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儒商戴子儒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神马文学网时间：2024/10/01 10:45:22

黔中儒商戴子儒(图文)

来源发布时间 2010-06-08 点击量 48

黔中儒商戴子儒 黄茂岘 2008年，笔者有幸参加了“抢救民国档案”工作。在整理尘封60多年的原安顺县商会档案时，发现有一套内容完整，记录详尽的新业公司账本资料，其中有公司各“庄”报来的“流水账”，还有大量总、副经理给各“庄”的“指示”，“复函”和“电报”。从内容看，主要是总经理戴子儒先生的办公文稿。只是当中记载的许多事情是外人所不知的。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些案卷，首先要感谢戴子儒先生。他是新业公司的总经理，民国时期的县商会会长，解放后又是“工商联”的筹委会主任；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天翻地覆的历史波澜中，他安然无恙，连办公桌，文件柜都未移动。因此，他经手的文档完完整整。特别在经过60年的风雨沧桑，经过文革那样的大动乱之后，这批档案资料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实属罕见。它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安顺乃至贵州的商业经济，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一、安顺商会领军者，新业公司创始人 戴子儒是安顺商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商界几十年的大小事，他都参与处理。他是安顺家喻户晓，上了《安顺市志》的名人。他生于1900年，本名恂福，四川綦江县石角镇人。8到13岁读私塾，14岁慈父见背，家无生计，随叔出门谋生。先后在遵义江源顺盐店、綦江德裕盐号学徒，以奉养寡母幼妹。1921年经人介绍，来到安顺“恒丰裕”当店员。渐有积蓄，成为小股东。以勤奋干练，受总经理帅灿章器重，被擢为副总经理。后来安顺“四大号”倒闭3家，而帅先生的“恒丰裕”不但一枝独秀，且资金增至千万银圆，成全省首富，戴先生功不可没。1940年4月，他被选为安顺商会副理事长。这时，帅灿章先生出资组建“泰丰字号”，仍聘他为副总经理。 “他因幼年失学，深感痛苦，因此热心于社会教育事业，乐意帮助孤贫青年。” 他与帅先生等资助办“三一小学”和“立达中学”。“他自己从上海、桂林、贵阳等地购置图书自学，还每日临池，练成一手好毛笔字。” 1940年8月，安顺县长饬商会改组。原会长邓羲之（贵谦）因年事已高，力荐他任理事长（即会长）。自此，他一直主持安顺商会工作，直到1957年，时间长达17年。《安顺市志》写他“任职期间，凭声望才智处理商界事务，深得商界和各界人士称道。” 他一身多任，商会理事长，新业公司总经理，济康银行副董事长，县参议员，济腊会常务理事，劳军委员会会长，物价评议会常委······大大小小职务一二十个。在安顺，只要是关系全县的事，县长都要请他到场。他秉公办事，有位头面人物托他办件利己私事，他复信说：“损公利私的事，恕我不能”。在那军阀、政客、豪绅、地痞、帮会、伤兵横行霸道的时期，商业经营艰难。安顺商界多赖他折冲樽俎，机智应付。他是商人，但又不全是商人。1947年，西南商界选一位“国大代表”，安顺各届公推他为候选人，贵阳则公推省商会会长陈职民。他当即登报，放弃竞选，且呼吁选民投陈职民的票。陈职民十分感动，写信感谢他。这信还在档案馆保存着。当年越南革命家胡志明道经安顺，他曾找汽车送胡回国。1948年底，“泰丰”总经理帅灿章先生携款举家迁居香港时，曾邀他同往，为他婉拒。1949年10月底，在蒋军西撤，解放军尚未到达安顺的所谓“真空”时期，他拒绝同县长逃跑，提议各界成立“安顺临时治安委员会”并兼任筹募组长。凭他的声望，当天即募得五、六千银圆作城防经费。