识到中华泱泱大国地位的话，对于中国来说，靖国神社问题根本不会成为大问题。现在中国的民众好像对靖国神社问题也很敏感，但以后肯定会变化的。对于今后中日关系、地位变化的再认识，是以审视历史认识问题为出发点的。但现在对于历史认识，大家提出的问题已经被细分化，题目也变得琐碎化。
伊东：那么可以说中国国内的民族性，和近代辛亥革命以及抗日战争阶段不同，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吗？
沟口：可以这么认为。但是必须把亚洲从欧洲框架中解放出来。具体来说，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点来划分近代的方法该解体了。而且我们至少要重新审视近三百年来的历史。
村田：从研究上来说也许是个有意思的事情。但是从日本方面来看，如同先生所说，我有点儿担心我们会跟不上中国的发展。刚才您说，在中国各省力量变强军阀混战时，日本趁机侵略了中国。结果虽然失败了，但是那时开始膨胀的日本民族性原形却一直在不断反复。但是，这种状况的变化和决定性的错位，就在于对历史的看法、历史认识上。在八年抗战期间经历了不断自我膨胀之后，更能体现现代日本的社会性软弱。
●“知性共同体”运动
伊东：先生研究的同时，还参与了“知性共同体”运动，在日本国内，您对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的建立做出了很多贡献。我和村田对这些事比较了解，但是，能谈一下如何定位您的工作和贡献吗？
沟口：“知性共同体”原先是以“东亚儒学会议”为目的而计划的。以前以儒学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虽然很多，但几乎都是实证性的研究发表，没有讨论主体问题的先例。例如，有关王阳明研究的国际会议，就会发表关于王阳明的言行等研究。但是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没有人讨论研究王阳明的意义是什么，或者在现代这个历史空间里，东亚三国研究人员应该讨论的历史使命是什么，这种会议成立的根底是主体问题，可是却没有人讨论。所以我提出，让我们讨论研究的主体吧。这是我当初的意图。
然而准备阶段收集来的中国和韩国的报告论文，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全是一些小题目的实证性论文，所以我希望村田君等能做一些不一样的研究。因为是在国际交流基金的资金支持下做的，所以也不能随便的改变会议的名称或者目的。于是，作为这个会议的附属会议，我们在“审视东亚的知性意义”这个名目下，聚集了十几个人，名称定为“知性共同体”。有黑住真、村田雄二郎、渡边浩、井上达夫等，最年轻的应该是小岛毅，都是一些搞儒学研究的人。我还拜托孙歌女士在中国也找一些相同课题的人。于是形成了以汪晖为首的一个研究小团体。
我那时在北京担任日本学研究中心的主任，所以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首先呈现在中国方面的研究者面前的问题就是，用什么题目来召集大家。不久以后，关于“公共领域”的国际性题目被日方的准备委员会送了过来，对此中方到现在还抱有疑问，中日双方的研究人员在北京研究“公共领域”问题的意义是什么。日本人在日本讨论就行了，拿到北京和中方讨论的意图是什么。后来我虽然知道孙歌女士一个人很辛苦，但是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出现在“知性共同体”这个舞台上。所以就没有出手帮忙。
结果还是以失败为告终。从这个失败中，我认识到“主体”问题的确能够超越国家界限，所以打算继续“知性共同体”的活动。在给国际交流基金的报告书中，第一年“失败了，我们才走到门口”，但是还想再试一次，所以又提交了申请。结果国际交流基金说，“第一次失败了，所以请提供给我第二次的资金”为由来申请项目基金的我是头一个。（笑）。第二次，我要做到“进门，然后在进入客厅”，所以连续三年得到了基金的资助。真的是非常感谢国际交流基金，基金的资助一直持续了六年，“这样的事例真是空前绝后”。
只要在国外呆上三个月以上，我就会寻找那个国家的“良知（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在台湾，我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也就是在同一时期，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我结识了那些有“良知”的朋友们。我在北京当了一年的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后和他们再次见面。关心“知性共同体”的人，就是中国的“良知”，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我就明白了这一点，第二次会议后正式切入主题。
在其后的第四次会议以后，伊东贵之参加了进来。他也很辛苦，因为没有事务局、没有固定成员、没有固定题目、一直是流动的，所以负责人非常辛苦。但是参加人员都很愉快。以知性为基础，审视主体方向。进而理解主体所属国家的文化，建立了一个国际知性交流的方向和模式。在台湾，以陈光兴为中心做这件事，在韩国，也有年轻人做这个，“知性共同体”的种子正在东亚各地生根发芽。
伊东：从这个运动的一个主题出发，围绕中国研究和主体的关系这个问题的自我展开，卷入了更多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您并不是一个人，对吗？
沟口：在北京召开第一次聚会时，我在日方有点儿格格不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等这样的话语，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风潮了，用“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很受日方的反对。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把自己称为知识分子，就感觉把自己置身于伟大的特权阶层一样。所以，日本人总是强调自己不是知识分子，只是平民百姓。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说自己不是知识分子，等于是说自己对于社会或者政治不负责任。这一点呈现出双方的不同文化传统。所以我使用“使命感”这个词，在日方显得有点儿格格不入，但却和中国人很合拍。在中国甚至有人说，既然是沟口先生，我可以和他交流交流。两年后，围绕主体问题展开讨论这个动机就逐渐扩大了。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5:58 只看该作者
●从台湾看中国
伊东：接下来的话题和“知性共同体”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说起和台湾的关系，您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的后记中写着，适逢天安门事件前夜，我那时正在台湾的清华大学。那个时期台湾人超越了中台的矛盾，对事件反应很敏感，您能不能再详细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沟口：我记不清在台湾清华大学呆了三个月还是半年，但是那时确实正逢天安门事件，电视上每天都宣传，要给北京的同胞们送血。台湾全岛都掀起了献血运动。日本方面也都在传言，说是天安门广场上几千人被屠杀了。所以在台湾街头每天都停着献血车，说是要把血送到北京。情绪化的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但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教师组织非常冷静，“民主化也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不单单是北京的问题”，在这个立场上举行了集会，征集大家的发言。日本也存在民主化问题，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也进行着民主化的斗争，所以才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产生连带关系。因为我是抱有同样志向的日本人，所以双方的亲密感又增加了。
村田：从台湾看中国，或者在台湾的中国研究中，您有什么感触特别深的地方吗？
沟口：我所参考的台湾研究的大部分受了很多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视野很宽，做得很好。从台湾看中国是有点儿特殊的说法。因为台湾本身也属于中华文化圈，但也确立了台湾人自己的个性。也就是说，中华内部的另类化，相对化。而且他们用欧美的研究方法从全球规模的视野看待中国大陆。我的研究得到了台湾年轻人的共鸣，但我的方法论是从中国内部视点来捕捉中国。台湾属于中国内部的“他人”，所以不管是亲美，还是反美，在意识形态上，和内地中国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村田：作为台湾，或者台湾人的主体性，如何看待在台湾的中国研究的意义呢？
沟口：这次我是受陈光兴（清华大学）的邀请去台湾的，那时我也想问的。台湾的教科书中，从石器时代以后，立刻就进入了荷兰统治时代，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对台湾壮年的男性来说，如果他三十岁，加上中国的历史四千年，从历史上来说应该是四千三十岁，而美国人只有二百几十岁，所以一点儿也不输给美国人。我想听听台湾人的这种中华文化意识。
伊东：您刚才说的教科书是指台湾史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吧？总之在台湾，有中国史和台湾史两个不同的科目，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文明的意识，但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这两种意识之间会发生冲突吗？
村田：中国史、台湾史、世界史，关于如何写台湾史，如何和中国史区分，才是个大问题。
沟口：的确如此。除了世界史以外，还有台湾史和中国史。我首先考虑的就是东亚的近代问题。日本的近代化，像我这样的人总是带有负罪感来谈近代的。但是从台湾史来说，日本的殖民地时代推进了台湾的近代化，这一点我是承认的。另一方面，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全面地否定了日本殖民地时期的近代化。中国又有所不同。对这三个地区来说，近代的语感、意义都各有不同。所以在欧洲文脉上谈论东亚的近代问题，是行不通的。
●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的创设
伊东：还有一个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还有学会活动。先生事实上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之父，在学会形成上，对传统的学院派以及大学制度的批判和不满也一一出现，对于这一点，能为我们总结一下吗？
沟口：关于学会，我认为实现了很大的改革。明治时代曾经用过“汉学会”这个名称，后来还改称“支那哲文学会”、“中哲文学会”等，但性质依然是个专业的同窗学会。实际上当时东大文学系的各个学会都属于“同窗会”，中哲文学会也是其中的一个。会长由中国哲学专业，中国文学专业的主任教授轮流担任。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利用起来。中哲学会的研究领域承担了经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史部把明治以来的历史分配给了东洋史学科，所以，中哲、中文学会的研究缺乏历史观点。
企图重组学会最大的障碍就是，能否实现和东洋史专业的联合。我在考虑如何改变状况时，认为必须先从外部改变。首先动员了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驹场的中国研究相关的教师们，建立学问界的联合组织。所以就成立了“东大中国相关教授会议”这个组织。还从中国也请了客人，在大家联合起来做事更方便的名义下，我们说服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后来制作了名簿一看，东大的经济学部，法学部等四十多名的研究人员报了名。于是就召开了全体会议。以此为母体，成立了东大中国学会和中哲文学会，但是中哲文学会内部出现了反对意见，所以召开了中哲文学会的总会，以两票之差，改称为“东大中国学会”，并制作了规章。这个过程花费了四年。
伊东：东大中国学会到中国社会文化学会的转换很顺利吗？如何超越流派，当初也进行过计划吗？
沟口：是的。学会逐渐扩大后，研究东洋史的小岛晋治先生当选为初代会长，实现了脱离东大。小岛先生很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活动。现在日本共有四个全国性的中国研究方面的学会。最大的是东方学会，除此以外还有东洋史学会，日本中国学会，再有就是我们的中国社会文化学会。东方学会主要包括中哲文、东洋史、印度哲文、伊斯兰学等专业，日本中国学会主要包括中哲文学科，东洋史学会主要包括东洋史学科，以专业单位组织起来的学会，虽说是联合，但还保留专业间的界限。对此，中国社会文化学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学科间的障碍。不仅仅是打破了专业间的障碍，还卷入了很多法学，经济学的研究人员。
村田：作为学会活动的中心，随着学会杂志《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编辑和发行，不断的壮大成长，对此您有什么感想？
沟口：我觉得这个杂志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不必总是刊登学术论文，刊登一些评论，论说文等文章也不错。没有反映时代前途的评论的话，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
村田：我觉得学会高举的理念，是得到您的支持的。您能介绍一下你们的打破传统的理念吗？
沟口：就是不仅把各个领域的人综合起来，就无法把中国变成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打破专业的障碍联合起来，本来这只是一个手段，但联合本身就很困难，所以就变成了目的。现在，联合的地基已经搭好了，今后以什么为题目呢，应该是和主体相关的题目。换句话说，这是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题目。
村田：如今（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大会的第一天，总是邀请不同领域的人参加国际研讨会，这在八十年代是个特例。
沟口：1984年的第一次大会，我和滨下武志做了报告。但是，中哲的教师和东洋史的教师在同一个场合报告，从汉学会的流程来说，这是明治以来第一次。其后，第二次是“中国走向何方”这个大会，经济学部出身的高桥满也作了报告。这不仅是打破专业还是打破院系障碍的最初的例子。个别的研究会可能曾经打破过专业的障碍，但是，文学部的专业单位的同窗会却晚了很多。在我当助手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同窗学会的理会。但是感觉参加人员的时也很窄，研究题目也很细化，没有紧张感的好朋友俱乐部的感觉。我自己认为学院派的做法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那是七十年代后期的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改革为止。
村田：《从亚洲开始》（东京大学出版会）7卷本的系列书中，也属于这种问题意识的延长线，可以这样理解吗？
沟口：是的。创造条件把多元化的视点、领域、方法组合起来。东大的中国哲学专业作为专业是封闭的，我赴任时，我们和其他专业的人（包括老师和学生）互不来往，也没有人来拜访，就是那么一个状况。于是我邀请渡边浩先生（法学部）以及外国的客人来做客，如今普林斯顿大学的埃尔曼也是其中一个。虽然逐渐打开局面，但是却花了三四年。在这种气氛下，唐泽（靖彦）以及秦玲子等美国留学者开始辈出。现在来造访研究室的人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伊东：马上进入总结部分了。在刚才话题的基础上，请您谈谈今后中国研究的方向性，对年轻人有什么期待等，还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
沟口：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村田：最后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段研究历史。最高兴的事和最辛苦的事是什么？
沟口：我经历过几次刻骨铭心的事。第一次，是我发现了李卓吾后的研究者、王夫之的最新理观，肯定人欲的天理观。其次是认识到中国的“公”和日本的“公”的不同，我无法准确说明的时候，我发现日本的“公”是指天皇或者国家是“公”的最高位置，而中国的“公”则是指皇帝处于最高的地位。最近，我在读夫马先生的书时，我突然觉得抓住了辛亥革命的本质，所以特别兴奋。
村田：有没有痛苦呢？
沟口：好像没有。我经营了十年的企业活动，那时胃的状况很不好，但是我集中精力学习以后，一个月就治好了。
村田：野村浩一等人说在七十年代时无法去中国大陆看看实际情况，无法研究真正的中国，所以感到非常痛苦。
沟口：能够共享知性共同体的朋友们，在中国要一直等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不能和中国的朋友们交流的事情本身并不是那么痛苦。
伊东：差不多到时间了，内容也概括得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就到此结束吧。打扰您这么长时间，非常对不起。
村田：今天我们听到了内容丰富、很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5:59 只看该作者
-

