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04:100人的阅读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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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04:100人的阅读视界

2003年11月《新京报》创刊之际,《书评周刊》应运而生。操作国内第一份大众意义上的书评周刊,一年来,我们诚惶诚恐,又满怀信心。诚惶诚恐是因为我们在开拓新路,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从来没有历史包袱;也正因为此,我们同时又满怀信心,没有传统就是我们的最大优势。
    2004年的文化出版界,因为有了《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参与而更加精彩。
    无论从制作的模式,还是操作手法上,我们的每一步都在尝试创新。2004年底,作为一种试探,也是对自身的检阅,我们操作100人的阅读特刊,无非是在继续我们的创新之路。
    幸运的是,我们的设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作家安妮宝贝、陈村、池莉、格非、海岩、李辉、莫言,学者陈彦、丁东、江晓原、刘绍铭、王缉思、朱大可,艺术家陈丹青、方振宁、吴文光、余隆,出版业界人士黄集伟、金丽红、石涛、小宝、杨葵,传媒界的江艺平、敬一丹,以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如高耀洁、谢军、董桥等纷纷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亲自为我们撰写文章,回顾了他们在2004年的阅读状况。
    在回答特刊问题之一“今年你印象最深的一本书?”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的作家和学者都选择重温经典,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反思今天的出版现状。与《书评周刊》的姿态和立场吻合的是,我们一直是出版产业界的积极推动者和建设者。
    而在回应“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他们给出的回答尽管千差万别,但是都同样引发我们思考:好书应该有现实情怀;好书应该有幽默感;好书应该有文本价值;好书应该满足读者不同的需要;好书应该帮助人寻找丧失的心境;好书要么有智慧,要么有创见;要么有性情,要么有艺术之美;好书应该敢说真话、启迪心智;好书应该是出版了30年还有人读的书……
    “多读少读,深读浅读,随遇之余顺便也可随兴。”从100个人的浩大采访中,我们还发现:所有的成功者都是阅读者。100人的答案,其实就是100人的人生。
    就像文学评论家朱大可所说:“对我来说,躲在书房里的缓慢阅读,就是对世界的一次秘密的占有。”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型时刻,阅读给予我们知识、智慧,又或是简单而积极的信仰。无论是知识、智慧还是信仰,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个迷茫的时代穿越假象,看清现实。(□书评周刊编辑部)

100人分类名录
  作家
    安妮宝贝(作家)    北村(作家)    毕飞宇(作家)    蔡澜(美食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查建英(作家)    陈村(作家)    陈染(作家)    陈四益(杂文家)    陈彤(作家)
    陈希我(作家)    池莉(作家)    董桥(香港作家)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海岩(作家)    韩东(诗人、作家)    胡坚(作家)    胡续冬(本报专栏作家)    黄灿然(诗人、翻译家)
    蒋方舟(本报专栏作家)    恺蒂(海外作家)    李辉(作家)    李傻傻(作家)
    连岳(本报专栏作家)    凌志军(作家)    刘墉(作家)    莫言(作家)
    慕容雪村(作家)    娜斯(海外作家)    邵燕祥(诗人)    沈宏非(美食家、专栏作家)
    王海鸰(作家)    吴静吉(台湾作家)    吴晓波(作家)    徐星(作家)    严歌苓(作家)
    于坚(诗人)    余光中(台湾诗人)    张平(作家)    张悦然(作家)    钟叔河(出版家)
    周国平(作家、哲学家)    邹静之(作家、编剧)
    学者
    蔡天新(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陈侗(美术评论家)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丁东(文化评论家)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高兴(《世界文学》副主编)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雷颐(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    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
    平川(旅美学者)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孙郁(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王缉思(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    王铭铭(北京大学教授)    谢泳(学者)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薛涌(海外学者)    余世存(学者)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张柠(文学评论家)    朱大可(文学评论家)
  艺术家
    敖幼祥(台湾漫画家)    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方振宁(建筑评论家)
    幾米(台湾漫画家)    刘小东(画家)    卢志刚(建筑师)    猫小乐(新锐漫画作家)
    吴文光(影像艺术家)    颜峻(乐评人)    余隆(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
    产业界
    黄集伟(书评人)    金丽红(出版人)    解玺璋(文化评论家)    刘苏里(万圣书园)
    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    石涛(出版人)    吴兴文(远流出版公司)    小宝(上海季风书园)
    辛广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    方兴东(IT评论家)    杨葵(出版人)    袁岳(零点公司董事长)
    传媒界
    柴静(记者)    黄基铨(台湾《野葡萄文学志》)    江艺平(资深报人)
    敬一丹(电视节目主持人)    令狐磊(《新周刊》创意总监)    刘仪伟(电视节目主持人)
    苗炜(《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    张修智(《瞭望东方周刊》)    章敬平(《南风窗》主笔)
    知名人士
    高耀洁(社会活动家)    谢军(国际象棋大师)

    约稿采写:王小山  萧三郎 绿茶 术术 张弘 甘丹 周文翰 张璐诗 邓玲玲 悠晴
    特刊制作:萧三郎 涂志刚 绿茶 金秋 牛文怡 邓玲玲 悠晴
    友情支持:南方都市报

 

作家的阅读视野:
                    余光中:认真看了洛奇的《小世界》
    余光中,诗人,1928年生于南京。余光中作品多产,风格多变,近年出版的诗选、散文选、评论选、译作等书近20种。他的《乡愁》一诗传遍华人世界,其他如《乡愁四韵》与《民歌》等,亦颇流行。    2004年出版9卷本《余光中文集》,并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余光中:今年认真看了大卫·洛奇的“SmallWorld”(内地有出版,名为《小世界》),以前都是匆匆翻过。书是“Chang鄄ingPlaces”的续集,讲许多西方学者在学术界、社交界来去,登台较劲,也有私生活的纠葛,一方面讽刺文坛的党派之争,另一方面也讽刺学者的私生活,一明一暗。有点像《围城》,不过后者也写乡下人,“SmallWorld”只写知识分子。我很想翻译,但恐怕很难。
    新京报: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余光中:先决是表达、文字要好;然后我把书分成三类:一是智慧之书,应该一遍一遍读,还需要一边思考,拿生活来印证的,像《老子》、《庄子》这些文学经典就属于这一类;二是实用的书,像百科全书、地图、字典,一天不可缺少;三是消耗品,可看可不看,看过会忘掉的,像报纸、杂志,虽然也有好文章,但一般期刊,都是翻翻看就过去了。
    我有一个原则:不看畅销书,上排行榜的书和诺贝尔获奖的书都不看。“畅销书”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判定书的价值,可信度不言而喻。诺贝尔获奖的书看不看?
    如果是书评家,或者有这个需要;但我把诺贝尔看作是西方的一个文学奖,好书不一定都在西方,诺贝尔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尺子。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您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余光中:我已经退休,已经不需要靠读书来怎样,所以可以凭兴趣去读。但杂事太多,目前多是看艺术类的书,有图片,有评论。传记我也爱看,“不是历史创造伟人,而是伟人创造历史”。今年喜欢看16世纪比利时大画家Peter Brugal的一本书,他的画很了不起,我也想翻译艺术专著,结果是我的大女儿先翻了——书叫《旷世杰作》,讲八个大画家及创作其代表作的来龙去脉。
    另外,时间不多,看整本书不可能,我会在旅途中带“妙语”类的书,平时看一本书很久才碰得到一句的,这么一句两句很值得玩味。“企鹅”、“牛津”出了很多,像“Dictio鄄naryofQuotations”等,也不限于英美的。
    新京报:今年您阅读的非专业书籍有哪些?
    余光中:非专业的有地图册、游记。有人觉得读字典很乏味,但学问越高的人读字典会越觉得有趣,像钱钟书。字典里有字源,可以触类旁通,对写文章很有帮助。现代人读书的时间很零碎,我时常是为了去写一篇文章,或要澄清一个观点,就去看一本相关的书,这是学以致用。这样像滚雪球,越看越到家,很多作家、学者都这样有选择地看书,范围很广,也能融会贯通。

 

 莫言:一本真实的《骑兵军》
    莫言,当代著名作家,著有《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等。
    我比较关注的自然是文学类的书,但我也会看一些杂书,譬如《坐火车旅行》、《鸟类迁徙之谜》、《马图鉴》等。
    文学书今年我读了前苏联作家巴别尔的《骑兵军》,薄薄的一本小书,严格地说不是小说,而是随笔。这本书在当时的苏联,引起过激烈的争议。那位著名的红军骑兵元帅布琼尼曾痛骂作者,但高尔基一直为此书辩护。这本书对红军骑兵的描写,毫无疑问是真实的。这本书让我联想到中国的战争文学,在所谓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编造的都是谎言。
    我认为一部好的书,应该是有鲜明个性的书。这样的书里很可能有败笔,但只要有个性,就比那些“没有毛病”但也没有个性的书有价值。

邵燕祥:好书过眼,发人深思
    邵燕祥,当代诗人、作家。著有《献给历史的情歌》、《在远方》、《如花怒放》、《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诗集,还有诗评集《赠给十八岁的诗人》、《晨昏随笔》,杂文集《蜜和刺》、《忧乐百篇》。从1980年前后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又写了大量的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今年出版自传性文集《找灵魂》。
    好书过眼,发人深思。此书又有声,“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的歌不时响起。这首歌是西南联大校歌,这函书是《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并附大型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光盘五张。张曼菱编撰并制片。书是2003年春出版,当时没去买,后来买不着,一年半后才从友人处得到。问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印象深的不止一本,而这一函纸面文图和片中光影相得益彰之作,刚刚过眼过耳,纷繁的思绪挥之不去。
    今天是12月1日,我知有西南联大,正是从58年前听说那里的“一二·一”开始的。中国各种纪念日多,不及年年纪念,只能逢五逢十;再过两年,就是“一二·一”运动60周年。
    记忆如一个人的灵魂,没有记忆便等于行尸走肉;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忘记了历史何以图将来?这是我近年来找纪实书看的缘故。
    那个看来遥远的“一二·一”原本是个惨案,发生在1945年的昆明。那年4月4日,联大学生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国是宣言》,提出:“立即……组织联合政府;立即取消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所有爱国政治犯……”宣言所提要求,与随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精神是一致的。
    同年11月25日晚,联大、云大等四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大草坪召开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围墙外响起枪声,电灯突然熄灭,特务分子出场。
    会后人们发现,国民党军警在校门外架起了机关枪。民主运动面对枪口。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刊出了“西郊匪警”的污蔑报道,激起广大师生的愤怒。于是,昆明全市开始总罢课。到28日,全市罢课的大学中学共达31所。各校学生的宣传队上街宣传真相,反内战,要民主。
    29日,联大教授会通过对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的抗议书。而省政府置之不顾,更变本加厉,在12月1日布置暴徒袭击联大。一位路过校门的中学教师于再,因阻拦军队向联大墙内投掷手榴弹,奋不顾身,炸伤头部,当即牺牲。另有潘琰、李鲁连、张华昌3位同学也被手榴弹炸伤身亡。从这一天起,到3月四烈士出殡安葬,全国近20个城市举行追悼会和示威游行,形成持续近4个月的“反内战,争民主”爱国运动。
    那时我在北平刚上中学,有关这次“一二·一”的始末,是在1946年7月15日,诗人、学者闻一多继民主人士李公朴之后遭到暗杀,才看到了详尽的记述。你可以想象这枪声、这鲜血给一个少年心灵的冲击。我是在独裁者的暴行和先烈们的感召下,投身到当时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去的。
    许多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联大老同学王笠耘编的《一二·一诗选》,以为纪念;这回又出版了图文并茂的这本书和包括《被迫南迁》、《第二故乡》、《天地课堂》、《弹雨弦歌》和《红烛不灭》等五集“启示录”光盘。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只是其中一部分内容。
    联大九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数千师生刚毅坚卓,人才辈出,如同冯友兰教授所撰《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说的,“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
    其中有多少启示值得借鉴!

