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分配机制的博弈思考

公平分配机制的博弈思考
(2010-10-26 20:31:59)   

    对于公平分配的博弈，本人先从一个大家广泛认可的公平分配博弈模式来说起，每到说公平分配的时候，都会有人说分配最公平的分配方法是：切西瓜的人最后拿瓜，只有他分配的公平他才能够得到公平。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的分配方法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先拿瓜的都是挑大的，最后拿的就是最小的，分瓜的人要想要多拿，最后就只有尽可能的把瓜平均分配，自己才能够拿到平均的一份否则一定是所得少于平均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机制就是造就社会的绝对平均化，但是这样公平吗？尤其是对于分瓜的人公平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能够有分瓜权的人，恰恰是这里面最能干最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好的社会掌握权力都是人尽其才的话更应当是如此，这样的分配机制使得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只能拿到平均收入，进而是各个阶层的平均化，我们长期的马列主义下的社会主义理念就是这样。但是这样如何体现多劳多得和能者多得呢？社会的创新精神就将被彻底的扼杀。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公平与平均等同了起来，越是无能的人越希望平均，而由于二八效应的存在，百分之二十的人创造百分之八十的价值，肯定是80%的大多数的人希望平均，但是平均不等于公平，这里如果是没有信仰而仅仅从利益进行民意表决的话，我们历史上扼杀经济活力的绝对平均化的泥沼就会再现。再进一步的讲就是在你分瓜的时候，外面还有其他人与你竞争，人家的瓜可不是平均分配的，在你家与他们的比赛中他们的优秀选手分到了更多的绝大部分的瓜可以跑得更远，你家的选手只得到了平均的瓜显然比不过人家，最后就是家人比赛胜利赢得了瓜田，人家拥有瓜田而你家就是给他人种瓜，人家吃完了好瓜以后给你剩下的生瓜让你平均分配，你怎么翻身呢？绝对平均化的问题是极大的，我们的大锅饭的历史怎样给中国经济造成灾难不用复述了。所以这样看似公平的模式在博弈下的结果就是导致绝对平均化，我们以前的这样的实践就是如此。
   且不说这样的平均的问题，在这样的机制的执行上就会有问题，谁来保证这样的机制执行呢？能够强制执行的人显然比分瓜者更加有权力，这样的机制就会演变为分瓜者让监督者第一个拿并且给分一个特大份，然后监督者就默许分瓜者让其他愿意给分瓜者行贿钱多或者分瓜者、监督者的裙带朋友先拿，分瓜者在最后拿不拿都无所谓，因为他在分瓜的过程中权力寻租所得已经足够了，结果就是在倒数第几拿瓜的老百姓所得最被盘剥，我们的公仆就是这样最后拿瓜和分瓜的。再说这样的机制是权力最大的人分瓜，监督执行的人按照这样的机制应当分瓜和最后得到才对，这样就出现了悖论，只有分瓜者同时自己是监督者才有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能够行吗？除非有特别的信仰是做不到的，否则自我监督的政权一定是更严重的腐败，分瓜者自己不受监督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出售先拿瓜的权力和畸形分配西瓜份额，进而利用分瓜先拿权的转让分瓜者得到西瓜绝大部分的价值，还能够以瓜的刚需让所有参与者不得不接受分瓜者的精神控制，让这样的机制比没有还要黑暗，中国不是三权分立，所有的为政者和监督者到了最终都是归一到一个最高权力的。因此西方的社会模式会对于谁是分瓜者争夺的无比激烈，最后分瓜者都是代理人而利益联盟却成为了先拿者，各方达成共谋的平衡，而中国就是皇帝的无上权威了。因此这样的模式实际上只能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而不能不折扣的真的赋予实践的，因此这样的模式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模式。所以这样的看似公平的分瓜理想，被人性本私的丑恶的博弈一番以后就成为了各种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这样的理想主义只能在信仰的天堂进行建设，凡是想在人间建造天堂的结果一定是建成了人间地狱，西方的中世纪就是这样的结果。
   在理想主义模式下让统治者有这样的信仰自觉也是不可能的，宗教社会也做不到，宗教社会为信仰牺牲的不是教主而是教众。但是教主以平均化的制度为口号却可以非常有效的吸引身处底层的人群，理想主义是最容易发展成为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我们当年的红卫兵就是一群满怀理想主义的激进破坏分子。对于在底层的人更容易倾向于通过改善分配的机制而不是自身的劳动创造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态，因为这样的所得不用付出自身劳动代价，一旦社会对于财富的所得和改善的取向由劳动、创造、投资等等变成了改善分配机制追求财富的平均分配，在均贫富口号之号召和利益驱动下，谁有财富都会被不问来由的进行平均，即使是有合理合法的财富来源，其他人也倾向于他的财富来源是邪恶的可以分享他的财富，合法的可以说他不合理，合理的可以说他不合情，而均贫富的人的眼里你比他富有就是最大的不合情理，这样的倾向就会产生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环境，没有谁的财富会是没有罪的，谁还会进行生产创造？社会一定是动荡不已没有生产只有消耗，最后大家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得到了平均，全社会进入了历史的大倒退。
