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9日，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在国际城市论坛2010年年会上发布了其最新研究成果——《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报告对“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价值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新变化和“十二五”城市发展新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在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精心谋划“十二五”发展的重要时刻，《报告》的研究成果对梳理总结“十一五”中国城市发展经验、前瞻把握“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新方向、探索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之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项针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的调查评估

　　城市价值链理论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于2002年在国内首次提出的。城市价值链理论确定了城市价值的基本内涵，把检验城市价值定位在生活质量、品牌价值、综合竞争力三个维度上，从一切“为人的发展”理念出发，揭示出“生活质量是检验城市价值的惟一标准”的全新导向。

　　基于城市价值链理论，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IUD)近期对“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进行了一项综合调查研究。该项调查研究以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因数据来源问题未包括西藏拉萨市)为评价对象，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住建部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市公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评价结果发现，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制约、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大城市病”日益蔓延等诸多挑战。“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动力。城市将向着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方向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城市价值水平居于领先地位

　　此次研究描述了目前中国城市“十一五”发展的基本状况，并排定中国城市价值排行榜。从城市价值排名趋势来看，前十位城市均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圈。城市价值指数综合得分在前50位的城市按照地区统计，东部和西部城市分别占62%和19%。由此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发展，呈现出了现代化的繁荣，城市价值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排名居于后十位的城市全部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在城市价值指数综合得分前50位城市中，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分别只占13%和6%。可见，中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落后。

　　消费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公共设施完善度成为影响中国城市价值的三大因素

　　本次研究还对城市价值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消费能力、信息化水平和公共设施完善程度成为了影响中国城市价值的三大主要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总量与城市价值相关度不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体现城市价值。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等于城市价值高，单一的经济指标特别是GDP 指标并不能作为衡量城市价值的最佳指标。“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城市化加速成长期，城市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但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才是城市价值提升的关键因素。

　　城市信息化水平与城市价值关联度较高，城市信息化水平从侧面反映了城市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城市价值形成的重要因素。

　　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程度直接决定了城市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是与城市价值相关度较高的一个方面。城市公共设施的完备在显示着城市实力的同时，也体现了市民的生活品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才能够创造更高的城市价值，促进城市发展。

　　“宜商”成为排名前十位城市的共同优势；“教育保障”是排名前十位城市的普遍问题

　　位列“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排行榜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厦门、南京、珠海、无锡和青岛。

　　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前十位城市的共同优势。在城市价值评估系统中，“宜商”这一指标代表着对城市投资环境的考量，同时也反映了政府公共治理能力、服务水平等整体环境情况。“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尤其是领先城市在政府转型方面以及创建良好投资环境方面做出了较大努力，并收获了一定成效，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标杆。

　　教育投入相对薄弱是排名前十位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在城市价值评估系统中，教育投入是生活质量评价子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微观层面来讲，教育是个体获取社会资源和改善生活质量状况的有效途径，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决定了其生存质量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保障水平是未来“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人口、资源和环境约束使北京发展面临挑战

　　北京位居我国城市价值排行榜第三位。城市品牌是北京市城市价值的优势所在。充分表明北京的城市形象良好，软实力优势明显。北京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在全国位居第三位。“十一五”期间，北京经济发展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竞争力优势明显。

　　北京市生活质量指数接近前十名城市的平均水平，与我国前十名城市相比不具有优势，是北京市城市价值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城市潜力和宜居指数两个指标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严峻。积极构建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三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入手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北京破解发展困境的根本所在。

　　五大方向预示“十二五”中国城市新价值

　　本次研究从“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的价值判断看未来城市的发展走向，认为五大趋势预示中国城市新价值：

　　一是城市化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大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拉动作用逐步强化，以上海、北京、香港为龙头，加速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都市圈的崛起和繁荣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依然处于中国城市化的领先地位。大城市化成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二是生活质量是城市内涵式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不断提高人的生活品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现代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将成为现代城市包容性增长的价值导向。

　　三是文化软实力成为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外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优势，二是未来潜能。文化则是未来潜能的源泉。如何让一个城市，特别是让城市领导者能够像抓经济、抓稳定那样，投入足够的精力、物力和财力抓文化，并且像抓经济、抓稳定一样抓出效益来，抓出政绩来，这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和破解的课题。

