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业进：改革是病 自发秩序万岁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改革乃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学术正确、日常话语正确。从政治人物到学界精英，言必称改革。改革果真如此伟大正确？我却要说，改革并不必然意味着走向正确，相反，充斥着改革话语的国度，“改革”是一种病。这种病延续了就有的症状,试图用遗忘和掩饰撇开过去的错误,用一种改头换面的自负理性治疗过去自负理性犯下了种种错误。“改革”共识资源已经耗尽。经由广泛的社会互动，形成新的交叠共识，恢复原本自发秩序成为未来的关键词。这种原本自发秩序奠基于两个资源：中国久远的文化传统(更多的是道教传统)和普世价值。

就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被冠以“改革”名号的，都是指向建立某种新制度，走向某种期望中的“善”和“福祉”。那么，我们需要询问的是，作为改革起点的那个旧制度从何而来？改革家都是近视眼。我们迄今所有的改革话语，追溯的历史时间都是1978年。那么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询问，1978年以前30年建立的今天看来需要改革的旧制度从何而来？来自我们1949年的宏伟蓝图，那时候新中国的政治领袖们立志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革命领袖们的雄心壮志需要在当时整个世界潮流和中国赶超图强的语境中考察。当时——乃至于今天——整个世界无疑浸润在18世纪理性光芒照耀之下。在中国之一国土地上打转是分析不出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背后的真相的。在耀眼的理性光芒照耀下，我们今天依然把发端于欧洲18世纪的理性之光视为引导我们奋力前行的明灯。从“超英赶美”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社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无不围绕发端于18世纪的光辉理性及其子嗣。

18世纪究竟是个什么世纪？理性之光真的如太阳一样耀眼？需要事先说明的是，18世纪不是铁板一块，彻底否定18世纪是不正确的，18世纪的智力成就毋庸置疑。然而，掩映在18世纪福泽之下的人类后裔们，反思18世纪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至于谁反思18世纪谁就是反革命反理性反现代反……。同样毋庸置疑的是，18世纪是一个信仰崩溃的世纪，数千年的文明演化催生出来的稚嫩的理性一下子在18世纪脱开了缰绳。于是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观念史学家以赛亚.柏林(2005，5)指出，18世纪的思想家相信进步是可取的，经验主义的信徒们确信能够建立一门人性的科学，就像能够建立无生命世界的科学一样；伦理和政治的问题也一样，其确定性不亚于数学和天文学，建立在这种答案基础上的生活，将是自由的、可靠的、幸福的和明智的生活。奠基于这种思想至上，行动中的人们发誓同整个旧制度决裂。他们不仅谴责它的所有罪恶，而且否认它的一切优点。他们不想保留任何东西，他们要把罪恶的旧制度消灭得一干二净，以便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无瑕的制度。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自己建立的新国家，对作为地基的废墟承担任何旧债(亚历山大.赫尔岑，转引自，以赛亚.柏林，20005，6)。休谟甚至也谴责了18世纪前夕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在那次革命中，以查理一世走向断头台迎来“自由时代”。只有一刀，国王身首异处。刽子手一边把国王那颗鲜血迸流、非常令人难受的头颅当中展示，一便高喊道，“这就是那个奸诈之人的脑袋！”。有人刻了一枚国玺上有“自由元年”的铭文(休谟，转引自迈斯特2005，132)。迈斯特、柏克和托克维尔则深刻反思了法国大革命。革命是理性之光的副产品。

我们乃是演化之流中的存在物，不可能抽刀断水、不可能在空中建立最美的楼阁。我们人类文明最为辉煌的乃是奠基于一系列自发秩序之上。以语言为例，语言就是我们的家。没有语言就没有科学。可是语言何来？ 18世纪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项发明，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要想发明语言，你必须思考；想要思考，你必须运用符号；能够设计出语言，乃是不折不扣的谬误。(以赛亚.柏林(为迈斯特《论法国》写的导言，第15页)) 让理性对那些作为文明基石的自发秩序保持敬畏。18世纪是一个信仰受侵蚀的世纪，尾随其后的是理性至上乃至理性致命的自负的大爆发。而20世纪人类经历的种种苦难，很难说与18世纪的信仰侵蚀没有关联。18世纪取得的智力成就就像它造成的灾难一样夺目，反之亦然。这一切，都源于伟大的理性带给人类的便利和福祉，直观的感受，使理性戴上耀眼的光环，最终致命性地侵蚀了理性奠基于其上的自发秩序。

回到结论，改革，不是创造新新制度，而是解除种种抑制力量，恢复自发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一词已经不适当，改革已经失去其天然的政治正确和学术正确。不仅是一国一族的前途，暂时遮过18世纪耀眼的理性之光，我们有必要思考文明的未来。“理性，为信仰留余地……”，改革已死，自发秩序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