为保护安顺，迎接解放，立下汗马功劳。顺理成章，解放后，他任安顺工商联筹备主任、贵州省政协委员、省工商联副主任，并赴京国庆观礼。1957年他被错化为“右派”，1962年“摘帽”。文革中，造反派逼迫他交代不实的诬陷材料，他气得脸色铁青，以“要实事求是”为由予以拒绝。他以自己的社会声望，丰富学识，超人的干练，高尚的人格为商人们争得了话语权，为安顺商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写安顺商业史，离不开戴子儒；而戴子儒的一生，就在安顺商业史中。 二、贵州商业重镇，抗战支前后方 安顺在明、清时代就是贵州的商业重镇，有“商业之盛，甲于全省”之誉。民国时期，更有“谷家的儿子，帅灿章的银子，陈九德的谷子”的民间谣谚。安顺的人才，生产力，资本金居贵州前列，是全省三个一等县之一，被现代经济学家誉为“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商品集散地”。抗日战争给安顺带来发展机遇。《安顺市志》载“1936年安顺人口224674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江浙沦陷，民国中央直属单位如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还有军政部采购站、铁道部测绘队等等，纷纷在战火中迁入安顺。安顺人口猛增2万，达到244664人。1941年，国军第五军军部（军长杜聿明）及其辖下200师（师长戴安澜）官兵移驻安顺休整，上万的军队入驻安顺，加上不愿作亡国奴逃难而来的 “下江人”——学生、教师、公务员、文化人、企业家、难民、伤兵等，使安顺人口又从24万猛增到262429人。从22万到26万，净增4万。（有人统计，抗战有30万难民逃进贵州）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安顺的经济，农业、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商业经济格外活跃；“下江人”带来的各种新事物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使一向地处边僻的安顺，呈现出一派战时繁荣景象。民国档案翔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情况。这时正是戴子儒执安顺商界牛耳的时候。“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国难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社会，商业，文化，教育史实值得研究；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精英儒商故事，有无数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来，编成电视，决不比《大宅门》、《乔家大院》逊色。 三、戴子儒力促商业文明，安顺城经营趋于规范 贵州早在道光年间就有了桐梓“驻巴渝绸帮公所”。此后，贵阳、安顺陆续出现“丝绸帮”、“盐帮”、“药王会”、“鲁班会”、“杜康会”。1901年，清政府颁布《商会法》，1904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并饬各县成立商会。国民政府在1915年颁布《商会法》，1929年又重新制定颁布，一直沿用到1949年。从安顺商业自身发展的历程看，早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安顺就成立了商会。商会为政府摊派捐税；为驻军筹款筹粮；为商户调解纠纷；代政府办理商户开业、停业；维护市场秩序；取缔违法无证商贩；搜集市场动态信息等······政府之倚重商会，几不可离之须臾。傅仁山是第一任经理，蔡吉圃，刘警黔、李文軒为副经理。1913年，第二届商会改选，陈遂初任经理，朱湘琴为副理。