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还是不杀？　“暂缓死刑”：一个家庭所经历的“死缓”案(南方日报 2008-2-26)

杀，还是不杀？　“暂缓死刑”：一个家庭所经历的“死缓”案
2008-02-26 10:34:50  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 胡亚柱
■亲人被枪杀，亲属担心凶手被判死缓于是不停上访
■被害人年迈多病老母：“如果杀人犯不死，我就去死”
■专家建议：为平衡民愤和国际压力，可设超20年徒刑
国际社会近年频密出现的“暂缓死刑”呼声不断打着各种旗号“挤压”中国，这又恰恰与我国民间“杀人偿命”的公众心理相左，与一些穷凶极恶之徒犯下的滔天大罪产生强烈冲突。
杀还是不杀？正拷问着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这里，我们以一个广州家庭所经历的“死缓”案透视这背后复杂的情、法、义，探寻着可能的平衡途径。
快20个月了，就是离一审也有75天了！
何晓(化名)在这“漫长”的日子里苦苦煎熬着，她做梦都希望杀人犯李赐添能被判死刑，但她又一直担心会改判死缓。
因为她觉得就连著名的“卿三华案”杀人犯都被判了死缓。而据最新消息，昨日省高院对“卿三华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有关情况参见今日本报A04版)还有一名令人发指的楼梯间“锤头恶魔”何少雄，也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李赐添就是跟何少雄同批受审的，在何晓看来，一切还有变化的可能。
李赐添是前年“7·15特大抢劫案”的主犯，他枪杀了受害人杨永业并割断了杨永业儿子的喉管，何是杨的妻子。去年12月13日，广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李死刑。
何晓记得，宣判声未落，台下一片掌声；而同时，“判决说，被告人如不服，可在10天之内上诉”。
10天过去了，果然不出所料，何晓得到的确切消息是：李赐添上诉。
新年给广州带来喜庆，何晓却一直生活在忧虑中——去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
让她稍感心安的是，中国并不赞成该议案。
何晓希望李赐添死。
受害人的母亲年迈体弱，仍坚持上访。她说：“如果杀人犯不死，我就去死。”
惨案
小恩(化名)很怕记者手里的包。它是黑色的，用宽带子背着，很大，叮叮当当似乎藏着不少东西——就是从这样一个差不多的包里，李赐添掏出手枪和刀，打死了他爸爸，割断了他的喉管。
何晓的儿子小恩记得自己喉管被割断的瞬间，“不像真的。血喷出来，像箭一样平射，有一米远。”脖子如今留下一个Y形伤疤，远看像个鸡心衣领，近看才发现如链条般凸起，表面串着颗颗小算盘珠状的紫色肉粒。
噩梦尚未远去，让14岁的小恩回忆前年7月15日下午的过程是残忍的。大部分内容由妈妈何晓代为转述。
那天下午2点半，小恩在广州江南西路×××楼的家中打游戏，突然门铃响起，戴着鸭舌帽的一男一女站在门口。对方告诉他，来找他父亲杨永业看病。父亲是中医，有不少病人。小恩打开大门，把两人迎入，并告之：“爸爸不在，一会儿才回来，你们先等等。”小恩是个懂事的孩子。
说完，小恩回房间继续打游戏，并打电话告诉爸爸。没想到，几分钟后，他被打晕，嘴巴被胶带堵上，手被铐起来。
杨永业急匆匆往回赶，一进门，就被那两人制服，也被胶带堵嘴，手铐铐手。杨永业认得这两个人，男的叫李赐添，女的叫彭春霞，两夫妇都是他的病人。两人威逼杨，通知亲属汇款到指定银行账户。为了让杨打电话，李用刀把杨嘴上几十层厚的胶带挑开。
如意算盘未果，李、彭从杨永业家中抢到1000多元现金、两部手机和一部数码相机。
据李事后交待，由于他不太会使用枪械，无意中造成手枪走火。杨永业的头部距枪口不足一米，当场死亡。李赐添决定杀人灭口，刀砍小恩。
小恩对妈妈回忆：“那个男的把我砍倒后，关门想逃。我拼命站起来，正好被他转头看到。他又返身，对我补了几刀。我又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痛，难呼吸，我就闭住气，准备死啦。”不知过了多久，有邻居敲门，他又觉得有救了，想喊，但喊不出声。邻居最终走了。他说：“妈妈，我绝望了，肯定会死，我就静静地等死吧。”
小恩当时还不知道，爸爸已被打死，坏人还打开煤气开关，企图制造爆炸毁尸灭迹。
当天下午4点左右，正在某酒店当班的何晓突然接到妈妈来电：“永业很奇怪，刚才给我来电话，开口就要5万块钱。今天星期六，下午银行关门，怎么会有钱呢？他是不是出了事？”
何晓马上打丈夫手机、家里电话，响了几遍没人接。她毛了，叫上同事小邝，一道往家里赶。家门口，一大箱中药材散放在地上。她心里咯噔一下，“出事了！”靠近门边，一股刺鼻的煤气味传出，酒店工作的经验告诉她，不能随便打电话，电流脉冲可能会引起爆炸。她轻轻打开门。
地上全是血！倒下的血人正是儿子小恩。她抱起儿子，血水一下子从浸湿的校服里挤了出来。关煤气、报警、叫救护车……她返回欲救丈夫，民警已封锁现场。被告之丈夫死亡。
5天后，民警在越秀区万福路一大楼内，抓获案犯李赐添、彭春霞，并在其房内搜出手枪一支、手铐一副。
