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正在拉美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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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拉美化吗？
在全球失衡浪潮中，中国在实力与依附性之间的平衡行为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高级讲师
一、引言
在准备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时，中国是否已经摆脱了外围后发工业化的弱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中国由于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与欧美之间的巨大贸易顺差而被寄予期望——能在解决此次经济危机中发挥首要作用（尽管从2010年4月开始，中国的全部贸易顺差几乎已经消失）。[①][1]这个问题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它关系到如下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积累了大部分外汇储备这一中国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或者是否应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可复制的或可持续的经验；或者说，尽管中国取得了更大、更惊人的经济规模，这是否证明从它过去的发展经历中获得的经验是正确的。
因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发展主义”阵营，经常被称为“北京共识”。这一阵营强调在整个改革阶段实行国家主导的集中工业化政策，同时实行资本控制和国家控制金融等异端的经济政策。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应该坚持，直到中国真正摆脱追赶者的落后地位。另一个阵营可以被称为“转型主义”。这一阵营强调在由国家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以自由化为中心。他们认为对经济的异端干涉是不合适的，也许必要却是对转型的暂时扭曲；而深化自由化对经济增长而言是必须的。像通常的在发展问题的争论中的情形一样，这两个阵营的矛盾主要围绕政府与市场或者干预与自由化的分立。
尽管这两个阵营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倾向于从供给方面对中国促成全球失衡以及经过这些失衡促成金融泡沫和美国经济危机进行解释。[②][1]中国的顺差被看成是干涉性的国内经济政策的结果——不管它们被认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两个阵营达成了共识：全球失衡应该主要通过中国的国内政策来调整，包括人民币升值、增加进口和国内消费。国内方面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是仅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角色是不妥的，因为这忽视了更多其他的系统性趋势，而它们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顺差国而兴起的基础。反过来，这些趋势揭示了那些常常被那些针对所谓中国的“重商主义”进行的主流争论所忽视的弱点。那些争论通常将中国出口依赖性的顺差看成危机的诱因而非更深层次的力量的征兆——这些力量正在发挥作用却大多不能被中国控制。
在这个意义上，透过经济学家对20世纪60年代拉美的外围依附后发工业化的早期结构主义评论，来检验中国是有价值的.那时这个南方国家中工业化最先进的地区正经历着相当快的增长。显然，中国的经历与那些早期的外围后发工业化国家——不管是拉美还是东亚的，都是有巨大差异的。除了整体经济规模的差异，中国是在完全国有或者国家控制经济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快速经济增长的；主要依托国内资源、在国有制度下，中国已经发展了一定的工业和技术能力。而且在中国的经济成分中依然有国家所有制，它们以或单一或混合的形式存在于关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部门，比如农村土地和金融业中。在本文中，“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两个术语在中国和拉美具有根本不同的含义——拉美是混合经济，存在跨国私有部门，并且有由殖民遗留的私有土地产权带来的高度不平等问题。然而，虽然存在这些有关的不同点，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也具有许多明显的拉丁美洲的特点，使其有别于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一些关键特点。
在战后早期，经济学家对这些相似特征的分析涉及到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EPAL)使用的“中心—外围”分析法。他们集中于两种类型的失衡：一种是以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边缘化的形式存在的内部失衡；另一种是以贸易支付差额的结构性不足的形式存在的外部失衡。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失衡，可以证明，在中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比在拉美更具有潜在的可能性。然而，本文只关注比较不明显的外部失衡问题，因为这有助于突出中国在全球中的角色中的那些在以前的争论中被严重忽视的方面。