1916年，商会改组，李石卿任会长，谷兰皋副之。1919年，黄志澄任会长，涂月楼副之。不久又改选李叔和为会长。1925年，周秉衡任会长，彭用武副之。1930年，周会长辞职，彭用武任会长。1935年邓羲之被选为第三届会长。1940年戴子儒任第四届安顺商会理事长。档案记载，1943年4月1日，安顺县商会召开了第5次会员代表大会。这在安顺有里程碑意义。此前，安顺商会组织松散，有些行业，如山货、水果等尚未成立公会；粮食公会人多嘴杂，与面粉业利益不均，不团结；有的公会连章程都没有；有的会员兼营鸦片，走私贩卖；有的偷漏税款，抗交会费；有的公会理事不理事，监事不监事，拉帮结伙……素质最差的骡马、旅栈、菸叶（香烟）、粮食等行业常有斗殴打架的事。有一次，连理事长也给打了。这些事在档案中都有记载。为规范市场，提高会员素质，戴子儒竭尽努力。他大力布告推广新式磅称，统一衡器。纸币贬值，他派人到云南换30万铜元来救市。他取消了有碍公平交易的“牙口”，提倡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他处理了多起有损外地客商利益的纠纷。他既不许商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牟取暴利，又保护商人合法利益。为此，他不遗余力，频频与税务、盐务协调交涉，费尽口舌。伤兵吃“香满楼”的饭菜不给钱，还打主人和厨师，是他出面找师管区解决的。另外，簿记是商业近代化的标志。此前，小商户是不记帐的，就是大商铺，用的也是流水日记帐，用“四拄记帐法”结帐，用老式计数码算账，现在70岁以下的人都认不得。这使税务部门大伤脑筋，他们依靠戴子儒，费了好大的劲，才在银行、大商号、各店铺建起帐本。这是安顺商业的一大进步。在第五次会员大会上，戴子儒又下大力作了许多改进。这次代表名额，按会员数，每10人选1名。要求代表都准备提案，写成文字，小组发言，讨论通过，再整理成文，在大会发言。各次討论，都要记录。发的文件有“总报告”、“经费结算表”、“下半年经济计划表”等，厚厚一本，约1万多字。那可是花了不少心血才写出来的。秘书处还将提案编印成册，下发各行业。作者是谁？当然就是戴子儒。这些文件还在档案局保存着。在此前，没有这种文档。这充分说明，没有商会的规范提高，商户不会接受近代经营理念，安顺不可能产生胸怀博大，精明干练的现代儒商来。 1947年，戴子儒以其非凡的领导才干，再次被选为理事长（第六届）。这时，安顺商会已有各“行业公会”22个，会员1674家，包括：银行、绸缎、纱、布、京果、百货、粮食、旅栈、盐业、餐馆等。1948年“行业公会”增至27个，会员1821家。蔚蔚然已是一派繁荣气象。这时期，全省首富帅灿章，以及闻名全省的安顺商界精英邓子英、伍效高、丁纯武、邓羲之、魏伯卿、贺少恒、孙起延等，也都为安顺经济发展作了重大贡献。就素养看，他们完全是一批近代的“儒商。”史学家称他们为“富民群体”。他们既重经营打算，又重文化教育，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在历届商会领导下，为家乡作了许多义举，例如，为疏浚贯城河捐资；出资修安顺四大街；为贫困百姓出钱“济腊”；“9.18事变”后，抵制日货；为抗日将士和赴缅甸作战的远征军募捐慰问；为家乡捐资办学等，令安顺人民怀念不已。 四、实践现代经营理念，创办股份“新业公司” 对“新业公司”，笔者查了很多史志资料，但都没有找到文字记载。这很使笔者奇怪，一个资本上五千万的公司，才60年光阴，居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果不是民国档案赫然摆在面前，谁敢相信？笔者坚信写出这篇文字是有意义的。中国最早的“公司”是1872年的“云南锡务公司”。贵州虽1886年在镇远办起“青溪铁厂”，1898年在贵阳办起“文通书局”，1815年办“永丰纸厂”，到1928年诞生“贵阳电厂”，均未以“公司”命名。安顺以前的商业店铺都以“字”、“号”命名。1943年，戴子儒、董叔明、魏伯卿、孙起延、唐用奎等发起，成立了“安顺新业专卖物品公司”，并在兴义，安龙设分公司。