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丽川:我只为了明白这世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1 10:47:40
尹丽川:我只为了明白这世界2010-10-25 15:49   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    我有话说

  刚刚过去的十年,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一百年前的此时,中国文化正处于歧路彷徨。此后是急剧的动荡,战乱与情仇,由帝国而民国,由民国而共和国,以至于今。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伴随着民智的浩大、互联网的普及、知识阶层的分裂与共存,中国文化进行着新一波转型,既接续上世纪的遗产,又开启新世纪的未来,未知的未来。

  十年中,一群新的中国知识人,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也不是街头的义人——— 他们的职业更加多样,他们的讲坛更加宽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他们身处改变的洪流,又引领着这一股改变,既继承上世纪的无奈,又呈现新世纪的种种可能性。

  CHANGE IS HERE .

  本专题谨选择十位中国知识人,以图记录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尹丽川说自己从来不做规划,十年间,从美女作家、“下半身”女诗人到新锐导演,似乎不经意的几个转机,就完成了身份的衔接和变化。此前,她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尹丽川1973年出生于重庆,一岁到七岁都是在贵阳度过,“我父亲曾在贵州大学教书。他坚信文化知识能改变人的命运,为了我和哥哥能在北京读大学,我们一家搬到北京”。小学读了两所,初中转过三次学,高中又换了三个。14岁时,和男生看电影,被老师发现,成了考不上好学校的典型。尹丽川说,“一直以来记得韩东的话,写作源于自卑,写作之后,觉得这句话,就像是我说的。”

  再后来,她发奋考上了北大法语系,因为父亲向她承诺,“只要你能考取大学,从此不再管你。”在北大的后几年,尹丽川觉得学院式的生活是在浪费生命,毫无意义,干脆就搬到圆明园去住。那是圆明园的艺术家们波西米亚式聚居的时候,“特别艰苦,大家经常连饭都吃不上。”

  1996年,尹丽川去了法国,在ESEC电影学校学习纪录片。“感谢艺术,虽然它毁掉了很多人,但却救了我。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真的不能忍受上班。”

  1999年,觉得法国不好玩的尹丽川回到了北京,就在这年,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葛红兵在《芙蓉》杂志上发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一时间文坛议论纷纷。尹丽川在《芙蓉》上发表了《爱国、性压抑……与文学———致葛红兵先生的公开信》,尹丽川说:“就是觉得不爽”。很快,人们记住了这个文风老辣犀利的名字,尹丽川也因为这篇重磅文字,成为《芙蓉》推出的“重塑70后”栏目的中坚作家。

  《芙蓉》刊过的一张尹丽川长发、点烟的照片,人人惊艳,以致后来有些年纪小些的女诗人会模仿类似动作。

  在一个美不美都叫美女的年代,尹丽川是个真正的美女,是文艺圈公认的美女。她的朋友说,“这个世界,集美貌、才气、人格魅力于一身的女人并不多见,尹丽川做到了。”

  “下半身”诗派昔日主将、如今是著名出版商的沈浩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某次诗歌朗诵会上的尹丽川:黑衣墨镜,冷酷而美丽,为全场最为抢眼者。她朗诵了一首《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这不是作爱,是钉钉子”,声音甜美娇嗲,让人想入非非。

  而现在的同行和朋友贾樟柯评价尹丽川,“她掌握每一种艺术都不是太难,回国一时拍不了电影,顺手写写小说便成了小说家,随意写几行诗便成了诗人。在成都、南京、上海,总会听到有人讲,尹丽川刚走,或者尹丽川要来,兼带江湖上关于她的恋爱故事,似有似无的她要开拍电影的消息”。

  2006年6月14日,尹丽川在博客上写道:“从今天起,演一个导演。”两年时间里,《公园》和《牛郎织女》陆续问世。处女作《公园》获得第15届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等奖项,随后的《牛郎织女》又入选了第61届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双周单元。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顺,那么惺松自如,但尹丽川郑重地说,“其他人要经历的,我一样都要经历”。

  “我好像并不是特别执著,这么多年我都是靠着聪明在社会上混的。但对生命的认识……靠聪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希望我还能找到更好的东西、觉悟性的东西。”尹丽川说。

  1

  “下半身”时代

  我只是喜欢挑衅

  南都:很多人知道你可能还是从“下半身”诗歌开始的,沈浩波在《我和小尹不得不说的故事》当中回忆你那时候加入“下半身”这个“组织”的过程。你对此有些什么样的回忆?