乍一看，是中国巨额的经常账户顺差和逐步增长的巨额外汇储备似乎消除了和早期结构主义评论的任何相关性。然而，如果联系中国的外部地位，就会发现，中国表面的优越表现实际上已成明日黄花而且仍然非常脆弱，。此外，这一表现仅仅是在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之前，中国的外部账户具有诸多早期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批评的拉美工业化的特征。而且，即使是在21世纪最初10年的顺差激增时期，一些反映外围工业化实质的外部弱点也延续着。弱点之一是出口依赖这个大多数研究中国的与危机相关的问题的焦点，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与外资所有权在中国出口部门的支配地位，以及中国在东亚危机之后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大规模重新调整中的附属地位有关，而这些调整主要是由北方国家主导的。
换句话说，有一种用“方法论民族主义”术语来看待中国的贸易顺差的趋势，[2]好像中国企业正在与美国企业在长期贸易中交换最终产品，所以应该进行国家调节。然而，这些顺差的出现只是与全球生产和分配体系的跨国重组紧密相关，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只是扮演者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虽然这可能是中国最终会度过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但是并不能妄下定论。实际上，最近的经济危机和随后的流动性的骤然剧增只是在不远的未来将发生的更严重的外围危机的前奏，这非常像20世纪80年代早期拉丁美洲经济危机的情形——正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危机和流动性反映为随后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导致依附发展主义最终失败做了铺垫。因此，为了体会中国在攀爬全球经济阶梯时面临的潜在危险以及中国领导者的谨慎和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敌视，理解中国自身在实力与依附性之间的平衡是很重要的。
本文将这些分析分三部分来介绍。第一部分回顾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对外围依附后发工业化的一些主要的结构主义评论，特别是集中于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的贡献。第二部分利用1982～2008年的世界数据，提供了对中国贸易支付差额状况的归纳性分析，集中于在21世纪最初10年中国开始惊人的顺差增长之前和增长期间的外部弱点的各个方面。第三部分对按地区分解的中国贸易账户进行了更细致的检验。中国快速融入由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TNCs)支配的全球生产和贸易系统这一依附性，体现了中国实力的辩证性和弱点。结论部分对此进行了回顾，表明对中国实力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那些需要被南方国家借鉴的中国经验，都是无益的。
二、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对外部失衡的结构主义评论
外部失衡首先得到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关注，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努力快速追赶工业化的潜在阻碍。与其他主要的学科分支的先驱者们类似，早期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的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由后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集中进口需求引起的外汇缺口的增长，以及随后走向国内通货膨胀、贸易支付差额波动和危机的趋势。[③][3]与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 汉斯·辛格（Hans Singer）以及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这些同代人相一致，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认为，初级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外部失衡。北方国家的企业在诸如交通、保险、金融、专利和版税结算等各种服务业中的支配地位也被普遍认为是另一条剥削南方国家的途径。然而，普雷维什像刘易斯等人一样，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最初假定援助或者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可能对这些外部失衡具有积极的和稳定性的影响。富尔塔多（Furtado ）和桑克尔（Sunkel）的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普雷维什和刘易斯)[④]对拉丁美洲进口替代行业(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es, ISI)中跨国公司的增加，越来越持批判的态度。持久的外汇短缺是外围发展中国家在试图工业化时要经历的。结构主义学派共同强调了加剧这一已经存在的结构倾向的贸易和金融机制。
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和奥斯瓦尔多·桑克尔的研究成果以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分析法为根据。[5]这一理论意在解释拉美历史上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正如普雷维什所概述的，技术进步的扩张有利于中心国家的技术发展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对技术发展的依赖。这种形式的传播建立了外围国家外向型的、外部推动式的发展模式和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四个特征：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外围国家贫困人口的边缘化，外围国家精英对国际大都市的消费方式的模仿，以及脆弱的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以通货膨胀压力和长期外汇缺口的形式存在的宏观经济不稳。[⑤][6]普雷维什提出将进口替代作为打破这种局面的方法，尽管他知道进口替代所要求的密集的进口可能会扩大外汇缺口，因此需要外部金融支持。