作　　者：（日）沟口雄三，（日）小岛毅 主编，孙歌 等译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8-1

作　　者：（日）溝口雄三 著，索介然，龚颖 译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05-5-1
《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日)沟口雄三著，陈耀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18.00元。
《做为“方法”的中国》，(日)沟口雄三著，林右崇译，台北编译馆版。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6:02 编辑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05 只看该作者
-
五年前，萌萌走了
海南大学硕士生导师、海南文化名人萌萌于2006年8月12日病逝。
萌萌原名鲁萌，1949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童年因父亲曾卓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她经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打击和挫折。“文革”后期她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使她像父亲当年一样，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平反后，曾任教于湖北郧阳师范学校。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等。
萌萌近年主要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等。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一、二、三辑和《独白》第一、二卷。另有诗作若干篇。
萌萌的英年早逝令学界朋友同仁不胜痛惜，天火特别编发几篇忆文，以寄哀思。

高虹  ：解构萌萌：在升腾与坠落中永生
邓晓芒：忆奇女子萌萌
《回忆录节选:《金蔷薇》及鲁萌
萌萌：永恒的升腾与坠落
萌萌：爱原本是平凡的梦想
---------------------------------------------------------------------
解构萌萌：在升腾与坠落中永生
高虹
编者按：
海南大学硕士生导师、海南文化名人萌萌于2006年8月12日病逝。
萌萌原名鲁萌，1949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童年因父亲曾卓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她经受了常人不可想象的打击和挫折。“文革”后期她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使她像父亲当年一样，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并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平反后，曾任教于湖北郧阳师范学校。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等。
萌萌近年主要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等。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一、二、三辑和《独白》第一、二卷。另有诗作若干篇。
萌萌的英年早逝令学界朋友同仁不胜痛惜，海南日报于2006年9月29日特别编发其中几篇忆文以及记者的专稿，以寄哀思。
8月12日，萌萌走了。从这天起，夜色掩饰下再不见那喃喃自语的身影
和平城绿格子桌布的餐桌上再不见那倚窗沉思的容颜
学生们再听不到那解构哲学的诗化语言
她以自已始料未及的方式离开了挚爱的事业和生活,在57岁的这个夏天
萌萌走了，她曾热爱的海岛似乎没有太大震动。作为中国著名学者和语言哲学家，萌萌的脚步不该如此沉寂。
是精神学者的孤傲，媒介的漠然，还是我们已经遗忘了倾听？在海南岛有这么一群人，寂寞地穿行于学术的丛林，孜孜不倦地将自己投入寻觅生命真相的旅途。他们不甘独思，渴望公共生活，又不苟同于世俗的价值取向。于是，他们孤独着，我们遗忘着。
走近萌萌，解构萌萌，倾听在不断升腾与坠落间的心灵语言。我们期待，找到媒介与学界连接的通道，找回曾被我们忽视的高贵和优雅。
苦难萌萌
萌萌和她的同龄人，背负的是一代人的苦难。
与民族大命运休戚与共，萌萌从少年时代起就被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推向理想的彼岸。十几岁时，萌萌和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肖帆离乡背井来到湖北郧阳山区插队。萌萌在著作《断裂的声音》里，这样回忆那段日子，“我用拼命的劳动向当地的乡亲证明，我同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同属于这块富饶又贫瘠的土地。除了拼命劳动，充实和支撑我的，就只有读书了。”
证明的代价，是昂贵的青春。5年之后，萌萌回来了。1979年，萌萌考入华中师大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研究生。3年之后，分配到湖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欧洲戏剧史。尽管如此，萌萌并没有驻足在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上。对语言的天性敏感和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感，使她选择了另一条艰难的道路———西方现代哲学特别是倾向于欧陆的语言哲学。1994年，萌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开始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
在肖帆眼中，萌萌对社会和人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注，同时她又擅于思辩。于是，诗和哲学结合了。萌萌以诗化的语言进行哲学的思辩，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
哲学萌萌
一出道，萌萌就以独特的语言感觉和思想锋芒为学术界所关注。其诗意与理性的紧张，让北京的哲学界朋友们不得不喊出，“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
其后在历时1/4世纪的时间里，萌萌的学术研究经过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从存在哲学的身体性情绪和语言的研究，转到倾向学术化的专题研究。前者的代表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后者的代表作是《情绪与语式》、《为着“曾经”的承诺》。
第二次，萌萌又回到中国现代思想的特质与形式的思考中来，将个人命运投入民族命运。这一期间，她主编了《启示与理性》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哲学问题：重复或转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三辑，并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思想论域：“人是无意指的指号”；“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语言的身体性”；“幸存者的幸与不幸”。
尤其2000年以来，萌萌主编了《启示与理性》杂志，为反思“西学中取”的教训从而进入“中国现代哲学”等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哲学界的友人这样评价，只要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与建构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显出来，并是无可替代的。
诗人萌萌
“从此你带着我和岩石一起坠落/升腾/从此无论是坠落还是升腾我都没有/离开过你/离开过泥土/饿了有石缝中生长出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
萌萌曾以这首《命运》，祝福“所有那些被同样判处了终身自由苦役的同代人”。然而萌萌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句“饿了有石缝长出的绿色的果实，渴了有大地夜哭的晶莹的泪珠”，会成为自己对世界告别的挽联。
萌萌的父亲曾卓，是我国著名的七月派诗人。为诗受难的父亲，用诗鼓动生命的风帆，萌萌几乎是在诗中长大的。她说，“整整一生，我都在倾听诗的呼唤。”
萌萌渴望写诗，渴望把纷扰的情绪变成一行行的诗句。她的诗纯然是女性的，但分明又超出了女人的视野。她写“期待”，写“命运”，写““坠落”，摊开了一个渗透着理解的世界。
海大教授、著名社会活动家曹锡仁赞叹，“萌萌的诗太棒了！”
自称不懂诗的肖帆，毫不掩饰对妻子的赞赏，“她原本可以成为不错的诗人，但她不满足，她希望有理性地思考，而不仅仅是诗。”
在萌萌眼里，诗又是什么？“它也是我的自我救治的一种形式，为了走出情绪的沼泽，为了从语言的覆盖和命运的遗忘中挣扎出每一点生命的可能。”
这就不难理解，萌萌为何从未公开发表过一首诗，因为诗是心灵的独语。在萌萌离去的第49天，怀念她的朋友把这些诗结成集子，沉淀为一种永远的念想。
朋友萌萌
“她是一个为朋友而生的人。”所有了解萌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海大人文传播学院院长孙绍先和妻子欧阳洁在纪念文章里写道，“她至少兼容了这样一些绝不寻常的角色：一个真正的学者；一条通达各方群体的学术纽带；一个宽厚的学术主持人；一个经常给朋友带来各种机遇的“民间人事局长”；一个嘘寒问暖的生活顾问；一个善于倾听和解说的心理医生；一个兢兢业业呵护着自己学生的老师; 一个优雅的“沙龙”女主人。而且她从来不想在这些角色中为自己换取任何好处。”
萌萌喜聚不喜散。她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没有时空阻隔地长久相聚在她挚爱的海大。她先后给人文传播学院推荐了超过两位数的学者，实际到岗的就有四人。
在家里的客厅或和平城咖啡厅，萌萌不知道召集过多少远来近道的朋友。只要高朋满座，她都尽心张罗，兴味盎然。在作家蒋子丹的记忆中，“她总像不干胶一样，把各路人马粘合在一处。”她曾经俏皮又骄傲地对肖帆说，“在这里（哲学界），我的山头最大！”
或许，正像友人许纪霖所说的，“这是一个生错了时代的才女。”倘若早生半个世纪，她也许就是又一个林徽因，以才情、美丽和人气凝聚力，营造又一个“太太客厅”。尽管如此，她依然是诗人徐敬亚眼中“最完美的沙龙女主持”。
理想萌萌
萌萌病危后，肖帆为她建了一个求助网站“让生命成为感激”，这是萌萌纪念父亲的文章标题。在求助文章里，肖帆这样开头，“我的爱人，是一个诗人+理想主义者+长不大的孩子。”
在现实世界里，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都是孤独的。如果一个女子身上兼具了这两种精神特质，她无疑是苦难。萌萌总是事无巨细，执着地把事业融入生活的一切，对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近乎苛刻。在中国现象学年会等学术会议中，大家很少听到萌萌发言，但每次她总是认认真真地准备着论文。肖帆说，因为她紧张，害怕有缺陷以致不完美了。
去年11月15日清晨，萌萌呕吐了，她以为是颈椎病又犯了。当时中国现象学年会要在海大召开，她正忙着筹备。此时肖帆远在德国，只能在电话里催促她去检查。直到12月26日，年会结束的第二天，萌萌才去医院，检查的结果无异于晴天霹雳。之后，萌萌去了广州治病。
“萌萌在情绪上起伏很大，常常有一种焦虑感。她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但她又拒绝死亡，也拒绝衰老。”肖帆淡淡地讲述着他那“长不大的孩子”。即便在病中，萌萌也从未和肖帆谈过死亡，时常谈的是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后的计划。她从未料到，自己会走得如此匆促，带着许多未尽的心愿。
对那一代学人来说，萌萌的离去，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结束的真正标志。
就用萌萌在《升腾与坠落》中的诗般语言，来结束我们对她的解构吧，尽管我们对她的了解，远不及生命真相的丰富：“在整体生命的体验中，我在懂得升腾的同时懂得了坠落，懂得了用泥土连同自己的羽毛一起把自己覆盖起来。”
-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6:12 编辑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13 只看该作者
-
邓晓芒：忆奇女子萌萌

