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是如何办教育的（多图）

小雨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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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历史] 任意搜索：抗战风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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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历史] 抗战时期国军部分装束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

    因为是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上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

    再说这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又是如何呢？抗战的到来既是对我国的教育的极大破坏，也是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小学在校比例不仅有了很大的增加，而且大大改善了这些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这一切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

    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４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的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３０％，民生工业占5%，却要养活50%以上的人口。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下，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
                                          
                               费孝通先生的题词

    为什么？因为只要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不中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崛起的希望就不会破灭！中华民族就不会亡国灭种！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被任何列强征服！

    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杨振宁也曾到中学任职，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

    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勘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届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当时的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最终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

    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由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高山景仰！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的中小学大部分都是公立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是私立的，比如四川大邑县刘文采办的广安中学。男女分校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在抗战前的南开分男、女校，另外北京有女子师范大学，在湖南也有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但数量不多。
     至于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如果一个教授连教材都编不出来，那他还有什么资格在大学讲坛上执教！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所以有的教授一学期只讲了几个专题，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华民族在教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葩！它不仅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学术、教育和科研的中坚力量，也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但中小学的教材决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
没有全国统一考试，考试由各省自己决定。

    那时的大学招生也没有统一规定，有的是几个大学联合招生。比如，南开、北大、清华就常在一起招生。

    所以那时的中学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参加不同学校组织的高考。以至有的学生可以接到几所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那时的大学招生人数是由各大学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扩大名额。也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
 
    那时，有的大学课堂是开放的。比如北大，就有过拉黄包车的人力夫在课堂听课。
       
    那时毕业找工作文凭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更注重个人的实际能力。有的校长了解到某人在学术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章就有可能被聘为教授讲师或教授。比如，梁漱冥，沈从文都没有上过大学。
                                                      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学者们完成了一大批奠基性论著。


    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１０８所，其中，大学４２所，独立学院３６所，专科学校３２所。共有２７２个学院，１０９５个系，在校生４１９２２人。

     到１９４７年，全国高校２０７所，其中国高７４所，省立高校５４所，私立高校７９所。其中大学５５所，独立学院７５所，专科学校７７所，在校生１５５０３６人，研究生４２４人，大学生１３０７１５人，专科生２３８９７人。

    １９４６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１５％；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２５％；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３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