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针对进口替代的这种分析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拉美出现。富尔塔多和桑克尔对其进行了扩展，囊括了拉美主导产业中的长期贸易支付差额问题。他们批判了普雷维什、刘易斯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那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导致或者在资金上支持一个自发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程的观点。相反，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导致了本部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对特别是巴西和南锥体国家的关键产业部门的入侵，导致工业化的各种预期收益以税收支付、转移支付、利润汇出等方式转移到了国外。富尔塔多和桑克尔承认，大规模外资企业进入增加了工业增长率，尽管也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他们是最早的对跨国公司对南方国家的扩张进行研究的理论家。然而避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论”的更加激进的确定性，[⑥]他们特别关注所有权结构和跨国形式的产业组织的增加导致的对财富流动的控制。
在那篇将他引入美国主流学术的文章中，桑克尔强调了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的危害。考虑到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析的相关性，将它们详细列出：第一，子公司和总部之间的纵向一体化导致商品、资金、技术和市场分享协议的流动。它们在公司中普遍进行，即使有损一国利益。第二，一国国内的子公司倾向于横向一体化、联合经营，以便影响消费和生产模式。它们也会影响公共部门的资源分配，以使自己可以获得私有或公共财富。利用这些财富资助区域扩张和国外汇款，几乎不需要追加国外资本。第三，外国子公司通过操纵跨国交易的价格、种类和数量，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汇出超额利润的倾向。第四，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了一个与子公司的行为相关的明确的生命周期——在后续阶段，跟随资本、技术人员、技术和管理的重大贡献的是，资金流出超过流入，以及在公司垄断技能和技术的政策之下的微乎其微的教育溢出效果。除了这些经济影响，桑克尔得出了社会政治影响更加重要的结论。
对即使在高速增长时期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商直接投资如何能削弱外围国家的积累过程这一问题，富尔塔多和桑克尔给出了深刻的见解。特别的，与早期结构主义者关注贸易和产品结构不同，他们关注所有权结构，因此清楚地显示了财富从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的各种金融机制。这些机制可以在收益表（如跨国公司的汇出利润和利息支付）或者财务账目中看出（如国内精英的合法或非法的资本外逃或者跨国公司将资本作为私人国际资本汇回国的各种机制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放开）。由桑克尔指出，进一步由维特索斯（Vaitsos）证明：借助跨国公司使用的新兴转移定价技术，这些资金转移机制也能发生在贸易账户上。[9]实际上，跨国公司出现的这些行为让人们进一步领悟到了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困境。显然，这些金融上的弱点加重了后发工业化国家已经存在的、由贸易和产品结构问题导致的长期经常账户逆差的趋势。
三、从外部账户审视中国动荡的起飞
作为背离早期分析的一点，对中国和早期进行工业化的拉美和东亚国家的重要的相似点和区别进行概述是有用的。最明显的就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优越表现与东亚更为相像。然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出口产业占支配地位，这与拉美进口替代产业中跨国公司占支配地位的情况相似。此外，如诺顿（Naughton）指出的，中国的工业化最好被理解为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的综合。[10]因此，中国更多的是与巴西这样的拉美大经济体的工业化类似而非通常的一致，尽管将跨国公司隔离到出口部门时，中国具有了更大的经济规模，并在进口替代部门谨慎地保留了更多的国家所有制。
实际上，这种出口和进口替代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中国与拉美、东亚的关键区别。因种种原因，在快速追赶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都能够在制造业出口上实现超越却未将对出口产业的控制权输给外资。 [11]相反，现在中国大陆的出口部门已经被外资企业(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FFEs)支配了。在中国大陆出口部门，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不断上升， 1995年是13%，1994年是41%，2000年为48%，2005年达到58%。[12](p93)然而这种上涨无疑部分的是因为借贷套利，[⑦]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出口部门是外资所有的。此外在2005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额中，外商独资企业占比为71%，股份制企业占比27%。这几年外商独资企业占比稳步上升，到2008年占比达到了81%。[⑧]换句话说，到最近，外资进入中国的通道已经贯通出口部门。这转而与20世纪50~60年代的拉美形成了对比——在拉美，通过子公司在进口替代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以此获取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利益。中国模式已经带来杰出的出口表现，但也失去了对赚取外汇方式的控制。