我认识萌萌已有25年了。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时代，80年代初的武汉大学校园里，到处是一派精神生活的盛宴，那几届的研究生们则成了时代潮流的中心，而且他们也感到自己成了中心。当时我们住同一栋研究生楼的同窗们来往自然频繁，和我经常聚谈的除了同门师兄陈家琪、陈宣良外，还有搞马哲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经济系的肖帆、陈志龙。再就是我在德语班上结识的张志扬，以及辗转相识的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萌萌是肖帆的夫人，和我同一届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外国文学的硕士生。初见萌萌，我惊异于她的美丽高贵的气质，以及她侃侃而谈的风度。那时我们的年龄都是30出头，只有我一个人还是单身汉，肖帆和萌萌以及志扬兄等朋友好一阵子忙活，为我物色对象，我戏称为“会诊”，直到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为止。其中尤以萌萌最为热情，她简直就认为帮我介绍女朋友是她责无旁贷的义务，谁叫她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呢！
在后来的日子里，和萌萌的交往使我越来越吃惊，我很快就将她上升为可以倾心恳谈的少数几个对象之一。而由于她的特殊的女性身份，与她的谈话给我带来了其他人所没有的一种境界，一种柔美而深沉的诗的境界。她经常把她的诗给我看，让我当即作出品评，有的是过去写的，有的是刚刚写的。我后来知道，她父亲就是著名的七月诗人曾卓先生。通过女儿认识父亲后，我和曾老有过多次接触，参加过曾卓诗歌研讨会并发言，还获曾老赠送诗集。他是我极其敬佩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布满苍桑的脸上透着坚毅，有着复杂坎坷的遭遇和丰富的情感生活，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得永远乐观开朗，有一颗童心。
萌萌继承了父亲的诗人气质，但显然比她父亲思想更复杂，也完全没有老一辈人所不可避免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和“革命”的情结，她的诗纯美的情调更浓，精神更自由、更开阔。但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她终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诗人，而是从诗走入了哲学。我读过她的不少文章，印象较深的一篇是关于《培尔 金特》的，另一篇是关于汉姆莱特的（好像是她的硕士论文），其中甚至还有关于黑格尔的美学观的讨论。当时最打动我的是论培尔 金特的那一篇，我觉得那是天下最优美的文章，充满朝霞一般绚丽的情感和思绪；而有关黑格尔的交谈则使我大开了眼界。此前我认为哲学的事业应该“让女人走开”，我认同人们所说的：女人从事哲学既糟蹋了哲学也糟蹋了女人。但萌萌打破了我的偏见。她是我见过的唯一既能够漂亮地谈哲学又能够漂亮地做女人的女性。据我的评价，她对黑格尔的把握比很多专门研究过黑格尔的男人还要好。她不害怕抽象的概念分析，但同时她也能够从那些概念底下领会到多彩的生命的内容，而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魅力所在。
整个80年代，湖北省青年美学学会是湖北最活跃的学术团体，其骨干力量就是我们这个中青年群体，后来被称为武汉的“清流”。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好几次学术活动，除了严肃而深入地讨论学术问题以外，我们的会后聚谈是那么的富有情趣。尚扬的笑话使人捧腹，志扬的男低音令人震撼，连我都抛开了一贯的拘谨，独唱了一段我所喜欢的《芒比》。萌萌的节目是《孔雀舞》。但由于羞怯，她总是跳了个开头就完了，理由是“距离太近”，“没有音乐伴奏”。这两个理由都很专业，显然她不是不能跳，她的几个开头的舞姿极为优美，只有受过专门训练才做得出来。但她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舞蹈是需要一定的观赏距离的，只有与观众在一定距离之外，例如在舞台上，又由伴奏营造出一个独立的空间环境，舞者才能进入自己的个人世界，发挥出自己最真实的自我来。不过，我也由此看出萌萌的另一面，就是她实际上像她父亲一样单纯，她的复杂是生活教给她的一层保护色，而在朋友们面前，她如同小女孩一样害羞。
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萌萌在朋友们当中总是显得那么自然和随意，甚至有点疯闹。她毫不掩饰她的乱扔东西的习惯，反正有肖帆在。她一急就喊：“肖帆肖帆肖帆……！”于是肖帆应声而至，问题就迎刃而解。她有一次告诉我，她和肖帆从中学起就谈恋爱，在“文革”中双双挨整，被发配到鄂西山区，分别安插在相距一百多里的村子监督劳动，她有时连夜孤身一人走一百多里山路去和肖帆会一面，然后又偷偷赶回来。我觉得这真是像小说里的故事，太浪漫了！一个人一生有这样一段浪漫情感，也不枉此生了。令人感佩的是，她的这些受迫害的复杂经历并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给人的感觉是精致而优雅，甚至有点“养尊处优”。其实她对农活一点也不陌生，她在十余年的不论是当知青还是受监督的农村劳动中也从来都不甘人后，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做手”。但她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一举手一投足，似乎都有某种韵律在她心中流淌。一看她走路的姿态，你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有内心生活的人。当然，如果你要了解她的内心生活，你还必须去读她的书，从《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单从这些书名，你已经可以大致感受到她内心世界中那股巨大的情绪，那决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够拥有的精神财富。
和朋友们一起到某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开学术会议，这是萌萌最高兴的一大乐事。我记得第一次是1985年应黄克剑兄之邀，武汉一行六人到福建去开会和讲学，顺访厦门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萌萌可能也是第一次，我们都兴奋得不得了，还在鼓浪屿合了影。后来还一起去过成都四川师大，到过当时在师大的高尔泰家，欣赏了他满墙的油画和国画，已是有名的美术评论家的皮道坚对高尔泰的那幅《钟馗》评价很高。我们参观了都江堰，在青城山合影。还有一次是1989年在陕西师大开会，我们顺便爬了华山，上了华山西峰即最高峰。华山顶上恰好有家琪的一个老同学在管理处工作，除了安排我们在顶上住宿一晚外，居然还发电让我们看上了电视，节目正是胡耀邦逝世的追悼大会。90年代还开过几次会，如南京、杭州和武汉的几次现象学会议，每次都是朋友们的节日。志扬、家琪和萌萌三人大约是1994年离开武汉到海南去的，人称“海南三剑客”。我没有一起去，除了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主要还是一种惰性，不想挪动，只想埋头干自己的活。和他们相比，我也许过早地失去了浪漫情怀。2002年我在武汉主办了一次西方哲学东渐的讨论会，把海南的三位朋友都邀请来了。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我们都谈到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并不是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但一见面就发现我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完全了解，就像每天都在一起交谈一样。
那些年，萌萌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主编《1999独白》，主编《启示与理性》，发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在当代中国最具学术素养的一批学者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她以罕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组建海南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的外国哲学硕士点，长期繁重的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我知道她这样不顾一切地做事是为了什么，她是在完成一项使命，一项历史使命，要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受的苦难和所获得的思想做成一笔前无古人的精神财富，奉献在人类面前。这种心情在她的《情绪与语式》中所讲的一件往事里透露了出来：
1990年的早春，在六部口拐角进去，在那个信步在长安街上纯属偶然找到的小旅馆的客房里。一切交谈的细节都已淡化、退隐，只有一句“对话”持久地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是我同我的一位那时已相识近10年的朋友的对话。当他第一次知道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我受的苦呢？”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你有那么多财富吗？”（“跋”）
读到这里，我以为这也是对我的发问。是啊，我们有那么多财富吗？
这取决于我们的思维的勇气和努力，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勤奋。那种懒于思想、或是不敢直面人生、习惯于以“往事不堪回首”来逃避反思的人，即使历史给了他再多的财富，他也只能将它们带入墓穴。每一代人首先必须清理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财富，才能更深地理解上一代人的遣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所特有的历史使命，没有别人来为你负责，你也不能够或没有资格为其他几代人负责。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凝聚、打造为自己的精神财富，我们的思想贫乏不是由于历史给我们赠予得太少，而是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努力，而我们也不能借用别人的思想使自己富有起来。我感到，萌萌用她短暂的一生所证明的，无非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可能性，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乃至对于任何人的公平性。她证明了她，以及我们这些和她同时代的有类似经历的人的精神的丰富，并由此为她的父辈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的存在价值作了最好的证明。正如萌萌在《为诗而受难的意义——“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一文中所清楚地指出的：
也许“七月派”诗人的苦难是太深重了。２５年的时间的剥夺，几乎就是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25年的内心的咀嚼和挣扎，如果不能转化成个人表达的语言，它就纯然是一个时间的空白；而真正的诗人是必须逃脱公共话语的覆盖在未开垦的陌生土地上捕捉自己独特的表达的。
在这样严酷的挑战中，“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的抽象，和因抽象而不可避免的脆弱，才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中断了时间的连接；而那中断了的历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永远填补不了历史的真相了。
真正能用痛苦承担起苦难的，恰恰是活着的自己，就看你用什么语言把自己重新端出来。否则，恐怕别想有人能够用什么方式——包括平反的方式——来补偿那湮没的岁月中湮没的生命。
在受难者死而复活的象征上去伸张个人应有的权利，这或许正是“七月派”留给新一代人的启示。（《情绪与语式》）
对七月派的这样一种反思和评价是闻所未闻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儿能够以这种方式使父亲的精神和生命获得拯救的，可萌萌做到了。因为当她把父亲的苦难和她自己的苦难合为一体时，她拯救了她自己。
2006年9月21日
【鲁萌】，笔名萌萌，１９４９年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五十年代初，由于父亲曾卓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文革后期，她开始追求真理，属于当时对中国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一小批人中的一员。这使她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并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平反后，曾任教于湖北郧阳师范学校。１９７９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研究。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１９９４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等。
萌萌就学于欧洲文学史专业，特别研究了欧洲文学史中的悲剧问题；由于她独到的眼光，在令人称奇中形成了她堪称高贵而又优雅的悲剧品格与悲剧人生。在转向对于欧洲存在论语言哲学的研究后，萌萌关注于时间、语言、情绪的身体性关系，并在这一背景下长期关注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她在带病组织和参加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专题研讨会期间，病情加剧，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肺癌并已转移至脑部。经过８个月与病魔的抗争之后，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２日在广州去世，终年５７岁。
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主编《启示与理性》第一、二、三辑和《独白》第一、二卷。另有诗作若干篇。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16 只看该作者
-
《金蔷薇》及鲁萌

我的青少年时代中，经典文学在学生中很流行。因为当时的出版物不多，大家阅读对象的圈子也小，经典作品和“革命”两味，不看“革命”就看经典，看革命的是革命同路人，看经典就是“小资产阶级”。我自认自己背景不好，绝对当不了“革命的同路人”，因此“沦为”小资，也就放心的看经典了。那时候的经典文学和诗歌大部分是俄罗斯的，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托斯陀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也有俄国革命以后的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这些的作品。因为我的父母在音乐学院工作，我也住在音乐学院里，从小受到经典音乐、经典美术的影响，而当时俄罗斯的作品是经典中的中心内容，因此，对这些文学作品的体会比较立体一点点。比如看诗歌会比较喜欢玛雅可夫斯基，因为喜欢构成主义绘画，看小说会特别喜欢《战争与和平》，因为喜欢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诗歌我接触得不多，是因为觉得诗歌完全是精巧的语言的构造，翻译之后，可能不是那个意思了。接触经典文学的时间朦朦胧胧的从初中开始，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看归看，基本没有看懂，就是看故事而已。到高中之后因为自己读书多了，这些作品的形象也就清晰起来了，这样的阅读一直延续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停了几个月，除了“毛选”之外，什么都不敢看。到1967年夏天之后，全国陷入混乱，我们这些“逍遥派”各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画画，也开始偷偷的重看经典，那时候书很难找到，书店里是一扫而空，只有从朋友手头借阅。记得那些书都给大家轮着看，翻到书页都破碎、封面都没有了。阅读也开始跨越了单纯俄罗斯的作品，开始读经典的西方文学作品。这是后话。
我高中是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的，那个学校在武昌徐家棚，离开我住的湖北艺术学院（现在叫做武汉音乐学院）的家里有一段距离。从家里出来，要到彭刘杨路口坐几站汽车到长江边上的汉阳门码头，再坐16路公共汽车走好远好远，才到得徐家棚街口。徐家棚在当时是很偏远的地方，一直是个棚户区，破破烂烂的。武昌火车北站在那里，主要是调度货车，还有就是在长江大桥建成前过江的火车轮渡码头，学校在和江边平行的、去青山、武钢的公路南侧，前面是国家物资局的一大堆仓库建筑，学校躲在后面。而学校再南，就全部是菜地，菜地后面就是南湖了。前几年我有事回武汉，抽了个空一个人跑去过那个学校看看，那是我离开学校接近四十年以后了，校园基本没有改变，连我读过书的教室和我住过的宿舍也还在，只是外面兴建得轰轰烈烈，面目全非，我们从前从公共汽车站走进学校那条很安静的小路，现在成了武汉长江第二桥的引桥延伸的部分了，学校也改了名字，因为武汉师范学院改成了湖北大学，因此附中也就改叫做“湖北大学附中”了。在里面一个人走走，没有人认识我，倒好像走回了历史隧道，在校园的小径上走走，法国梧桐的嫩叶婆娑，阳光透过树叶倾斜到地上，织造了一张舞动的图案，我朦胧中觉得自己好像走在1966年的7月份，突然想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和鲁萌来了。
因为地处郊区，武师附中的学生成分比较清晰：大概三类人，第一是工人子弟，是附件的铁路机械厂、徐家棚铁路的子弟们；第二类是周边种菜的农民子弟，我们叫做“菜农”们，第三类是周边大学的子弟，比如水运工程学院、武汉师范学院，我是武昌城里的学院子弟，属于极为少的一类。之外还有少数市民子弟，汉卡考过来的，因为学校远，因此大部分人都选择住读，这三群人背景不同，人以群分，小圈子里话肯多一点点的。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69#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18 只看该作者
-

