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对日决策？

谁在影响中国对日决策？
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0-10-27
本站发布时间：2010-10-27 14: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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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如何在对日政策上对待国内民族主义，中国知识界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政论家马立诚认为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自大，二是排外。“民族主义的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体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菽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毫无疑问，民族主义的攀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 “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人民日报》评论部林治波先生反驳马立诚的“对日新思维”：“中国的文化是温和的，以和为贵的，中庸之道的。在这种文化中长出来的民族主义，肯定不会有极端狭隘的问题，至少主流社会不会有。(“当代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兼论中日关系”，《中国与世界观察》商务印刷馆，2005年第一期，第11页)。
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决策过程有影响吗?我提出四点思考：
其一，我从林治波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赞扬受到启发。网络空间不仅为持有极端观念的“愤青”或“网络民族主义”提供着无限扩大的表达权，同时也使持有良心和健全价值观的有识之士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尽可能站在中立的立场去理解“网络政治”的实况及由此展开的利益博弈，盲目把快速、广泛成长中的网络舆论这一新的言论空间和意见渠道视为“威胁政府对外政策的敌人”是过于轻率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所谓“主流社会”会不会产生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所谓“非主流社会”又如何呢?网络空间到底属于“主流”还是“非主流”?这依然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民社会，形成一种网络政治形态;有专家认为，那只是虚拟空间，不值得“当真”。对此，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网络空间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健康的还是恶劣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它已经对中国政府部门的对外政策，尤其在对日政策上产生切实而深刻的影响。
其二，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的作用日益扩大、深化。中国领导人及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了它对自己工作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正在考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外交部部长、副部长等高官率先举行记者招待会，反复通过媒体向民众传播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或者，针对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大学生，有关部门联合向全国高校派遣有关专家展开系列讲座。这些情景在因特网还没普及或其对政府工作的影响相当薄弱的时候无疑是难以想象的。这几年以来，通过对两国外交部等高官进行的访谈，对于网民对公共事件言论进行的统计调查，以及对两者之间相互关联、作用的整合，我基本可以确定，网络民族主义对高官决策的过程产生切实的影响，但至于两者之间的具体互动过程和内在逻辑的剖析，我仍有必要继续观察。
其三，虽然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的作用是存在的，日益深化的，我却也始终难以摆脱一种困惑：我是否“高估”了网络民族主义这一来自体制外、草根、大众的力量?比如，一位军方干部曾跟我证实，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周边有所动作，给温总理的访日议程带来了较大的不便和困扰。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中国海军对决策层的影响力无疑不容忽视。那么，是否可以说，与其分析网络民族主义对外交的影响，不如仔细观察解放军对外交的影响更有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究。
不言而喻，当今影响或参与中国对日外交的“行为体(agent)”日益多元化。我分析，当前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是以下至少八个方面的角色相互影响、作用、抗衡的互动结果：一，领导人或政府首脑;二，政府有关部门(如外交部);三，特殊部门(如安全部等情报系统)，四，军方系统(如海军、总参谋部等);五，智囊系统(如大学学者、智库专家等);六，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等);七，网络媒体，尤其是论坛、博客等互动产品的策划者、责编;八，广泛而不确定的网民。那么，“网民”作为一个其中行为体之一，对政府决策部门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至少迄今为止是无法得到科学论证的。肯定的是，我们也不应该把“网民”视为单独的力量去对待，必须与智囊系统、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等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加以解读。
其四，不管网络民族主义对中国对日外交的作用有多强，局限有多深，在“网络民族主义”日益盛行的时代，公民社会拿出什么样的合理方法去对付它的无限扩张和蔓延，才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关注的是，网络民族主义正在“绑架”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对日政策。