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另一个在文献中引起注意的相关的比较点。已被明确证实的是，中国的贸易条件有时甚至在一个单独产品领域确实经历着恶化。[⑨]根据郑智海和赵玉敏的研究，这一恶化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严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较不明显，计算机和办公设备这类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情况要更糟，而这些行业正是中国（2001年前后）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最快地更多参与的部分。[17] 同时，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反映了这类产品生产的分隔，即高技术、高附加值投入的生产过程在中国之外进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在中国进行。结果，中国对国际生产网络的参与只能依靠自己在这些高技术出口产品上的廉价劳动力优势。[⑩]类似的，李慧中等人认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条件恶化是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流入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的结果。[12]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为避税而转移价格的行为是另一个可能的诱因。这种观点与上面讨论的桑克尔和维特索斯对拉美地区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工业化的批评极为相似。
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中国优越的出口表现似乎被这些缺陷抵消了。为了判断中国是否已经真的克服外围后发工业化的外部弱点，如下文那样，对中国的外贸支付差额数据进行更广泛的分析是很有帮助的。图1 给出了1982～2008年的中国贸易支付余额的名义现值，为了便于分析，外汇储备的符号用负号给出。图2给出了这些名义现值除以经年均市场汇率调整后的中国GDP现值得到的标准化值，并且标示出了主要的汇率贬值和重新估值的时期。[11]图3给出了这个时期的一般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以便在相关背景中理解这些数据。
图1给出了中国贸易支付差额的一般概括。除了中国自从2002年开始最早作为唯一的主要顺差国家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一显著事实外，很难对这些名义数据进行分析。资本账户和遗漏错误项日益波动非常明显。由图2和图3中可以更加清晰的看到这些特点。
从标准化数据可以清晰地看出，尽管中国极力试图摆脱这种困境，中国的内外部失衡只是经典结构主义者对战后外围工业化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预测的缩影。冲刺阶段工业增长趋于导致通货膨胀和经常账户逆差，这反过来仅仅通过经济紧缩解决（根据中国的标准）。例如，经过20世纪80年代最初几年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后，到1985年，经常账户急剧降到了占GDP的负3.7%的逆差水平，中国外汇储备正在遭受损失，降到了GDP的负1.8%。这一失衡通过在1984年将官方汇率大幅贬值40%结合在经济特区深化外资投资自由化改革而得到调整。 [18]然而，经常账户逆差持续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到1988年达到19%的顶点（在不平等快速上升时期）。
图1 中国贸易收支差额，（美元现值, 1982～2008年）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 (2007年: 表 3-1); 《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 表 3-32); 《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表 3-32）。
图2 中国与GDP相关的贸易支付余额, （1982～2008年）
数据来源: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07年: 表 3-1)； (2008年: 表 3-32); (2009年年: 表 3-32)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国际财政数据库 2009年7月22日 。
图3 中国一般物价指数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 （1982～2008年）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表 2-4和 8-1) 和20世纪90年代数据的等价值 (注意：从1982～1984用 RPI 代替了 CPI， 因为中国1985年以后才有CPI 的数据)。
逆差和通胀只是通过围绕“六四风波”的经济萎缩和1989～1990年的汇率大幅贬值才得到修正，之后经常账户在1990～1991年恢复了稳定顺差的水平。然而，这些限制一经放开，快速经济增长一经恢复，尤其是随着1992年春季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范围经济特区的建立，经常账户在1993年骤然降回了逆差（占GDP的负1.9%），然而通货膨胀却在1994年上升到24%的顶点。中国的起飞确实是混乱而难以控制的——整个过程中，快速增长趋于导致经常账户逆差，而大量经常账户顺差只有在经济紧缩或者减速时才能实现。
