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杨启先：《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3 04:09:17
关干瑞舆社会民主党和瑞典社会的性质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
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
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
《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公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 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几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斗争”；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斗争”。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遂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佳，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童。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几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一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瑞典商业的８５％、制造业的９４％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１８４７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２０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像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６０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２００６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５５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２００３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２００６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像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品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６０００多克朗，当时约合１０００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１０％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１０００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１８００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１８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３％至１０％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２８％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７８００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
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衝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我们一直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瑞典社会是一个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考察中，我们曾经非常直率地提出:他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和什么性质的社会?
他们明确地回答:时至今日，他们自己仍然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主要理由是:从瑞典社民党的历史看，在1889年成立时，他们就没有自己的党纲党章，而完全是一字不变地采用了当时由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我们访问时，他们虽然正在酝酿第七次修改党纲，但在其散发的修改党纲的宣传资料中仍然载明: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但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阶级基础是广泛的，但主要是工人阶级。只不过是明确了工人阶级不仅包括蓝领工人，也包括白领工人。……为此，他们还特地邀请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从展览馆的照片陈列次序中可以看出:第一位是马克思，第二位是恩格斯，第三位是拉萨尔，第四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篮亭。……‥
在我们同瑞典社民党的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交谈中，他们特别强调说:他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有条件的，即在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两个字，完整地说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加民主两个字，他们宁肯你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愿你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主义社会，是代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对群众没有吸引力，就意味着不能获得群众的选票，就不可能上台执政，并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
关干瑞典的经济性质。
《考察纪要》说:"瑞典经济的性质，用他们的话来说，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上，实行公有制与私有制混合；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资公配混合；在经济运行方式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混合。其中，最核心的是所有制的混合，因为，只有做到了所有制混合，才有可能做到分配制度与经济运行方式的混合。为什么社会主义耍实行混合经济，他们还以他们党的自身经历，向我们讲了一段很深刻的历史教训。
"据他们介绍，瑞典社民党1889年成立 时，瑞典还是当时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们连最起码的普选权都没有。由于生产力发展和党的水平低，成立时提不出自己的纲领，只好全盘采用了当时恩格斯领导制定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党章"。该党纲明确规定，政治上将通过民主选举，和平过渡取得政权；经济上将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管理等。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在政治斗争目标方式的提法上虽几经变化，如开始提的奋斗口号是。“为争取普选权而斗争”；有了普选权以后．改为提出“为争取进入议会而斗争”；有了议会成员以后，又提出“为掌握议会的多数而斗争”。但纲领中的上述经济目标始终没有变。到1920年选举，社民党和保守的人民党议员加在一起超过了议会的多数(对立面主要为同皇室有关的议员)，但社民党的议席超过保守党，两党遂组成联合内阁上台执政，并由社民党的党魁出任首相。因为内阁是以社民党为主，社民党就有条件推行党纲中规定的经济纲领，开始用收购赎买的办法，在全国搞起来了一大批以国有制为主的公有制企业。但由于没有能够解决公有制企业如何处理好的问题，很快就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效率效益不佳，经济出现了不应有的困难。在1924年的选举中，社民党的选票大幅下降，随即被迫退出内阁，由保守的人民党上台执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把党的执政权也丢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冷静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全党上下讨论，得出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是:瑞典社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必须坚持搞社会主义，但搞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社会化，不是一个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分配的社会化，即对社会财富如何进行公平分配以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利益。与其搞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国家投资很多，付出精力很大，但效率效益普遍不高，创造不出很多财富，要公平分配也没有强大的经济物质基础，那还不如除必须由国家举办的以外，不搞那么多公有制企业，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让私人企业去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由政府合理分配来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更为有利。对于私人企业在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弊病，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和解决:一是通过工会势力在基层进行必要的斗争；一是通过议会立法从上层加以限制。并且根据这一结论，修改了原来的党纲党童。从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到1932年大选重新掌握议会的多数而上台执政，一直连续执政44年，到1976年才又被保守的人民党夺去。在此期间，他们把瑞典从一个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为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为瑞士)。从1976年到现在，虽然政权几经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民党执政。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全部国民财富的社会化分配部分，按国家财政收入一年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计算，达到57一58%。从而有条件把瑞典建成为一个世界上社会福利最多的国家，使分配社会化的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到了淋漓尽致。"
瑞典商业的８５％、制造业的９４％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１８４７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２０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像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６０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２００６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５５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２００３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２００６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像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品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１９９０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６０００多克朗，当时约合１０００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１０％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１０００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１８００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１８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３％至１０％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２８％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７８００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
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衝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