 

严歌苓:精彩的马尔克斯自传
    严歌苓,旅美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90年代后曾以《少女小渔》、《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文学大奖。
    这两年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今年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叫《为说故事而活着》,也是精彩至极。
    从中我看见了他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原型,他似乎以这本书引我走到他的或魔幻或现实的大小戏剧的后台,请我参观所有的机关布景,介绍演员们的身世。当我把这本书读完,一部哥伦比亚的当代文学史也铺展在面前了。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床边就常常放一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书。
    虽然他的人物和情节技巧都很好,但读他的书却是为读语言的。
    他的语言非常优美、高贵,非常饱满,有时又极其幽默。并且,他一个俄国人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英文,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纳博科夫的英文该令许多美国和英国作家惭愧。
    当纳博科夫刚刚走红时,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挖苦过他的英文——“那缺乏弹性的俄国舌头,”——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纳博科夫给了英文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他颠覆了正统的英文表述,给了自己创作“纳氏英文”的自由。

徐星:我喜欢享受幽默阅读
    徐星,作家,1956年3月20日出生于北京。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为先锋文学张目。今年出版《剩下的都属于你》。
    我的日常生活不是一种读书生活,近几年来,我几乎不读什么书,所以没有什么印象最深的书。非让我说,我相对来说对描写现实生活的书比较关注,单说2004年,冯唐的小说《万物生长》算是印象比较深的。
    不同类型的好书的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仅就文学书来说,首先它不是商品,其次它得有足够大的信息量,它不是那种描写小我的书,能从“我”引领着读者进入一种丰富信息量的书对我来说是好书。当然如果这个“我”有着孙悟空式、或者是鲁宾逊式的多姿多彩的个人生活内容,也可能会吸引我。
    你问一个作家读不读“专业书”,怎么回答呢?对作家来说什么是专业书?没有专业所以谈不上专业书。那就更谈不上非专业书,杂书看得很多,没有理由,消遣而已。
    多年来,惟一能让我常读不懈的是一套丛书《筹办夷物始末》,我把它作为一种幽默来读。这套书全部是奏折,实录了清代几百年地方官员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全部过程,事无巨细,其中有很多中外双方的误会、误解,为我的阅读提提供了幽默享受。
    我之所以喜欢这套书的原因,是这种误会直到今天也还继续着,比如一些很年轻作家们的所谓的“作品”里,对西方、对西方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观念上的误解,跟大清国时无异,也是很幽默的。比如作品里的自我形象朔造一定要告诉读者自己穿什么牌子的内裤,系什么牌子的胸罩,用什么牌子的香水、和哪国的男人上床睡觉等等。这种误解从对西方的理解角度上讲跟大清国的地方官无异,所以也很幽默。这套书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不仅为我提供了幽默阅读享受,也使我常常进入一种幽默思考。

韩东:我喜欢重复阅读
  韩东,第三代代表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平民化的诗歌与私人化的小说写作而著名。被称为“新生代作家”,著有小说《扎根》。
    我喜欢读文学、宗教、科普类的书。文学就不说了。宗教类我喜欢的作家有微依、南怀瑾、索甲仁波切、奥修等。科普类的书,比如《观海窥天》、《自私的基因》、《地球素描》、《可怕的对称》、《新物理学与上帝》给我的印象都很深。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那些搞文学的作家才是作家,一些科普类作家和宗教类作家(姑且这么说)在我看来都是第一流的作家,我从他们那里学习知识、了解真理,同时也学到了该如何写作。这些科普作家和宗教作家有很多本身就是科学家或宗教家(姑且这么说),他们的方式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求真实。“是”的问题比“应该是”或者“希望是”的问题对我而言来得更迫切和重要,也更难。
    真正的宗教家绝不是道德至上论者,他的道德结论是穿透真实或虚无的结果。
    我喜欢重复阅读,所以今年看的基本上都是读过的东西,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几本,那几个作家。今年读的以前没有读过的印象比较深的是罗伯特·赖特的《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这是一本好书,有启发性,写作上也有才气。
    我评价好书的标准很难说,没想过,那些真正具有智慧和表达天才的书大约就是我认为的好书吧。寻求真实、朴素而幽默、具有真正的神秘感。我不喜欢装腔作势的东西,也不喜欢粗陋生硬的东西。

海岩:在已知与未知之间阅读
    海岩,畅销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便衣警察》《永不瞑目》、《玉观音》等。
    我是个业余作者,每天诸多公务,疲于应付,写作和阅读的时间难免局促。多年来我读的最多是与企业有关的资料类书籍,其他的书籍则涉猎不多。对各类小说更是很少关注。偶尔看一些泛文化类的书籍,也不过翻翻而已。
    林清玄的散文集《身心安顿》是我近年印象较深的一本读物。他把人类在涉过大悲大喜,生死荣辱的河流之后所应抵达的纯粹境界,称之为“身心安顿”。一个身心安顿的人可以进入一种自在的状态,不再受到物欲世界的诱惑侵扰。于是在创作小说《玉观音》时我就给女主人公起了“安心”这个名字,是想表达对这一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有读者据此认为《玉观音》是一部宗教小说,有“人皆可成佛”的命理玄意。
    读者喜爱一本书的理由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我读丛维熙的《走向混沌》时,是被它展现出来的历史的严酷和真实所震撼。我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时代,但往事如烟,丛维熙用小说把他的亲身经历逼真地再现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数十年前,那些被激活的记忆把我惊得闭气息声,身上出些冷汗,也由此有了阅读的快感。而我读王蒙的散文和小说则是被他作品中的智慧和思想打动。作家王蒙其实更像一个思想家,他对客观世界常常有着比我们更深入也更宏观的视野。
    任何书籍都应当包含读者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
    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未知的,不免流于天方夜谭,与读者的沟通想必很难。如果一本书的内容全是已知的,又会使阅读变得枯燥乏味,缺少价值。对我来说,衡量一本书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书中已知和未知的比例,是否恰如其分。

张平:重读沉重的《万历十五年》
   张平,畅销书作家,著有《国家干部》、《抉择》等书。
    《万历十五年》以前曾经读过一遍,但因为当时是借阅,读得很粗。今年买了一整套黄仁宇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当时只想再随意翻翻,没想到又陷了进去。这次重读,那种感触仍然不减当年。我读书的标准大概同我的人生经历有关,我觉得一本好书,首先应该是它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对那些唯美的,纯艺术的,不是不喜欢,而是觉得这些书距离我们当下的现实有些太超前。所以那些能引起我的共鸣,让我感到震撼,感到激动,以至感同身受的书籍,都具有极强的写实性、现实性、社会性和思想性。
    我读书很杂,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书,翻开大致浏览一下就能知道几分。不过有个例外,凡是大家都说好(不是报刊杂志上说好,或者某些评论家说好)的书,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来读一读。即使不喜欢,也要看看它为什么会受到读者欢迎。
    真正常读常新的书籍,还是那些经典的书。像《简爱》这样的书,我前后读过五六遍,我说不清我为什么会喜欢,也许是深藏在我心中的那种同书中主人公一样被掩饰着的自卑。
    至于《红楼梦》,越读越让我觉得我们所处的社会有一天究竟会不会真正接纳林黛玉?或者这个社会将永远都只能是薛宝钗的天下?还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每次阅读,都让我为作家的表现手法至为惊叹。
    社会与家庭,爱情与战争,在作家笔下,都能被如此和谐而又合理地交织穿插重叠在一起。
    假如(仅仅只是假如,不是狂妄)这样的题材让我来写,那将会被处理成怎样一副模样?
    今年有关文学文化评介方面的书籍读了一些,其中比较喜欢的是几本对话录。其中有王蒙和郜元宝的,莫言和王尧的,贾平凹和谢有顺的。让我收获最大的是冯骥才和周立民的那本对话录,既有文化方面的内容,也有文学方面的内容,每一个话题,都让我感触很深,感慨良多。读他们的书,也常常让我为他们知识面的涉猎之广和学识的渊博而深感惊诧。
    还有一些书籍,就是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科学家们的演讲集,很生动,也很开眼界。我读这些书,可能跟自己的写作有关,我的作品大都是现实题材,所以这些与现实有关的话题,都是我关注的对象。虽然有功利性,但确实很有收获。

周国平: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
   周国平,学者、作家。
    印象比较深刻的书是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一篇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是一声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
    我对于好书的评判标准是言之有物、发人深省。
    关心的图书领域有哲学、宗教、人文科学、文学。除了专业书籍,让我反复看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专业书籍方面,读了尼采的德文原著。非专业书籍比较杂,一言难尽。

李辉:关注非虚构文学类图书
   李辉,传记作家。本报大家版作者。著有《萧乾传》、《沈从文与丁玲》、《风雨中的雕像》等。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李辉:我一直比较关注非虚构文学类的图书,包括传记、回忆录、日记,另外还有地图、词典等,自己购买的图书大多限于此。其中,近几年,我的写作题目主要集中在叙述二十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他们亲历的中国事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等,故一直在阅读关于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图书。
    这些图书,有的是最近出版的,有的是前些年出版的,将它们集中一起阅读,有时会将之对比,可看出由于写作时间不同,政治环境和思想背景的不同,不同作者对于同一问题的看法,会有明显差别。
    譬如,《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较之八十年代初出版的一些涉及传教士活动的著作,就显得有创见,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也不再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种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
    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
    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政治、文化、艺术、经济诸领域的近代化。
    近几年,还出版了另外一些关于每个具体教会学校的图书,把过去忽略或者简单地予以否定的历史重新进行解读和描述,我认为也很有价值。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李辉:我不是专家,只是一个写作的“边缘人”,无所谓专业,只读自己感兴趣的和有用的书,比较杂。
    今年重新阅读描写美国现代史的力作《光荣与梦想》(商务印书馆),想认真琢磨作为非史学家作者是如何以个人方式叙述历史的。在结构上,在文学描写与历史实录的分寸把握上,这本著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范本。
    围绕自己所感兴趣的课题,今年阅读的中文图书有:《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出版社)、《上海歹徒》(上海古籍出版社)、《洋票与绑匪》(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国工人出版社)、《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大出版社)、《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和《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等。
    莫理循担任过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司徒雷登担任过燕京大学的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外国人,过去曾被忽略或者只是简单化的评判,现在关于他们的专著出版,且相对客观和真实,是非常必要的。
    《民国时期的土匪》、《洋票与绑匪》都是翻译引进的图书。前者出版于1992年,作者对中国现代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后者出版于1998年,编选了亲历绑架的外国人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历史细节很有帮助。
    《上海歹徒》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中的一种,作者研究1937年至1941年上海孤岛时期发生的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分别叙述了日、汪伪、国民党、黑社会等不同力量的暗杀等事件,虽是学术专著,阅读起来却津津有味。
    这套丛书还有其他数种也不错,还没有看到别的城市有类似的丛书。在目前世界面临绑架人质和恐怖事件迭起之时,阅读此类图书,也颇多一些历史参照。
    另外,本年度出版的书籍中,我对《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圣人》(作家出版社)、《中国小品建筑十讲》(三联书店)等也颇有兴趣。

李傻傻:《光荣与梦想》印象挺深
    李傻傻,80后作家。著有《红×》。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李傻傻:我今年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社会实录》(即《光荣与梦想》)。它的写作手法很有吸引力,而且书中所讲述的那些事件又都是我们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的,让好奇的我能不断地阅读下去。另外这本书也介绍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它会让我有坚持读下去的想法。
    我觉得好书是读出来的,你看了一本书之后,它会给我再想看的感觉或者爱不释手的感觉,那就是一本好书了。
    新京报:这几年来,你一直比较关注哪一类书?
    李傻傻:我一直看得比较多的是文学和社会学类的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看书都是随意的。

 

凌志军:《寡头》很值得一读
    凌志军,作家。著有《变化》、《交锋》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寡头》很不错。这本书写的是俄罗斯在私有化中一个利益集团诞生的过程,寡头们首先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领袖、新秩序的建筑师和鼓吹者。在1989年之后,他们将财富与权力混合在一起,变成寡头,变成拥有和统治国家的人。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另一本就是章敬平的《拐点》,这本书讲的是最近中国的一些情况,有新闻性,把社会方方面面在新世纪的突出矛盾表现得很充分,而且写作态度很认真。章敬平论说了政治、经济、法律,还有社会文化四个层面的变化,声称中国将以这12个月为拐点,进入到25年后的第二次转型。
    还有就是《大学有问题》很不错,里面提到,大学的老师有问题,让人很有感触。除此之外,我觉得《狼图腾》很不错,是一本真正有内容的书。
    现在,像这样真正有内容的书已经不多了。

 