即使在2001年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中国显然仍未摆脱这种困境，经常账户顺差在1994～1996年间仍然很少，尽管在1994年将汇率再次大幅降低了将近一半——这是最后一次汇率贬值，此次贬值通过了对汇率双轨制进行合并的法案——当年由于新的经济特区政策，净资本大量涌入,达到了GDP的5.6%。此外，经常账户顺差在199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3.8%，这再次部分的与东亚经济危机引起的增长减缓有关，它还使中国在1998~1999和2002年均陷入了一种一般通货紧缩的新的内部失衡状态。经常账户顺差也被在1998年简单转为负的资本账户和错误和遗漏项显示的非法或没有纪录的多达负2.3%的巨额净资本流出抵消了。显然，在1998年占GDP0.6%的外汇储备等于净资本流出，在那年错误和遗漏项中仅包含了1/3的净资本流出。1998～2000年，外汇积累一直保持在低于GDP1%的水平，到2001年经常账户顺差降到了GDP的1.3%。从那时的角度看，这并非一个特别安全的水平，特别是考虑到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所有账户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面对如此脆弱的外汇积累以及尽管资本账户相对封闭，错误和遗漏项却持续逆差，特别是考虑到仍记忆犹新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政府在新千年这个转折时期担忧的理由就很明显了。
苏联经济的彻底崩溃无疑加重了这些担忧。这种观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中国中央政府在2004和2005年拒绝调整汇率的原因，特别是在面对2004年在错误和遗漏项中反映出来的初次变为正值并占到GDP1.4%的突然涌入的投机资本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增加了合法资本的大量涌入，在2004年达到了GDP的5.7%。如果这些资本流动突然转变流向——因为那时美国经济中已经出现信用危机的早期预警信号，这种转向并非不可能——它们可以轻易抵消正在成长中的、在2004年只占到GDP3.6%的经常账户顺差。考虑到资本账户随后在2006年和2008年降到了GDP的0.5%，并且在这两年错误和遗漏项中反映出的净资本流出超过了微乎其微的净资本流入，这些怀疑并非杞人忧天。
此外，自从1995年，服务和收入项目的各种组成部分的较少的逆差已经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巨额净外商直接投资共同成为经常账户顺差的更加一般的诱因（见下面的图4）。这些逆差清晰地区分出了中国不同于主导工业强国的从属地位。如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主导工业强国通常在这些账户是实现顺差的。特别的，中国的交通运输、保险、专利和版税结算，从1995直到最近的数据，是持续逆差的。1995年收入账户顺差骤然降到GDP的负1.6%，这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的影响在不断上升。直到2002年，收入账户一直处于1995年占GDP负值的范围，只是在2005年才转变成正值，这可能是中国持有的美国股份的利息收益回流抵消了在先前的逆差中明显的利润汇出的负面影响。
图4 中国金融账户, 与 GDP相关的组成部分, （1990～2008年）
数据来源：同图2。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分解的金融账户中，波动的日益强烈更加明显。除了外商直接投资，金融账户的各种组成部分以及错误和遗漏项自从1997年经济危机开始就呈现一种激增—骤降的顺周期模式。例如，20世纪90年代早期，金融账户的增长完全是因为净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流入。自从那时起，净外商直接投资稳中有降，在21世纪最初10年基本占GOP的2%～3%（中国直接海外投资净值仅在2008年初次超过了GDP的1%）。相反，1997年以来金融账户的不稳定是因为其他投资，越来越多的是有价证券和投资组合——它们在2006年造成了占GDP负2.5%的净资本流出。1998年其他投资上的净资本流出达到GDP的负4.2%（超过了这年经常账户盈余），在2007年再次降到占GDP负2%的水平，2008年又降到负2.5%。其他投资包括贸易信用、贷款、通货和储蓄和由货币当局、中央政府、银行和其他部门转让的资产。考虑到2007年和2008年账户上最大的资金流出是由货币当局和银行持有的，那么账户的暴跌就是两方面的努力相结合的结果，即一方面是中国货币当局努力支持美国经济；另一方面是外资银行为了支撑本国内的资产负债表而廉价出卖在中国的资产，努力对中国进行严重剥削。
2004年的金融账户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以外，所有项目都在顺周期上升，这点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与那时由资本账户的放开和金融业的自由化推动的对人民币升值预期进行的投机密切相关。错误和遗漏项的大部分变动也可能与这些围绕2005年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的投机性的流入和流出的资金或其他在2007年国际金融泡沫尾声时期和随后的2008年的减债中进行的货币投机有关。实际上，想到2009年秋季袭击东亚的“利差交易的源动力”（“mother of all carry trades”，此说法来自鲁里埃尔﹒ 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在危机后卷土重来，很容易想象这种金融波动性将继续上升，而在顺周期波动突然转为下降时，资金流出将抵消萎缩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资金，甚至是温和稳固的贸易顺差。诺顿认为，资本流动对资本控制的增强的破坏力正是进行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的最强的理由，因为一个合法的、规范的开放性资本账户比现在资金加速外逃的状况能更好地发挥作用。[19](p421-422)然而，这种逻辑就好像是说，应该将门敞开，因为盗贼更擅长开锁了。
四、在全球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例外主义
