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思想的排比句和逻辑缺损

催眠思想的排比句和逻辑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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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催眠思想的排比句和逻辑缺损

公共话语伦理和价值观  （8之6）

法国有一个群众心理学家，叫勒庞，他有一本书，中文翻译是《乌合之众》，群众为什么特别愿意受到宣传和受到鼓动呢，古希腊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刚才跟大家说的传授排比句。排比句可以让听的人产生一种虚幻的愉悦感，像是被催眠似的进入一种不思考就相信的盲从状态。排比句是一种很有用的宣传鼓动手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里的宣传排比句特别多，用数字说的全是排比，五讲四美、八荣八耻，大家可能很难说出详细的内容，但是一定记住了数字。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材料，科学发展观，三句话，念给大家听听：“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排比的非常好。我现在换一种排比，每一句话拿掉两个字，第一句话我将党员拿掉，“干部受教育”，这跟党员干部受教育没有什么区别吧。第二句话我拿掉科学，变成发展上水平，也可以啊，差不多。第三句话我拿掉人民两个字，群众得实惠。意思没有变化啊。如果意思没有变化，那么前面六个字：党员、科学、人民就是多余的，凡是多余的都是假大空，都是没有用的。但是放上去之后你觉得很充实，很深刻，根本感觉不出它的空洞，这就是宣传的特点。

    大家仔细看排比，有时候四句话的排比，拿掉第二句也没有问题，为什么要加在一起呢，面面俱到。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局长的水平高，每次的报告排比句多的不得了，我说这个局长不是水平高，而是能宣传，因为这一套话语掌握得好，只是一个技巧的问题。他所有说的话都不是自己的，跟他自己的水平一点关系也没有，他都是听来或者是看来的。

我刚才说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了亚里士多德情况就不一样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修辞和逻辑、城邦政治、城邦体制、伦理和公民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是有政治意识的修辞研究。在中国，他的《范畴篇》、《论题篇》、《辩谬篇》、《修辞学》、《解释篇》、《前、后分析篇》的政治学意义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举一个例子：在《辩谬篇》他分析了两类共13种谬误，是从研究大量诡辩例子中总结出来的。“诡辩的逻辑错误”中有一种是“在语词拆散使用中造成意义混乱”：“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这里混淆了整体与部分的不同意义，变成似是而非的诡辩。主持人刚刚说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还有一种叫中国式逻辑，所谓的“中国式”或具有中国特色，现在常常被随意加到任何一个特定的概念上，把它扭曲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诡辩概念。

    亚里士多德是一个非常有科学头脑的人，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特别喜欢研究逻辑学，提出了三段论法和缺损的三段论法，平时我们说话不注意其中的区别。三段论法其实很简单，所有学过修辞的人都知道。比如我说，人是要死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亚里士多德是人，所以亚里士多德会死。这一句话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换一个说法就不对了，我说亚里士多德的老子死了，亚里士多德也会死。这个话，你们听听看逻辑通不通。这里面省略了一个东西，一个有缺损的中间逻辑联系。我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父亲死和亚里士多德死当中并没有绝对的逻辑关系，这跟我前面说的三段论法是不一样的。这好像是我在随便举一个例子，跟政治、跟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记得文革中的一句话：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就是一样的逻辑谬误，有缺损的三段论法这在我们的公共话语里很多，甚至成为名正言顺的社会不公正规范，农民的子女必须是农村人，民工的儿子，他老子是民工，他也是民工后代，社会身份决定了农民的子女将来继承什么样的身份，所以很多逻辑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它包含着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

    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他的重要性在于代表一种我们很熟悉的功利主义话语观，他认为话语最根本的价值在于能够实现目的。他当时是写了一本书《君王论》，提出一个看法，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使用话语欺骗的手段，公众很轻信，容易腐蚀，只要能够说服公众，使出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老百姓善变无常，要让他们相信什么事情都不难，但是要让他们一直这么相信很难，因此必须要有所安排，在他们不再相信时，要强迫他们继续相信。他提出的宣传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断的说，就像是勒庞所说的，要不断的断言，重复，让他们互相传染，而且宣传的最后面一定要有强制力，宣传的后面一定要与之配合的强制行政手段。

    马基雅维利说的是一种很典型的蛊惑宣传和暴力统治愚民驾驭老百姓的手段，他对君王建言说，人人都可以看到你表面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作为君王和统治者，并不需要具有优秀的品质，但是必须看上去有优秀的品质，你必须看上去要有同情心，言出必行，对老百姓好，很坦然、很虔诚，但是你必须要有善变的人性，知道在需要的时候任何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跟后来现代政治里不断出现，特别是像希特勒、斯大林、红色高棉这样的一类集权统治不断的出现。马基雅维尼的非道德修辞说在西方一直没有成为主流。同样是在16世纪,其他的修辞论者,如菲利普·梅兰希通，德国宗教改革家，人道教育家。作为马丁·路德的亲密同人，梅兰希通对宗教改革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一部英语修辞学论著的作者库克斯、伊丽莎白一世的国务秘书威尔逊,他的《修辞艺术》从1553到1583年再版了8次。他们对修辞伦理的论述与柏拉图、与古罗马的西塞罗和昆体良是一致的，强调修辞就是以符合伦理和道德的目的，去好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