    我们这样的分配再进一步就是博弈被引申，引申的博弈模式不再是分瓜者最后拿，而是变成了我们小时候所熟知的狐狸分瓜的故事了，故事讲小熊兄弟为了分瓜而打架，狐狸来了说自愿帮助他们两个分瓜，自己不拿以显示公平，然后就是西瓜分出来先是哥哥的份额大了，狐狸就在哥哥那里吃一口，吃完后弟弟的份额又大了，狐狸再在弟弟那里吃一口，然后又是哥哥份额大了，狐狸再吃，如此循环往复，西瓜大部分都进入了狐狸的肚皮。我们现在的政策讲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每当有哪里出现了高利润政府就加税、调控的吃一口，对于产业的发展不是给产业注入资金而是以税收收走利益，看似各行各业都公平了，但是各行各业都是国进民退，因为国企的税收国家还可以以扶持利税大户的原则下再一次国家投资回来，同时国企也没有民营企业那样巨大的回收投资的压力，而我们需要的和谐社会是国进民进的，这样的分配模式就让二者对立了起来，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远远高于GDP增幅的增长，各种以税收调节的政策层出不穷，那个行业赚钱那个行业增税，这样如何让行业中的企业做大作强？这样的分瓜模式就是在分瓜的过程中加入分瓜者的部门或者个人利益。
   由此我们从这样的博弈模型上就又得到了一个引申的问题，就是博弈讲的是分瓜，而没有讲种瓜，有了瓜才可以分瓜，瓜多才能够多分！在这样的博弈下只是重视了对于瓜的分享而没有讲到瓜的创造！如果是让种瓜者不能得到更多的瓜，不能让种瓜者得到分瓜的权利，那么还有谁来种瓜呢？不种瓜的人得到的瓜太多，肯定就没有人种瓜了，所以在分瓜的时候如何遏制不种瓜的人得到瓜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社会需要的是遏制食利者，但是食利者不等于得到瓜最多的人，很多得到瓜最多的人可能也是种瓜的能手或者对于种瓜有贡献的人，但是我们历史上是仅仅以财富多少来划分成分的而不是以来源不同区别对待的。这里的博弈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怎样把瓜种的更好，这里如果你有10个瓜分和只有2个分是绝对不同的，在瓜总量多的时候，即使是你分的比例少一点，你的所得还是多的，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变成是怎样多得瓜更重要而不是分好瓜呢？即使是分瓜有一些问题，只要瓜多了，还是大家都得的多，还是比分瓜更公平但是分瓜耗费了精力影响了种瓜的方式要更加有利，所以公平和效率、发展等的均衡关系也是重要的课题。因此这里就是公平和发展的不同取向的问题。如果是各取所需那么就是多劳动的没有取得与劳动相适应的收益，简单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劳动者只得到与其劳动相适应的所得，这是一个对等的交易没有激励机制的。
   在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后弯劳动供给曲线，萨缪尔逊(P．A．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D．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后弯劳动供给曲线：指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指劳动供给曲线呈现出的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就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而言，劳动时间（想获得一定数量的收入而必须投入的时间）和闲睱时间基本是替代品，但一定程度上又是互补品。收入和闲睱都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并且劳动时间和闲睱时间又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它们是替代品。因此在物质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多劳多得受到了挑战，为了让社会的劳动量供给得到更大的发挥，更多的得到劳动果实已经不具备激励能力了，在国家和经济实体的竞争中创造新的激励机制发挥人的劳动潜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加激进的激发创造的方式，那就是你以前劳动多得的东西可以导致你以后更多的分享瓜，这样的激励机制下谁不拼命的劳动创造呢？