考虑到波动性的上升，2001年后突然激增的贸易顺差对局势的持续性已经非常关键。因此，询问贸易顺差的激增是怎样出现的就显得颇为重要了。贸易顺差的激增甚至直到2001年还不明显，经常账户顺差（大部分是商品贸易）从2005年开始往后才超过之前1990～91年（占GDP的3%）和1997年（占GDP的3.8%）实现的水平而开始起飞。如前所述，这些先前的水平是通过经济减速来实现的，因此，甚至直到2004年还不明了贸易账户的好转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持续下去。资本账户顺差在2005年的完全暴跌无疑刺激了政府做好最坏的打算，并增加贸易顺差以防经常账户泡沫也破灭。换句话说，认为中国摆脱了大多数外围后发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资金约束的中国例外主义观点，只是得自于短视的事后觉悟。中国政府对此已经很清楚，尽管西方金融媒体并非如此。
贸易顺差激增的简单解释就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然而这只是在制度上助推了生产网络在1997～98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的更加系统的调整。这些调整由跨过公司主导，并且遍及中国。在图5和图6中通过地区分解的贸易账户对此提供了一些简单的认识。
图5 中国对不同地区的贸易顺差, （1997-2008年， 美元现值)
数据来源: 从《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 表 17-8) 以及早期年鉴中的等值表计算出。
图6 中国对不同地区贸易额, （1997-2008 年，美元现值)
数据来源：同前图。
上面的图5显示了自东亚经济危机开始，中国是如何与北美（主要是美国）和欧洲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而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12][20]中国和欧美之间上升的双边贸易顺差获得了公众最多的关注；顺差在2001年之后加速并或多或少的持续上升到2008年。实际上，中国与欧洲的顺差上升得更快，几乎是从2001年的零顺差开始，到2009年竟然初次超越了与美国之间的顺差。然而，这些观察值要受到与其他亚洲国家（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同等的巨额逆差的限制。原来等于中国与美国1997年的贸易顺差水平的顺差到2001年降为小幅逆差，到2004年降为740亿美元的逆差，接近当年与美国81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下降从2005年开始减速，不是因为贸易缩减，而是因为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开始赶上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但是，对亚洲出口的29%是出口到了香港。因此，在香港发挥了贸易仓库的典型作用时，中国也深思熟虑着扩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欧洲和北美洲之间的产品和贸易网。
从图6中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中可以更深刻地看到这种状况。中国在亚洲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它对欧美贸易额的总和。例如，中国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从2001年的1470亿美元上升到2008的7030亿美元（占2008年进口总额的62%），而对北美洲的出口从520亿美元上升到2470亿美元，对欧洲的出口从490亿美元上升到3430亿美元。换句话说，上升的贸易失衡已经建立在急剧增加的区域经济贸易额规模的基础之上。
将中国大陆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资金流动和余额进行特殊分解，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在生产网络重建中中国的地位居于三流甚至是四流（这些数据和上面讨论过的不同服务项目余额暗示了这点）[13]。例如，中国大陆对中国香港的贸易顺差在2008年是1780亿美元。与之相反，2008年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均为逆差；对台湾地区的逆差最严重为770亿美元，并且仍在上升，对韩日的贸易逆差分别为380亿美元和340亿美元。在区域经济网络中，除了这些一流、二流的工业领先国，中国与那些被认为是三流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对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的贸易逆差均达到了100亿美元。要不然，除了那些典型的石油输出国是例外，中国与大多数亚洲国家就只有微乎其微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中国向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南半球国家进行的贸易扩张似乎体现了它加速一体化以及在东亚生产网络中附属地位的扭曲的一面。附属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是指，中国的企业通常在这些网路中从事最低端的工作而非担任领头企业，比如在供应链的更上游，高科技产品处于高端的设计和生产部分在其他地方进行，而在中国进行低工资的生产过程。
在亚洲，越来越多的关于跨国公司的著作证实了中国在这些网络中处于三流甚至是四流地位的论断。[21][22][12][23][20][24][25] 阿图科罗拉（Athukorala ）和山下（Yamashita）认为，中美之间增长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主要与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发挥的终端组装中心的作用有关。[20](p41)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一角色是以丰富的劳动力供应和美国公司将高端零部件从它们的亚洲基地转运来供应到中国为基础的。[20](p54-55)因此，对数据进行的进一步的检验表明，中国不会从传统的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经过结构转化变成生产信息与通信产品的高科技经济强国。[20](p48)姚顺利激烈地对罗德里克（Rodrik）的观点提出了相似的批判，认为中国机械部门和电子设备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表明技术在升级。他的结论是，所有迹象表明，中国外贸出口部门的增长与它的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的加工贸易制度和外部采购密切相关。[24] (p63)