1965年前后的武汉师范学院附中，我上高中的地方，这个学校现在改为“湖北大学附中”了
我是1966届高三的，在高三（1）班，一个年级当时只有两个班，但是后面的年级招的学生多一些，好像高一就是三个班，学校教学建筑就一栋楼，三层，两端是教员办公室和图书馆什么的，其他都是教室，记得1963年进去的时候人不多，高一在一楼，高二在二楼，高三在三楼，后来学生多了，高三虽然还在三楼，其他年级的也上来了，学校也热闹多了。
当时我们的校长是个精致优美的中年女子，叫做鲁开先，个子小小的，说话带很明显的四川口音，是那种林徽音型的精彩的知识分子，举手投足，完全不像中学背景的人，倒很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气质，我跟她没有讲过什么话，一方面是因为她是校长，我仅仅是个学生，莫说校长，就是班主任我都不多讲话，加上我自己习惯怕领导，在学校里面是一向躲着领导走的，因此对她一无所知，只是感到她的素质有些特别。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才从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面略微知道校长的背景，她的前夫是大诗人曾卓，因为在1954年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被株连而逮捕劳改，她才改嫁，当时的先生是李成文，是武汉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被斗争，吃了好多苦头。
鲁开先和曾卓有一女，叫做鲁萌，则是一个典雅、睿智、情绪化的美女，在学校里很出名，她低我两级，在高一（3）班。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学校里演出活报剧，我看见她在舞台上赤脚演个越南女兵，引人注目。因此，学校里好多男孩子都跟着她转，大凡她去打乒乓球，总有一群男孩排队要跟她打。事实上鲁萌当时和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高我一届的一个男同学在暗款恋曲，不过我是浑然不知而已。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批斗她母亲的大字报上把这件事也揭出来了，因为那个男同学的父亲在政治上有污点，以此写大字报的人刻意要牵连到鲁萌，目的是往校长鲁开先头上泼污水，据说当时学校里面讲得沸沸扬扬的，我不怎么看大字报，也依然浑然不知。直到一天吃了晚饭之后，在走廊里，鲁萌主动过来找我，说这个事情，我才如梦初醒。因为怕直接通信落到其他红卫兵小组里会殃及她的母亲，她请求我给他们转递书信，出于友谊，我也照做了，自己觉得很对得起朋友的。
他们的书信很密，大概一个星期有一、两封，我那同学在湖北沔洋农村劳动，因此需要我转寄，他们的信就寄给我，我接收和转交，倒是很秘密的，他们给我的信都折成很精致的三角形，我放在信封里面寄出，收到新信之后我再转交给他们。这段传递从1966年7月份开始，大概延续到秋天，到1968年初，我的这个邮差的工作也就停止了。不过，这几个月中间鲁萌倒介绍我看了一些书，她借给我看几本她喜欢的书，其中一本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又翻译为帕乌斯托夫斯基，Konstantin Georiyevich  Pavstofski，1892－1968）的诗集《金蔷薇》。因为印象深，并且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候借给我看的，因此现在看这书往往会想起她来。
鲁萌母亲是附中校长，而继父里是武汉师范学院的领导，生父在劳改之后也回到武汉，因此她的生活环境中都有好多书看，估计两边家里藏书不少，她因此很早就广泛读书，对文学、哲学有很独特的见解，思维敏锐而活跃，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女孩子中间，是很少见的。我自认读书不少，但是比较偏食，希望作品具有历史背景，不是那么喜欢我当时视为过于抽象的文字。比较早改变这个阅读习惯的恐怕就是她给我看的《金蔷薇》这本书了。
1966年夏天，大概是8月份，文革开始后的两个月左右，我去宿舍外面给鲁萌一封那个朋友寄来的信，我们事先说好的一个见面的时间，趁中午大家睡午觉的时候在学校一侧的一条小路上见面，因为怕人家看见，会追搜信件，所以我们每次都是匆匆忙忙讲几句话而已。那天鲁萌拿着一本不太厚的书，封面用牛皮纸包着，很整洁，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是我最喜欢的书，你看看。千万不要丢了！”说完取了信就走了。我晚上找到学校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在路灯下看，那就是《金蔷薇》，是1950年代国内出版的那个薄薄的译本，我微弱的路灯下看那些文字，有种颤动的感觉，树影在书页上摇曳，而字也在眼前摇曳。那种色彩斑斓的文字是我不熟悉的，就好像看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感觉结构不熟悉一样，但是却是很撼动人心的。
在这以前我熟悉俄罗斯文学思想读物很少，记得的好像是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人而已，习惯了那种俄罗斯现实主义思想和革命热情的宣泄。这本书则实在极为另类，首先是它的文字实在是美艳惊人，看得我目瞪口呆，没有想过文字可以这样写的，好多年以后，我看宋安群先生写的新版《金蔷薇》序言的时候也这么说，“《金蔷薇》可以说是一部美文，题材很美，叙述得美，描写得美，即使翻译成中文，其文字之美也还能晰晰可感……这部作品写成于1956年，用散文诗的语言、小说似的铺叙，将文学劳动、接受美学、创作经验、名家创作情况等等内容，细声细气的娓娓道来。作品内涵相当丰富多彩，却没有反射出一丝炫耀才学之故意。阅读此书，使人竟有甜滋滋的快感。神妙如此，可见作者之功力。此书由于内容富于魅力，其文体之妙、语言之美，在有限的篇幅中容量如此之大，为文坛少见，因而成为极受读者欢迎、常印不衰的散文作品。”（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白熊丛书”总序）。
巴乌斯托夫斯基自己说过《金蔷薇》不过一部有关创作经验的札记而已，但是这本书在文学界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这是很令人震惊的一本文论集，这本书在苏联出版时间是1956年，斯大林是1953年突然去世的，苏联对艺术、文化的严酷控制在56年有些许松动，有人说当时苏联的情况是“封冻经年的大河主干那阴森发白的表情发生了变化，冷酷僵硬的面孔显出皲裂的痕迹，冰面渗出了微蓝的水汽，巨大的冰块开始松动并挪转，逐渐漂移，互相碰撞，轰响中冰块欢舞，势成壮观的凌讯。作为苏联独有的精神生态大转型的宏大而精微的杰出写照”，因此杰作在这样的松动中陆续涌现，爱伦堡的长篇小说《解冻》，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经典了。
《金蔷薇》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诗作，它被称为 “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是用用清新的文字写就的“抒情的文艺理论著作”, 它表面上看，是关于艺术创作的感想,但它还不仅仅是创作上的思索和启发,但是这本书洋溢着一种诗意的浪漫,一种生活的哲学的信念。我看到有个学者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它使我们已然开始接近一种我们的民族文化根本缺乏的宗教品质，禀有这种品质，才会拒斥那种自恃与天同一的狂妄，禀有这种品质，才会理解俄罗斯文化中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同受苦的精神，禀有这种品质，才会透过历史的随意性，从存在论来看待自己的受折磨的遭遇。”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在我们这代人中间会有这样的动撼的原因了。
比如在《金蔷薇》里评价另一位诗人普里什文的时候说:“普里什文的一生,是一个人摆脱环境强加于他的一切非他所固有的东西,而只‘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范例。这样的生活方式体现了最健全的理智。一个‘按心灵’,按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永远是创造者,是造福于人类的人,是艺术家。”
反复看看这本书，你可以看到巴乌斯托夫斯基提倡要做一个“按照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透过一片秋叶,青草地上的一滴晨露,湖面上泛起的一轮涟漪,发现其中无穷的诗意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按照心灵的意志去生活,才能真正具有善良与豁达的胸襟。四十多年前, 我们读到这本书感到震撼，就是我们读认同这样他，但是读知道这样的生活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可以说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给我昭示了一个我不可能享有的理想境界，起码让我知道是可以这样生活的。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苏联和中国都是被官方可以漠视的，因为他的这个思路实在和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了。一本薄薄的《金蔷薇》带给人们的精神慰藉是弥足珍贵的。在艺术与自然中求得生命的完美,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这种声音虽然会湮没在狂热的政治激情中,但也会回荡在人们心灵的深处。我们记得刘小枫在他的随笔《重温<金蔷薇>》中回忆道:“每一代人大概都有自己青春与共的伴枕书。我们这一代曾疯狂地吞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中的激情,吞噬着语录的教诲。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被《金蔷薇》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取代了!我们的心灵不再为保尔的遭遇而流泪,而是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也许,巴乌斯托夫斯基属于四十岁以上的那一代人。也许,只有经历了伪理想主义的灼伤和精神匮乏的磨难后,才会真正理解什么叫诗意,什么叫情感的默默祝福。
相比较于许多受难者的写作而言，巴乌斯托夫斯基不渲染悲怆，他专注地把自然、人性、情感之美放在了永恒的位置上，他热爱的是能够灵巧、熨帖、天然地表现这种美的所有细节：
薄冰下的气泡
夜晚树梢黝黑的枝条
在隐约星光中闪烁的雪
淋雨后在毛线衫上动起来的草籽
风中树叶银色的背面
讨食而自尊的小狗
小姑娘蓝色的揉皱了的发带
狡黠女性睫毛下一闪的流盼
……
《金蔷薇》的第十六章《夜行的驿车》是一篇“安徒生的故事”。以安徒生在意大利从威尼斯去维罗纳的旅行经历作为叙事内容，字里行间布满了有趣的细节和生动传神的对话，是对安徒生之爱的爱。它的完整和优美，它的叙述速度和感染力，都无比自然和畅达，它是一部短篇杰作。上路前是在威尼斯旅馆一带的场景性细节，氛围的营造和人物特征的抓取生动准确得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路上及在维罗纳的部分，主要以对话展现每个人的出身、性格和内心活动，光的明暗在其中起到了左右故事情节进程的神奇作用。
巴乌斯托夫斯基书中的安徒生的生平和阅历以及他的荣光，就是一部童话。严峻、芜杂、不如意的生活际遇完全可以当作夜行驿车里的幽暗，这时候，童话精神才会发出温暖甚至明丽的光线，美好人性的顽强才能显现翻山越岭的奔头。
《夜行的驿车》之外，每当涉及软弱和倔强、诗与童话、尊严与温柔、迁移与留驻，巴乌斯托夫斯基总忍不住要谈论安徒生。其实，从心仪和钟爱的程度上看，安徒生已经成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内在精神的镜像，甚至就是他自己。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金蔷薇》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的童话集。而文学艺术，又何尝不是广义的生活和生命的童话？俄罗斯时期文学大师们都以个人对艺术和人格的虔敬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支撑着俄罗斯文学始终不曾塌陷的高峰。比如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日瓦戈医生》在国内备遭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回来，苏联政府的回答是：领奖可以，但领奖后不得回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终选择令人肃然起敬，他在这样的时刻放弃了以“流亡者”身份博取更大的国际名利的机会，他没有走出俄罗斯半步。艺术、人道、尊严、爱意、祖国……这便是俄罗斯文学大地的恒定性，是《金蔷薇》这种无与伦比的美文必然要在俄罗斯诞生的底气。
最近看见有些评论家和研究家说巴乌斯托夫斯基受勃洛克、普里什文、叶赛宁和蒲宁影响，有说既然有了蒲宁，何必巴乌斯托夫斯基，我倒不这么认为，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没有什么问题，而写文论的人，各自有自己的空间，否则怎么有文化的多元性呢？
《金蔷薇》给我很大的震撼，也因为缺乏类似的作品，那个印象则更加深刻了。好多年以后，想起这本书，我又买了新版，放在广州的书架上，有时候翻阅一下，还是喜欢的。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0#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19 只看该作者
-
1965年我高中所在地武昌徐家棚
说回鲁萌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命运都颠沛流离，1967年春天我偷偷爬货车去北京，鲁萌和肖帆是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也住在英家坟的同一个招待所里，呆了一个多月，回到武汉之后，经历了”7.20“事变前后的天翻地覆变化。1967年初期，华中工学院有个学生叫做鲁礼安，写了一篇热情洋溢、文字煽情的大字报，他的那个小组织好像叫做“北斗星学社”，这张大字报在湖北大学校园里贴出来，轰动武汉，好多人站在那里抄写，并且转抄成大字报张贴，一时间到处流传。我当时在这个大学后面的武汉外语学院帮着画红卫兵宣传画，那时候是两个大学公用一个校园，鲁萌跑来来找我，说介绍我去见见这个鲁礼安，她说这个人绝对是人才，我就去见了，讲了一会话，都是他讲，我在旁边听，好多红卫兵“粉丝”围着，讲的什么现在没有什么印象，当时说了些什么也忘记了。但是我寻思鲁礼安的观点对鲁萌和肖帆在思想上更加走向反“血统论”、主张民主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两个随即发表了一些具有这类涉及反血统论、提倡初期的民主的独立意识的言论和文章，这些言论终于在1968年导致他们两个给打成武汉的的所谓“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属于莫须有的“北决扬集团”（这是一个当时被武汉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势力设法和北京的“五一六集团”联系起来的说法，这个名称分别是“北斗星学社”、“扬子江评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兵团”三个学生小组织的缩写），并被押送到鄂西北山区监督劳改达五年之久。估计吃了好多的苦头，而那一年，我也下乡了，也因为那几次见鲁礼安，我也在农村受到清洗和批斗，说老实话：我自己到现在也懵然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在农村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当然自那之后大家音信全无。
我在一个工艺美术工厂做了六年的设计，之后考回大学，并且在1979进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美国史研究室读研究生，而鲁萌据说在平反后去了湖北西部山区的郧阳师范学校工作，估计肖帆也在那里工作，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肖帆也考进武汉大学，在武大的经济系读研究生，鲁萌则在同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研究生。武大的研究生当时都住在桂园，我见肖帆的时间比较多，也偶然见到鲁萌，她是从华师过来，到武大和好多朋友谈问题，那时候她在武大的朋友多了，我看她比较多打交道多的有哲学系的黄克剑，中文系的程亚林、易中天、邓晓芒、陈家琪、陈宣良、经济系陈志龙，还有张志扬，湖北省美术学院的尚扬、皮道坚，省社科院的黄忠晶等人。我记得第一次再见到她，是她到我隔壁的程亚林宿舍那里和他们那里聊天，听说我在，突然推门进到我的宿舍，那是我和她在1967年之后第一次见面，时隔十多年了，我看她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个脾气，说话直率，思想跳跃。我问她在研究什么，她说“皮尔.金特”，我因为从小听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交响诗“皮尔金特”，对易卜生的这个作品有所了解，说好啊好啊，你去找格里格的作品听听吧。因为大家做的研究方向不同，好多事情也就谈不到一起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对她说：“谢谢你的《金蔷薇》啊！”大家都还记得那个1966年浓荫夏天的故事，大家都没有再讲什么，她会心一笑，一阵风似的走了。
1994年，鲁萌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做社会伦理思想研究，也做外国哲学方面的研究。她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影响之深，我是从她的书里面看到的。比如《升腾与坠落》（1989）、《人与命运》（1990）、《临界的倾听》（1995）、《断裂的声音》（1996），直到《情绪与语式》（2001）等等，基本是《金蔷薇》的方式，不是严谨的研究，而是自己体会、情绪、感受的融合，因此如果你要分类，她的这些书很不容易归类。她自己在好多场合还是把自己归纳于“诗人”的。
巴乌斯托夫斯基享年76岁，1968年7月14日逝世与莫斯科，遗体安葬在塔鲁萨市他自己的别墅里。葬礼举行的那一天，市民们倾城而动，这位倍受爱戴的作家赢得了应有的尊敬。“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的金色睫毛一样的宝物。我相信，生活为我们准备了许多迷人的事物、会见、爱情和悲哀，欢乐和动荡，我青年时期的伟大幸福就包含在这一预感之中。”他用心17年写成的六卷本散文体自传性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新近已经有了精美的中译本。他说，《金蔷薇》就是《一生的故事》，就是《一生的故事》的一部分。这里的深意是，他自己一生的感情和道德要求始终就是《金蔷薇》式的纯洁深厚之爱。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金蔷薇》出版了好几次，其中最早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9月新1版，译者李时。版权页上有“内部发行”字样，在表明印数的下方还有五个代小括号的小字“原上海文艺版”。我猜想五十年代流行的大概就是这个版本。之后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译者戴聪。书名不是《金蔷薇》而是《金玫瑰》。有个叫做“默默”的作者在《读书》杂志为这个译本所写的书评式的随笔，文章的副标题是《重读〈金蔷薇〉》。  跟着后面就是我上面提到过的漓江出版社1997年月3版，译者李时、薛菲。同百花版相似，以巴乌斯托夫斯基晚年修订的俄文版为依据，除了上海译文版已有的译文篇目之外，数量不多的扩充部分由薛菲补译，这是目前比较多见到的版本了。
鲁萌年纪比我小几岁，性格像个孩子，她总是很乐观，计划多，并且很富于创意，见到她总是有好多新的计划，在我心中是一个好像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按心灵的意志”生活的人。我自从80年代毕业之后，仅仅见过她一次，大概是在1996年，非常偶然在深圳大学见到的，大家都忙，就站在路上讲了几句话，从此就再没有见到了。之后断断续续知道她的工作发展，知道她和丈夫去了海南，一个活泼的人，精神和身体都很健康的人，完全不知道她居然会患上绝症。熟悉她的人告诉我说她是得了脑部疾病，发现的时候是在2006年了。在医院治疗了好多个月，化疗电疗，很折磨人，据说人的模样都变了，她的生存意志力很强，一直在病床上计划病好要做的事情，但是终于不敌疾病，在2006年8月12撒手人寰，她的去世，我依然浑然不知，之后一个月，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那时她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给她开过一个低调的追悼会了。参加的人有好多她的好朋友、学者，包括周国平、徐友渔、靳希平、陈嘉映、梁治平、何怀宏、朱正琳、许医农、于奇、尚扬、李世南、赵越胜等等。接到这个消息后，我静坐在书房里想想《金蔷薇》，想想鲁萌这个人，十多年前见到她还想说退休之后跟她请教巴乌斯托夫斯基，她却突然静悄悄的走了，人生短暂，一阵青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2009年2月23日，于洛杉矶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abb490100bqz2.html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21 只看该作者
-
萌萌：永恒的升腾与坠落

