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只是你以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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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明治的体格，江户的魂

    阿马蒂亚·森一再提醒人们，不要忘了经济与伦理密不可分，不要忘记所谓“生活质量”，不仅包括收入水平，还应该包括健康、教育、人权、社会关系等一系列要素。他说，假如人们的生活标准提高了，却因为消费得起更多的食品而健康水平下降，这样的G DP(国内生产总值)谁需要？(《生活质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可是，在面对闪闪发光的宏观经济指标时，不少学者和普通人一样会被忽悠，看不见G D P的图表上一片猩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一般来讲，收入水平上升了，生活质量的确也会上升。但是历史提供的反例并不少。比如现在被称为人类最伟大发明之一的抽水马桶，甫一问世就广受欢迎，却曾导致伦敦瘟疫肆虐，民众生活质量下降。原来从马桶里冲走的排泄物严重污染了他们的饮用水源泰晤士河。再比如，工业革命刚开始，经济是起飞了，人们的寿命却缩短了。因为工业污染比以前严重得多，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也是空前的。美国历史学家苏珊·B·韩利还举过一个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矛盾的例子。她说，日本明治时代吃得起精制大米的人多了，可是很多人却患上了维生素B缺乏症，甚至有皇室成员因此死于脚气。(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正是秉持阿马蒂亚·森对生活质量的看法，韩利在她的著作《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里要努力矫正人们对日本历史的固有观念。简单概括起来，那个观念的意思是“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国家”。

    毫无疑问，GDP是以上固有观念的基石。像考察同时期英美等国家一样，人们用它来衡量日本，于是得出了那样的结论。可是大家却忽略了，用G D P这个指标去考察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日本(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在缺乏现代国家能力的前工业化时代，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没有可信的人口数字，也没有实现全面的货币化，现在来估算GDP，或者拿GDP做计算依据，可靠性都必然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当时等级森严的日本，GDP也帮不了太多忙。它既不能提供多少有关国家经济结构的信息，也反映不出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所以，当韩利以“身体健康水平”这个指标取代人均GDP，人们就会发现，日本的历史形象显得既不熟悉，也不单薄了。

    什么叫“身体健康水平”呢？韩利解释道，身体健康水平的定义是生活标准加上正面或负面的“品质因素”。这些品质因素包括饮用水的洁净程度、营养的质量水平、疾病的发生率、住宅大小和质量等影响身体健康的多种因素。这当然是一个比G D P或生活标准更有趣的概念。不过假如它无法量化的话，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则意义不大。而从韩利的著作里可以看到，“身体健康水平”要做到完全数字化存在难度，但一定程度的量化是可以做到的。

    在《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里，所谓量化是通过品质因素的具体化、细节化实现的。人口数量的变化、收支水平的起伏以及政府文书上的记录固然应该关心，住房面积有多大，地板是泥土还是木板，睡觉铺的是干草还是榻榻米，服装有哪些特点，吃得怎么样，厕所清洁如何，民众怎么洗澡，奢侈品的种类有多少等等，凡是与身体健康有关的因素都要一一予以关注。表面上看，这样做当然繁琐复杂。可是我相信读者一旦拿起书就会放不下，因为作者的见解够新鲜，书中提供的信息够丰富。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强调明治维新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却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误以为明治时代与江户时代是断裂开来的“新旧两重天”。事实上，用韩利所说的“身体健康水平”这把尺子一量，就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是江户时代，而不是明治时代塑造了日本。早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已经确立并定型了。明治维新之后，即使日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技术等等都发生了巨变。可是，一旦老百姓背对那个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仍然可以关上家门，按照江户时代的老规矩过日子。这种长久稳定的日常生活不仅帮助时代革新不至于脱离传统的框架，也使得民众身处变局仍感到踏实和安全，进而较从容地面对未来。形象地讲，明治重新塑造了日本人的体格，江户时代的魂魄没有散。

    不要奢望一篇短评就能概括《近世日本的日常生活》——— 它最有魅力的恰恰是无法概括的那一部分。当然，中国读者还得克服把日本与我们这个擅长一切推倒重来的国度相比较的冲动。只有克服了这种冲动，以及它所导致的沮丧，读者才能得到智性的满足。

    □ 西闪(作家，四川成都)

    文化“菊与刀”概括不了日本人(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今年夏季档日剧流行一部有趣的片子叫《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片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日本学日语，抱着满腔求知热情不断向老师提问，一些看似简单的日常词汇、用语的寓意和来源，却难住了仲里依纱主演的美女教师。经过到处讨教、看书、查典籍，老师才发现自己身为日本人居然对每天在用的日语如此陌生。也许，日本老百姓对很多卷帙浩繁的有关日本人论的著作也会产生类似困惑，书中描述的日本人的种种一定会让他们觉得匪夷所思。