  尹丽川:挺美好的,我觉得当时真是热血沸腾。我是一个比较冲动,也不能说单纯,就是傻,比较简单(的人),觉得是对的就会去做。这些都是机缘巧合,刚一开始我特别反感沈浩波,就我刚回国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写东西,看到他们诗歌活动时那种样子,挺反感的。但是不打不相识,我写的东西偶然被他们看到,然后感觉我们好像是一个方向,一个部队的,就约了局一起聊天,挺开心的。当时这个“下半身”也是他们偶然想出来的一个名字,觉得这个足够挑衅,足够逗,其实我无所谓,我只是喜欢挑衅。

  南都:那时候你应该是刚从法国回来不久?

  尹丽川:对,差不多,1999年正式回来。

  南都:那时候你26岁,是什么样的?

  尹丽川:就是肆无忌惮,确实不考虑、不计较后果,不考虑从前,也不考虑以后,比较凭着感觉做事。

  南都:上大学时有过做艺术,或者拍电影这些念头吗?

  尹丽川:大学几乎没有,那时候开始看很多电影,录像带时代,因为周围有朋友是做艺术之类的。到大三大四,觉得电影特别吸引我,想去学电影,但是要说我就要做电影那种坚决决心像有志青年,也没有,就觉得这个我想去了解。

  南都:从法国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定下来一定要做什么?

  尹丽川:对,我特别迷茫,当时也想过要做电影,但是我也没有太多经验。我想的故事,当时那种环境下好像也通不过。做电影,真是一个特别大的事,超越我的个人习惯,就是要跟人打交道。(于是)就算了,正好,写作这个事情到来了。

  南都:当时毕业没有找工作,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吗,家里会不会给压力?

  尹丽川:我家里倒没有,这个牵扯到很多私生活上面的事,条件允许我能够再迷茫一阵,所以说确实迷茫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南都:沈浩波说从你的第一首诗,在一本《九人诗选》中,看出了你的才华。

  尹丽川:那诗我真的忘了,因为完全是瞎写。我没有什么规划,也没有怎么想过要当作家什么的,真的是一个偶然。(当时)突然发现用文字表达自己是那么的,怎么说呢,清澈,而且在当时,对我来说是最自由(的创作方式),它也没有成本。

  当时网络刚刚开始,BBS什么的,你写一个东西马上就能看到,大家就会评论,就挺开心的,所以就开始写作。

  南都:好像还有一首诗,叫《干爹》,就是写李红旗、沈浩波是吧,那是“下半身”当时的状态吗?

  尹丽川:对。在某一个阶段大家确实挺有感情的,就是一个团体,我觉得在历史上经常也是这样,做事的时候,或者说创作的时候,几个人觉得兴趣相投,互相鼓励,就觉得挺温暖的。这首诗可能就是写有的人特别像组织者,有的人怎么样,就是一个纪念。

  南都:你身边的群体性的氛围一直很浓吗?

  尹丽川:写东西的时候是,这好像也是中国传统的,我觉得还是因为气味相投,因为写作本身是一个很孤独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是特别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坚定的人,所以别人的鼓励对我非常重要,那时候如果他们不是这样过来跟我说你行,可能我就不一定会写下去。

  南都:好像你之前在学校的经验当中,一直都是蛮疏离的,包括在北大。

  尹丽川:对,我和北大特别疏离。

  南都:什么原因呢?

  尹丽川:我就是不喜欢学校。

  南都:一贯?

  尹丽川:一贯,我不喜欢体制,就是不喜欢一个硬性集体,很多人对自己的学校都非常怀念,但这个感情我真的不太有。

  南都:你在《芙蓉》上批评葛红兵那文章感觉瞬间成名,当时有突然的感觉吗?

  尹丽川:还好吧,也挺亢奋的,亢奋的就是我不知不觉开始表达自己了,因为大多数文艺青年其实用各种方法都是为了表达自我,在一开始起码是这样。然后就认识了很多朋友,特别开心。

  南都:真正对自己写作上的才能认定是在什么时候?

  尹丽川:差不多也就是2000年,首先《芙蓉》那个有很大的反响,确实很多人都知道了,也说这个那个的;然后在网上开始贴诗。如果说唯一让我自夸的,就是我学习能力比较强,因为我也没有学过写诗,也没有看过那么多书,但是就写了。文章的话,可能小时候除了作文也没有专门写过,但写着写着我觉得就会了,会了以后你就有了评判的意识,你知道你这个到底好不好。慢慢,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那个时候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做这个事的。

  南都:后来好像不写了,停顿下来了?