　　四是有效化解“大城市病”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大城市病”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中国城市正处于城市加速发展期、城市价值提升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期的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预示着中国城市正在进入“大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有效预防潜在风险，是“十二五”城市发展的迫切任务。

　　——我国城市的十大变化与十大发展新趋势

　　“十一五”中国城市价值十大新变化

　　变化一：城市实力显著增强，但制约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日益凸显。　　2008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GDP总量达18.6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62%。与此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凸显，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土地高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亟待转型。

　　变化二：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区域不平衡不协调形势依然严峻。

　　2009年以来，13个区域规划先后上升到国家层面，东西呼应、南北互动的区域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变化三：城乡统筹取得明显成效，但阻碍城乡发展的二元“鸿沟”问题依然突出。

　　“十一五”，城乡间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遏制，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异的土地制度、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依然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

　　变化四：城市化水平显著提升，但日益蔓延的“城市病”成为重大挑战。

　　“十一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2006年的42.99%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但城市无序开发、城中村、垃圾围城、交通拥堵、住房拥挤、城市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变化五：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但生活品质有待进一步提升。

　　2006年-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760元增长到1717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3587元增长到5153元。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更加优秀的文化、更加优美的生活环境、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成为政府的重点任务。

　　变化六：城市设施功能日趋完善，但城市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

　　“十一五”以来，中国城市在道路交通、绿化美化等“硬环境”上得到很大改善。但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与城乡居民的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提升文化软实力成为实现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变化七：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但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多元化、多层次、多变性需求尚存差距。

　　“十一五”，为群众提供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得到改善。但总体上城市公共服务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还无法满足公众需求，对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也偏低。

　　变化八：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任重道远。

　　当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复杂交织，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群众追求权益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共享发展成果的意识和诉求强烈，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任务十分艰巨。

　　变化九：城市发展加速转型，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尚未建立。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各省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出发，纷纷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作为战略重点。但绿色、低碳、宜居等引领城市发展未来发展的全新模式尚未真正建立。

　　变化十：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深入推进，但不稳定、不安全、不和谐、高风险因素仍然存在。

　　当前五种不稳定因素正在演变成为城市的潜在风险：一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并有激化趋势；三是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四是官民冲突加剧；五是非传统危机和人为制造的危机正成为城市安全的主要危险。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十大新趋势

　　趋势一：城市发展由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包容性增长成为发展的核心理念。

　　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就是要秉持“包容性增长”理念，把优化城市功能、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作为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根本动力、核心目标和重要保障。

　　趋势二：“调结构”是城市“十二五”的主攻方向，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成为重要突破口。

　　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关键是要掌握核心关键技术，重点是率先抢占市场先机，核心是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趋势三：“转方式”是城市“十二五”的发展主线，完善城市综合创新体系是“转方式”的重要支撑。

　　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整合开放共享的科技、知识、人力、文化等要素，推动城市发展、实现城市转型。

　　趋势四：“扩内需”是城市“十二五”的基本方针，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内需的根本要求。

　　“十二五”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关键是提升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一方面，着力培育中产阶级人群，着力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为促进社会稳定和启动内需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公共服务投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民生福祉的系统改善，使城乡居民“敢于消费”。

　　趋势五：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破除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障碍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关键。

　　要处理好五大关系：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关系、短期效益与长效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实现“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体制一体化。

　　趋势六：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十二五”发展新导向，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构建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重中之重。

　　要抓住两大关键点：一是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二是加快推进各项改革，着力构建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趋势七：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增强软功能、改善软环境、提升软实力是城市“十二五”的重要目标。

　　以文化为核心要素，对城市发展要素进行科学配置，对城市功能进行优化，构建城市发展的创新模式，这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与战略性新思路，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趋势八：节能减排的硬约束进一步增强，绿色低碳成为引领中国城市“十二五”发展的全新模式。

　　“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的硬约束指标将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完善资源能源强度指标的分配。在此形势下，构建低碳经济、低碳交通、低碳环境、低碳建筑、低碳社区和低碳家庭“六位一体”的城市发展全新模式将引领中国城市“十二五”可持续发展。