这是安顺第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使资产者与经营者分离，在信誉基础上，使资本金向企业家精英集中，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这是有利社会进步的。 1947年，他们经多次协商，决定扩成“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认购1000股，向社会发行股票4000股。每股1万元，募集资金5千万，股东95人。股东大会选董叔明任董事长，戴子儒任总经理，魏伯卿任副总经理，孙起延任襄理，唐用奎任监理。股东姓名、入股金额、股票存根等都还完整保存在档案中。这是安顺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除总经理戴子儒外，几位创办人都是安顺政商两界的有名人物。董事长董叔明是县参议长。重庆政法学校毕业。既有官府头衔，又与安顺青红帮广有往来。他当董事长，既能使公司减少麻烦，又给公司带来方便。例如：贵阳《人报》登出文章，说“新业公司在安龙县开烟（鸦片）馆”。公司学员看见，立卽报告。戴子儒马上请董叔明找《人报》交涉，直到《人报》声明“报道不实”才罢休。魏伯卿大戴子儒十岁。他热心公益，办了个“励志学校”让贫儿读书。在第四届商会选举中，他得票仅次于邓羲之。可见他在商界的威望之高。但他佩服戴子儒的能力，甘当副手，谦和就任副总经理。襄理孙起延，年轻时当学徒，经多年奋斗，开起了京菓铺，这就是有名的“延兴和”京果食品店。他家的月饼、酱油、醋，远销兴义、盘县、晴隆、普安。他熟悉业务，熟悉市场。有一次，学员来信说贞丰县盛产“桃米”，价格便宜，要求拨款采购。戴、魏两位经理拿不定主意，就把孙起延请来。孙说：“桃米”有两种，一种是“桃子核”仁，又叫桃仁，是中药；一种是“核桃”仁，是糕点原料。戴、魏二人一听，完全明白，立即答复。孙起延急公好义，解放前，多次为抗日将士，贫民百姓捐款；解放后，还出资创办了龙井中学。1958年当选为安顺市副市长。 五、“新业”有别旧买卖，公司经营有原则 新业公司突出一个“新”字，新在哪里？第一、公司按近代企业制度组织成立，有董事会，有总经理，有监理。股票上市，定期开股东会，总经理报告经营情况。民主管理，科学经营。管理明显高于“字”，“号”“老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第二、新业公司不经营鸦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义”与“利”上，不唯利是图。安顺自清末以后，迅速成为鸦片大宗产地。《续修安顺府志》说“年输出100万斤”，仅次于昆明。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费开支剧增。为了开辟财源，地方军阀竟巧立名目，公然开禁鸦片，称之为“特货”，所证税款谓之“特税”，只要缴足税费，就开绿灯。民国18年，安顺有家商号运鸦片200担出省，被贵阳稽征所扣下，经查己完税费，于是呈请25军军长毛光翔派兵护送。鸦片种植也让安顺人深受其害。据统计，“1949年，安顺烟馆有609家，瘾君子2915人，烟贩340人。吸鸦片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者不乏实例。”所以公司开办，即与鸦片划清界限，这是深得人心的道义之举。第三、新业公司以经营土特产为主。当时洋货充斥，生意难做。于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后来吴俊夫先生提出，避开竞争，专营红糖、白糖、烟叶、桐油、菜油、牛皮等土特产。立足本土，以土克洋。他的建议很受戴、魏二位经理的赞赏。公司立即集中资金搞桐油、菜油出口香港，同时组织回头货，将沿海特产虾仁、鱿鱼、黑白胡椒等运回内地销售。这样的经营方略使公司发展很快，并不断扩大。第四、采用新的教育方式来培养人才。在戴子儒先生看来，人才比资金重要，所以他入主商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办“会计班”。