通过提及比较优势，姚顺利暗示，中国对贸易的参与主要是建立在利用这些加工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中国能够在这样的特殊性上积累如此大的贸易顺差完全是规模和生产率问题(在低工资的组装工作中)，而非技术升级或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提升价值链的问题。当然，中国在本国国有企业中确实实现了许多技术升级并获得了大量附加值。 [15] (p77-83)在这方面，中国工业化政策的一个关键是，利用出口部门突破在国内工业化过程中进口替代策略的资金约束。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类似。
然而与韩国相反，中国战略面临的要害是，跨国公司正在加强对出口部门的支配。例如，如前所述，2005年58%的中国进出口来源于外资企业。因此，一旦政府购买外资企业创造的这些外汇盈余，由此产生的外汇储备实际上代表着外资对国内资产的要求权。类似的，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积累的外汇储备也代表外资对国内资产的要求权。因此，易靖韬等人指出，中国增长的外汇储备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可支配收入，而是相当大的间接债务。他们暗示，在2005年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只有一半是与其财富一致的，只有这部分是需要中国履行其国际支付责任的。其余的资本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外借入）可以理解成隐性债务，中国最终必须偿还。[26]类似的，在与简·克雷格尔（Jan Kregel）的通信中他指出，根据提交给联合国大会主席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专家委员会的近期会议的资料，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表明，数字对大多数目标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尤其是外汇储备的大部分显然是与跨国公司合资企业的非汇出利润。[14]
在这个问题上，所有权是关键。将中国与另外一个在20世纪最后10年在世界经济中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德国，进行比较是有帮助的。总的来说，德国的经常账户余额一般是建立在德国或泛欧所有权的基础上由私人公司部门挣得的。因此，补偿经常账户余额的净资本流出大多数是在私人资本转移时发生的。通过这种方式，德国公共货币当局并没有被外汇储备积累或者冲销操作所累，经常账户余额成为了德国公司向海外扩张的工具。考虑到尽管美国的金融账户存在整体顺差，但是净外商直接投资也被投向了海外，所以实际上相同的公司扩张过程也正在美国发生。[15][26]德国和美国都能用这种方式调整失衡，因为顺差积累的工具和/或直接海外投资大部分是本民族的，换言之，公司本部位于本国。
在中国，相反的状况日益蔓延。通过外资所有权创造的大部分顺差并未成为中国企业部门扩张的工具，扩张只是通过政府转移给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活动的有限的外汇储备或者主权财富基金来进行的。总之，与一般观念相反，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需要使储备资产尽可能的与购买这些储备的国内债务相匹配， 实际上政府在如何使用它的储备上是相当受限制的。[16][28]通过外资所有权创造的盈余反而实际上充当了外国并购在国内经济中进行扩张的工具。此外，中国政府冲销购买通货货币效应的努力实际上也补贴了外资对国内金融资产的要求权。例如，易靖韬等人指出，与所导致的冲销的外汇（大部分被美联储持有）相比，中国向流入的外商投资和与之相关的冲销操作支付了更高的回报率。[26] (p21-22)换句话说，中国不仅仅为美国政府的赤字融资，实际上还资助了这些融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融资和资助则更加普遍。正如第一部分参考桑克尔的观点进行的讨论，这种情况实际上与早期结构主义者认为进口替代策略实际上资助了跨国公司在拉美的扩张这一批评是极为相似的。[29]
当然，这可以被认为是进行资本账户和金融自由化的论据，尽管这种屈服对中国而言并非好主意。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自由化可能助长创造中国外汇的方式的非国有化，因此加剧结构波动性的潜在源泉。尽管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只占总投资和附加值的很小份额，但是在战略上，它们在出口部门的密集程度已经开始让外资企业在创汇的主要的方式上居于主导。反过来，这已经成为将外资所有权进入中国国内经济的主要的机制，而不再是按照惯例设想的那样，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中国的顺差和外汇积累确实体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实力（尽管创造流动性的能力相对弱于美国和譬如英国这样的相关的离岸金融中心），但是辩证的看，它们也体现了波动性的一个主要源泉。这与早期拉美进口替代的成功相似，尽管通过的机制完全不同。人民币重新估值或者资本账户和金融自由化不能解决根本的结构问题。相反，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性可能会潜在地使中国易受到在拉美和东亚金融危机中都发生过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五、结论：软实力和硬依附之间