刘墉:对你有帮助的都是好书
   刘墉,畅销书作家,曾16年居台湾畅销书作家之首。现任水云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及专业作家、画家。
    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透视记忆》。近10年来,对大脑记忆和睡眠,在科学界有相当突破。这本书提出的很多重要的观念,可以印证我长期以来对记忆研究的一些观点。我从小就发现我的记忆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记不住我记得住,而别人记得住的我却记不住。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大脑记忆的位置不同,只要了解自己记忆的缺陷在哪儿,发挥自己的长处,可能记忆力差的都能变好。
    我一向认为开卷有益,对你有帮助的都是好书。就算是一本大家都认为是烂的书,只要当中有些东西能够给你启发给你刺激它就是好书。
    多年来,我阅读范围非常广,看的科学的书非常非常多,植物学方面的书更多,甚至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我喜欢园艺,自己正在写一本跟园艺有关的书。这本书会在内地出版,叫《花痴日记》。
    现在我眼前的书架上有《胡桃里的宇宙》、《宽容》、《玉器鉴定学》,内地作家哈金的小说《新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对我来说没有专业书,生活里所有的知识,都是我们生活的专业。我最近很喜欢一本叫《金字塔》的图画书,这本书告诉大家金字塔是怎么盖的。
    《唐诗三百首》是我一直在研究,多年来百看不厌的东西。我最近在看《最近14堂星期二的课》,它里面说,“对悲惨痛苦的事情,你不要拒绝它,你让它浸透你的全身,你就超越它了。”得到这样子的句子,我就觉得值得一读。

沈宏非:重读《红楼梦》
    沈宏非,专栏作家,在《南方周末》、《城市画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多家报刊上开设有饮食及时尚文化专栏。出版有《时髦是毛,时间是皮》及《写食主义》等专栏作品集。今年出版《饮食男女》。
    新京报:今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书?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沈宏非:今年我断断续续地又把《红楼梦》翻了一遍。第一次读这部书,是小学二年级,中学时代读了第二次,上大学时读第三次。过去总听人说,这部书值得用一生去读。此话绝对不假。第四次读此书,我发现自己对书中主要人物的看法产生了令人发指的转变,前两次,都是毫无保留地力挺林黛玉,反对林黛玉的一切敌人,并且把自己幻想成贾宝玉。这一次,不仅越来越讨厌黛玉,居然还对从前极为不齿的薛宝钗发生了巨大的好感,觉得她实在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完美女人,就连袭人也相当不错———当然,贾宝玉一角仍然非我莫属。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什么?
    沈宏非:谈不上什么“关注”,我自己一直比较爱读的,大都是一些闲书,也就是没有用的书。遗憾的是,这种书现在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广州的书店里,基本绝迹。不管是哪一种门类,广州书店里卖的几乎都是有用的书,教你干这干那。在这种书店里逛上一圈,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实在是太险恶了。

 

张悦然:琥珀中的孩子
  张悦然,“80后”作家,著有《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十爱》等书。
    年末的日子似乎又慢了下来。好像用到末了的牙膏管,每挤一下都变得艰难。在这样的时候,我读到的书,偏又是压抑窒闷的。在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时间中的孩子》中,我更是感到时间停滞了。麦克尤恩的小说,译成中文的并不算多,我买到的也只有这一本,除此之外的就只是在《世界文学》上看到的中篇连载,想来,可算是个遗憾。麦克尤恩的小说中,总是有一种低沉压抑的冷感,读来就像是一场黏黏凉凉的雨裹在身上。
    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悬念,人物也只有那么几个。《时间中的孩子》尤其典型,整本书不过记录了一个女儿走失的儿童作家一段低迷孤独的日子。主人公斯蒂芬的女儿凯特在三岁时意外走失,从此音信杳无。
    此后的两年里,斯蒂芬与妻子朱莉越来越疏远,也失去了创作的乐趣,他感到日子仿佛停住了。直至小说结尾,朱莉再次怀孕,她独自经过了一场心理斗争,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她打电话给斯蒂芬,斯蒂芬风尘仆仆赶来,他们百感交集地共同迎接孩子的到来。
    小说中围绕着斯蒂芬,设计了很多小细节。比如在凯特该过五岁生日的那天,斯蒂芬一个人去玩具店挑选玩具给凯特,他非常自信,他知道凯特喜欢什么。
    又有一次,他误入一家学校,看到一个女童,认定那就是他走失的女儿。他坚持让校长核实女孩的身份,迟迟不肯离开。
    我总是相信,这些细节才是最能打动现今冷漠的都市人群的。近日在黄碧云的新书《沉默·暗哑·微小》中,也发现了她趋于平和细致的风格变化。黄碧云的小说素来用平淡的口吻,讲述残酷至极的故事。血腥、杀戮、乱世抑或古代中绝望的小儿女。但在这本由三个中篇组成的新书中,小说内容十分简单,没有了古典情结,没有了飘忽不定的神秘感……
    总有这样一些人罢,在趋于缓滞的过程中,变成一枚外表流光溢彩的琥珀。

恺蒂:2004年的读书报告
    恺蒂,旅居南非作家。常年在《万象》等杂志发表文章,著有《书缘·情缘》等。
    今年读的书,大多数仍然是小说。对于我来说,一部好的小说首先要能讲一个好故事,语言文字要清澈简明易懂。我不喜欢那些太重煽情故弄玄虚无病呻吟的小说,当然如果真的是很哲学很玄妙很深刻那又当别论。
    例如,今年在英国很流行被批评家们一致称好的Monica Ali的《砖头街》(BrickLane),就属于此类煽情小说。
    伦敦的砖头街是小印度,我曾经在那里住过一年,很喜欢那里的异国风情和伦敦古巷,这本书又是关于印度移民的生活,所以,就很兴奋地找来读了,但却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最后,读了三分之一就放弃了。
    在这三分之一的书里,作者重复来重复去的只有一个信息,那就是她由父母包办的丈夫很让人讨厌,她在伦敦的生活让她烦死了。这“讨厌”和“烦死了”就如同两把大锤子,不停地往读者的头上敲呀敲的,把人很快敲得头昏眼花。
    与南非的一个朋友谈起此书,她说此书棒极棒极,我说你不觉得头被敲得很昏么?她说,如果你经历了25年的同书中很相似的婚姻(如同她自己的婚姻),你就知道这本书写得多真切。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这书不是写给我看的。
    今年读的中译本的《天一言》给我的也是同样的印象。
    读者选择书,书也同样会选择读者。
    今年读的无数本小说中,有两本让我格外喜欢,一本是MarkHaddon的《夜静更深狗之奇案》(TheCuriousIn鄄cidentoftheDoginthe Night-time),另一本是VikramSeth的《平等的音乐》(AnEqualMusic)。
    前者是一本很怪怪的小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在正常人看来头脑不健全的患有自闭症的十五岁的少年。作者钻到少年不健全的头脑里进行写作,用他的语言和眼睛来看一切,读者的阅读过程是用平常的头脑去读不平常的头脑所叙述的故事,正是这本书的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怪诞并没有让小说支离破碎或是晦涩难读,相反,它可读性极强,因为小说套用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侦探小说的模式,小说的骨架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第二本小说是关于爱情,也是关于音乐,文字清丽潇洒却充满诗意,作者用很简单的叙述外壳包容了一个极复杂的心路历程,动情却不煽情。
    因为自己是住在南非,所以当然也就比较关注非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以及关于非洲的小说。比较喜欢的是一套AlexanderMcCallSmith的侦探小说,《第一女子侦探所》(TheNo.1Ladies’Detec鄄tiveAgency)系列,包括《长颈鹿的眼泪》(TearsoftheGi鄄raffe)、《漂亮女子的道德》(MoralityforBeautifulGirls)
    和《卡拉哈里男子打字学校》(TheKalahariTypingschool forMen)等,主角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女侦探雷蒙茨薇夫人。
    这套书虽然被称是“侦探小说”,但是一点都没有血腥气,雷蒙茨薇夫人所接手处理的,都是日常琐事,没有凶杀刑事案。虽然是西方人写的非洲的故事,但是与许多其他的殖民小说相比,这里,读者不需要居高临下,也不用负疚自责。所以,在听惯了非洲的问题苦难血腥饥荒之后,读到这套描写非洲人自己解决非洲问题的小说,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书中写的是好人一路平安的故事,每本书都有让读者心头一暖的结局,所以,读者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享受书中描写的非洲广阔的空间。

 

 池莉:沉下去浮上来
    池莉,知名畅销书作家。本报大家版作者。主要作品有:《池莉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等,散文作品《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等,作品集《一夜盛开如玫瑰》、《生活秀》、《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
    从文学阅读来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法国文学这样,与我们中国读者有着如此紧密的阅读关系,以至于翻译家傅雷先生一旦去世,巴尔扎克在中国也就去世了;仿佛此前他还一直活着一样。优秀译者是如此重要,在非母语国家的阅读当中,他几乎就等于原作者的化身。尤其是当我自己的作品也有了法国文字译本,并多次与法国读者接触以后,我更加确信了这个判断。纵观世界上所有的战争,开初都是奔着财富和领土而去,最终的胜利却体现在文化的浸润与征服上。换一个角度来说:人类付出的无数生命与鲜血,实质上都是对于文化沟壑的填埋。可见不同语种之间的沟通、理解与传达,是多么复杂和微妙。
    十九年前,我们凭借一本薄薄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首次接触作家米兰·昆德拉。当时,我们的确脑袋一热,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刚刚结束了漫长的政治冰冻期,春天之门在缓缓开启。那时候,任何一点绿色都被视为春的使者,受到高度的瞩目和热烈的欢迎。
    昆德拉的小说,首先以捷克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获得了我们的亲切认同。
    他直接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哲学、历史与日常生活公然糅合,其写法显得新鲜而大胆,满纸的哲学名词,让我们模模糊糊感到自己被提升到了哲学的意义上,超越了自己对于政治生活的认识。甚至书名还可以拗口乃至不通顺,其生涩感与雅皮士感的混合杂交,引起了我们尤其是文学青年心中一种难以言状的震颤,通俗地说,就是挠到了自己抓不到的痒处。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欧化的句式总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和宽容,以翻译语气制造出来的名言似乎更像名言。
    当年,我们根本没有思想能力,去思考曾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祖国,其洋奴文化是否还残留着余孽。当然,我们更没有想过,母语为捷克语的作家昆德拉,由于1975年移居法国才开始尝试法语写作,作家是否真的可以用法语表达他的作品意图?何况他的这本小说,还是由法语译为英语,再由英语译为中文的。昆德拉与中国读者之间,绕了几个语言的弯弯,中国读者是否最近距离地接近了原著?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更多是因为非小说因素热着昆德拉,热着他的易于解读,热着他方便我们自己顺水推舟地表现自己的哲学知识——因为昆德拉的文本充满了通俗的哲学情调。后来,我们甚至并不是阅读,而是当做句式使用。这句式逐渐流行,慢慢进入电视的八卦节目,进入网上的调侃与卖弄,成为了更年轻的大孩子们的文化品位标签,因为这个年纪的大孩子和当年的我们有着同样的毛病:需要一点哲学、一点人生真知、一点郁闷闲愁、还有一派时尚姿态: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昨日旧恨和今日疏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句式,便再合适不过了。那么,从小说的意义上来看,昆德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我们应该凭借什么来进行选择和认可呢?
    感谢许钧先生在这个时候的出现。他的法语造诣和翻译技巧的精到,使得我们有机会如此接近和了解法国的当代文学。
    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许钧翻译的《桤木王》。《桤木王》的文字,是那么典型地表现出了法语的细腻,繁复,感性与敏感。在久违了的巴尔扎克时代之后,我们重又感受到了法语在当代小说血脉中的经典跃动。

 

北村:《甘地自传》让人思考
    北村,作家,出版有《周渔的喊叫》、《愤怒》等。     
    今年读完了《甘地自传》。觉得读人物传记还是读传主自己的比较好。这本书细节很真实,内容很丰富。甘地用非暴力形式的斗争取得胜利值得人们用心思考。
    另外还读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演讲集·和平传》。
    这些得奖者都是人类精英,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其他方面。一些不为人们所重视的价值被他们奉为至宝,而大多数人珍视的东西他们却不屑一顾。
    薛华的《前车可鉴》(香港版)用基督教的价值观分析了西方从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当代的文明史,涉及了生物工程、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也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

 

于坚:反潮流的阅读简报
  于坚,诗人。著有诗集《诗六十首》,文集《棕皮手记》等10余种。拍摄有纪录片《来自1910的列车》、《慢》等。曾获《联合报》十四届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今年出版5卷本《于坚文集》。
    我今年一直在看的书是《传习录》,真是可以天天读的经典。王阳明可以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为什么在中国却打入冷宫束之高阁?他恰恰不是唯心主义,他讲的是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察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开。只为后世学者分为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比起程朱理学来,王阳明是一个进步,他的学说为中国进入现代提供了理论武器,但中国思想中的理学传统太强大了,王阳明的思想只有在儒教周边的国家才发生影响,去成就人家。到20世纪初,中国又回到“知难行易”的老路上去,什么事情都要先找主义本本。到现在,才重新回到胡适从杜威那里学来的实践主义上,其实也是舍近求远。但这个远是必须的,没有西方的远,我们永远看不出自己的近。“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不是金玉良言?王阳明被冷落误解得太久了,他不是古典作家,无论语言、思想,他都是一个当代作家。