他拟出简章，广泛招生，延师授课，并且亲自带头听课；有时也登台讲授，结合自己丰富的经商实践给学员上课。这种利用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培训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收效显著，其成果远远超过传统的学徒模式。会计班的举办，为安顺培养了一批新式商业人才，学员们知识广，观念新，接受新事物快。从中毕业的姚新民、聂子渊、杨肃震、段发典、夏润章、魏少华等青年骨干，后来都成为安顺商业界的佼佼者。 六、兵精将强织网络，人有我新求超越 在戴子儒及其团队的主持下，新业公司经营有方，表现不俗，初步显示了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大转型中，安顺商人驾驭现代商业经济的眼光与魄力。一、公司全国布点，长途贩运，用钉钉子的办法，挤出市场来。贵州经济落后，购买力不强，公司就面向全国开拓市场。公司派贺少恒到广州，派施荣光到汉口，派吴俊夫到南宁，还有在长沙、北海、成都、重庆等设分庄经营。每个庄都有货栈，有销售铺面，独立经营。总公司调度供货。经公司同仁的一番艰苦努力，硬是在竞争激烈的全国市场份额里，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二、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他们用的人，个个精干，忠心耿耿，业务能力很强。例如，吴俊夫，经他手的钱上千万不出错。有一次他微服简行，一路车船，押几十万大洋从贵阳到广州。在那匪盗横行的时代，这是非常危险的。但他硬把大洋如数运交贺少恒、沈兴祥。至今保留的档案里还有他携款出行的公函。总公司派他到安龙购糖供应重庆、成都、贵阳市场。他一到就调查糖源，很快把各糖区产量、成色、进价、市场季节写成报告寄总公司。糖收购入库，他打包过称，加固编号，注明斤两，然后开单交马帮驮运。马帮到安顺凭单交货，按包对号过称，分毫无爽。戴子儒爱才，请他坐镇贵阳庄。还有贺少恒，受命赴沦陷区上海考查业务，因道被阻，转赴汉口，后又奉命南下，一路探寻商机。到广州后，因广州价高，置新衣费钱，他写信让家人把衣服带来。他还写信建议公司，不报销“招待烟”以节省开支。这两封信现仍保存在档案里。沈兴祥也是吃苦耐劳，敢当大任的人。他带两个学员到百色开发红糖、白糖、胡椒、虾仁货源，发现红、白糖利润不大，建议将“庄”迁往南宁，经营海味，结果利润大增。后来他索性将“庄”迁到北海，在那里买进越南大鱿鱼、金勾（大虾仁）和白黑胡椒，直销蓉、渝；生意从一二百万做到两千多万。每次一运就一两汽车；催款电报发个不停，他自己也累到病倒。还有魏伯卿、孙起延、施荣光、蒋镜明、张世华、吴顺卿等。他们当中个个都是佼佼者，都可独当大任。他们联起手来，就组成了一个精干队伍，撒开出去就是一张牢不可破，严密配合，运作协调的商业网。三、高度重视商业信息，尽量采用现代化通讯、运输工具。公司要各庄搜集信息，如物价行情，规格货源等。开始每天寄一次账单，后五天一次。在公司的档案里，这类账单最多。写得最详尽、规范，字最漂亮的是吴俊夫先生。若遇急事，邮寄太慢，就用电报。为保密和省钱，总公司与各庄约定暗号，如称“鱼”为“支”，称涨价为“顺”，称烤烟为“经”，称胡椒为“胡”；“号”字代“20万”，“艳”字代“25万”等。这些暗号，外人看不懂。后来，通了电话，价比电报高，但更方便，公司毫不犹豫启用。运输是公司最头痛的事。为把安龙、贞丰的红糖运筑，起初是人挑马驮于崇山峻岭，马车颠簸于崎岖山路。白天日晒雨淋，晚上盗窃掉包，还时常发生意外。有一次红糖回潮，吴俊夫请安龙货栈烧火烘烤，不慎引发火灾，烧掉红糖60多驮（一驮70斤）。又一次，吴顺卿带学员乘客车到晴隆，途中翻车，虽两人万幸未死，但却把装有300万元的皮包搞丢了，造成惨痛损失。接受教训，公司不惜租用美国军车和毛铁桥的商车，后来索性买辆车来跑。这车多由聂子渊、杨肃震两个年轻学员押运。这些全都记录在案。四、他们重信誉，一言九鼎，宁可公司受损，不愿失信于人。