  尹丽川:对,差不多2003年、2004年。

  南都:这当中是因为什么?

  尹丽川:太多复杂的事情了,我觉得2004年应该是一个分水岭,2004年我个人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等到我再安定下来,2005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些专栏这样的东西,当时是也写小说的,长篇,十几万字,自己忽然就不想发了。那本书我觉得已经表达完了,反正我也不想出版什么的。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量了。

  为什么我一开始写的时候会有一些人觉得不错,是因为我以前积累了很多东西,我看的书,我认识的人,我讲的事情。可是那几年那么闹就发散了很多,就觉得好像不够了,文字也好像……生活已经太平静了,每天的生活就是写几个字,跟朋友吃饭什么的。然后我就去了一趟西藏,当然不是说要找什么,也是偶然地去,完成香港杂志的一个约稿。在那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写剧本(张元)。这个时候就有人找我做电影,我觉得可能是机缘上的事情,正好我也想改变一下,觉得我也比从前有了做电影的能力。当然有的人特别青春,他也能做电影,但是对于我来讲,电影还是需要有一些对人生非常成熟的看法,因为电影这个东西太具象,种种细节,它其实要有一个大的表达。如果我刚回来的时候做,即便做了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后来又有了很多文字的积累,文学性的基础,所以当时就做电影了。 

  2

  去拍电影吧

  开始做了就不害怕了

  南都:好像从你的博客上了解到,在西藏还是有所触动的?来自体验上,还是说信仰上?

  尹丽川:也没有到信仰,但是怎么说呢,生活总是需要你跳出来,不去西藏可能去一个别的地方,我总是说我特别喜欢去一个没名的小城市什么的,你稍微跳出一下看你的生活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就有一个新的(视角),就不在那绕圈了,就再走一段路。

  南都:制片人罗拉那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在电话里半个小时给她讲了两个故事。然后投资电影的事就定下来了。

  尹丽川:当面(说的)。差不多,反正都挺感性的。

  南都:当时讲了什么样的故事,最后两个人怎么那么契合就定下来了?

  尹丽川:当时讲的也都没有做,就是讲想法,毕竟是写作的人,也会积累一些东西。

  南都:张元的剧本呢?

  尹丽川:就没做了,我说有人找我做,他也很理解,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南都:感觉很多导演筹钱拍片子是特别难的过程。

  尹丽川:是挺难的,我从前不难,现在就会很难。当时我觉得,不是就要去说导电影了,而是说有另外的一个事情该我去做了,所以顺理成章,当然在做的过程中同样也是很难的。

  南都:能说一说当中的过程吗?尹丽川:这个过程挺难谈的,真的,你说写作受折磨的过程是什么?举简单的例子,一开始我写了另一个剧本,因为当时也是不会,虽然我曾经学过,但是我学的也是纪录片,何况都好几年过去了,我也没有想过,对电影没有一个认识,(对)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电影也没有认识。写了,制片人说这个还是不行。

  我也是突然有一天想到了《公园》,确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点明白电影了,它要这样去讲故事,而不是那样去讲故事,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表达清晰,它不是从感觉出发。我觉得和写作挺不一样的,所以又从头学起怎么做电影,包括建组我也一无所知。我也不是这个圈子的,只能靠朋友,朋友找朋友的朋友什么的。开拍第一天我都不知道“走位”是什么意思,虽然我曾经也学过,但是是法语,也忘了。当时还有很多人吓唬我说会有摄影和导演,尤其跟女导演呛起来之类的,但是其实也没有发生。反正就是两三天时间我就知道了这个流程,差不多就会了,现场还是一个控制和沟通,就现学现做。

  南都:开拍之前,有迟疑或者焦虑吗?

  尹丽川:其实也有担心,但是我就不去想了,也来不及想了,因为做电影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事,你今天要见人,明天要见人,有时候也害怕,就只有做了,开始做了就不害怕了,其实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这样,单单想着永远可怕,你做了就没什么了。

  南都:很好奇你在片场是什么状态。

  尹丽川:挺温柔的,其实我想每个导演都是不同的,肯定也有粗暴的,你说法斯宾德这种一看他就很粗暴,但是我想李安应该也是比较斯文的,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反正我很正常,没有什么,可能我就发过一次火,但是是因为很具体的事情,也不会嚷嚷,更不会骂人。

  南都:一般想象中,导演可能得有气场,或者得对这个东西特别坚定吧?