    同时看《面具下的日本人》、《何为日本人》两本书，会得到一个分裂的答案：日本人确实是一个超逸于其他族群的民族，看似自相矛盾却又自得和谐之乐，处事极端却处处是人性化、精微的关照；日本人之所以成为日本人，只是因为他们受环境、地域限制，更勤奋、更苛求自己，喜欢动脑筋而已，成为发达国家并无太多秘诀，和其他国家别无二致，怪力乱神的东西每个民族都有，只是日本现象被刻意放大了。

    独特的文艺镜像里的缤纷妖冶

    影评人出身的荷兰人伊恩·布鲁玛(Ian Burum a)，二十多岁就跑到日本学习、生活了很多年，后来搞起了新闻和文化评论。他对日本的兴趣比较非主流，他的观察和书写视角，依然是一个外来者对日本生活的新奇观察，少不了偷窥式的快意和恣肆，缺少融入式、普适性的发现。他从远古日本的天神崇拜发轫，通过阐释当下通俗文化里的电影、漫画、戏剧、娱乐活动，来窥探日本人精神生活中怪异的正常、分裂的统一，以及神祗、宗教、武士观、母性崇拜这些古典精神内涵的现代性延伸。

    日本通俗文化中充满想象的暴力，开放包容兼具怪诞的性观念，病态的艺术审美魅力，这些后现代滤镜之下的光怪陆离，成为伊恩·布鲁玛眼中解剖日本的最佳素材，洋洋洒洒，成就了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亚文化研究著作。因为文艺青年出身的缘故，伊恩·布鲁玛的笔法和观察方式偏向于文艺，不见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只见独特的文艺镜像里的缤纷妖冶。这些对研究日本战后亚文化的成因和背景可能有一些关照意义，但是揭秘式的解读，主观感性色彩浓郁的叙述，有趣却不足以当成严谨的日本学研究。

    伊恩·布鲁玛在用沟口健二、若松孝二、小津安二郎、今村昌平的电影，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的小说，来揭示日本人的性格，并没多大新意，倒是带有影评人的即兴色彩。这些导演、作家分别代表了日本文化的两个极端，然而，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肯定是介乎这些之间或之外，除了风俗、习惯、审美差异，日本人的主流价值观应该和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差不多，用艺术世界里的虚像来判定现实中的日本人。

    给不认识日本的人看见“光”

    外来人以第三者的旁观角度去研究异国文化，才客观真切，还是这个民族自己的学者自己来观察审视，才是最好的书写角度，这是很多读者在阅读此类图书时的一个疑问。《何为日本人》作为一本日本学者的日本人论著作，阅读的第一感觉像是在读一部普及常识的教科书，事无巨细，绵里藏针，娓娓道来。作者将日本历史划分为“骨的时代”、“职的时代”和“名的时代”三个部分，并从日本文字的创制、家国观念的形成、律法与宗教的诞生、经济模式的创建等方面，为读者介绍了一个朴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文字浅显信息量很大，内容平实有力，针对日本人的文化基因做了一次追本溯源的分析，具有相对客观的说服力。

    山本七平是一个严谨专注的文化学者，书中看似枯燥的日本文明史、文化史、近代史互相交叉杂糅，认真看完却能隐约明白日本为什么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进行明治维新，并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脱亚入欧和亚洲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然而这些和“菊与刀”没有太大关系。山本七平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很多人看日本只看了“暗”面，没有看到“光”面。“暗”显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更不能代表多数日本人的生活、审美、价值观，他的研究就是给不认识日本的人看见“光”。

    走出“菊与刀”的思维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一书开篇说道“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他认为很多游客、探险家、记者之类的人物，带着相机跑到一个国度，照照相，吃喝玩乐，发现一些声色犬马的异趣，就跑回家去告诉别人说看懂这个民族了，这种事情很好笑，真正的人类学家不是这样搞研究的。这番话对于文化学者同样受用，很多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研究，还处于窥探和揣测阶段，深受“菊与刀”思维影响，所形成的文字也必然老调重弹，或者促狭偏执。

    这两本关于日本人的著作，对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会不会都是太过陌生而艰涩的东西？当他们在书店里碰见这类书，会不会产生阅读的兴趣？看完了能找到认同感吗？如果不是，如果他们阅读村上春树、东野圭吾的愉悦大于这些书，那么我还是继续去追看《日本人不知道的日语》，和日本民众同步在日剧里接受关于日本和日本人的常识性教育。

    □ 内陆飞鱼(自由撰稿人，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