文_田一坡
一，萌萌是谁？
萌萌是谁？
“萌萌”，一个名字，指引着那个独特的人——一个热情、优雅甚至高贵的人，一个在语言与无语的断裂处倾听的思想者，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是诗人曾卓的女儿，肖帆的妻子，南楠的母亲，无数朋友的朋友——但这样的描述，并不能让我们接近萌萌。在2006年的那个酷热的夏天，萌萌走了。在和癌症抗争了8个多月之后，走了。在那次简单、朴实却倍显庄重的追悼会上，学者刘小枫以异常深情的语调说道：“和萌萌相识的人有早有晚，有远有近，但有一个感觉恐怕是共通的，这就是：萌萌病了，我们都会惊讶。因为，萌萌总是充满生命热情的美；我们都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感觉在弥漫纠缠中突然惊觉，一种美好的、不该失去的正在失去。在失去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一代所特有的一种情怀。我震惊地发现，我们失去的萌萌，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有情怀的化身。我们在文字中葆有这种情怀，萌萌也就一直与我们在一起。”是的，萌萌走了，但作为一种情怀的化身，萌萌得以持久地留在更多人的生命中。不，那些能够持久地沉淀在相识不相识的人的生命中的，不仅仅是那种在时代纠结中被形塑和模式化的情怀，更是萌萌自身作为一个独特而激情的生命记忆和她敏锐的“思—想”在时空中留下的独特的印迹。
但问题仍然是：萌萌是谁？
不认识萌萌的人要问：萌萌是谁？甚至萌萌的朋友们也需要追问：萌萌是谁？也只有在这不断的追问中，萌萌尚在幽暗中燃烧的思想的火焰才会在生命的灰烬中再次升腾起灼人的光芒。她留下的文字，以及她已经开始飘散的记忆，将在追问中重新聚拢为一个独特而优雅的存在——萌萌！追问“萌萌是谁？”，恰好成为我们走近萌萌、理解萌萌的一个切口。打开这扇门之后，我们将会发现，萌萌其实就是一面澄澈而宽广的镜子，在其中，不仅仅映着一个时代的喧哗与骚动，更倒映着在时代的浮萍之上我们自身的影像。作为一个镜像，我们将看见我们自身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只有从那些独特的镜面之中，我们才真正理解自身的独特。
萌萌终其一生关注着个人的独特性与真实性，关注着个人的经验——特别是苦难经验如何转化为语言，如何转化为意义，关注着个人如何真实地进入历史。她把思想的落脚点安放在个人经验中那些无以名之的情绪之上，这里，语言还处于生成与涌动之中，它可能升腾而进入公共语言，也可能堕落而进入永久的无言。如果没有这种语言临界的经验，你就不能宣称自己理解了个人独特性的真相。但正因为萌萌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渊面黑暗”的临界点上，她就不能心安理得地栖身于公共语言的荒原之上。当她从公共语言中退身而出时，她也就走出了大众的视野。那些在公共语言的领域里建功立业的明星们该是多么陶醉于自己的成就：瞧，谁不知道我。
我们不会追问：刘德华是谁？成龙是谁？也不会追问：易中天是谁？于丹是谁？他们是大众文化打造出来的明星，他们言说的经验就是大众日常的经验，理解他们，不需要特别的准备，因为我们就是大众的一个。但是，在他们那里，我们作为独特的“一个”的面目却被掩盖在如潮的大众的面目之中。需要追问的是：我们作为独特“一个”是如何成为大众中的一个的呢？因此，我们需要追问：萌萌是谁？
我们也不会追问：田一坡是谁？文贵全是谁？因为这些名字作为某个人的专名被掩盖如潮的大众的面目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不足以穿透公共经验的藩篱而成为你行路的路标。但萌萌做到了这一点。她的生命经历与思想的经验足以成为探索者行路的指引，伴随我们走进语言沉默处的黑暗。因此，我们需要追问：萌萌是谁？
问题仍然是：萌萌是谁？
-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6:23 编辑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21 只看该作者
-
二，作为小公主的萌萌
萌萌生于1949年，她的父亲是当时非常著名的诗人曾卓。随着革命的胜利，萌萌的父亲曾卓也由原来的地下党员的身份转入地上，由颠沛流离的流浪诗人转为武汉市中共机关报《长江日报》的负责人，她也就成为当时的高干子弟，过了几年养尊处优当然也是幸福美满的童年生活。曾卓非常爱这个女儿，把她当做小公主一样宠着，据说每次接见外宾，他必然会带上萌萌。
俗话说：三岁看老。萌萌的童年生活也潜在地影响着萌萌的一生。从萌萌的童年生活的一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朦胧地窥见一些萌萌的性格与思想的影子。比如萌萌的优雅和对美的追求，便来自童年深入骨血的熏陶与记忆。
萌萌爱美，这是天生的，也来自童年随时生活在美好的记忆。出生在一个高干家庭，她的打扮总是最出众的，当她的诗人父亲牵着她的小手来到人群中，她就成为人群注目的焦点。而她的诗人父亲，也以其优雅的举止潜移默化着一颗纯洁的童心。童年所受的熏陶成为生命的底色，一切仿佛是天生的，优雅与高贵，从此成为从内向外渗透的生命气质。即使是鄂西北山区最艰苦的劳动改造也不能毁坏她身上的这种优雅。随着生活阅历的积淀和思想的磨砺，这种气质显得更加饱满与卓越，使她在日益呆滞与无趣的学术圈中显得卓尔不群。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上，萌萌的气质让无数人折服。据许纪霖回忆说，萌萌“毕竟是名门出身，她身上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贵、典雅的气质，那是家族文化的积累和沉淀，不是一般人通过修炼能够成就的。萌萌的风度，在上百人的会议中依然鹤立鸡群，一位上海去的大师级教授，虽然走遍江湖，初见萌萌，还是惊为天人，到处打听：这是谁？哪里来的？”
在萌萌的童年生活中，就已经显现了她对形而上的事物的敏感。萌萌无数次地回忆起她童年时的一个片段：妈妈带她去玩，她总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听说要去玩，小孩子当然高兴啦，但是，妈妈每次只能带她去公园玩，去游乐园玩，去和其他小孩子玩，——所有这些让她玩的事情都不能让她满意，所有让她玩的事情她都说“不是玩”，她要的不是玩的东西或事情，而是“玩”本身。她小，她说不清楚，但分得清楚。于是就哭闹。这说不清楚的情绪成为萌萌后来在思想中一直试图理解与描述的立足点。
萌萌幸福的童年在1955年结束。随着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她父亲曾卓被毛泽东点名，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逮捕入狱；父母随之离异。萌萌的生活一下子堕入凄苦的境地。此后，苦难便一直跟随着萌萌，而对苦难的反思也成为萌萌的思想资源的根底。当她发现随着时代的变迁，知识界已经不再把苦难作为问题时，她向着21世纪发出了自己的惊世之问：“学术、知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与价值、与苦难无关的东西了？”“苦难，竟然变成了个人的问题，就像宗教变成了私人的事情。真使我惊悚！”
斗转星移，生活在今天的人，只怕连这“惊悚”也漠然了吧？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22 只看该作者
-
三，文革中的萌萌
当我问及萌萌在文革中的事情时，萌萌的丈夫肖帆在回信中只有这么简单的几句话：“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萌萌和我一起参加了广州和武汉的诸多文革事件，包括大串联、广州夺权、武汉“7.20事件”、“北决扬极左思潮”的活动等等，逐渐形成对于文革的自己的见解。1969年4月，武汉爆发“反复旧运动”，她和我写作和张贴《应当表明的观点》等文章，在武汉三镇一时轰动。自9月起遭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连篇累牍地大批判。11月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抓捕，经过近半年的审讯和监禁，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于1970年5月押送鄂西北山区监督劳动。1970年至1976年，在鄂西北劳动改造，在劳累、饥饿和孤独中始终不放弃对于文学与哲学的研读。”
肖帆老师的描述极其克制。但我知道这冷峻客观的文字背后藏着情感漩涡般的潜流。为我们所熟知的故事是，文革中，萌萌和肖帆被发配到鄂西山区，分别安插在相距一百多里的村子里监督劳动。萌萌是不服输的女人，即使是体力活，她也从不叫苦，为了不被人瞧不起，她甚至担过130斤的谷草。在田里劳动之后，她便会换上干净的衣服，还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时她会和肖帆约好，连夜孤身一人走一百里山路去和肖帆会和，见上一面，然后又连夜赶回。这不是小说，但却比许多小说中的描写还要浪漫。但是，当我力图去理解文革中的那个萌萌时，我突然对这种浪漫产生了怀疑——不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怀疑这个故事把萌萌的内心遭遇单面化浅薄化了。我们不能忘了，革命加爱情的浪漫光晕之中，核心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苦厄枷在一对年轻人身上的命运，其中有青春的激情，生命力的张扬，还有如影随行的苦难。后来，我在肖帆的回忆文章《过去与思想》中读到这样的文字：“这张大字报（即上面提到的《应当表明的观点》）改变了我和萌萌的；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在1969年那个炎热的夏夜，两个19岁的狂热青年预见不到这些。许多年来，这张大字报像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头上，始终跟随……26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夏夜，我和萌萌坐在书房里面对计算机，回忆当年的情境和心情，一切都那么遥远，又彷佛清晰。”
当然，还有萌萌的证词。在《被问题审视的记忆》中，萌萌记述了早年的一次对话：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那么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那么我受的苦呢？”这沉重的追问，与其说是反驳，还不如说是针对自身。苦难，如果不进入表达，不在表达中转化为精神的财富，便会在生活的意义中滑落，成为虚无。然而，只是表达，那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是像祥林嫂那样不断的念叨、诉苦，苦难的意义反而会在诉苦声中被掩盖。于是，表达的能力成为关键——这才是真正的财富。可是：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一直潜心寻找着这些财富。当人们都忙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淘金时，萌萌还在记忆的深处打捞。她说：“人生既经不起比较，也经不起追究……我们都受过别人不曾受过的特殊遭遇，它是不能拿来做任何形式的等价交换的，它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不表达，它就永远无表达。对我们它就是垄断价格。在这里，除了自己对自己负责，谁能对你承担责任？绝对没有。”
从苦难到财富的道路是一条艰辛的路。在苦难面前，必得有人站出来完成这艰辛的求索，否则，一代人的苦难就白受了。但是，文革成为我们的精神财富了吗？萌萌走得太早了，太多的记忆没有来得及拯救。“我们不表达，它就永远无表达。”这彷佛是针对文革的谶言。
后来者啊，该怎样直面萌萌的期待？
-
资料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22 只看该作者
-
四，作为女人的萌萌
萌萌笔下的女人：“有这样一种女人，你说不上她哪一点更美，只觉得整个都是美的。一种韵致浸透着活跃的生命，明朗、流畅，却充满使人驻足回首的神秘。”这该是萌萌的自画像吧！
萌萌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美人。但作为萌萌的学生，我们是很自在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忘了辈分，开肖帆老师的玩笑：“在家里，是谁说了算数？”这时候，肖帆老师仍然会不紧不慢地说：“一般而言，还是萌萌说了算。”于是我们哄笑。
萌萌是很独立的女人。能够嫁给肖帆，也算是她的福分之一。邓晓芒描述她的生活状态时说：“她毫不掩饰她的乱扔东西的习惯，反正有肖帆在。她一急就喊：肖帆肖帆肖帆……！于是肖帆应声而至，问题就迎刃而解。”
当然也有异议。萌萌的朋友彭德曾用“高分朋友低分妻”来形容她：“作为友人，萌萌可打90分，扣掉10分是因为她结了婚。作为肖帆的妻子，按我的标准打分，50分以下。萌萌独立不羁，家庭意识淡薄……很多年前，肖帆夫妇请张志扬、尚扬等人喝酒，生出一段故事‘……酒过十巡，不见尚扬、张志扬和男主人肖帆。忽听卫生间唏嘘有声，众人大呼不应，爬上窗口一看，张志扬、尚扬和肖帆正抱头哭泣。肖帆哭萌萌，尚扬哭张琪敏，张志扬哭天下男女。’萌萌看到这段文字，立即加以纠正:爬上窗口的不是众人，是我！”
这仅仅是萌萌作为生活中的女人的形象。它不足以概括萌萌作为女人的意义。作为女人的萌萌，更重要的是她在思想中体现出的一个女性思想者的意义。女人，也是萌萌思想得以前行的一个立足点。她的哲学生涯，正是以一篇反思女人的随笔作为开端的：《女人是男人心中袒露的秘密》。在其中她写道：“我生活在悖论中：一方面是女人惊人的自信；一方面是女人惊人的不自信。这悖论中复杂、微妙到难以言说的心理，早已成为实体，成为我人生沉重的十字架。”“许多年来，我沉迷于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中，萌萌为男性的思想世界带来了女性特有虚无化力量：“女人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一种虚无化的力量。她的气质天然是虚无化的。她对世界的灵性的、情感的把握隐含着一种拒斥，同时又渗透着一种理解。她本然地要在男人建立的巨大世界面前显示出它的虚无并重返大地。……我在夜中祈祷：即使我什么也不是，也要用这什么也不是的拒斥显示于理性的世界。”
周国平（也是萌萌的朋友之一）曾经很不屑于女人做哲学：“女人做哲学，既是对哲学的伤害，也是对女人的伤害。”从男人的角度看过去，这话也许对。但问题是，男人的角度是哲学唯一的角度吗？恰好当男人的角度成为唯一的角度时，女人对哲学对思想的感觉才真正成为哲学与思想的拯救。“在男人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中，人们追求的经验的或超验的目的设置的意义，确定性的语言世界整个是被这意义的连环层层构造起来的。”然而这确定却终归是不确定的，因为有这确定无法消解的残缺与苦难。在女性虚无化的力量面前，这确定的语言世界不过是建立在流沙之上，根本不可能结结实实地支撑起人的真实的生活与整个生活。在当下中国，能够真正意识到女性对于思想的意义并结实地承担起女性对于思想的责任的女人，也许唯有萌萌。这才是萌萌作为女人真正的意义。
通过萌萌的眼睛，我们才得以惊吓地看到索尔薇格的那双瞎眼：
是第多少遍读《培尔金特》，在滑过的遗忘中突然驻足，我才惊吓于一个简单的、直白的事实：索尔薇格瞎了——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声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所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位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萌萌《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
这瞎眼的黑暗里，藏着女人审视世界的眼光。这眼光不同于当今女权主义者的眼光，它让世界颤栗，把世界重新拉回到黑暗与无语之中。
男人，我们明亮的眼珠，可曾看到这隐藏在眼窝深处的渊深的黑暗？
五，作为思想者的萌萌
在一个男性统治的思想世界里，女人所做出的思想的探索似乎很难得到认同。因为男人的眼珠总是明亮的，他们拒不承认光明之后的那渊深的黑暗。更重要的是，男人所建立起来的理性世界，不容忍来自女性虚无化力量对于理性世界的消解与冒犯。而萌萌正是一个有着敏锐直觉的消解者与冒犯者。对此，男人们心照不宣，要么对萌萌作为思想者的存在视而不见，要么就用背对着萌萌用一身黑夜带来的思想的黑夜。很多年了，人们亲近萌萌、喜欢萌萌，但更多地把她看做是学术沙龙的组织者，精神团契的凝聚者，但却很少认真地直面萌萌所思考的事情。这该是萌萌留在心里永恒的暗伤吧？
萌萌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不是因为她是我们难得的朋友，而是因为她的思想。就像张志扬所说的一样：萌萌作为中国当代有创见的独树一帜的女思想家、哲学家、诗人，只要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与建构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显出来，并是无可替代的。
张志扬在《维纳斯断臂之谜——萌萌的问题意识》一文中，对萌萌的思想发展线索做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总结起来，从1980年代到21世纪最初的六年，萌萌的学术研究大体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存在哲学的身体性情绪和语言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转到倾向学术化的专题研究，如法国女哲学家神学家薇依、德国哲学家思想史家洛维特、德国籍犹太思想家语言哲学家本雅明（其代表作是《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为着‘曾经’的承诺》等）；另一次，又转回到个人与民族命运结合的中国现代思想的特质与形式的思考中来。为此，她主编了《启示与理性》之“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哲学问题：重复或转向”、“‘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三辑，并在大量的读书笔记、研究生教案、研究性扎记、随笔以及商讨性的信函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思想论域：1，“人是无意指的指号”；2，“语言的身体性及其自我救治”；3，“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4，“幸存者的幸与不幸”。
在萌萌的思想入口处，站立着一个悖论式的问题：“我只能用公共语言表达。我不能用公共语言表达。”如果只凭借公共语言，那么我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就被淹没于公共经验之中了；如果只凭借私人语言，它又不能够有效地进入到公共语言之中。于是，个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语言中进入语言，从而完成公共语言与私人表达的转换？转换需要中介。萌萌求助于身体性。身体，作为“个人真实性”最直观的存在，是不能被各种观念抽象掉的真实存在。而作为个人身体最切身的存在被萌萌直观为“情绪”，它区别于社会化对象化的情感，情绪乃是无法说清（无语）的虚无化的生命力的原始涌动。在情绪的深渊中，每一个瞬息，要么升腾而进入语言，要么坠落而进入无声的沉默。
“身体—情绪—无语”，成为人进入语言的有效途径。也只有意识到公共语言中所隐含着的这永恒的升腾与坠落，个人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有效的守护。就像萌萌所说的一样：“个人要进入语言转换，它的前提恰恰是用问题将经验从既定的，形成习惯思维、习惯语的超验和先验的前提中剥离出来，剥离成经验的生动的差异性，剥离成词语和句子的空集，剥离成无期待的期待。因而经验并不是消逝在先验或超验之中，而是同先验、超验的相关转换中，连同经验者真实的个人一直垂直站立起来。”