本文对在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实力的本质和弱点进行了思考，灵感来自拉丁美洲与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对拉丁美洲的战后的工业化进行的结构主义分析。通过对中国1982年到2008年的贸易支付余额账户的分析，本文认为，以对外顺差为基础，对中国实力的过分单纯化的评价是夸大的。很明显，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只是从2001年之后才开始惊人地增长。在这之前，从增长冲刺以恶化的国内通胀和转为逆差的贸易账户结果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更是典型的外围后发工业化国家。这种紧张的局势被服务和收入账户持续的逆差所恶化。与之并行，资本账户和错误以及遗漏项增强的波动变化突出了中国预防性储备的重要性。
进一步观察贸易账户可以给出一些关于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中国如何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尽力从典型的外围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成最大的顺差国家之一这一问题的线索。在贸易账户顺差激增中，中国在对欧美贸易中获得巨大的顺差的同时，在对东亚和东南亚贸易中存在着巨额逆差。这两种形式都是从1997～98年东亚经济危机才出现的。正如越来越多的研究在亚洲的跨国公司的大量著作认为的那样，这反映了危机之后遍及中国、以东亚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的大规模重新调整，以及中国从事商品进入欧美消费市场之前最终加工过程，并在这些网络中居于三流甚至是四流地位。区域贸易余额也反映出欧美并行的金融化过程不仅刺激了这些最终贸易目的地的消费，还加强了北方国家对这些生产网络的控制。在这一背景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部门的支配地位的加强已经成为了外资所有权进入中国国内经济的重要的传导机制。可以证明，与中国的出口依赖相比，这是一个更加难以克服的弱点（不管怎样，外资企业支配地位的加强自身就是外资所有权进入过程的一种反映）。原则上，出口依赖是可以通过国内的再平衡来解决的，然而已经嵌入的跨国所有权结构要难对付的多。正如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的那样，这些跨国公司表现出了强烈的、巩固既得利益的势头。 [30]
这样说来，看一下当前有关中国的争论是极为重要的。推测中国处于具有影响力的地位，应该放弃外汇积累的防御性策略，通过深化对金融领域的开放和减少对汇率的干预，更加积极地调节在国际货币和贸易系统中的失衡，是将中国视为了货币和贸易系统扩张和控制背后的中心经济大国之一。对影响力的错误的估计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提出的货币和金融自由化策略可能会在目前的经济危机的近期反应中恶化不稳定的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考虑到纵有对中国外汇储备（大多数储备以低收益和可能是贬值的美国政府资产的方式持有）的关注，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与大部分由北方国家金融系统创造的造成当前的危机的国际流动性的数量相比，是相形见绌的。所以上述担忧就更加重要了。与北方国家中央银行为应对本次危机突然创造出来的据目前估计已经超过13万亿美元（在这些中央银行干预时比估计的中国总外汇储备的6倍还多）的巨额流动性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是相形见绌的；与目前卷入由央行干预政策产生的套利交易(仍未受到约束的)的极大复苏中的流动性相比，中国的外汇储备亦相形见绌。伴随如此巨额的国际流动性和可能的通胀性后果，可以相信，中国自己的外汇储备在中期可能会被快速侵蚀。实际上，由于进口激增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减少，在2010年3月，中国已经出现了自2004年4月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尽管这种逆差可能是暂时的，但是它突出了中国的贸易地位比通常估计的要脆弱。从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领导人对当前局面的担忧并非是尽量以维持在美持有的国家储蓄资产为基础，而是要更加恰当地汲取前车之鉴，避免陷入拉美和东亚先繁荣后衰退的困境。
这是中国崛起的辩证的一面。它在全球经济中兴起的影响在它内部实质上包含了外围和依附国家而非中心主导国家具有的波动上升的一面。这不同于中心主导国家的相互依存的波动性，后者继续保持着充当扩张国际流动性的主要源泉的特权，并在危机时继续展现了回收流动性的能力。承认这点很重要，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在发展中面临诸多挑战。中国的领导人可能确实担心陷入战后外围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典型的严重外部约束的困境，毕竟中国刚刚在穿越一波从北方国家传来的金融化和产业重建的基础上，从这种困境中逃出来。
类似的，错误的信息也不应该通过所谓的“北京共识”这种对影响力的错误感受传递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好像先前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教训不再适用或者中国最近30年的经历可以以某种方式持续复制。此外，中国只是正在进入全球工业化等级制度中的中等位置，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先行的拉美国家经济失速然后下降的位置，因此，中国影响力一定是有限制的。实际上，对实力的草率的错觉可能对先行的全球经济强国相当有用，很像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先行的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野心将它们暴露给随后而来的金融危机。尽管殊途，但是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