 

 钟叔河:刻本里的人生观和政治观
    钟叔河,出版家,曾经主持出版《走向世界》丛书,著有《念楼学短》、《学其短》等。
    今年读的印象最深的书是《杨忠愍公集》,这本书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八月刊刻的。杨忠愍(杨继盛)是一个忠臣,因弹劾严嵩,被关起来严刑拷打,折磨多年,最后被判杀。
    这本书的内容有他弹劾严嵩的奏章,在牢里写给家人的信,以及被判死刑后的遗嘱等等。他被判死刑以后,他的夫人写了一个“请代夫死”的奏疏,愿意自己代替丈夫去死。
    这个奏疏在1940年前后我就在叶圣陶、朱自清印的《开明文选》上读过。现在重读这本书还是很感慨,我认为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上层政治残酷黑暗和灭绝人性的揭露。
    他们夫妻两人的人生观、政治观受到时代的约束,今人无权嘲笑,而应该同情。
    因为他毕竟代表了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去年5月13日报纸上登出了准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单”,上面第10项“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及后人题词”,正是这个119年前的刻本。

 

 陈彤:对吴清源很好奇
    陈彤,青年作家。出版有《镶在日子上的金边变成了钱》、《风情万种》等。
    《帝国政界往事》很好读,写得比较有趣,很容易就看完了。此外,还读完了《奥威尔传》。奥威尔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向往富有、追求女人无往而不胜的生活,但他本人却比较纯情,大部分时间却过着比较简朴的生活。他出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英国比较强大,他的生活经历也很曲折。
    在书中,他有一句话,“我的大部分时间过得很糟糕,但某些地方又很有意思。”这本书把他很糟糕的大部分时间和很有意思的地方都表达出来了。
    另外,还读了《中的精神》。读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对吴清源很好奇而不是“中的精神”。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下棋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另外又重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主要是因为作家出版社的这个图文版本很不错,值得收藏。

格非:寻找《花语》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先锋派作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长篇小说《敌人》等。
    在我今年读过的书中,印象较深的有《帝京景物略》(明代的刘侗、于奕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和《山乡巨变》(周立波著)。
    关于前者,郑振铎在《西谛书跋》中有很高评价,几年前李陀先生在八大处的茶亭里也曾向我推荐。
    这是一部关于明代北京古城名胜的小品类著作。作者本人是竟陵派的中坚人物,文辞幽雅隽秀。不过,此书读后,大有麦秀黍离之感:那样一个美丽的北京城,如今到哪里去了呢?
    因为要讲中国当代文学,备课时随手翻了翻《山乡巨变》,没想到一看就看进去了。这是一部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别的不说,它的人物真是写得好极了。
    说到我读书的标准,其实也无一定之规。但不喜读时髦的书,不喜欢读硬做学问的书。
    手边常翻的书大多平常易见,看得进去就看两眼,看不进去就搁下,如此而已。至于说可以一读再读,甚至可以一辈子读不厌的书,倒也是不少。我这里不想列出具体篇目,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钟爱。
    最近几年,读的比较多的是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小说史一类的著作。我的专业是文艺理论,方向是小说美学,我还是希望能够花相当长的时间对中国小说史和批评史作系统的了解,然后看看能不能写出点研究文章。
    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非专业的书,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什么类型的书都不会无用。我也会看一些消遣的书。前几天,有学生给我推荐《达·芬奇密码》,说是如何引人入胜,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嗨!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如果这就是美国最畅销的读物,那美国人民就太傻了。
    对了,两年前读过一本周瘦鹃的《花语》,是合我胃口的消遣类书籍。可惜的是我将它留给了尼斯大学的黄晓敏教授。后来又去过几次书店,均未再见到。哪位朋友知道什么地方卖,烦请告我一声。
    还有一本书,想读,但没有翻译。那就是福楼拜的《布法和白居榭》。上个礼拜我在北大开会时还曾向翻译界的朋友呼吁过。我知道它的大致内容。福楼拜是我最信任的作家之一,他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都是极棒的书。这部被作者认为最重要作品的著作已经吊了我二十年的胃口了,当然,为了读它去学法文,似乎也不太现实。哪位朋友行行好,高抬贵手,将它译出来如何?

 

胡续冬:远离汉语地带的南美阅读
    胡续冬,本报专栏作家,北大中文系副教授。2003年旅居巴西,为巴西国立巴西利亚大学文学院访问教授。大学时代长期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社长,1994年创办在90年代中后期重要诗歌刊物《偏移》,2000-2003年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文化网站“北大新青年网站”的总监。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胡续冬:今年是我的个人阅读史上比较特殊的一年。
    今年整整一年都生活在远离汉语文化核心地带的一个南美小城,除了上网,我很少能碰到中文读本,所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一本葡语书:巴西诗人若奥·卡布拉尔·德·梅罗·内托的《诗选集》。这个去世没多久的冷漠、诡异的老头是对所有关于巴西的想像中“热情”一词的“怯魅”,他的那些目前仍不为汉语世界所识别的尖利、灼人、奇警的诗歌令我抓狂到了初次阅读就开始动手翻译的地步。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
    胡续冬:出于个人兴趣和保持“江湖资讯灵敏度”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关注外国文学译本、文学理论和批评,以及哲学、史学、社会学、人文地理等领域的具有“当代性”的书籍。国内的文学作品和批评类书籍看得很少。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胡续冬:前面说了,今年由于远离汉语环境,我的专业书籍阅读也受到了影响。
    但还是买到了一些英语或者葡语的专业书,譬如英文版的卡尔维诺《我们为什么阅读经典》,这本书可以令我在环境的沉潜中勒住“求新”的缰绳,使得阅读意识也同时沉潜下来。
    非专业书看得最多的当然是著名的《LonelyPlanet》的巴西卷,理由很简单,为了背包走巴西的时候更方便。由于巴西刚刚成为中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强烈建议出版商购买此书的版权,而我将是最合适的译者:我用双脚阅读了这本书。

蔡澜:好书读后清心快乐
    蔡澜,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电影监制、美食家。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蔡澜:《缘缘堂随笔》。
    每年必读一次的是丰子恺作品,读后清心快乐。
    新京报:您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蔡澜:佛教书籍。
    新京报:今年您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蔡澜:英文畅销小说。不花脑筋。

 

娜斯:喜欢跨文化经验的作者
  娜斯,北京人,1994年旅居纽约,1996年任《三联生活周刊》驻纽约记者,并开设《纽约明信片》专栏,文章涉及泛文化杂文、电影评介、纽约风貌、当代美国等几大类,“9·11”后供稿于新专栏《东看西看》,两专栏均已结集出版。
    约翰·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的《欠于享乐》(TheDebttoPleasure)是当美食随笔买下来的,因为我向来消遣的时候爱看写食书籍。买之前对该书及作者一无所知,主要因为它的水果画做的封面吸引了我的视线,以及书名。半食谱半自传半“文化思考”半旅行文字,文章炫耀华丽纳博科夫一类非常highbrow的英文,装腔作势但是看出来颇有功底,看得我既津津有味又心存疑窦。
    结果看了一多半,才知道这不光是食谱,原来是本小说,也算是我的一大糗事了!不过也不怪我,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作者是《伦敦书评》的编辑,也曾是《观察家》餐评作者。该书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结果1996年出版后颇受好评。那时候我不知在做什么,没注意到这本书,今年读到,完全是偶然在旧书店里折扣买下的原因。是独特好玩精致的美味作品。
    年初,我本来在一篇写食文章里提到“人的一生也可以由菜谱写成”,结果年中就碰到这本书,恰恰是按冬,春,夏,秋四季写四季菜谱,可是写着写着就成了回忆录,父母,哥哥,童年时的保姆和厨师……。同时叙事者又从英国出发,穿过布列塔尼到普罗旺斯的别墅度假,路上人事引发了更多对美食的记忆,还不光是美食记忆,什么北方与南方,生食与熟食,创造与想象,艺术与暴力,都在这位美食家兼哲学家的脑中打转,常常读着读着忘了是什么食物引到了这个话题。
    问题是,看到最后,还发现这家伙还有其他的身份———比如,他好像还是个罪犯,这小说也原来可归到犯罪惊险小说类。
    至于菜谱,看完印象倒一片模糊,从冬天的炖肉炖鱼,到夏天的冷盘开胃酒,从奶酪到蘑菇,可以独立成章,也是作者心理自传和情节发展的一部分。所以这本书可以重读。叙事者号称其学习的榜样来自法国十九世纪《美味心理学》一书,就是“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告诉你你是谁”出处。
    读者看来,这本书的影响来自《美味心理学》,也有彼得梅尔(《普罗旺斯一年》),M.F. K.Fisher(美国女作家,以写法国饮食著名)的影子,还带点纳博科夫那种把主角设置成玩弄语言技巧而又有阴暗面的“我”,让读者被其耍弄又吸引的味道。
    查了查该作者之后又写了什么书,结果最新小说是写香港的,原来他在香港出生度过童年,所以写了一本跟父母很有关系的书。我现在喜欢读的作者都有些这类跨文化经验的影子,这么误打误撞上的一位,居然又是如此。
    印象深的书还有库切的《青春》、奈保尔的《半生》,RuthPrawerJhabvala的《我的九条命》,都属后殖民文学,不过这都是大家,也就没必要多说了。

 

陈四益:书无好坏论
    陈四益,杂文家、《瞭望》原副主编。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著有《绘图双百喻》、《乱翻书》、《瞎操心》、《世相写真图》、《臆说前辈》等。
    我看书,从不以先睹为快。相反,越是热炒的书,越是存心晾他一晾。倒是一些先前印的或较为冷僻的书,有了兴趣,不时找来翻翻。当然,朋友的书例外,比如何满子、方成、朱正、邵燕祥、蓝英年等先生今年的新著,那是拿到就读的。
    2004年我读的书中给我印象深的书不少,这里只举两部。一部是施蛰存先生的《北山四窗》。书是2000年就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但我是今年才读的。所谓“四窗”,是先生自言,他的著作为读书界开了四扇大窗,即东方文化与中国文学、文学创作、西方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以及对历代碑刻金石的研究考索。令我佩服的不仅在他学识的渊博和议论的精到,而且在他不论讲述中国还是外国的事情,不论涉及什么深奥的知识,都能以平易的语言娓娓道来,讲得极明白又极有趣味。这本事,我在读他的《唐诗百话》时就已领教过了。同今天某些像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所谓学术著作相比,我觉得,同样读书,前者是享受,后者是受罪。
    另一部是周勋初先生的《唐语林校证》。这本书给我最深的印象,倒并不是书中有关唐代的有趣史料,而是先生整理这部古籍所下的工夫。在乱印古书成为发财门道的今天,这样切切实实的整理工作,几乎是空谷足音。念及此,真让人感叹唏嘘。
    除了文史类的书籍,我比较关注的是科普类图书。大概因为科技的发展,越来越使我觉得有成为“科盲”的危险。科普图书,国产的精品不多,大致有“科”者无文,有“文”者无科,“科”“文”兼具者,更少。

 