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吗？哪怕是瞬息的经验，被我们自身的无名、无助、无语的情绪推攘着，从而直面那退无可避的个人的真实？
六，关于萌萌的一个回忆片段
萌萌的最后一次课。
那时癌症已经深入到她的肺部。可我们还一直善良地以为她不过是患了颈椎病而已。
萌萌的语调显得有些吃力。但她仍然保持着她的优雅。她不知道这将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坐在课堂上，不知道死亡已经悄悄地站在窗外，不知道午后明亮的阳光里，隐藏着死神的黑衣。
她给我们讲：光明里藏着黑暗。
突然，她停顿下来。眼眶里涌出豆大的泪水，一直淌下她的面颊。然后，她将头慢慢仰向椅子的靠背。她说：“我看不见了。突然的黑暗。”
同学要去扶她，她把手一扬，说：“等等，等等就好了。”
于是空气寂静下来。窗外的阳光仍然明朗。但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藏在这明朗中的黑暗。它不在阳光的背面，就在光线里，它们本就是光线内在的属性。
但我们可以去逼视那光线中的黑吗？那不是萌萌带来的，但却带给了萌萌。
久久，萌萌睁开双眼。又继续她的课。她的最后一课。
我看到萌萌的双眼还是清澈的。但我知道那清澈之后，隐着涌动的黑。
之后，萌萌就进入病房，永远没有再回来。
萌萌走了，但她思想所退隐的那片黑暗，不会消失。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26 只看该作者
-萌萌　著，张志扬　编/2007年1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
萌萌：愛原本是平凡的夢想
lee
1
爱和美不是对象的存在，而是本体的存在。当它作为对象的存在时，它不能不带上浪漫的色彩，成为浪漫主义的高扬。而作为本体的存在，它是生命结合的产物，是包孕着的追求本身，是在散漫、流失的现实中内聚着、固守着的平凡的梦想。
人不能把一切都支付出去一点儿也不留给自己。
这平凡的梦想是属于自己的。
这就是内在的坚定性。
2
在个体生命的每一次死亡中延续着生命的，是爱；在生活时空的每一层断裂中连接着时空的，是爱；在人类心灵的每一个伤口中弥合着心灵的，是爱。
爱极其稀有，却又无处不在。
3
一个不能在生和死的交织中体验爱的期待的人，是处于蒙蔽的价值意义中不敢直面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的人，是不懂得生命真谛的人，正如一个时代，如果缺少对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的揭示，则是一个贫乏的时代一样（海德格尔语）。
4
在少年男女还没有走进社会这个编织着各种关系的大网时，他们都曾有过自然的心态，仿佛是没有被污染过的纯净的梦幻本身。他们的相爱，是他们的幻梦、也是他们自然的心灵的契合。
这种伴随着梦幻的爱，往往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即便是真实的情感也因美丽得飘浮而变得不真实。
但它却是永远可宝贵的。
5
真正的爱情应是超越的，它本身就应该是对社会化倾向的淡化。但它既是纯粹个人的，又不是纯粹个人的。它包孕着转化，携带着自身的独特性向超出自身的更高东西转化。
这种转化是在时空中的纵横展开，带着总体化的倾向和极大的不确定性。它本身就是无限的可能，绝没有任何模式。
6
在以爱为前提的结合中，男人和女人以相爱为生命，但爱并不满足爱的直接形式，而是要把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都纳入爱的直接性中；或者将爱的直接形式铺陈扩展到生命的全部社会内容上，在其中直观我的爱本身。
但是，生命的社会形式毕竟已不再是爱情本身，而是爱的牺牲或转化。如果爱没有这种悲剧精神而仍然执著于爱的直接现实性，则必然导致爱的悻论：爱不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是爱的狭隘；爱扩展为生命的社会形式，要么是爱的牺牲，要么是爱的消失，仍然是狭隘导致死亡。问题在于这爱不懂得自身的转化既是自己的牺牲又是自己的实现。
女人的天性使女人很难懂得这一点。
7
像易卜生的日常生活的悲剧一样，（月亮和六便士》的批判的对象也是家庭。
作为社会化的存在；家庭是文明矫饰的炫耀着的舞台。换句话说，它是人的被抛入状态所不得不承受的外在的既与前提，人进入家庭意味着真正走向社会，结束青春期的纯真。
它是不能回避的。
即使思特里克兰德走出它，从巴黎一直躲避到塔希提岛，它依然存在着。思特里克兰德太太用整个虚荣支撑起它，它反而比过去更加触目。不能回避它正如不能在真空中追求自由一样。
自由总是被外在束缚包裹着的，只有冲破外在的束缚才能显示自由本真的存在。这个冲破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它恰好不是简单地回避而是认真的对待。
8
一个没有住宅保证的家庭总会缺少踏实和安全，使人无所依靠地漂浮在时间之流中。所以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定的住宅形式。但只有用真实的爱支撑起来的家庭才能保证住宅的神圣，使住宅真正成为人的生存的内部空间，从而使人能从纷扰的喧嚣中拔出身来以恢复自身，从这里走向外部空间，走向世界。
9
一个因爱的牵引而走进过更自由的生活空间的人，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回到原来的生活空间，一切意识中的价值标准或许都没有任何变动，却有一个感觉会长时间地影响他。那感觉使他原以为过得去的天地，变得晦暗无光，变得狭小，充满阻塞、碰撞。
10
在文学史上，爱情总多少带点悲剧的色彩，因为爱情一旦成为悲剧，它的追求和超越的本质，才显现为一个震撼人心的问题，耸立在人生的入口处，迫使人们作出新时代的回答。
本来，爱情是把你追求的理想，投射到一个真正的人身上去。然而无论是“理想”，还是“真正的人”，它一方面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必然是对现实的超越。不管这超越的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相对现实来看，总是一个或大或小的非现实的存在，因而也总是一个或多或少的悲剧性的存在。
11
人世问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对方不是唯一的，只是某种外在原因造成的结果。这外在的原因是强制性的，或是政治、宗教、金钱、地位，或是本能的一时冲动，甚或就是一种放弃。
在这种组合中，人们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共同的生活可能培植出一定的、不同程度的情感，但绝不是爱的情感。人们默认着这种命运，过去不曾、将来也不准备企求更多的东西。
这是家庭和爱情分裂的单一状态。
12
还有这样的结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将爱构成生命，构成美、快乐和幸福。这已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但还不够，情感还要求把这自在自为的世界扩大到所有的社会面上，在所有的社会面上都只看到你和我的影子。于是爱情变成社会化的形态，被家庭规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结合方式，一种扩大了的、稳固的结合方式。
但正是这种扩散性的状况，打破了核心的自在状态，使家庭成为．爱情自设的陷附。
13
无论是在家庭和爱情分裂的单一状态中,还是在家庭已成为爱情自设的陷附的状态中，还是在两种状态交织的更为复杂的状态中，家庭都往往成为悻论：
一方面是由内向外的扩展，
一方面是自外而内的侵蚀；
一方面是在扩展中巩固，
一方面是在巩固中窒息。
14
作为社会化的存在，家庭不仅是文明矫饰炫耀的舞台，同时也是文明矫饰在隐蔽中敞开的结果。它可能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庸，逃避面临人的存在的真实深渊，漂浮在生活的表层。
15
就历史而言，爱情比家庭晚出，就像自由比国家晚出一样。但晚出的更丰富的结果，却包含着或不如说揭示着更本质的原因——爱情应该是家庭的灵魂。换句话说，家庭应该是爱情的存在形式。可惜，在漫长的历史中，二者却很少能达到直接的同一。
16
爱情不是道德。它高出于道德——这正是爱情超越现实的力量。它作为目的，引导人类走向完善。如马克思所说，男女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中最自然的关系，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是衡量这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天然尺度。
婚姻、家庭却是道德的，是现存道德的一种规范形式，然而它不是目的，它要求爱情对自身的超越以提高自身。
17
“第三者”，在中国成为一种不能回避的、发人深省的现象。
它实际上是婚姻与爱情分裂的产物，是爱情在异化形式——没有爱情的家庭——中呼求对自身的回复。所以，没有爱情的家庭和第三者相对爱情而言，都是异己的、分离的存在，都应该同时予以扬弃，才能回复自身。
这一事实表明在恋爱、婚姻、家庭等各个阶段上，爱，是不能忘记的。
18
爱情是性爱又不单纯是性爱，它是性爱的审美形式，远比性爱丰富、深刻。因而它不单纯是排他性的占有。它孕育着超越它的外在形式（家庭）向自身的回复，向给予人、尊重人、完善人——达到人的尽可能的完整的回复。
19
爱情是以发现人、认识自己为前提的，但若不走向事业，它就不可能真正获得人的完整。因为事业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对象化本质得以存在的、超越自身的社会形态。
这是一个不断的超越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爱和爱的交换，才不致于沦于外在社会关系的廉价交易，才不仅仅是性爱的快乐，而是同生命整体、同自我的实现、同最持久的审美情趣和理想联系在一起。它因此获得不衰竭的魅力。
20
爱情的完美境界，生活中不可多得。问题在于，向往完美本身，就是一种自持、超越、转化的力量。
21
爱不是理解，理解超出了爱。
22
人与人多么容易错过，不仅有失之交臂，而且有失之瞬间理解的差异。
23
男人和女人总是有差异的。承认差异是调解差异的前提，它使理解成为丰富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静止的同一。
24
爱情是生命时间的重叠和复合，是呼唤着的回声，因而也是一种对话，即生命感觉的全面对话。但“对话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这里无疑需要理解。
不简单是我对他人世界的理解，也不简单是我对我的“偏见”的理解。这是理解的特殊形式——它以一种特有的迫切性和尖锐性逼视着你，因而理解在这里较之在其他地方更是一个存在本体论的问题。
这个理解不仅能改变生命时间的密度，而且能缩小或扩大生活的空间。
没有理解，就没有爱情。
但理解还不是爱情。理解在时空的多维向上伸展着无限的可能性。爱，毋宁说是期待、是命运。
25
理解意味着理解者和被理解的东西同时“过去了”。因为“发生了”新的东西。爱的期待永远在“过去”和“发生”之间。
26
敢于爱意味着敢于承担期待的命运——
期待着，为期待而存在。
27
爱情不是目的。
人是有心理上的厌倦，心力的疲惫，生理感觉上的迟钝、麻木的，但并不是只有使它成为艺术作品它才能作为瞬问凝聚成永恒的一点。舍弃爱的目的性，而只求爱自身，这爱便是一个中介过程，一种持久的想象力方式。
它使精神、肉体在混沌感觉中全面吻合的瞬息成为当下、常驻。它使自己成为日常生活的平凡的美。
28
许多艺术家把爱情高扬为目的，不过是使爱情成为艺术的心造的幻影。
29
爱情的悲剧性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男人和女人具有本体上的差异，却又必须在向对方的转化中才能实现自身，在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时空感觉要在重叠的生命时间中去创造同一个生存空间。
30
我寻求理解。
这理解不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之间的情感、理智的交流。它就是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方式。它带动着我的意识和我的原始活力中的全部无意识成分去追逐新的生命，在每一个瞬间，我都不再是我，但也不止是我的“你”，甚至也不止是“我一你”。
我的理解在哪儿呢？
31
一个男人和女人的遭遇、理解、默契，或许就是生命奥秘的无解之解。
这遭遇、理解、默契，不仅能承担起任何外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且能承担起历史、承担起社会。
32
意志是自我状态，它应是自在的，不受外人和外物的干扰。
意志给心灵筑起保护的城墙，不，意志使心灵变得坚强、有韧性，它本身就是心灵的支架。
无论心灵，无论意志，都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支撑。
它们都是独立自足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有独立自足的心灵和意志，才有亲人、朋友，才有自足的欢乐和痛苦。
唯有爱人是例外。
因而爱是梦想。
33
爱，包含着恐惧，因为它是毁灭或再生。
当一切失望、遗憾，一切完整、真实，都要在一个人身上得到弥补时，这怎能不会把每一点微小的不合，变成疯狂的诱因。
34
人生总有退路，即冷漠。
如罗洛·梅所说，冷漠是爱与意志的退缩。
其实关键在于是意志的退缩。
想起一句遥远的话：人的意志是在最容易被击溃的时候检验出来的。那是青年时代当和谐的外部环境第一次变成急风暴雨的袭击时心头涌出的歌声。那时不顶住就会被击倒。
但意志更重要的是进取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意志即走向他人和世界的力量。它意味着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扩大自己的空间和视野，意味着在悄无声息的孤独中仍然给他人光和温暖。
爱是不熄灭的渴望。
仅有爱没有意志，爱便失去力量；但没有爱，意志就只是徒然的坚硬。
35
天堂和地狱都藏在我的心中。
炼狱即是延伸着爱和温暖的渴望。我的人生之途即炼狱之途。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6:28 编辑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6:33 只看该作者
-
书斋妄想
出 版 社：中国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9-1
出 版 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0-7-1
出 版 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7-1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3-1
出 版 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2-1
出 版 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8-1
□李长声
书斋是读书写字的空间。
家有书斋,足见其住居宽绰,令人艳羡。或许也表明有学问,学富五车——这个成语已过时,如今搬起家来,那是要动用卡车的。登门造访,观览书架起码有两个作用,一是遮掩做客的尴尬,二是窥见主人所好。仿佛天天坐在书斋里读书、作文、待客的周作人写道:“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掂出一点斤两来了。”这话也有几分没道理,听说钱钟书学问那么大,心思那么深,家里几乎不藏书,斤两如何掂得出来呢?
作家的书斋是制造文学产品的作坊,大小好坏,兴许对创作也会有影响。有的作家不喜欢关在书斋里面写,到咖啡馆要一杯咖啡,思如泉涌,或者住温泉旅馆,以旅人的姿态写,例如川端康成写《雪国》。谷崎润一郎特意去伊豆半岛写,和式旅馆不备桌椅,要换到洋式旅馆,乘巴士转移,途中遭遇关东大地震,此后举家移居关西之地,文风也为之一变。
苏格拉底走着思考,躺着思考,和人对话思考,书斋是街头或广场。英国15世纪以前书是朗读的,作为共同体行为的读书也无需书斋。日本的传统房屋没有书斋这种独立空间,把自己和书关在一个人的世界是对于家人的疏离。农家和商家的家不单是住处,也是劳作的场所,现在东京也常见前店后家,譬如旧书店。明治时代有书斋的,只是所谓知识人,为数甚少。夏目漱石的书斋铺绒毯,当中置紫檀书案,周围立书架,不许家人进。日常生活中发生不愉快,他立即躲进书斋。
书斋不仅是读、写之类文化行为的圣域,也是独处的清净之地。大正时代改善生活,改良住宅,兴建西欧式个人主义思想的居住空间,叫文化住宅,书斋兼客厅。书架是西洋家具,摆在客厅里充当装饰,也是个文化符号。对于读书人来说,书架是必需品。战败后复兴出版业,一度掀起全集热,《昭和文学全集》、《现代世界文学全集》或什么全集,家家跟风买一套,使作家先富起来。时代一变脸,各种家庭电器纷至沓来,住宅仍然像兔子窝,书架及藏书就只好让位,倾巢丰富旧书店。日本父亲们在家里占有专用空间,上世纪80年代为百分之四十,本世纪初将近百分之六十,多数当书斋。年龄越大占有率越高,大概是孩子离巢独立,腾出了地方。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书斋大众化,不再为富贵人家所特有。个人所据有的空间日见扩大,偏偏这时候,开玩笑似的,出现电子书,好像有孙悟空的本事,占据空间的书本被大大缩小。2010年美国发售iPad,对读书、出书是一个冲击。它备置了一个“书斋”,可以收藏电子书。日本人善于改造,便有人把自家的藏书扫描,收在iPad里。这个书斋的空间是16GB,一册书电子化,所占也就5MB,一千册才5GB,一壁书架而已。这样就可以携带千百册图书上下班,四处游走,像蜗牛一样背着书斋,随处阅读。有的书被读过,可能就变成鸡肋,不妨收藏在iPad里,说不定哪天念旧,还可以拿出来嗍一嗍。不过,书被拆开来扫描,残骸只能送去化纸浆,可就断了旧书店的货源。日本曾发生书堆倒塌压死人的事情,好像香港或台湾也出过,或许死在书中是所愿,但毕竟凄惨,iPad之类电子阅读器“书斋”,哪怕发生大地震,也无须担忧。多少年来人类创造了书斋及其配套设备,譬如下面可以伸进腿的桌子,但纸书本电子化,甚至书斋电子化,变成便携式,必然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当然,喜爱纸书本,满架图书,一览形形色色的书脊就是个乐趣,那就继续保留传统的书斋罢,像古董那样增值也说不定。
住居追求洋式,想来书斋也极尽其洋,譬如17世纪巴洛克式或者18世纪洛可可式,但中国图书的外观似乎太简素,虽然开本越来越大,只怕还是不相配。安德鲁·朗格以编写世界童话闻名,还写过一本《书斋》,说19世纪,“大书斋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现代爱书人渴望的不是书页的数量,不是常见装帧的书山,不是神学的二折本,不是古典的四折本,能拥有几册具备个性和气派的书籍、印刷装订的杰作,或者以往闻名的搜集家、政治家、哲学家、已故美女们的神圣遗物,那就满足了”。(据日译本摘译)
好像现在一般叫书房,不大叫书斋,莫非因这“斋”字,空间如神在。书斋甚至比寝室更具有私人性。一进书斋,心便静下来,或读或写或思。反过来说,心静何处非书斋。不去按眼耳鼻舌身的快门,游离于现实,精神自适,任是闹市长椅也能当书斋,这是大庭广众之中的最私人行为,孤独而沉迷。躲进小楼成一统,那就是躲进书斋的意思罢。日夜生活在喧嚣的都市里,还得为五斗米竞折腰,不妨把书斋当作隐遁的陵薮,所谓隐之为道,大隐住朝市。把书斋曝光于天下,就不好隐遁了,这种书斋或许本来就是住宅面积的富余。
◎李长声,学者,现居日本。
-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6:37 编辑 ]
引用报告回复 TOP
7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11-6 07:00 只看该作者
给你介绍几本有关书的书
天火

