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谈深圳政改：要分清两种民主 明确“由谁统治”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30年来，深圳凭着“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勇气，在经济改革中先行先试、挺立潮头，使小渔村变成了大都会。与此同时，深圳在政治改革上也多有尝试。30年中，深圳实行了多轮行政制度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200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改革，在文化、交通、城管等部门实行了大部制。2009年，深圳政治改革再进一步，全市政府机构从46个大幅减少到31个，并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重新调整了行政设置。

       在纪念深圳经济改革30年之际，深圳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作为也颇受人关注。很多人认为，深圳不仅是经济改革的急先锋，也是政治改革的试验田。毫无疑问，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广阔视野来看，深圳在政府机构设置、权力划分、人员配置等方面的改革尝试，为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积累了点滴经验，提供了宝贵借鉴。就此而言，30年来，深圳经验不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

      不过，在深圳政治改革经验带来的期待之中，尤其是关于政府权力的划分方面，有些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比如，有人会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分，类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但范围有限，不够清晰。这种简单的比较，着重于形式，忽略实质内容，很容易产生误会。究其根源，原因在于此类观点没有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

  基于现实政治问题，作一些比较研究并无不可，但前提是要划清两种民主的根本性质；否则，就难免张冠李戴，得出不当结论。

       首先，在回答“由谁统治”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人的民主，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这种“国体”上的差别至关重要，体现了民主政治鲜明的阶级性。因而，如果有人在没有认清“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之前就去讨论具体政治问题的是非，必定是盲人摸象，错漏百出。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在“如何统治”的问题上也大相径庭。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而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论制度形式如何变换，其实质仍然是少数人的轮流坐庄。这种政体上的差异，是我们观察现实的重要背景，倘若抽掉，必会导致偏颇以至荒谬的判断。

       另外，除开国体和政体上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在政党制度、民族关系和基层民主等问题上皆有显著差异，同样不可忽略。所有这些不同之处，都是我们进行抉择和改革的基石。无论是一个地方的试点也好，还是全局性的尝试也罢，都应基于对两种不同性质民主的清晰区分和判断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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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徐振华：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

　　撇开是否针锋相对着温总理的深圳政改讲话这一政治背景不谈，仅用学术标准衡量，这篇政论文章实在没的恭维，连“奇文”都称不上，“共欣赏”价值也无，只是一堆文字鸡毛。

　　全文7个自然段，不到1200字，显然不堪论述“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重负——但就是这么短少，竟然还是连篇的“假大空”，只给出了孰好孰坏的结论，却既无理论、也无事实、更无论证。

　　文章首先肯定了深圳经验不仅是“经济”的——使小渔村变成了大都会，也是“政治”的——诸如“大部制”，精简“政府机构”之类的行政制度改革，以及“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思路”调整行政设置等。

　　随后即称，“有人会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分，类似于西方政治中的‘三权分立’，但范围有限，不够清晰”——一个“会”字，道出这是臆想，揣测，无中生有，自设的假定。

　　连“类似”都犯忌，所以作者便“有的放矢”地做起批判文章来，称上述说法有“认识较为模糊，甚至有混淆概念、盲目比附之嫌”云云。

　　然后进入正题——就两种民主分别“由谁统治”和“如何统治”，诲人不倦并谆谆告诫人们，要“分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不要“硬用西方的概念套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

　　恕我不厌其烦，全盘照搬，好在不长，就这么点东西——他说，“社会主义民主，坚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而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人的民主，局限在资产阶级内部，本质上就是为了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而资本主义民主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人人平等’，但在私有制条件下，不论制度形式如何变换，其实质仍然是少数人的轮流坐庄”。

　　泼天大的政治论题，就是如此地简单明了，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跟“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唱的一样好。

　　至于为什么“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就“最广泛的民主”了？何以证明“资本主义民主则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哪些“少数人的轮流坐庄”？

　　语焉不详，作者没说。

　　其实是作者“不说”，是他自己在故意“模糊”，他也只能含糊其辞，否则更加难以自圆其说，真是深得“捣鬼心传”——“这种模模糊糊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糊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到茫无界限的”（鲁迅《三月的租界》）。

　　同样，歌颂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模模糊糊“点头”，也“可以令人揣测到茫无界限的”。

　　文章的最后，还把姓社姓资的范围扩大到“在政党制度、民族关系和基层民主等问题上皆有显著差异，同样不可忽略”。

　　究竟“差异”“显著”在哪儿？

　　依然阙如，依然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的政学两界，最为“模糊”并且故意“模糊”之处，乃是刻意回避“阶级”之说，代之以不太扎眼的什么什么“主义”或是什么什么“社会”——但我们必须清醒，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摒弃不了客观存在的阶级；主义，社会，说到底，本质还是阶级问题。

　　因为，根据马恩列斯毛主义的原教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并据此把人划为“敌我友”的阶级分析大法，当今中国的13亿同胞，可笼统分为“官”与“民”或“富人”与“穷人”两大阶级。

　　其中，大多数城镇居民房屋一间，许多农民地无一垄，只剩下劳动力可供出卖，真正的“无产”，但各级人大没几个他们的代表，他们不但利益被代表走了，还因“维稳”而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甚至连“上访”都时“违法”行为。

　　反之，那些世家的权贵，暴富的豪强，以及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发家致富，为富不仁者不在少数，他们并非凭借辛勤劳动所得，而是借搞活经济上下其手，依靠权力鲸吞国帑和民脂民膏——他们该当划为什么阶级成分？他们连财产都拒绝公示，他们是改革的动力还是阻力？

　　这样的社会，有悖“共同富裕”的初衷，与社会主义的宗旨背道而驰。

　　试问，此时此地，他们若是继续鼓吹哪里有阶级，哪里就有剥削和压迫，就有反抗和斗争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说，岂不是引火烧身么？

　　所以，和谐，正在掩盖和弥合着严重的阶级对立；维稳，也是在稳住腚下的特权。

　　解决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严格整肃吏治，抑制豪门特权，以缓解阶级矛盾，化解社会戾气，唯有发展经济与改革政治双管齐下——而政治体制改革，则是当下矛盾的主要方面，迫在眉睫。

　　在纪念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人们对它寄予政改厚望的时刻，作者抛出这样一块“抉择和改革的基石”，不禁使我想到了十九世纪一位英国先哲（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也与石头有关的一句话:“送给饥饿者一块石头，告诉他美丽的房子是用石头建成的；送给挨冻的人一块冰，告诉他冰在热天的好处；扔给快要溺死的人一块美元，以表明你的慈善；但不要在奴隶还没有阅读能力的时候送给他们《圣经》，这对悲惨的奴隶而言是一种嘲弄。”——我借用此话想要表达的是：这更是对送石头者虚伪的嘲弄。

　　作者如此说话，就不怕闪了舌头？不怕良心受到煎熬？不怕被千夫所指？

　　《光明日报》刊登如此文章，既无光、亦不明矣。

　　或许是自知理亏，该文已被所有网站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