二犯均为26岁，广州人。据李供述，他曾以贩毒为业。世界杯期间，与人合伙做庄赌球，结果输钱70多万，想到抢劫杨永业。李的姑母曾是杨永业的病人。后来，在姑母介绍下，李还抱着女儿找杨求过医，并最终治愈。李、彭夫妇后来也找杨看过病。
遗害
何晓说她不能闭眼，一闭眼就会出现推开家门的那一幕：“全是血，大门有多宽，地上的血就有多宽。”
同事们说何晓坚强，人前不哭。而她自己清楚，“坚强是扮出来的，眼泪都哭干了，看东西不清，见着阳光也难睁开”。
“知道我老公有多可怜吗？他治好了人家全家的病，反而被人家打劫、打死。知道我儿子有多可怜吗？被砍11刀，3刀在脖子上，送到医院治，脖子上留个洞吸痰，晚上做噩梦，抽搐，还要吸肾积水。”
白发人送黑发人，70多岁的公公、婆婆精神几近崩溃，健康状况堪忧。5年前，杨父患上喉癌，每天由儿子开中药调理，配合化疗放射，病情还算稳定。但儿子被害后，杨父的病情急剧恶化，彻夜长叹，复发肺癌，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杨母也出现脑萎缩现象，手脚时而打颤。
杨家人最担心的是小恩。他是杨家三代单传的男丁，以前很活泼，但现在极少说话。除了怕黑包，他还怕鸭舌帽，晚上也要与妈妈同床睡。他的声音越来越古怪，叫人都叫不清。有时会在卫生间突然唱几句歌，声音粗重、含糊，乍听之下，像是个年过四十的中年男人。何晓很担心，这是不是割喉留下来的后遗症？
小恩读初三，进入青春期，开始要面子。人家看他的脖子，总是先大吃一惊，然后问怎么回事。问多了，小恩就不耐烦，易怒。
何晓想着记者人面广，“能否帮忙打听一下，什么年龄做整形手术效果最好？听说要磨皮，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一起刑事案让全家人“从天堂跌到地狱”。因无力支付经费，加之心理阴影，何晓和小恩从原处搬出来，和两个老人一起住在老屋里。
出事前，杨永业开诊所、药店，其收入是家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但现在，药店关门，家庭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两个老人在一家破产的老国企上班，退休金加起来才2000多元，勉强维持药费。何晓几乎每个月都要举债度日。
刑案附带民事赔偿。法院一审判决，两犯人附带赔偿原告人38万多。可是，“犯人没有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兑现”。
心灵创伤永难愈合。何晓与记者初次会面心怀戒备，见记者是陌生人，头发有点长，就盘问再三。她不敢把记者带回家，采访地点选在工作所在的酒店，并由几个同事陪同。
何晓有信仰，但现实却让她产生动摇，“为什么我们这么善良，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回报？”
匆匆一年，逢年过节最伤感。何晓整理丈夫的遗物，发现一张从未用过的港澳通行证。丈夫有个澳门病人，邀他去玩，但他一直没空。何晓把它“烧”给了丈夫。
看着淡绿的火苗慢慢熄灭，她说：“永业，我陪不了你去澳门。你自己去好吧。”
上访
何晓坚持认为，作为案件主犯，李赐添理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只有以暴制暴，我们内心才会得到安宁”，“如果法院不这样判，会对我儿子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今后会怎么做？”
案子进入审理阶段时，有人却告诉她，“按照目前的刑罚制度，李赐添虽很可能判死刑，但也可能缓期两年执行”。
死缓意味着什么？律师给她普及了一些法律知识：死缓很可能改无期，无期很可能改有期，犯人也许不到20年就会从监狱出来。何晓大吃一惊。
案子判决前，有过3次公开庭审，却未见结果。而李赐添还表示要戴罪立功，这些都让杨家人担心法院会轻判。
此间，有名的“卿三华案”一审判决，5名凶手中一人被判死缓两人获无期徒刑，其余两人分获14年和15年有期徒刑。这让何晓觉得“结果好像与民愤没有多大关系”。
卿三华案与“7·15特大抢劫案”发生时间相近，何晓很关注，也为卿三华鸣不平：“电台就卿三华教授的案子做民意调查，几十个人打热线进去，都说判决结果难平民愤。只有一个人说理解，是人权问题。但是我觉得，死刑并不是一个人权问题，而是刑事司法公不公正的问题。一些专家满嘴人权，叫他来一次现场看看。针不扎到自己肉里不知痛，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们该怎么想？”
杨家人决定加大上访力度。除了亲戚朋友，何晓的同事也义务帮忙，抽空帮她去广州市中级法院排号上访。杨母年迈体弱，仍坚持上访3次。她说：“如果杀人犯不死，我就去死。”每次上访的内容都差不多：“这是故意杀人案、入屋抢劫案、涉枪案”，“情节恶劣，手段残忍”，“李赐添很熟行，不是初哥来的”……
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贷款诈骗罪数罪并罚，判处李赐添死刑；以抢劫罪判处彭春霞有期徒刑十二年。两犯附带民事赔偿38万余元。