阅读的狩猎
作　　者：网络与书编辑部 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6-1
内容简介
我是在韩国生长的华桥，1974年来台湾上大学。
在韩国的时候，中国人本来人数就少，生活上各种机能难以齐备。其中，书店以及书店里的书籍，就更少之又少。更何况，我居住的城市还不是汉城，而是釜山，情况相形更差。
在这样一个境里成长，后来我还可以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甚至后来进入了出版业工作，固然有太多命运中不可预料与解说之处，但是多年后再仔细回想，也发现其中来是有一些基本的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不论在多贫瘠的环境里，最起码，你要遇上那幺一两本书，会在你生命中种下一两颗神秘的种子。我要感谢自己的父母亲，他们一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帮我取得阅读与求学的机会，一方面他们收在家里并不多的一些书籍里，就让我找到了一颗那样的程子。（这段过程我写在本书《阅读的狩猎》一文之中，就不赘言。）
来台湾后，在阅读这件事情上，当然像是进了天堂。尽管在为生宿舍里听本地的学长抱怨当时台湾在书籍上的各种禁忌与限制，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还来不及抱怨的事情。
目录 From Rex　Hunting for Knowledge之外
Part 1 狩猎的历史 The History
阅读的狩猎（郝明义）
一些阅读生态 （叶原宏）
Maps（编辑部）
书籍的失传与再现及相关现象（叶原宏）
Part 2 禁猎的历史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story
人类的「书仇」心理（种冲）
几十年前的往事（沈昌文）
台湾禁书的故事（杨渡）
一些禁书的理由（叶原宏）
Part 3 猎人们 The Hunters
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唐诺）
书林穿行断简 （葛兆光）
《爱丽丝梦游仙境》之狩猎阅读始末（朱衣）