实际上承认合法的资本投资收益就是如此，种地能手以多得的财富购买土地可以通过土地多得分享的份额也是如此，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就是你更多的劳动取得更多的财富积累然后得到更多的分配权利得到更多的瓜，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了，我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也是对于种瓜能手带有这样的分瓜激励机制的，每一个创业者所要进行核劳动和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不是一个打工者所能够比拟的，我们看到的是成功者的光鲜却忽略了失败者更多而且失败者经常是要背负着一辈子难以还清的债务艰难的渡过余生的，如果没有对于成功者足够的利益奖赏让他们的成功可以得到比付出多得多的利益，谁也不会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进行创造，社会没有足够多的创造者肯定是发展停滞的，因此看到成功者得到巨大利益时就把他的收益妖魔化和加以分配限制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创造力不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反作用，这样的财富奖赏也不能过头的，因为这样的激励是有一个边际效用的，其极限也就是你的激励能够让人多劳动与没有激励下相比，所产生的增值不能比你给的激励多，否则就是让大多数人所得降低而反对这样的体制，因此这就是公平与发展在社会博弈中的均衡，需要一个谐和的机制。这样的博弈在此就可以从动力来源解释激励下的创造性造成资本社会的崛起和下层收入不足下造成劳动者的革命。
   由此可见这样的让分瓜者最后拿瓜的分配博弈方式，实际上是危害极大的，但是对于这样的分配博弈如果讲给10个人听，9个人都认为会是一个好的方式，最多是表示统治者不愿意执行。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社会大变革的上台者都是以这样的分配方式进行号召而上台的，并且还试图实践这样的分配方式，就如朱元璋提出官吏是老百姓的公仆，实行明朝的官吏低收入政策和限制富人政策，最后就是造就了一个无比腐败的官场和最有权力的庞大的监督机构群。对此我们还要从人性上更深入的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哪里。人们让分瓜者最后拿的理念里面，根本没有一个分瓜者应当多得的想法，因为人们的下意识里面是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即使是我们不搞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搞种族歧视忽视智力上的差别，即使是我们不讲人与人社会关系的不同你可以大义灭亲，即使是我们把多占有的财富和资源所产生的不同视为罪恶给忽略，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每一个人也是勤奋、努力、能力、机遇等等上是有巨大差别的，这样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勤奋努力的人不能多得一定是社会的倒退，但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人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更关键的是一个社会的群体合作所产生的利益一定是要超过个体单干的，每一个个体的倾向都是以这件事没有我会怎么样来进行思考的，这样的思考就是把合作所创造的价值增殖全部归于了自己，所有人这样思考的总和是远远大于实际的，因此每一个人没有得到他这样思考下的利益就会被认为是不公，社会的不满情绪就是变成极大。这个世界的博弈规则就是赢者通吃的博弈，也就是社会合作的增值部分被少数的强者所控制，这就是在竞争的不同社会实体，选择了让强者可以得到更多的激励机制下，对于弱者的关注不足和失衡，其结果就是大部分人在平均以下，希望平均的人群成为了大多数，在这个世界能够分瓜的人却是极少数，而对于人们创造是痛苦的劳作、思考，而分配是愉快的享受成果，因此普通的人们也更容易关注于分配而对于创造带有懒惰的情结。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能够想清楚世界本原的人很少，能够以逻辑思考听懂的人也不多，更多的人是随大流的，人们不是思考而是相信，而且这样的相信是有巨大的情绪化和倾向性的，人们总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就如自己买不起房的时候就愿意相信房屋的泡沫、房价必然要跌等等，更对于与自己所相信的不同的说法一概的谩骂而不是分析一下别人说了什么，这样的社会基础是一个被蛊惑和煽动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希特勒所产生的土壤，所以开启民智的工作是异常重要的，对于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不是愚民时代而是在愚民启蒙后又没有在认识上达到民主社会思想高度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容易被煽动而产生极端行为的，大多数人想要不创造而是平均分配多得到的思想，是中国历代社会大动荡的力量来源，也是最容易被发达的敌手以民主为诱饵引入歧途环境，世界很多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在这样的时代被别有用心的利益集团或者极端主义者、邪教等等煽动而发生社会动荡和历史倒退，中国需要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民众也需要有合理的引导，科学信仰、法治体系、言论自由、启发民智等等工作的次序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