　　趋势九：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农民市民化成为“十二五”城市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

　　“十二五”要着力破解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形成的“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不完全城镇化”的问题。

　　趋势十：改革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城市“十二五”改革的重点领域。

　　我国改革将进入全面攻坚阶段，但深层次改革不到位。“十二五”时期，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改或不改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改、如何突破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课题组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但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化，与古代城市的区别在哪里？应该说，现代城市，更多的是经济密集型的城市，或者说，是以经济密集为主融合了其它功能的城市，如政治、文化、旅游等，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政治中心型的城市。现代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经济互补、经济辐射、经济渗透、经济交流、经济密集，形成了若干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其中发挥主轴功能的是经济密集度很强、经济影响力较大的大城市。大城市化已成为现代化先行国家城市化的一种必然结果。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普遍居住在城市里，特别是密集在大城市里，一些人口并不很多的现代化小国，也出现了人口规模超千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就是这种表现。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2005年2月16日公布的报告，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1950年只有2个，1975年为4个，2005年达到20个，其中，东京达到3530万人。据波士顿《环球邮报》2010年的调查，2000万以上人口的巨型城市，2005年只有1个，2010年已达4个，预计2025年将达9个。

　　从城市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城市功能不断侵入乡村地区，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过去那种城乡隔离、城乡明显分界的城市，已经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大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学者用“大都市区”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新的城市化现象。

　　大城市化也是人们摆脱了各种传统的政治束缚、思想束缚与精神束缚，能够自主进行理性化选择的结果。由于大城市具有成本更低、技术更高、资金更足、人力更多、服务更好、设施更配套、交通更方便、社会更规范、法制更健全的优势，因此，企业家更多的是选择把企业建在大城市，或者把总部建在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与中小城市，这样企业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利润。同时，由于个人选择机会更多，工资更高、待遇更好、享受更多，服务更到位、生活更美好等诸多原因，个人的就业与生活更多的也是选择大城市。因此，基于人们的理性化选择，大城市化就不得不成为城市化的趋向与主流。

　　大城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产业链条的复杂性与完备性，使得大城市能够大量吸纳低端、中端、高端的各种人力资源，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基地。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大城市化。小城镇与中小城市，要么接受大城市的辐射而纳入以大城市为轴心的大城市化的城市圈与城市群之中，要么接受乡村的辐射，成为与乡村一体的更大规模的“城中村”，或者与乡村隔离而成为封闭型的单项抽取乡村资源的“围城”。后两种城市，本质上与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

　　虽然现代化先行国家，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但这种现象其实是大城市化的结果，不是不能选择大城市化的原因。逆城市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恰恰是大城市的普遍发展，是以大城市为枢纽的交通、信息、知识与服务系统的密集发展，这些使得乡村与城市郊区仍然能够处于大城市的辐射与影响范围之内，仍然能够接受大城市先进的知识与信息、享受大城市便捷而高质量的服务，并且能以最快捷的交通与网络与大城市紧密联系。逆城市化，不是否认大城市化，而且大城市化的延伸与提升。

　　为了适应大城市化的需要，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须及时更新，否则大城市化的副作用也不可避免。国内外大城市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拉美与印度的大城市贫民窟问题，伦敦、东京等大城市曾经有过的严重污染问题，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一些大城市因为地下建筑不当引起的地面塌陷问题，还有我国大城市目前普遍存在的“两栖人口”问题等等。因此，不可否认，大城市人口云集，流动频繁，企业与社团聚集、资源集中耗费，污物密集排放，如果没有良好的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的确会产生诸如治安、稳定、交通、食品、供水、供电、供气、住房、养老、失业、教育、医疗、污染等一系列公共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这需要我们在进行市场管理、法律规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划时，有必要全盘考虑，征询社会意见，科学论证，从长远出发，精心设计，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制度供给、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总之，没有大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城市群则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这些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长江两岸、陇海线、京广线、京哈线等生态条件较好、交通便捷、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中共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一规划与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布局相符，适合中国国情与长期发展的需求，亟宜尽快实施。

　　(姜义华教授主持，何爱国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