何晓认为，结果还算公正，但她一直担心二审改判，为此经常做噩梦。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　誉会长、著名刑法学专家马克昌：
死刑慎用需刑制改革　让无期变成真正无期
死缓改为无期、最终减少为十七八年的有期徒刑，出狱后当然有可能重新犯罪。因此，我国当前要改革刑罚制度，可以考虑设立刑期更长、超过20年的长期徒刑
在中国法学界，对待“废止死刑”问题，大致存在三种不同观点：一是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二是主张从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数量入手，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三是反对废除死刑。而多数学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但他也承认，目前废除死刑不可能，因为我们缺少理论上、文化上和观念上的准备。死刑涉及到历史、文化等许多方面，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刑法问题，甚至也不只是法律的问题。社会转型期很多矛盾的产生，都有着深刻的制度性根源，并不是将那些犯罪分子杀掉，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死刑的威慑力有限，可中国目前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有可能的只是慎用死刑、减少死刑，譬如先废除对经济犯罪的死刑处罚。”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法学博士朱征夫对记者说。
他还认为，我国民间之所以支持死刑，最重要的原因是传统文化中的报应观。从被害人的角度来看，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的确是生与死的差别，其心情激动容易理解。
武汉大学资深(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马克昌告诉记者：“对于中国而言，废除死刑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死缓改为无期、最终减少为十七八年的有期徒刑，出狱后当然有可能重新犯罪。因此，我国当前要改革刑罚制度，可考虑设立超过20年的长期徒刑，并让无期徒刑变成真正的无期。我建议尽快解决两个问题：一、无期徒刑，至少要满20年之后才能假释；二、有的犯人如果条件不具备，甚至不能假释。”
马克昌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当前的刑罚制度改革方向。
国家司法部曾表示，我国当前要重点解决改革刑罚制度，设立更多的20年、30年以上的长期徒刑，以此逐渐减少死刑的适用。设立长期徒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
争议死缓
民间热议死缓案，呼吁“治乱用重典”
“如果李赐添二审改判为死缓，那他的未来很可能是何少雄的现在。出来时年纪差不多，有案底难找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还不是杀人、抢劫。两个人一个样板来的”。
与“卿三华案”一样，死缓案总能引人关注，带来争议。
与李赐添同批受审的，还有一名令人发指的楼梯间“锤头恶魔”何少雄，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宣判结果曾让广州中院的旁听席一片哗然，也让众媒体对此案作了详细报道。
何少雄，48岁。这个头顶微秃的人，做案喜戴假发与白手套。他手持铁锤，藏匿于楼梯间，专门锤击上下楼梯的单身女性头部，劫财。据何交代，之所以这样作案，是因为“女的好抢”，“头砸了人就说不出话”。为提高作案成功率，何还特意在铁锤顶部焊上一个锋利的金属尖锥。2004年1月至2006年12月，何先后在广州作案8次，致4人重伤、2人轻伤、3人轻微伤。
何是累犯，1991年曾因犯盗窃罪、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庭审中，公诉人问何：“为什么刑满释放后再次犯罪？”何语出惊人：“我喜欢犯罪！”被害人伍小姐当庭质问何：“你抢我手袋的时候是不是想我死？”何答道：“是！”
麦女士是名重伤受害人，庭审时拄着拐杖旁听，期间数次痛哭。她被铁锤击中头部后，4天后方在医院醒来，现在“记忆力和视力都下降，嗅觉没了，生活无法自理。每天都躺着，一年没有下过楼”。尖锤之下，受伤的不全是身体。15岁的受害少女小亭(化名)由于恐惧，甚至不敢出庭指认罪犯。
针对此案，民间热议不少。记者接触所知，大多数人认为判决偏轻。有人说：“控制不杀，岂不乱了社会治安？普通老百姓哪有安全感？”有人认为：“如果犯罪成本不高，个个都有可能犯罪”，“到底要杀多少人才判死？怎么杀人才判死？”
还有人把“7·15特大抢劫案”与“锤头恶魔案”作了对比，“如果李赐添二审改判为死缓，那他的未来很可能是何少雄的现在。出来时年纪差不多，有案底难找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怎么办？还不是杀人、抢劫。两个人一个样板来的”。