毕飞宇:讲述经验的《伊索寓言》
    毕飞宇,青年作家,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著有中短篇小说近百篇。主要著作有《慌乱的指头》、《祖宗》、《哺乳期的女人》等。
    关于《伊索寓言》,我就不啰嗦了,我相信所有五周岁以上的朋友都和我一样熟悉。我之所以把这本书拿出来说,是因为我最近又读了它。
    我喜欢这本书。在近乎癫狂的印刷年代,我最大的喟叹就是自己的老,其实我并不老,可是我总是读了就忘。
    眼睛和内心是有距离的,大量的图书从我的眼前经过,还没有来得及抵达我的内心,它就没了。
    《伊索寓言》好,好就好在它所描写的对象不是我们的眼前,而是我们的内心,它的每一个小小的故事其实都是我们内心的困境。如果我们诚实,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的内心其实都有自己的乌鸦,自己的狐狸,自己的狼,以及自己的小羊。这个美感十足的动物世界是一个整体的生物链,没有了狼,也就没有了小羊,没有了小羊,也就没有了狼。
    我喜欢《伊索寓言》的简单,还有直接。哲学的基本属性是复杂,为了寻找逻辑关系,它必须更加强烈、更加撒娇地依赖逻辑,在这个狗咬尾巴的智力活动中,哲学家们发出了满足的喘息。艺术则是简单,则是直接。简单和直接的结果是我们变成了野孩子,我们头破血流,可我们同样心满意足。上帝因为怜悯,一次又一次抽我们的屁股,我们说,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可我们还是敢。
    《伊索寓言》涉及了经验,可以说,一部《伊索寓言》就是讲述经验的书。仔细地翻阅我们就不难发现,构成这部书“意义”的,恰恰正是一些最基本的、最日常的经验。
    换句话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是人之一生的常用必备。老实说,在人心与人性产生质的变化之前,我对所谓的“新经验”颇为怀疑,对“新经验”的命名或对策同样颇为怀疑。
    《伊索寓言》没有特别显著的民族性。“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在这里似乎说不通。它使我们相信,没有“民族性”的“世界”依然存在,至少,在某种范畴里存在。我说过,《伊索寓言》是一本关于人心的书,是一本关于人性的书,在人心和人性面前,我们还是多讲一点“世界”,少讲一点“民族”,要不然,“民族”最终将成为我们这个世界最顽固、同时也是最糟糕的借口。

 

 陈村:除了读书,我还读网
  陈村,上海作家。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蓝旗》等,长篇小说《住读生》、《从前》、《鲜花和》等。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陈村:印象最深的是《精子战争》,有大吃一惊之感。往日搞不清的重要问题,没有实证的猜测,被它一说就明白了。有什么事情比人的产生更要紧呢?人不能万岁,基因贪图万岁,在左右我们的行为。
    这书是专家写的,文笔也好,中国的专家好像少这点本事。
    在我看来,好书就是那种可以增长知识的、启发思维的、呈示美好的书,或者是称手的工具书。一本书,如果看了等于不看,那就算了。如果想象力比我还差,那也算了。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您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陈村:近年我爱读非虚构读物。虚构的作品,我这里有不少文学杂志,翻看一下就可以了。我也会编故事,这不难,编得好才难。编得不好的故事不如看真实的记录。我读书很杂,乱七八糟地读,好多种混在一起读。例如看有关上海的资料,看中国古典作品和解析,看周作人、聂耳的日记,看画册摄影集,看电脑书。小说散文也读,除非工作需要,否则只读经典。
    新京报:今年您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陈村:对作家来说,所有的书都可能是专业书籍。无论是文学批评、医书、历史书、数学物理书、育儿手册、人类学著作,写作都能用上,对工作有帮助。当然读得较多的还是文学和历史类图书。也可以这样说,所有的书对我的“专业”
    都是非专业书,可以看着玩玩,增长知识,陶冶性情。
    除了读书,我还读网,那是另外一种文字了。犯傻的时候会想,识字真好。可惜我不懂外文!

 

 王海鸰:对我影响大的是中国作家
    王海鸰,畅销书作家、编剧。著有小说《牵手》、《大校的女儿》、《不嫁则已》等。今年出版小说《中国式离婚》。
    我对文字的东西有一种特别的迷恋,有例为证:十六岁当兵,几十年了,所有人给我的所有信都被我一视同仁地保留着。
    其间辗转调动,丢失了不少东西,信却在,装满了一只大箱子。
    现在想,这种对文字的珍爱大概由于正当读书的年龄而没有书读,大脑长期处于饥渴状态所致。我当兵在海岛,时值上世纪七十年代,可读的东西很少,一份《参考消息》全连传看,于是,找到一本书便会如获至宝生吞活剥,什么《人类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地心说日心说》等等,抓到什么看什么。读书如同吃饭,饿了糠也甜。那些书今天十七八岁的人可能根本不会去读,固然我读它们也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回过头来看,它们对我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种滋养。
    现在书多了,书多也有书多的苦恼:选择。每次去西单图书大厦,都会感到茫然,买什么书好呢?有几次,就因为不知买什么书好而什么书都没有买。后来慢慢确立了自己的选择依据:朋友推荐、媒体推荐。也关注流行,我相信凡流行必有它的道理。这道理如果合我的口味呢,我会接受,汲取;反之,放弃。我因此还买过可爱淘的书,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年轻读者会喜欢。翻过几页,发现实在没有意思,远不如与她同龄的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就没再看。
    对于文学作品,我的口味从没有变过,一直比较喜欢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现实生活主流心态的作品,当然首先,它的文字要在一定水准之上。
    对我影响大的作家还是中国作家,外国文学作品终究是翻译过来的东西,母语独具的文字的原汁原味,经过了另一种语言、另一个创作者(翻译家),很难保持原样;而我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偏重的是文字。我喜欢钱钟书、张爱玲、老舍以及王朔。钱钟书文字的冷幽默和擅比喻,张爱玲文字的声色,老舍和王朔文字的口语化,以及他们共有的力度和准确,令我倾倒。

 

黄灿然:好书是能一口气读完的
    黄灿然,翻译家。现任职于香港《大公报》。著有诗集《世界的隐喻》;译有《苏珊·桑塔格作品集》、《狱中诗抄》、《时代的喧嚣》等。
    新京报:今年你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黄灿然:两个月前偶然读到牛津版《恶之花》,那语气和节奏,立即让我进入他的灵魂,现在还未出来。
    我评价好书的标准是必须能够一口气读完,并立即想向朋友或读者推荐的。我是写诗的,从诗人的角度看,好书能让我的精神血液畅通起来,且阅读胃口大增,趁势吞噬其他书,进入“读书季”,于是灵气流转,触觉敏锐,提笔写诗。简言之:进补。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黄灿然:现阶段主要还是诗歌和哲学。《诗经》、杜甫、《古诗源》、荷马、《希腊古典抒情诗》;奥勒留、叔本华、利希滕贝格、薇依等著作。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黄灿然:我正在编一本香港诗选,要读无数诗集。新版马查多诗集(伯恩斯通译);企鹅版《加缪散文及笔记选》;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哈·马森英译,简洁紧凑;西班牙十九世纪女诗人罗莎利亚·德·卡斯特罗诗选英译本,真挚纯粹;《兰波全集》,怀·马森英译;普拉东诺夫《暴烈而美丽的世界》等。
    另外,还有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有些写大自然的篇目很出色。《欢乐与悲伤》,大提琴家卡萨尔斯自述,亦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苦难的见证,不知有中译没有,否则真想把它译过来。还有孔见的《赤贫的精神》等。

 

胡坚:为考试读英语四级词汇
    胡坚,80后作家。
    新京报: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请你简评一下?
    胡坚:好看。没有,真的没有。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阅读的书是什么?
    胡坚:技术类,电焊,金属加工,摩托车维修。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胡坚:大学英语四级词汇、《轻兵器》杂志。理由是考四级和写专栏。

 

 

吴兴文:孙立平有两本非常好的书
    吴兴文,出版人,著有《我的藏书票之旅》等。
    孙立平的《断裂》、《失衡》是两本非常好的书,它描述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处境,书名的四个字很贴切,目前,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断裂、失衡的状态。此外,王军的《城记》读过之后感慨很多。北京作为一个千年古都,近半个世纪变化特别大。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临近,在2008年的时候变化还会更大。很多人不明白,古董不会再生,毁坏一件就少一件。如何处理好保护与重建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另外今年还读了《正说清朝十二帝》。这本书之所以在市场上畅销,恐怕与作者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有关系。作者阎崇年作为清史专家,以前也写过很多书,但是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影响,这对写学术普及书的人来说或许会有启发。

 

吴晓波:学习描写历史的方法
    吴晓波,财经作家,著有《大败局》。
    我看书的功利性很强,比如《洛克菲勒回忆录》、《摩根传》这两本书都是描写大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与中国前几年比较像。读这种书,可以让自己把中国的一些经济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后写企业史尽量更客观、公正。
    此外,重读了一次《光荣与梦想》。它再现了美国从谷底逐渐上升的过程,涉及经济、政治、战争领域,使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大国的崛起。
    对于我来说,阅读是学习描写历史的方法,这要求首先学会记录,这几本书做得很细致,细节交代得很清楚。中曾根康弘的《21世纪日本国家战略》也是一本不错的书,它反省了日本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战略,从日本的国民性和教育等角度出发,看问题比较全面。

 

 

安妮宝贝:我的蓝色阅读
    安妮宝贝,青年作家,1998年开始发表小说,因作品风格独特引起广泛关注。题材多围绕宿命、自由、漂泊等命题思考。出版有《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二三事》等。
    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美国哲学家威廉·盖斯写的《蓝》,在香港购买的繁体中文版本。特异而美妙的阅读体验。哲学是一场吃不腻的心灵盛宴,盖斯让哲学重拾此美名。从未读过这样充满诗意与激情的哲学论著。他独特的叙述风格,论证了他在书中所起的观念,词句是有灵魂的,精心修饰的词句所要传达的正是寄寓于它本身的精神。
    也许恰好我也是一个词句爱好者,喜欢雕琢品味它的细腻反复。比如读到这样的句子:“心灵沉降,像潜水人潜向海底,黑暗逐渐聚拢,绿色转为深蓝,如发丝般细致的精密色调悄然消褪,鱼儿和植物尽皆惨白,暗夜无边;我们在水下放出长线,松垮且蜷曲,像蜘蛛快死了,脚全缩了起来……”就觉得实在是稀少美丽。
    适合轻松阅读的,读得最多的还是旁门杂类的有趣书籍。关于历史,生物,地理,宗教,心理,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方面面。考古天文和植物,更是兴趣所在。  
    买下全套自然珍藏图鉴丛书,包括《贝壳》、《鸟》、《化石》、《树》、《昆虫》和《鲸与海豚》……人的精神回归,最终是朝向恒定而神秘的自然。因为旅行的缘故,研究了西藏的宗教和敦煌文明的书。其他还有对掌纹和风水的研究。关于摄影师和电影方面的丛书也是喜欢的。
    日本的《枕草子》是很喜欢的一本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书。独立。自给自足的甘甜愉悦。是丰盛的内心。
    小说类读得较少。一直还是偏向以文本技巧和个人性情取胜的欧洲作家。但发现两位令人着迷的作者:加拿大的迈克尔·翁达杰以及意大利的亚历山卓·巴瑞科。他们的作品《身着狮皮》、《绢》,使我对小说创作的想法更为坚定:小说是探究虚无的艺术。超脱现实的距离,也就是它在精神领域里深入的界限。一个缺乏对神性靠近的作者,写不出绝美的小说。
    因为看昆曲的缘故,读了一下四大名剧的剧本:《西厢记》、《桃花扇》、《牡丹亭》和《长生殿》。绝对是因为这唱词的古典宛转,痴迷上剧院里连续三夜的相对。
    小说一定是带有超越性的艺术。它必须要脱离现实,形成它自己虚构中的一个王国。一个小说作者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神秘而个人性的哲学体系是最具诱惑力的。

 

 

 连岳:每年都会读《圣经》
   连岳,本报专栏作家。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连岳:今年一直在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自然对这本书的印象深一些。出版了30年的书,还有人读,就算是好书。
    新京报: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连岳:社科类,尤其是哲学、宗教书籍。
    每年都会读的书有《圣经》、罗素、波普尔和哈耶克的作品。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连岳:因为读书很慢,每年只要求自己精读两本书,今年为了学好英文,读了原版的《西方哲学史》,算是专业了一次吧。除了精读的书,其他当下的出版物有人送就快快翻完,一般不特意去找,其中一些有价值的,30年以后再看。

 

陈希我:文学就是冒犯
    陈希我,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放逐,放逐》、《抓痒》,小说集《我们的苟且》,中短篇小说《暗示》等。
    新京报: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请你简评一下?
    陈希我:评价好书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冒犯了我。就像烟,我喜欢抽混合型的骆驼牌,它冲。文学就是冒犯。今年印象最深的是格非的《人面桃花》,其实是因为作者和书一起提出的回到“写什么”的想法吸引了我。我想这本书的问题也就是作者的“回归”有误,应该是“怎么看”,而不是“写什么”,归根结底,看作家的眼光、洞察力,这是精致所无法弥补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学,真是个主要问题。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几年来,一直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陈希我:当然比较关注文学类。一直来阅读最多的也是这类。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呢?
    陈希我:我觉得对文学写作来说,任何书都是非专业的,又都是专业的:《色情史》(乔治·巴塔耶著)(理由:醍醐灌顶);《福柯的生死爱欲》(詹姆斯·米勒著)(理解了福柯);《艺妓——日本的浮世佳人》(明白了我们是靠什么活着的);《床上的眼睛》(山田咏美著)(我们的美女作家实在应该害羞);《檀香刑》(莫言是天生的小说家);《美德的厄运》(开眼界,可惜写得不够好)等。