公司按时付红利给股东，有一次延时，也都开股东会阐明原因，承诺资金一到，立即补给。最感人的是，1944年1月“黔南事变”，日寇攻占独山，烧杀掳掠，贵阳人心顿散，慌乱中物价暴跌。此时公司存货甚多。戴、魏两经理立即指示：“一、存货止售，转移乡下隐藏；二、所欠各债，一律归还。”并特别加写一句：“打完仗，还要作生意，不能失信于人。”此言掷地有声，令人动容。事后，国军汤恩伯部在美军轰炸机援助下，于1月8日收复独山，打进广西。消息传来，逃难者纷纷回筑。贵阳庄重又开张。战火中，两经理临危不乱，仍坚守诚信底线，实在难能可贵。五、他们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戴、魏两经理虽号称商界翘楚，却从不刚愎自用，凡下属提出的合理意见，都能虚心采纳下。成都庄的蒋镜明先生，多次来信，说成都急需酒席用的大鱿鱼，价格不菲，颇为利好。戴、魏立即电告沈兴祥，要他在南宁采购。鱿鱼买到了，但大小混杂，运到成都卖不了好价。于是，蒋又来信：“蓉城人酒席讲究。鱿鱼大，60元一斤；中，40元，小20元。”他叮嘱“一定要买大的，越大越好”。出主意容易，办事难。沈兴祥索兴亲到北海，果然买到越南大鱿鱼，给公司赚了不少钱。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所以，公司当年的老会计姚新民说：“戴、魏两经理对手下各职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不随便干涉他们，放手让他们干好自己的工作。” 六、他们关心下属，体恤员工。那时做生意很艰难，货物人挑马驮；小路毛石，大路沙石；客栈旅舍稀少。生意人出门，一把油纸伞，一件长衫子；有汽车坐汽车，无汽车坐马车，无马车就步行。虽常年在外，却多不带家眷。吴俊夫先生曾在安龙、百色、贵阳等处坐庄，都是一人，妻儿都在安顺石板房。一封信十天半月。如有三病两痛，谁能照顾？有一次他夫人生病，戴子儒知道后，立即派人去安龙接替吴俊夫，让他回安顺。等他辗转回到安顺，夫人病已医好。蒋镜明想回安顺过年，戴子儒立即派人接替；过完年，蒋先生说“不想出去了”，他也不勉强，好言安慰，表示理解。戴子儒是个性情宽和，心怀悲悯的人，平时对下属嘘寒问暖，乃至问医送药，分外体恤。物价上涨，不等员工开口，及时加发补贴；见习学员按时转正加薪，处处为人作想。这样的领导作风，自然给公司增添不少的亲和力。内战后期，新业公司审时度势，收缩经营。1949年10月公司退股结账散伙。民国时期的戴子儒为安顺经济发展呕心沥血，成就斐然。一堆民国档案无言地诉说了他的业绩。对于他及他那一代先辈前贤们来说，他们的贡献犹如列宁所言：“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诚哉斯言。资料来源：安顺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原载《贵州档案》2009年第6期

档案编研

: 编研概况
: 成果简介
: 人文历史

黔中儒商戴子儒电子书--《12位中国著名商人的财富传奇：中华商圣》第20节：9.儒商的精髓儒商定义电子书--《12位中国著名商人的财富传奇：中华商圣》第13节：2.尊师重教，儒商楷模儒商伦理与品牌诚信徽商特性：缘何徽商多儒商- 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子贡：中国最早的儒商儒商精神的文化解析orz 儒商文化的当代意义-文化新闻中国孔子——儒商文化略论新儒商的营销思想儒商吴征: ：“我们只在乎是否快乐”。中华儒商始祖——子贡》?后记中国儒商第一家----常家庄园（图）环球人物:揭秘毛泽东家三代女性从痴情战士到前卫儒商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袁伟时：二十一世纪儒商的风格——2005年12月3日在观察家年会上的演讲 - powered by Discuz! 失常中修炼中南京中民间中张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