但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肖文全律师对记者说：“‘锤头恶魔案’虽然民愤极大，但法院这样判，还是很有道理的。何的作案手段虽残忍，毕竟没有打死人，其罪不足死。这体现了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死刑慎用原则。”
2007年末，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本年度的死缓判决已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判决。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也曾表示，2007年上半年全国死刑数量已比去年同期下降1／3。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去年很可能创下了10年来中国死刑数量最低纪录。中国从司法上控制死刑数量的努力已至极限。
但与之相对的是，被害人及家属总会出现强烈反弹，民间“杀人偿命”，“死刑应立即执行”、“治乱用重典”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死缓之后，罪犯面临的很可能是无期徒刑，但按照中国现行的减刑措施，难有真正的无期徒刑，绝大多数罪犯到一定时候都能恢复自由，这更难以让人理解和接受。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意是对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最大压力。
目前，“锤头恶魔案”中，已有5名被害人认为判决过轻，提请抗诉。
而“卿三华案”中，被害人家属的诉讼代理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潘春晓律师向记者透露：家属已提请抗诉。
目前，检察机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一审判决量刑不当或过轻。
引人注目的是，昨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与民间呼吁相左的国际压力
国际社会近年频频出现的“暂缓死刑”呼声从未减弱。有意思的是，这又恰恰与我国民间“杀人偿命”的公众心理相左。
近年来，为体现死刑慎用原则，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不断改革。
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自次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次年7月1日起，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自去年1月1日起，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能不杀就不杀”的原则正贯穿于刑事审判过程中。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刑事审判人员轮训、刑事专业会议，各种场合都一再强调这样的司法精神：要把死刑数字压下去。
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让2007年成为最高刑事审判庭20年来压力最大的一年。
可即便如此，国际社会近年频密出现的“暂缓死刑”呼声从未减弱。有意思的是，这又恰恰与我国民间“杀人偿命”的公众心理相左。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大会就曾两度讨论过死刑的废除问题。去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议案，要求各国尊重国际对死刑的标准并暂缓死刑。表决中，104个国家支持暂缓死刑、54国反对、29国弃权。
不过，针对该议案，中国代表团张丹参赞发言指出，在死刑问题上并无国际共识，因此我们对该决议的效力表示严重质疑。各国有权根据其司法公正的需要、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等决定适用何种刑罚，何时暂停或废除某种刑罚。
张丹的发言表明了中国对死刑问题的一贯立场。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华璞表示，就中国国情而言，立即废除死刑的条件还不具备。
■本报记者　胡亚柱　广州报道
统筹　胡键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jwxy/200802260084.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