 

 董桥:慢读《Eats,Shoots&Leaves》
    董桥,香港专栏作家,文笔雄深雅健,兼有英国散文之渊博隽永与明清小品之情趣灵动,为当代中文书写另辟蹊径。著有文集《旧情解构》、《另外一种心情》、《乡愁的理念》和《这一代的事》等。
    旅居英伦那些年我爱读谈藏书、谈读书甚至谈书的书。谈藏书的书关心典籍的流播和文化的防腐;谈读书的书是书香的传承是学养的保温;谈书的书探索书的设计、书的诞生、书的意识导向和书的社会功能。我读的都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老书,大名家小名家都有,英国美国一些旧书商写的贩书偶记和缥缃经眼录也不放过。那时候英国还有好几种古籍杂志和藏书月刊,上头经常选登这类小品随笔,月尾月初够我消磨几个炉边寒夜的。
    人老了趣味会变,早岁一波一波的恋执渐渐转为务实的求知心态,我读的和爱的已经不是典雅的书籍而是博杂的百科了。AnneFadiman家的书每一本都读过起码两遍,剩下一本1979年ToyotaCorolla小手册只读过一遍,有一天,她发兴翻出来再读一遍,凑成两遍!
    爱书爱字爱到这样是最高贵也最危险的情操,bibliophilia的恋书之瘾在她身上是治不好的顽疾了。幸亏这位漂亮的小妇人写过一本很好看的《ExLib鄄ris》,AdamGopnik说她把谈读书的尘封古籍擦干净写活了:不是CynthiaOzick说的“CharlesLamblives!”。
    钱钟书只有一个。北京商务印行的《容安馆札记》厚厚三大砖头分明是学问家的情敌,也是爱书人的情妇:追学问追不上钱先生呵护的本领,酸成敌手;爱书的人看到钱先生才看得到的书中隐情和字里暗香,怦然动心,不甘远观而贴鼻近狎了!杨绛先生写《〈钱钟书手稿集〉序》说,“钟书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就肆意读书”甚至“随遇而读”。那样的境界最迷人,借来开脱我天生的疏懒也恰当:多读少读,深读浅读,随遇之余顺便也可随兴了。
    近十几年我读书越读越多也越读越快。多,是职业所逼,是好奇使然;印刷媒体产量大升,网上材料随按随给,一桩新闻轻易带出万般背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漏夜辞职,WilliamSafire马上借《白宫音乐椅》弹奏抢夺乌纱的挽歌,还拈出国务卿用错fulsome一字,顺手燃起烛影摇红的玄机,何等景观!快,那是一知的欲望只求半解,不想深究;惜乎人老了会自负,像鲍威尔说“Safireisgettingarrogantin hisoldage”,看得上眼的书不多,速读读出意思也就算了。
    好看的书都是老书跟老年人写的书,好用的工具书倒要靠壮年的精力去编写了。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要我写些读书近况,我无从写起:我还在慢慢读LynneTruss的《Eats,Shoots&Leaves》学用标点符号!那是今年最好看的书,跟杨绛、聂华苓的书一样好看。好看是看文采,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林海音先生生前看到台湾老作家写的书都寄来给我,我看到内地老作家写的书也寄去给她:“这些书都有根!”她说;徐康的《前尘梦影录》、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张伯驹也写也编的《春游琐谈》也都有根。我喜欢这样偏袒老人和老书,读《罗素自传》读到赵元任1924年写给“DearRus鄄sell”的信都死命称赞他英文漂亮!那年,赵元任其实才三十二岁。

 

 

蒋方舟:好小说必须是干燥的
    蒋方舟,本报专栏作者。1989年10月生,7岁开始写作,9岁出版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出版长篇小说《正在发育》,12岁出版长篇小说《青春前期》,后又出版《我是动物》和《都往我这儿看》。
    新京报:今年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本书?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蒋方舟:我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可爱的骨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长篇小说了。看《可爱的骨头》的时候,你几乎没有想插话的念头,忽然想插话,也说不出来什么,只好把空气嚼一嚼咽下去。这是一本极其好看的书。讲的是十四岁的女孩被奸杀之后,在天堂俯视她的家人的故事。我以十分天真的低文化者心态相信一点:小说里如果主角有伤痛的经历,那么作者就肯定有这方面的经历。这个可爱的想法终于得到了验证。
    我觉得这是一本好小说,好小说必须是干燥的,必须脱离它被创造出来时黏稠的环境,没有过激的情绪。尼采说过类似的话,意思差不多,比我说得好。但我忘记原话了。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近年来,一直在阅读什么?
    蒋方舟:我特别希望看到有好的科学图书出现,也许不叫科学图书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一类的图书,反正就是信息量很大,看了之后,能够在谈话的时候忽然说一句:你知道吗?我每次旅游都一定要带《植物的欲望》、《俏胡子逛世界》和《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这一类书我看过很多遍。
    新京报:今年阅读的专业书籍有哪些?非专业书籍有哪些?
    蒋方舟:专业书籍?我想可能是《黄冈正卷》《名校秘题》之类的书吧。
    我今年看了很多古代的笔记小说,从汉魏到元明清。
    我妄想从那里面找到真正的历史,想知道我们的古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因为这些书已经太久没有被人触碰了,我总是想象它们被我看了以后是多么的感动。而我,发现了很久没人发现过的历史,同时还做了善事,没人比我更高兴。

 

池莉:沉下去浮上来
    池莉,知名畅销书作家。本报大家版作者。主要作品有:《池莉文集》(七卷),长篇小说《来来往往》、《小姐你早》、《水与火的缠绵》等,散文作品《怎么爱你也不够》、《真实的日子》等 ...

她为什么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薄薄的?我手上这本很厚的。

 

雷颐:关注“平民的历史记录”
    雷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印象最深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欧洲的法律与竞争》,这本书特别切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既有历史描述,又有理论分析概括,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这些年一直关注“平民的历史记录”类书籍,今年这方面的好书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长相依》、《又见昨天》等。因为平民的历史不被记录,其实了解一个社会、一段历史最重要的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不是宣言、文本所宣传、主张的那些东西,而是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
    这些年来,我长期阅读的是有关社会变迁、转型、制度安排方面的书。其中哈耶克的著作值得反复阅读。细读的专业书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竺可桢全集》(1-4)。“半专业”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小说《袁世凯》(三部曲)。

 

 

刘绍铭:过了花甲之年读杨宪益
    刘绍铭,香港岭南大学荣休教授。小说家、翻译家。
    人老了,消化不良,读书口味也归平淡。老朽之年加上“荣休”身份,大可坦然面对看不下去的东西说“不”。闻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状元耶利内克文字时见血腥。是不是类似电影《钢琴教师》那种自残画面?如果是,老朽可以说“不”。
    看了会做噩梦的。何必?
    “作者已死”那派理论,不知是哪个“番僧”凑拼出来的,真是胡说八道。人家一把辛酸泪写出来的东西,合该有个名分,怎可以一笔勾销?不识鲁迅身世,如何解读他的小说?
    董桥说,“好看是看文釆,看故事;沉闷的大议论睡不着觉我也懒得看,老皮囊经不起这个折腾。”过了花甲年纪,说这话才动听。也只有过了花甲年纪的人,读杨宪益的《破船载酒忆当年》,才会察觉到字里行间的斑斑泪痕;才会联想到,像他这种当年报国有心的人,在国外等闲白了少年头,也不见得是坏事。

 

李敬泽:一直比较喜欢看古书
    李敬泽,文学批评家。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著有《通往故乡的道路》、《纸现场》等。
    今年印象最深的书是在首都机场买了一部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它肯定比任何小说都更好看,早期的医生们在黑暗中的探索有一种邪恶的———在审美上———诗意。
    现在,正在看《华为真相》和孙隆基的《历史学家的经线》,正好也是在机场买的。
    “非专业”书籍总是给人更多的乐趣,比如《高陶事件始末》、清末王韬的《漫游随录图记》。至于“专业”书籍,对我来说就是文学和理论批评吧,常常一边读一边悲愤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读,所以,我希望尽快把它们忘掉。还记着的是王刚的《英格力士》、孙惠芬的《上塘书》,在电脑上看的冯唐的小说,两本文化批评的译著《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还有上海批评家郜元宝的集子《在失败中自觉》———思力深湛、令我信服。
    今年看得多的还是旧书,看《好兵帅克历险记》、《莎士比亚全集》,还有美国老痞子布考斯基一本台湾版的小说集《小镇上的爱情》,看得兴致勃勃、嘿嘿坏笑;因为和正在写的东西有关,还看了《战国策》、《国语》、《史记》、《孟子》、《吕氏春秋》等等。听上去吓人,实际上哪一部也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但终究是喜欢看的。我们过于强调时代的变,忽视了世上不变或变得慢的因素,看看古书,我觉得古人的毛病全还在,古人的好处我们可能倒丢光了。

 

 

朱大可:阅读是对世界的秘密占有
    朱大可,文艺评论家,著有《聒噪的时代——在话语和信念的现场》、《十作家批判书》等书,主编《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两卷)等书。
    新京报:回顾这一年的阅读,整体上您有什么感受?
    朱大可:回顾2004年度的阅读历程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本年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它是流氓叙事的范本,为我们打开了当代游民经验最犀利的部分。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徐星继续着其孤寂的反叛。他几乎遭到了世人的无情遗忘,却又翻身成为新的流行事物。但在我看来,鉴于其小说和生活方式的密切相关,他的话语是当代愤青所无法模拟的。
    新京报:您个人的阅读趣味有什么倾向吗?
    朱大可:我总是在关注这样两类图书,其一是最前沿的思想批判与建构,例如吴思的《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其二是对历史景观、事实和意义的重新阐释,特别是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的书写,这方面的例子像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和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后者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作了准确判断。我希望这种阅读,有助于摆脱集体无意识的干扰,以便更好地展开精神反思。
    几年来,我一直在阅读的图书还包括各种经典文本,就是每隔若干年对一些重要文本进行循环性复读,例如我复读了《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它们成了我探究民族精神的话语仓库。我的另一种复读则出于教学的需要,我重新阅读了《暴风骤雨》、《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还有全部的“样板戏”剧本。
    新京报:您的阅读对象有“专业”与“非专业”之分吗?
    朱大可:本年度我所读到的最可爱的“专业书籍”,当推阿兰·科尔班《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官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这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对“隐喻”话题永无止境的关切。
    “非专业书籍”则应包括北村的宗教小说《愤怒》、麦家的悬疑小说《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李西闽的恐怖小说《死鸟》(海峡文艺出版社)等等。阅读这些朋友们的作品,仿佛是一次内在的交流,以便能够听取他们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私语”。对我来说,躲在书房里的缓慢阅读,就是对世界的一次秘密占有。