这段时间以来，我在尖阁诸岛(钓鱼岛)纷争这容易引发网络上民族主义的议题上对于影响决策的各部门高官进行访谈和统计调查，并加以分析。此时此刻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对日外交及其决策过程确实深受着日益高涨、膨胀的网络民意的影响，今后其影响力必将继续扩大，深化下去。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对此应该有所警惕和准备。至于如何对付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看不见的敌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避免丧失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弹性，中国学者、专家等有待与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联合在一起，进一步探索对策。我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主管外交的党和政府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与民众的“战略对话”，积极而耐心地向广泛的网民公开信息，说明政策的来龙去脉。民众通过因特网这一新的信息渠道得到有关新闻之后立即做出情绪化、极端化的反应无不与中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网络民族主义”不仅是外交议题，更多的是内政议题，其中包括教育问题、民生问题及体制问题。但从我关注的如何防止网络民意极端反应这一对策角度看，政府部门在媒体不报道或不转载敏感新闻之前，不妨可以试一试主动而有战略性地公开准确信息。比如，就东海油气田问题而言，凡是中国网民做出批评本国政府反应的时候，其信息来源基本都是日本媒体，这样不如外交部新闻司尽量更早地发布消息，免得使自己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其次，迅速崛起的网络民族主义正在制约着政府既有原则性，又有弹性展开对日政策。在此新的严峻形势下，应该发挥作用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责任向为愤怒中的网民提供合理的“知识导向型素材”，至少能够促使外交部门更加务实地执行自己的任务，促进维护国际利益和形象。对于前景，我仍然保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中国知识界正在陷入的思想困境，其程度并不亚于网络民族主义的蔓延，不仅不能约束狭隘而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外交决策的负面影响，还使得外交决策背后的思想共识更加割裂、分化。在中国言论空间仍未取得开放、自由和独立的阶段下，知识分子的观点已经明显形成“左”和“右”两大流派，两者之间却严重缺乏交流，相互排斥。如果两者之间缺乏交流和互动的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将造成短期内难以弥补的思想空缺。
最后，党和政府部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战略沟通”更加迫在眉睫。在应对网络民族主义的课题上，两者应该建立合作关系，而不该陷入敌对关系。例如，政府部门可以主动委托严格选拔出来的，忠诚度高的专家学者在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冷静、客观、有力的观点和言论。在此过程中，政府不应该隐藏核心信息，有意、定期向知识界的“战略伙伴”透露重要信息，与他们联合一起营造对政府工作有力的舆论氛围。知识分子也应该理解政府部门正在对外工作中陷入的难处，并在信息公开的时机、召开记者发布会的方式、政府立场的表达方式等技巧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
最后谈一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未来前景。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呈现出“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态势。就前者而言，不仅仅是“对日”，而是对整个中国对外政策来说日益产生着切实的影响。我们必须看到，“日本因素”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持续性”的同时，也日益“相对化”，即它对其他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印度、韩国、甚至朝鲜和台湾地区等也越来越发挥作用。就后者而言，除了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等之外，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通过因特网获得话语权和言论空间，并成为民族主义的强大后备军。对决策层的影响力而言，这股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部分知识分子提倡的、学术化或精英化了的民族主义。
“对日相对化”和“对内普遍化”的当代民族主义对主张“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来说是难以解开的“结”。尤其在从2008年到2010年这一“国家大事”密集的时期，有关部门只好进一步加强管制媒体报道和监管舆论环境，并维持“稳定压到一切”和“经济发展优先”的国家方略。毫无疑问，这一对策只好付出绝不低的“政治成本”。中国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在国内政治上正在多层化的民族主义日益变得不确定而有风险，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为巩固党的正当性而巧妙利用的意识形态，而是甚至有可能威胁党的正当性的“敌人”。
当多年被压抑的民间情绪获得因特网这一强有力的空间和途径之后，带着排外主义形成集团型势力，并超过官方控制能力时，中国外交部门很有可能无法保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地展开对外政策，其国家利益客观上受到损害，国家形象有可能陷入低谷。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树立健康的国家形象则意味着“核心利益”。“权力递减”和“民间崛起”显然是当今中国政治社会中的两大现象，它们更是任何现代化国家曾经在发展阶段上走过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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