  尹丽川:坚定是需要的,因为导演就是做选择。

  南都:现在还能想得起来拍《公园》时的一些细节吗?

  尹丽川:有啊,但是我记得的基本都是比较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们的条件下,在昆明,那时是雨季,我们只有30天的拍摄,因为时间就是钱、投资,多一天都会多用很多钱,30天的计划做好了就不可更改。但是真的是,准备的时候下雨,要拍的时候就天晴了,当时觉得特别的幸运,冯主任说我们都是靠天吃饭。

  拍完了之后,我对摄影师说我们再去拍点空镜,因为之前都没有拍过任何空镜,我也缺乏经验,没想起来这事,后来想起来了,然后摄影师就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没有胶片了,因为我们胶片也是固定的。你知道,胶片的片盒有时间长的也有短的,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反正当时就说配给你们的是四分半的一纸,但是我有一个场景拍吃饭,那就是五分钟的,有两个都是,如果切就特别难受。因为《公园》基本上还是用长镜头拍的,因为当时一个是出于实际操作上的考虑,一个也是审美上的考虑,就觉得那个地方的节奏(需要长镜头)。那场戏当时我就现改,所有人都等着我,也有人催我,制片部门说,算了吧,要不然我们就中间切一下,我说不行,一定不能切,然后就改了,而且顺利拍了,因为四分多对于演员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万一哪错了之类的,而我们又不能反复拍,最多拍两条,那条就过了。当时我们摄影师还说,你像大师!但是下一次改不了,压缩不进来,怎么都不行,我就说那算了,做了一个决定我们分着拍,中间插了一个镜头。

  后来等到很久以后,《公园》出来了,有一次我就搜了一下评论,看到一个人骂我说,这种,尹丽川判断力太低下了,这种怎么能用一个切的镜头,本来好好的,一下节奏就断了,就这种能力!电影就是这样,你没法解释,人家看到的就是你的结果,你没法解释是因为钱,因为当时不行了,没有办法,所以做电影需要的承受力特别大,我相信很多导演都是这样,比如说你为什么用这个演员或者什么什么,都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都是。你只能在一个限制下去做。

  3

  十年之变

  工作上我不愿意辜负别人

  南都:你说过,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像更多地发现了自己,是这样吗?

  尹丽川:对。我拍这两部片子都挺相亲相爱的,我和剧组主创说,表达相依为命。就是发现自己其实还是很想要一种温暖的东西。比如说很多年前,当时刚刚想着要做电影的时候,就会总是想黑暗的东西,特别多的不公正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个是应该的,我觉得《牛郎织女》里其实也有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用电影来表达,这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背景,还是人物和感情、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更能打动我。

  南都:在剧组中演员们会怎么评价你?

  尹丽川:挺好的,我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因为做电影之后,你才了解演员是怎么回事,他们挺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完全是要在那儿表达另外一个人,要做另外一个人。在剧组,我挺爱护演员的,而且你想最终是他们在屏幕上,不是任何人。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表情,他们的感情在那儿,所以要特别爱他们、了解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南都:我感觉其实你还是蛮敬业的一个人。

  尹丽川:我挺敬业的,虽然我比较懒,但是如果真做事的时候,我也没有拖过稿,也没有拖过剧本,按时完成拍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准则)。

  南都:就和之前晃晃悠悠的生活不一样了?

  尹丽川:对,我很分裂,因为有时候你觉得电影再烦,你肯定还是喜欢的,你为了自己喜欢的事(在投入),而且我是在工作上不愿意辜负别人的,答应了什么时间就赶紧做。说实话,投资一个片子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不是你投资一个餐馆,餐馆就在那儿,你看到你的钱在那儿,一个电影其实是几十个人的劳动,最后成了几盘带子、几盒胶片,所以我就觉得我是这个环节中的一个连接口,不能掉链子。

  南都:十年之前你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变得这么有责任感吗?

  尹丽川:没有,我也仅仅在工作上有责任感,现在是比从前负责了,而且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责任感,反正我个人的责任感就是答应的事把它做了,然后如果是牵扯到别人的,你要对别人有一个交待,就是这样,也不是说对社会我要有一个责任感。

  南都:你觉得这十年当中,你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尹丽川:没有那么天真了,以前谁说的话我都相信,真的我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而且我还不是一个笨人,我不是傻乎乎那种,我是真的就会信,习惯性地相信别人,现在确实没有那么相信了,但是我还是想相信,从更大的角度,一个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每个人他说的,即便说的是言不由衷,说话这个东西也就那么回事吧。

  南都:觉得这十年时代有什么变化吗?