蔡天新:旅行为我提供写作素材
    蔡天新,旅行作家,诗人。主要文学作品有诗集《彼岸》、《梦想活在世上》,散文集《横越大陆的旅行》,传记《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现居杭州。
    年度总结通常是政府、机关要做的事情,也是媒体要做的事情,其目的是对民众和读者有个交代。
    受其启发,我本人也在记事本(从日记蜕变而来)里煞有介事地评选年度十件大事,这件事已经做了差不多十四年了。这个本子从不示人,其主要作用是,看看自己是否比上一年退步了(或进步了)?坦率地承认,每年的十件大事里,不乏自己书籍的出版,却从不提及读了什么好书,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写到这里颇有些愧疚)。
    在我看来,一本书的好坏首先在于,内中的文字读起来是否让人感到亲切,尤其是人文方面的著作应该有这个要求。如果把一本书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封面就是这个人的外表,这一点不是我的发明,想必人人都会同意。这其中,书名、作者、色彩、字体和介绍无疑就是书籍的五官了。
    对我来说,更看重的可能是,接下来翻开的那部分目录,这可是一个人开口说出的第一句话,它甚至比封面还要紧。
    当然,一本好书的好坏与否最终取决于正文的内容是否有着持久的可读性,这就像一个人的内涵和修养最后决定了他或她的成就和命运。
    另外,对一本真正的好书来说,它的后记也必然是意味深长的,这如同一对情人告别时的表情,那通常是会长久地留在对方的记忆里。
    今年读过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的传记和旅法华裔画家赵无极的自传,分别写下《只是轻轻地掐了她几下》和《朝向天空和云雾的心灵》两篇批评文章。
    多年以来,我一直喜欢阅读传记类的书籍,之所以喜欢,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一个人的一生。要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或者能够转世,这就表明人类对自己的生命密切关注且有着浓厚的兴趣。当你阅读到主人公与另外一个为你所了解的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或当他或她到达某个你所熟悉的环境时,有一种兴奋会油然而生。但让你不停阅读的传记类书籍确实少之又少,几乎没有。
    相反,有的工具书让我反复阅读,例如手头一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现代世界文化词典》,购买(印数只有三千)十六年以来一直为我所珍爱,其磨损程度甚至超过了《现代汉语词典》。考虑到诗人有时会为一个字遍找词典,这种现象尤其罕见。这本从英国引进的书囊括了二十世纪320位有着重大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绝大多数已经辞世),其领域遍及文学、史学、哲学、科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各类艺术,每一位的介绍文章都出自专家之手,且语言凝练、思想深邃。
    假如考虑到我的本行是数论(数学中的一个分支),这些书籍都不属于我的专业,而若是谈论起真正的专业书籍来恐怕又会让各位感到乏味。
    古人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年我有机会四次出访中东和欧洲,到达十一个新的国度,一如既往如饥似渴地阅读大地这册典籍,可以说,旅行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写作素材和契机(另一部让我受益匪浅的书籍当数互联网)。让写作、阅读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曾经是我的一个梦,如今总算基本上实现了。

 

陈侗:2004年我的阅读
  陈侗,画家、作家、翻译家、出版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影像》是我在2004年编辑出版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也因此我仔细读了它。
    我从2002年开始编辑这本书,可见是一本难度很大的书。这虽然不是一本谈学问的书,但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在做学问的态度上。这本书是想像力、智慧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舒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是我最近两个月时不时翻阅的一本旧书,英文版是1973年出版,中文版是1985年。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病症,这本书的诊断具有预见性和说服力,同时它还提出了具有建议性的主张。我以为每个关心世界观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江晓原:《西洋情色文学史》不错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著有:《年年岁岁一床书———红尘中的科学文化阅读》等。
    今年读过的有台湾麦田出版的亚力山德安的著作《西洋情色文学史》。此书于1989年首度在法国出版,目前已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此书尚无英译本)。它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也是目前惟一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从古至今情色文学演变与发展的专书。学术性很强,也比较好读。
    另外,还读了一些科幻小说。《译林》杂志今年第6期隆重推出了《侏罗纪公园》作者迈克尔·克莱顿的最新科幻巨著《猎物》,我觉得很不错。
    小说通过具有自我复制,自我进化的智能纳米集群对人类带来的威胁,提出了一个让崇尚科技万能的现代人反省的严肃命题:人类如果不能理智地运用科技,就可能像弗兰肯斯坦那样,最终毁于自己创造的不可控制之物。
    我觉得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很不错,把道理讲得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是同样主题中最好的一本。

 

陈彦:惊叹大量上乘书籍
    陈彦,法国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法国政治与思想研究中心。“同中国一起思考”法文丛书、“法国当代思想新论”中文丛书主编。  
    法国出版界近年受到网络冲击,也面临严重挑战。但我仍然为每年推出的大量的质量上乘的各类书籍所惊叹。我的读书范围主要限于历史、政治哲学、社科一类,因此也只能就此提供一二信息。
    2003与2004年之交,有两部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一是郭舍(MarcelGauchet)的《历史条件》;一是法国拉丰(RobertLaffont)出版社推出的《殖民主义黑皮书》。郭舍是法国专门研究现代民主的思想家,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致力于对纳粹主义之后的现代民主社会的解读。《历史条件》是一本对话形式的书,对其近年思想成果进行了提纲挈领式的阐发和梳理,是进入郭舍思想的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殖民主义黑皮书》系统反思西方近代扩张史的一个最基本的向度——殖民史,从思想上清算殖民主义,可以说是此领域里填补空白之作。
    我尤其要提到的是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Derri鄄da)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巨匠哈贝马斯共著的关于恐怖主义的《9·11概念》一书,这也是德里达生前最后一部著作。
    我最后还要提一下法国有关中国问题的书籍出版情况。近几年法国出版了不少中文翻译作品,尤其是去年中法文化年开始后,更是促进了中文著述的出版。

 

王铭铭:对《思想操练》印象很深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逝去的繁荣》等,译有《当代人类学》等。
    新京报:今年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王铭铭:我对今年丁东等人的《思想操练》一书印象很深。这本书不是什么学术之作,而是有关学术和社会思想的对话集。内中有一小节表达了对我的批评。不过,重要的是,我特别喜欢丁东、谢泳这些文人对中国学术史进行的富有意味的梳理,他们表达出的在学术、学风和思想方面的“怀旧之心”,引起了我的极大共鸣。我也为他们的社会责任心和反思精神所吸引。这种在阅读和事先的交往基础上进行的对话,也值得推崇。
    新京报:你比较关注哪一类型的图书?
    王铭铭: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书籍,是我比较关注和喜欢的。这些年来,我跟华语世界的人类学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出版于两岸三地的书,有的是原创作品,有的是译作,有的是辞书,因为专业的缘故,特别重视阅读。这些年内地出版的这方面书籍,质量有所提高,特别是乡村人类学和翻译作品,而西部地区的旅行志则以图文并貌为特色,可读性较强,有时也买来翻阅,其中有不少好作品。

 

王缉思:关于美国政治的新书
    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读了库普乾的《美国时代的终结》,还给这本书写了序言。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未来的展望,经过范围广泛的讨论后指出,对美国的挑战正在迅速形成,挑战既非来自伊斯兰世界,也非来自上升中的中国,而是来自于统合中的欧洲,美欧间几十年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让位于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关系。
    同时,美国国内对于充当“全球卫士”也日渐厌倦,以此为基点,作者对未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忠告。另外,读过的书还有《美国政治思想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影印本)、布尔金斯基的《选择》和罗伯特·卡根的《天堂与权力》。

 

 

丁宁:《名艺术家传》读得最多
    丁宁,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
    在阅读方面,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我偏重英文原著比较多,中文书不是特别多。
    读得最多的,是英文版瓦萨利的《名艺术家传》,这本书现在已有中文版。这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它涉及到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建筑师,其中包括很有名气的一些人,比如拉斐尔、达·芬奇等等。他所写的不一定非常可靠,但没有别的史料可以代替,作为了解艺术家的一个入门书还是很不错的。像米开朗琪罗脾气很大,连教皇都怕他三分。他为教堂工作期间要请假,教皇不同意,他就说,那我就不干了。教皇只好又讨好他,同意他请假。

 

崔之元:《没有个性的人》值得阅读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觉得中信出版社的《从资本家手中挽救资本主义》这本书很不错。它的基本观点就是,资本家实际上在破坏资本主义,我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它的书名不准确,我觉得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从资本家手中挽救市场经济”。书中认为,资本家常常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它所指的“资本主义”往往是指市场经济。因为像比尔·盖茨这样的资本家,他开始成功的时候有一些贡献,但是,在一旦成功以后,他就形成了垄断,妨碍别人创新。
    另外,我觉得《没有个性的人》值得反复阅读,它写出了人的复杂性。我觉得这部小说完全可以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媲美。

 

孙郁:2004年,片刻欣然
  孙郁,学者、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鲁迅与周作人研究专家。1957年出生于大连,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百年苦梦》等。
    《骑兵军》,伊萨克·巴别尔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乃一部奇书,作者系犹太人,曾以记者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师攻打波兰,后将经历写入小说。作品均为短篇,然而血腥惨烈,意绪纷纷,短篇小说能容如此大的意象,为先前所未见。
    中国作家一味钟情长篇巨作,以为宏大者乃意义匪浅。不料与巴别尔的微弱与细小中显出的深相比,苍白无力且空洞无味也。
    《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著,赵京华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木山英雄系日本奇人,文字玄奥深切,有诗人风骨。书中描述鲁迅、周作人之作,多发中国人未发之言。
    作者的目光带有哲人之亮色,哀凉糅入平淡,幽远寓于日常。写文人的心绪与社会关系,多有奇思。学术亦为诗情。木先生的自由之心往来于中日之间,又不被外物所累,乃真人真语,为世间鲜见。
    《聂绀弩全集》,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杂文与旧诗尤好,颇有鲁迅之风。
    聂氏一生多厄运,傲骨犹存其人其事大度高远。文字老到尖锐,有肉体的痛感在,读后心血涌动,深觉自己俗气缭绕,不禁心神往之。
    《李何林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先生以教育家闻世,系鲁迅研究的开拓者。
    先生著述大气朗朗,全无文人的酸腐之味。一生以鲁迅是非为是非,言行不二,为人为师浩气若虹,李何林文章朴素与平常,恳直与浅明,可见其明净之心。
    世间刚勇者多失之简单,深奥者喜走偏执。然而先生勇而正,慧而明,不累于旧物,又倡明新学,五四遗风与鲁迅传统相融其间,学林有此之人,当为幸事。
    《藏书票风景》,吴兴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书中多西洋藏书票精品,构图讲究,情思漫漫。
    洋人阅世深者其情也真,偶见滑稽之作,令人一悦。自嘲自讽之中,情理毕现。吴兴文先生乃藏书票专家,文字亦好,点评者作品时意趣横飞。
    藏书票系着书与人,文与画的关联,背后乃一道心灵之史。收藏家必有学人遗绪,方寸之间,仪态万方。今年曾与友人举办过藏书票大展,一睹吴氏藏品风采。
    藏书票里的故事,实在可感可叹。
    《陈独秀诗存》,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编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此书得于北京沙滩。陈氏之诗,国人谈之甚少。以我看来,其诗高于其文,泼墨之间,有六朝狂气,与鲁迅难分伯仲。讽世之作,清脱精妙,每每为之击节。狱中所咏《金粉泪》五十六首,为惊世之作,京派与海派种种雅士,难抵先生气韵,寄魏建功诗云:“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醉卧乡。”仅此一首,足为诗林之翘楚。
    裘沙先生《陈洪绶研究》苍润遒劲,书中为陈老莲画像,笔锋传神,张弛有度。蓝英年谈俄国文学的随笔灼识扑面,邵燕祥的杂感集痛快淋漓……偶读诸人新作,心清气爽。在红尘扰世的年代与之相逢,也算有片刻的欣然吧。
    匆匆忙忙过了一年,发现竟然没有做什么事情。先前想写想读的书,竟未能做到,年终算账有点怅怅然。

 

 