一个人——网络与书
作　　者：网络与书编辑部 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5-1
内容简介我们可以把阅读当作是给大脑的一种饮食，阅读就是供应大脑的养分。本书以人类六千年阅读的历史与发展为主题，从图像到文字，如吴哥窟壁上的雕刻，到古腾堡的活版印刷；再从文字回到图像，如WWW（全球资讯网）的使用，全都是一种阅读。此外，还介绍七个和网络相关的人、四个谈书的观点、历史名的读书地，以及几米和谢春德的访问。
《一个人》该书除了回顾历史上的隐士、孤独的人外，面队单身与个人化的社会趋势里，则探讨了一个人生活的本质、态度与自处方法，以及在爱情和婚姻之间选择“一个人”的得失。
目录 一个人终究得面对一个人的问题
Part 1 在城市里
一个人的声音
一个人在城市
Alone in New York
如何设计一个人的快乐或者感伤
Part 2 在历史中
问世间，孤独为何物？
午后七点零七分似水成波
从圣安乐尼至陶渊明
西方历史和一个人思想相关的笔记
中国历史和一个人思想丰关的笔记
Maps
Part 3 在爱情与婚姻之间
一个人的超连结十二则

网络与书14——阅读的所在Space for Reading
作　　者：网络与书编辑部 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5-1

阅读趣——网络与书系列
作　　者：网络与编辑部　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9-1
内容简介在阅读的森林里探索前行，需要热情在摸索中不臻迷失方向，需要主张。
目录
《阅读的风貌》：
密林里寻找一片树叶的探险
阅读的风貌
网络出现之后的阅读
有关阅读饮食的十二事
你是冰淇淋怪兽，还是食欲旺盛的暴龙？
有关阅读的八本书
有关阅读的二十三个网站
E世代解忧七帖
古墓奇兵与元朝间谍
一本书翻出吴哥窟失落的历史
卡尔维诺与塔罗牌
仰望数位星空的地图
美食与思想的胃纳
用耳朵听的小说

书的迷恋
作　　者：网络与书编辑部 编
出 版 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9-1
内容简介《书的迷恋》是《阅读的狩猎》的对照之作。 《阅读的狩猎》，是想看看有哪些人为什么又如何为书的内容而寻寻觅觅，可以说是在谈书的软体在如何为人所追求。换句话说，比起拥有书籍的本身，他们可能更看重获取书里的知识。 《书的迷恋》，则是想看看有哪些人为什么又如何为书的实体而执着不已，可以说是在谈书的硬体在如何为人所喜好。换句话说，比起获取书里的知识，他们可能更看重拥有书籍的本身。
从迷恋到痴狂，我们对书的情绪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本书要讨论的是，为什么人对书的实体那样执着？比起获取书里的知识，他们更看重拥有书籍的本身。中西古书在形态和市场价值上差别如此大，我们不能不沉思其背后的许多因素。本书探讨：书籍形态的发展、书痴的狂行与精神面貌、分享他们搜书、藏书和护书经验，及如何展现自己的收藏。
目录
不需要理由的迷恋
Part 1 说痴
问世间，书是何物？
藏书行为的后现代启示
有人问我关于“书痴”的事
书痴的种类
偷书者的秘密文件
温和的疯狂
毛氏之书走天下，供奉子孙喝好茶
Part 2 迷恋的价值
中西藏书文化之别
一本1174年中国古书的结构分析
一本1673年西方古书的结构分析
一个台湾女婿的观感
古书的土壤和价值之一

阅读的风貌——网络与书
内容简介
书籍，是一种传统型态的网络。网络，是一种新型态的书。这样一个重新探索阅读的计划，因此名为Net and Books——网络与书。
“网络与书”希望跨越纸本书籍与网络阅读的界限之外，也希望从许多方面跨越地域的界限。
这个计划的每一个主题、每个主题探讨的书籍与网站、写作者、工作方法，都希望跨越地域的界限。
要跨越这么界限，我们必须将本身的立场尽可能地缩小，最好只回归到一个原点。
在我们自己某个地域、某个专业、某个身分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读者。没有一个读者一定高于另一个读者，也没有一个读者的经验等同于另一个读者。
在知识的密林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摸索前进。
面对这样一个密林，每个人发言的时候，不应该是因为自觉站上了什么高度，而应该是想把自己摸索、颠簸的经验，中途遇到陷阱的困顿，以及寻找到那片树叶的惊喜，和大家分享。
希望所有的读者参予这个分享。
目录
密林里寻找一片树叶的探险
Part Ⅰ 关键点
阅读的风貌
网络出现之后的阅读
Reading Maps
有关阅读饮食的十二事
你是冰淇淋怪兽，还是食欲旺盛的暴龙？
Part Ⅱ 阅读推荐
有关阅读的八本书
有关阅读的二十三个网站
Part Ⅲ 阅读笔记
E世代解忧书七帖
古墓奇兵与元朝间谍
一本书翻出吴哥窟失落的历史
卡尔维诺与塔罗牌
-
[ 本帖最后由 天火 于 2010-11-6 07:12 编辑 ]
-
二手书潮
文：梁文道　讀好．專題

本雅明的藏書哲學
搜尋舊書之樂樂何如，引來無數英雄英雌競折腰。有關
舊書的書，更是能夠裝滿一個專門的圖書館。然而，
在所有愛書人當中，一切關於舊書的寫作裏面，就有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能夠把書的收藏提升到哲學層次，奠定了現
代藏書理論的形上基礎。
這位二十世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德國思想家是個超級書迷，雖
然一生清貧，但還是逞能參加拍賣會，寧願節衣縮食，也要贏
得自己鍾愛的書籍。他的《打開我的圖書館》（Unpacking My
Library - A Talk about Book Collecting）收錄於文集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內，中譯本為《啟迪》談藏書心得，雖
然短短十數頁，但已成經典，凡自命愛書者，皆不可不捧而讀
之。

彼此重生的機會
為甚麼收藏舊書這麼有意義呢？本雅明認為：「在收藏家的意
識之中，每本書最重要的命運就是與他自身的相遇，與他的藏
品的相遇……對真正的收藏家來說，得到一本古書無疑是這本
書的新生。……讓古老的世界復活─這是潛藏在想得到東西
這一收藏家的願望中最深刻的衝動。」這段名言的意思是說每
一本書都有它自己的身世，尤其是曾經給人擁有的舊書。那些
舊書被翻過的痕跡和被折過的頁角記錄了舊主閱讀它的歷程，
上面的畫線和評語說明了身處另一個時空的讀者的眼光與心
得。偶而你還會在書頁中發現一些水漬，那可能是一個寂寞讀
者感傷的見證；有時書裏夾帶了一張權充書籤的宣傳小卡片，
或者一枚乾枯的葉脈，那則是古老世代的氛圍與逝去霞光的銘
記。甚至一本乾乾淨淨的舊書，也隱密地收藏了當年把它買回
去的那個人的慾望與心情。如果這一切都被封存在一本書裏，
無人聞問地停在倉庫之中或者舊書店的櫥架裏頭，那麼它就一
直是個古墓般的祕密，既然不被發現，因此也就毫無意義。
不過，要是你把它買了回去，這些古老的記憶和它們那片段體
現的那個失去了的世界，就會靈光一閃地再現於此時此刻，重
獲新生。在這個意義人生，任何一個舊書的收藏者都是過去祕
密的發現者，而那古墓門穴重啟的一剎那，就是「Eureka」（見
註釋）的光輝時刻，就是書本與藏書者命中注定的相遇。
那麼，本雅明又為何要強調「與他的藏品相遇」這一句話呢？
讓一本新買回來的書與已有的藏書相遇，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本雅明在此談的已不限於搜尋舊書，也不只是包括購買新
書在內的藏書，而是所有種類的收藏了。
從藏書反映的慾望、心願與想像
本雅明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不過他是一個染上了神祕主義色彩的怪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對於人和物的關係有出色而獨到的見解，他很關心人的異化問題，覺得資本主義會把人變成一堆物品。例如今天我們談教育，想的往往不是人格的育成與啟發，而是未來經濟所需要的生產力，所以香港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門叫做「教育及人力統籌局」；又如一個僱主，對他而言，手下的人無非就是一羣各有價格的工具。如果一件工具無法發揮相應其價格的應有表現，那麼他就要在人力市場尋找更理想、更划算的商品，也就是另一名新僱員。

所有的書，所有的收藏品，本來也都只是商店裏、市場上待價
而沽的貨物。可是本雅明認為，一旦你出價把它們買了回來，
它們就從商品本身的奴役狀況裏解放了出來。為甚麼買一個東
西反而是解放它呢？這就是本雅明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特別之處
了，對他而言，交易不是一個令物品變成商品的手段；相反
地，交易才是使得商品解脫市場經濟枷鎖，回復其物品意義的
真正方法。就像《一千零一夜》裏的王子在人力市場上買了一
個女奴，解開她的手銬，使她成為自己擁有的非賣品一樣。你
買了一件東西，它就變成了非賣品，它不再無名無姓，也不再
只是抽象的，只有價格意義的貨物；它重新成為一個具體的、
豐富的物件。因為購買它的人會把它放在自己的生活之中，給
予它獨特的位置。
任何一個人的藏書都有一定的秩序，他或許按照作者的姓氏分
類，或者按照書籍的內容分類，也可能為了美觀的理由把同一
個出版社出版的書列在一起。就算他的書房一片混亂，看來毫
無分類可言，其實這裏還是有一個隱密的秩序。這種藏書的秩
序反映了藏書的世界觀，他的偏好和人格。一個人是甚麼樣的
人，我們完全可以從他的藏書裏頭看得出來。它們的數量、內
容，以及存放的方式，都說明了一個人的慾望、心願與想像。
同樣的一本書，比如說《紅樓夢》，在某人的書櫃裏可能與其他
中國古典小說並排，而另一個人卻很有可能把它放在清史的旁
邊，或者還有一些人會將它置於牀頭，方便入夢；所以，當一
本《紅樓夢》還在書店的時候，它只不過是個標了價格的印刷商
品，只有在被買回去，納進一個人的藏書世界裏，「與他的藏品
相遇」，成為秩序中的一部份，才真正有了意義，對藏主個人而
言的意義。它在藏主的手上重獲新生，而藏主的生活也因它而豐
富。正如本雅明所說：「對於收藏家，在自己的書架某處，才有
所有書的真正自由。」買書，其實就是書與人的彼此解放。
舊書潮
尚書吧與孔夫子舊書網

舊書怎樣可以成為潮流呢？
想起舊書只會令人聯想起「雜架攤」，或者躲在舊唐樓內的二手書店。內裏堆滿一座座小山一樣的舊書堆。陽光從窗門射入來，塵埃飛舞，在書堆中充滿一種「霉」味。
去年中深圳新的書城中心開了一間尚書吧，從門口看來像是賣古董，但原來是一間二手書店Crossover紅酒吧及茶館的概念店，書吧這東西在深圳並不新鮮。前年已去過福田另一間由一位美女文化人主持的書吧「物質生活」，但以舊書為主題的相信是第一家，開業以來也受到深圳與香港媒體追捧。因為設計典雅，以中式古舊傢俬作室內裝飾，很有品味。策畫這間書吧的是幾個在舊書網站活躍的愛書人，其中一個網名「馬力」，開這間書吧是為了給愛書人的着腳點，談天說地；所以飲品訂價大眾化，與環境不成比例。顧客躺在古舊的大牀上看書，看得累了便倒頭大睡，清人李漁認為一邊閱讀，一邊入睡是最佳入睡方法─在尚書吧的昏黃燈光下，根本無法聚精會神看書。這裏賣的是一種氛圍，但對有志尋二手書的，卻但另有一番光景。
據說研究張愛玲的上海學者陳子善老師來到尚書吧，一進門便去挑二手書，然後一面疑惑走出來，手上拿着一本舊書，上頭有陳老師自己的簽名，但卻不認識上款這位仁兄。這事成為尚書吧流傳的奇談。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福中一路中心書城南區首
層東南角
聯絡電話：0755-23992129
網址：www.shangshubar.com
營業時間：10:00am - 02:00am
交通線路：中心書城站/兒童醫院站/蓮花山公園
站/少年宮站/市民中心站
10/ 14/ 15/ 25/ 34/ 35/ 38/ 41/ 54/ 60/ 64/ 65/ 71/ 105/
K105/ 107/ 108 / 111/ 215/ 221/ 228/ 235/ 236/ 237/
243/ 502/ 383/ 371/ 374/ N9/ 391/ 350
地鐵：乘坐地鐵一號線到會展中心站，轉乘四
號線到少年宮站（D出口）
內地舊書交易十分流行，在北京出名的就有琉璃廠、潘家園、報國寺等書攤。近年舊書網上交易大行其道，2004年創辦的有「緣為書來網」(www.ywsl.com)是其中一個具影響力的網站，這裏經常有精品拍賣。而最大規模的舊書交易網站可算是「孔夫子舊書網」(www.kongfz.com)，是目前全中國舊書店的交易平台。這裏有全國舊書店專頁，也有網上拍賣及討論區，「孔夫子舊書網」的創辦過程是一個激勵人心的故事。孫雨田是個愛書人，1999年在西山財經大學畢業後到北京工作。2002年自己開始做校園二手書，起步十分困難。他是在眾多愛書網友協助下，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目前「孔夫子舊書網」平均每日有一千本書拍賣，共有十萬名註冊網友。至去年底有全國一千九百間舊書店加盟。交易額一年估計是一億。根據《瀋陽日報》報道，創辦人孫雨田一直拒絕其他企業收購建議，堅持自己辦下去，義務為各舊書友服務，他並未有因為「孔夫子舊書網」的成功而發達，成為巨富，反而一直堅持着文化人的理想，相信這也許是當年孔夫子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