  尹丽川:时代,其实本质上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很多变化都是所有人都说现在和从前不同了,但是这句话每隔二十年都有人说。或者说下一代没有理想,或者什么,我不这么想。但是你要说有变化,当然也有变化,尤其在中国,就是乱,挺乱世的。我觉得现在不可知的东西非常多,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南都:你原先追求的东西觉得现在实现了吗?

  尹丽川:没有,当然没有。

  南都: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

  尹丽川:我追求的是真理,肯定有一个东西,可以叫它真理,也可以叫它觉悟,或者是甚至可能有的古人会叫个人修养,你也可以叫信念,反正就是个人想明白了一个东西,我倾向于叫它“个人觉悟”吧。这个东西它就是存在,只要你痛苦,就有这个东西,因为你没有解决,但它不是那种理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它。我觉得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更通透,更明白。你要说明白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可能有的人觉得他已经活明白了或者怎么样,但是那个人不是我,我没有。

  南都:很多女性艺术家在题材或者内容上,对性别的视角或者女性的体验比较专注,我感觉你的作品当中好像这方面比较淡化。

  尹丽川:其实也有,写诗的时候也有,当时有人跟我非要聊女性意识什么的,但是从大的一个角度我肯定没有。

  南都:也没有性别上的对立和冲突之类的?

  尹丽川:对,我觉得女的和男的,应该携手共同向前,我没有任何敌对的东西。其实和儿时的经验有关,很多人因此受到伤害,但是我就相反,我有两个哥哥,他们从小是我最好的朋友,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他们教给我的,我喜欢武侠书都是他们给我看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是很和谐的。我又是异性恋。当然如果有人特别大男子主义,我肯定也会烦,这是本能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又特别享受女性撒娇的特权,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我们去爬山,或者去组里,男的帮你拎拎包,这就是两性的区别,我没有什么。

  南都:工作当中你会是有野心的人吗?

  尹丽川:野心其实就是希望东西能做好,别人说不错,就是这样。因为电影太辛苦了,真的是!你做了一个东西,他们明白了,他们的感情跟我的感情交融了,反正就是有那么一个东西,有那么一个中介,那个感情就可以流动,我觉得这是特别美好的事情,然后就让我觉得还是挺值得。

  南都:你很看重这种和他人的交流吗?

  尹丽川:当然,尤其是电影。真的一首诗,哪怕很多诗我根本不给人看,就自己打出来就完了,也不需要。但是一个电影本身它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表达和劳动在里面,是那么多人的,就是说它必须要使很多人看到,这个感情才值。不可能说一个电影拍出来是给少数人,十个人以下看。

  南都:从写诗到包括中间写小说,到拍电影,你觉得比较贯穿的是什么东西?

  尹丽川:贯穿的其实还是对创作的欲望,像第一次自己的书印出来,第一次看自己的片子,包括后来在戛纳那个厅放映,因为那个厅实在是太可爱了,我喜欢的导演都在那儿放,它有一个仪式感,就是一个东西无中生有,原来就是一个想法,一个特别抽象的感觉,最后它经过那么多,我觉得它确实有一个形式。电影不仅仅是黑暗之中的光与影,你确实放进去了自己的情感和你对世界的理解。

  未来十年备忘录之尹丽川

  1.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说有智慧的人是不是很二?我想成为一个明白人。

  2.你最想拥有哪方面的才华?

  音乐。

  3.你会选择在哪个城市居住?

  不一定。在北京是因为有这些人,以及我的父母他们都在北京。

  4.你觉得十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不敢预测。

  5.你有什么话对十年后的自己说吗?

  哥们,坚持住。

  6.你期待未来十年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从容。

  7.你对下一个十年要走的路坚定吗?

  不坚定。

  8.你又老了一岁,你怕死吗?

  怕。刚才有一个“最愿意放弃什么”的问题我没回答,我没有得到什么,所以我没有什么是得到的,都可以放弃。

  9.你怕衰老吗?

  没有怕死那么怕,因为这个怕有意义吗?当然怕死也没意义,不,有意义,怕死你就会去想终极的问题了。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图片由尹丽川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