秦晖:读的都是英文著作
  秦晖,1953年出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今年读的基本都是英文学术著作。比如塔吉耶夫《种族主义的源流》,它主要是讲文化冲突的。作者反对在专制条件下讲文化一元与多元,主张文化自由。塔吉耶夫认可多元主义,但条件是“文化多元主义”不能成为推行“文化内一元化”
    的借口。真正的多元主义必然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无论是“反差异的”还是“爱差异的”种族主义,其共同点都是剥夺这种选择权,通过“将个体非个体化”而导致将人非人化。
    另外,《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也是一本不错的书,作者忘了。除了以上的两本书,高德曼的《俄罗斯私有化的失误》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平川:故人相逢不相识
    平川,1972年出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现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著有《耶路撒冷:美丽与哀愁》、《中美冲突缘于彼此误读》等。
    2004年在美国最大的事情就是选举。因为身在美国,所以国内新闻界的朋友布置了很多关于选举的话题让我来写,于是读了许多与选举相关的书。尽管选举的结果让很多人都失望,不过我相信许多在政治上失意的出版界人物在经济上大有斩获:因为关于两个候选人的书都是市场上的大热产品。
    在“反对派”里,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克拉克的《反对所有敌人》。在这本详细地记述布什政府如何把反恐战争误导到自我战略设计的书中,克拉克实际上处理的问题是:如何恢复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美国政治传统。另外一本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伟大的阐释》,他提出的概念是:这是一个(现任)政府(发动合法政变)推翻政府(既有政治传统)的革命。
    今年也是记者的丰收年。首先,早些时候出版的是《华盛顿邮报》副总编、水门事件的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战争计划》。不过我曾经说过,这本书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对记者灵魂的拷问:是隐瞒一些真相,获得更多的事实;还是披露真相,被封杀在政府之外?因为伍德沃德对一些事实的故意模糊,所以,他能够获得更多的关于政府决策的真相。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后来在另外一本书的出版中得到了回答:《纽约客》记者西摩·赫什在晚些时候出版了《命令线》(ChainofCommand)。赫什是揭露美军虐囚丑闻最早的记者,他是政府最痛恨的记者之一,但是,他得到了军方中的最高机密,他永远也不妥协,永远在追求真相。他让我确信,新闻这个行业,必须像萨伊德所说的那样:永远做一个边缘人。
    今年另外一本无法回避的书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在这么一个爱国主义依然高涨的国度里,这么一本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书自然豪不稀奇。不过我的理解是这是一本种族主义的书,提倡的虽然不是暴力灭绝其他种族,而是文化灭绝。
    亨廷顿使我重新去寻找了一些非白人的著作,这些人我大多看过他们的中文版,但如今捡起,却很有一些“故人相逢不相识”的惊喜。比如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他有两本连续的处理伊斯兰教题材的书《在信仰者间》(A鄄mongtheBelievers)和《超越信仰》(BeyondBelief)。作为一个已经不是伊斯兰教徒的伊斯兰教徒后代,他骑在几种文化和宗教的中间,更能够以超然的角度来审视他们之间的冲突、矛盾和和谐。
    另一个是曾经因为《撒旦的诗篇》而被伊朗追杀的萨尔曼·拉什迪。我以前读过他的一些小说,深为震撼,如今看他的一些英文版的散文集,包括远至1992年的《想象的家园》(Imagi鄄naryHomeland)和去年的《跨越这条线》(Stepacross thisLine)时,才知道,他的力量早就跨越了文学,而是政治、宗教、艺术的集大成者。广州《书城》杂志的编辑凌越前几年对我说,他相信终有一天,他会获得诺贝尔奖,我相信。这些“故人”再次告诉我了一个意大利作家曾经说过的话:卡尔维诺曾经这样问:为什么要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不随时间的消逝而消逝的。他自己的传记《巴黎的隐者》(Hermit inParis)去年出版,今年才有人关注。
    畅销书其实和新闻一样,很快就被人忘却,我相信,只有那些能够被人经常性地当成“故人”的作家,才会最后沉淀成经典。顺带说一句:如果能够看原版,我的建议还是看原版。你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少东西已经流失。

 

 

张柠:感性思维容易成为消费品
  张柠,文学评论家。
    正在读《菲力普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这本书阐述了地中海的环境、自然对文明的影响,角度非常独特,文字非常朴素,而涉及的问题却很全面。
    另有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通过宗教裁判所的审讯档案碎片重现了13世纪法国的一个小山村,把社会事实重新阐释,不是本质主义形而上的思维,这本书也非常好读。
    另外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这本书是一个作家写的理论著作,把理论思维和跳跃思维融合在一起,很有特点。而库切的一系列著作的主题则站在了今天文学创作的最前沿,行文风格很有特点,有理性色彩。
    原来我们认为理性思维是文学的敌人,而现在发现,感性思维很容易成为消费品。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是一本很好的书,作者的思维很开阔,艺术感觉非常好。

 

 

 张鸣:一本独特的学术著作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有一本《上海的罢工》是写上海工人的罢工史,它不是纯粹的政治史,这本书用政治学的观点来阐释历史,在学术著作中比较独特。
    此外,《危险的愉悦》也不错。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汉学家,它最大的特点是写出来没有任何隔膜,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作者所做的是社会史研究,有一些女性主义的味道。对当时上海的文化和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另外,刚刚读完的一本回忆录很平和,很耐读。此外,我读过觉得不错的书还有《日本政治史》(四册),这套书做得很细,大框架掌握比较好,尤其是中日关系那一部分相当不错。其他还有《文史消闲录》和《战天京》也比较好读。

 

严歌苓:精彩的马尔克斯自传
   这两年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今年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叫《为说故事而活着》,也是精彩至极。
   从中我看见了他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原型,他似乎以这本书引我走到他的或魔幻或现实的大小戏剧的后台,请我参观所有的机关布景,介绍演员们的身世。当我把这本书读完,一部哥伦比亚的当代文学史也铺展在面前了。
...

《百年孤独》我是看过三遍以上了,他的魔幻现实主义笔法让我深深的迷醉,并爱上其他的魔幻甚至幻想小说,比如《魔戒》和《哈里波特》系列我全部都看过。这几天我也在读马尔克斯的一本散文集,尽管是汉译本,他的语言仍然洗练准确并且新奇,让人有阅读的快感。

 

袁伟时:《美国宪政历程》的真实
    袁伟时,学者,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等。
    在今年读过的书中,有两本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本是任东来的《美国宪政历程》,另一本是《大法官的智慧》。
    《美国宪政历程》用真实案例,渐次说清楚了美国宪政精神、宪政制度、政体及运作方式、联邦最高法院地位、所有这些讲究的由来和发展的依据等等。对美国宪政的过程做了一个梳理,对中国的现代化来说很有作用。现代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制度的现代化,本书提供了丰富的财产。
    而《大法官的智慧》选择了20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州上诉法院法官所作出的60则案例,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大法官的实际判案过程,书中案例涉及财产权、安乐死、宗教和言论自由、同性恋及隐私权等问题。这本书非常好读,即使是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本书也会有很大收获。

 

高兴:奇特的作家贡布罗维奇
    高兴,《世界文学》副主编,主持过“中国诗人谈外国诗”等栏目,参加过《世界文学四十年佳作选》、《诺贝尔文学奖词典》、《外国文学名著精品赏析》等书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已发表《凡高》等译著一百多万字以及数百首译诗。
    新京报:今年你阅读过的哪一本书对你印象最深?
    高兴:应该是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的《费尔迪杜凯》。贡布罗维奇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作家,按理说他应该早就与中国读者见面,但是直到去年译林出版社才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费尔迪杜凯》。我很早以前在美国时,就看过了他的作品,西方对他作品也有很高的评价,昆德拉就把他和卡夫卡、布鲁赫并称为“中欧四杰”。
    《费尔迪杜凯》这个作品的嘲讽的语调,夸张的想象,让我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好玩的感觉。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很多人对文学的理解都太狭隘了。
    而《费尔迪杜凯》和贡布罗维奇告诉我们:文学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他的话语是随意飞翔的,他的想象力极为生动,甚至他对自己的作品也采取一种很随意,很不在乎的样子。
    新京报:你评价好书的标准是什么?
    高兴:好的作品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独创性,就小说而言,我特别注重一部作品文字本身所散发的魅力。如果一部小说,它有非常好的故事情节,但是语言没有魅力,我不会认为它是一部好的作品。我觉得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故事性已经越来越不在乎,我更多地是注重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韵味。
    新京报:你除了比较关注文学类图书外,还比较关注哪一类图书?
    高兴:我还比较喜欢看传记,比如今年我看了克林顿的《我的生活》,希拉里的《亲历历史》等等,因为我觉得这些人经历过我们平常人不可能经历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传记,从中获得一些平常我们可能不能得到的信息,从中也许会受到一些启发。

 

 

余世存:大众消费学术仍有空间
  余世存,学者,曾任报刊编辑,著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等。
    今年读书比较杂。印象最深的书可能算是《潜流》,这本非常学院的书居然成了畅销书。
    不管大家对出版市场如何评价,从这本书的热销中,我感到大众消费学术仍有空间。这本书是一本文章集,文章集的作者基本上是大学里的学者,而且大部分文章都是旧文,写得很概念,很专业。这样一本文章集成了社会热点,既说明民族认同确实是当下的一个问题,又说明大众阅读的趣味之广。
    我对好书的评价标准仍着眼于它的社会价值。事实上,出版界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这几年读历史著作比较多,但读到一本好书意义上的史书太难。
    我的阅读主要限于人文社科。这方面今年读到的书有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这书可算是汉语散文界的一大收获;北岛的《失败之书》,北岛为什么要取名“失败”,为什么要否定他早年的诗,很值得我们来进行理解和同情;傅国涌的《追寻失去的传统》,这个“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究竟是什么,傅国涌做了自己的解释,他比较忠于历史。
    还有一本书,美国前财长罗伯特·鲁宾的《在不确定的世界》给我留下了印象,他在这本传记里写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他强调不确定性,这是对的,但我从书中读出了他的偏见,他对世界确定性安排的优越感。

 

徐友渔:《受活》和《愤怒》印象深刻
  徐友渔,学者,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等。
    今年出版的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无分轩轾,一是阎连科的《受活》,再就是北村的《愤怒》。
    我觉得评价好书,不同学科有不同标准,一般是思想性,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关注人类命运。我比较关注与当代中国人命运有关的书,不论是描写还是研究类型,总之要深刻才好。我基本上不重复读书,为了研究和写作而重复读过的书有罗尔斯的《正义论》、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等等。今年阅读的专业书,除上面两本,还有德沃金的《至上的美德》、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等,看得比较多的是英文政治哲学专业书。非专业书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两本小说就很少了,原因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太少了。

 

 

薛涌:纪念董乐山先生
    薛涌,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今年出版《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美国政治笔记》。
    按说我是不配写这篇纪念文字。我和董先生交往甚薄,连他夫人的名字也没有记住,而且一出国就断了联系。他1999年去世,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月。
    那年小女出生,刚刚做父亲,而且女儿才两个月时全家就到了日本,面对日语的挑战和为人父之责任,已经力不可支,对外界全无关心。对我一直十分关照的芝加哥大学的邹谠先生去世,我也是很晚才给他的夫人写信慰问。先生去世,我是去年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给他夫人去信,实在惭愧得很。
    今年有一位年轻记者燕舞写了“三代人的美国书写”,把我最近出的《直话直说的政治》放在从董乐山先生开始的“三代人”的背景下来观察,这才又勾起了我对先生的思念。那本书是作为“薛涌美国政治笔记”之一出版的。如今,这个系列之二《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大选及其政治走向》也出版了,而且自信比第一本“美国政治笔记”有明显的提高。刚刚开始写这些东西时,纯粹是卖文为生。但写着写着,就超出了原来的目标,并希望一直坚持下去,把这种写作当成一个终生的事业之一。这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这两本书你最希望给谁看?”
    我的回答就是“董乐山先生。”
    我和董先生虽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还是在他们家吃过饺子的。那天在他家谈得晚了,夫人说吃了饭再走,从街上买了新鲜的生饺子下锅煮过。那是手包的饺子,远非机器做的冻饺子可比,所以味道非常好,至今还记得。
    最初找先生的原因,是我在刚刚试刊的《文汇读书周报》开了个“对话录”的专栏,专门采访一些学者。先生是美国问题专家,我则被现在的朋友讥之为“80年代的遗少”,当时大学刚刚毕业,对美国正在着迷之中,他自然成为我“锁定”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第一次谈话,至今记忆尤新。他当时正给三联书店编一本《海外书摘》,目的是让中国人更准确地理解美国。他告诉我,见到美国一些教授,刚开始觉得人家神得不得了,几乎无所不知。后来发现,人家并不是神仙,而是找对了读物。所以,中国人要了解美国,也需要类似能够提纲挈领的东西。《海外书摘》便以此为目标。
    我和董先生不是一代人,干的也不是一个行当。如今我的“副业”和他的“专业”重合,也算是有缘了。不过更有缘的,还是大家对现实的看法。
    刚刚见先生时,他在我眼里还有美国问题专家的光环,很神秘。但一相熟,就谈起现实来。老实说,先生以研究美国为专业,实在生不逢时,研究完全被耽误了。即使先生才能超群,但人不是神,不可能不受环境限制。比如他讲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和《纽约书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自由派精英的文化趣味。他无法长年在美国社会生活,对右翼的声音不熟悉,自然没有把这两本杂志放在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中来理解。我不是说低估先生的学术成就。只是觉得仅以学术衡量他,是看低他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呆得无聊,想去美国所,为此问过先生。他很高兴,说会尽力帮忙。后来事情没有成。在我看来,这完全合情合理。我当时英文刚刚开始学,还不过关。美国研究的著述也没有。
    美国所不是想去就去的。但先生却似乎为这事还有些歉意。到了1994年,我赴美探望在耶鲁读博士的妻子,临行和董先生告别。他电话里还宽慰我:“没有来美国所未必是坏事情。看看,你现在有机会去耶鲁了,虽然是探亲,但我相信你到了新环境会有作为的。
    到时候有成就了,回来人家对你会另眼相看的。“
    我如今在海外定居。常常想起先生这样的人。他一生都希望帮助中国人了解美国,但作为国内顶尖的美国专家,竟难有机会到美国看看。我们这些不搞这个专业的后辈,倒是一来就是十年。所以,也算是为了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我等后辈应该不停地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