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

Stoyan Tenev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很少有人能说得清这背后的原因。这个国家让很多自由市场专家的预测屡屡落空，因为其经济政策和公共机构并不遵循自由市场经济正统理论、创造实现经济高增长的种种条件。
其实，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常清楚：民间投资。中国经济在鼓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投资方面表现突出，如今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到全球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左右。国内私营企业一直是当地最具活力的投资者。近年来，国内私营企业的投资年增幅接近60%。80年代初期，非国营投资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例还不到15%，到了2004年已上升到65%。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私营经济的增长已经改变了整个中国经济的面貌：从完全依赖国有和集体经济转变为私营经济也占据重要地位的混合型经济。
但从大多数传统的商业环境指标来看，这样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却发生在一个相当不利的商业氛围中。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法律规章都存在歧视私营企业的情况。直到2004年，中国才修改了宪法，首次将保护私人财产写入了宪法。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编制的经商环境宽松度指标，中国在155个国家中排名第91位。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中国的信贷信息系统依然非常初级，法律体系也未能有效保护贷款银行和投资者。事实上，中国规定的开办企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最严格之列，是人均收入的9.5倍。全球只有5个国家高于这个水平。
中国的经济成就似乎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对实现高增长的标准要求相违背。一些评论人士试图用各种方法释疑。
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根本就是一个假象。他们说，虽然中国经济看上去强大、有活力，其实质是虚弱的，很可能出现长期的下滑，甚至可能濒临崩溃。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统计数据是捏造的，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但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从历史数据看，中国市场表现会有很大波动，不可避免地出现相当的上升和下降。但任何来到中国的人都不可否认中国的经济成就清楚可见，绝非杜撰。
其他一些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特例，通常的经济规则在中国根本不适用。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非常规的发展模式与其独特的政治模式紧密联系，从中国三十年来独特的经历中并不能获得任何可推而广之的经验。
但如果中国的确如此独特，那么世界各国就无法向中国学习，中国也不可能向其他国家学习。而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而且在因地制宜消化外国经验和规范方面也颇具创新意识。而且，中国正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经验的输出国，为邻国提供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例如，印度就在研究中国的贸易投资特区的经验，越南则在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
中国的情况是否说明构建传统的“良好”企业环境可有可无？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他国家若相信这一点将非常危险。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中国知识产权和私人产权保护的缺乏。产权保护对于确保经济成功绝对是必要的，中国也不例外。
随著中国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日渐扩大，理解中国成功之道就变得更为重要了。虽然中国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仍显落后，但能用其他优势来弥补。这些优势是什么呢？
培养良好的经商环境，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公共机构和政府政策。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才能了解那些弥补了良好市场环境要素缺失的因素。
我会说，中国的经济成功与行政系统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它激励地方官员与快速、市场化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虽然缺乏政治自由化，中国仍设法在改革初期大幅调整了官僚体系。中国各级政府都引入了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公务员获准“下海”进行私人创业。政府机构不得不通过出售服务，弥补预算分配减少的不足。地方政府在向中央上交定额税款后，被允许保留当地多余的税收盈余。行政和财政放权进程也将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和责任层层下移。官员晋升严格取决于市场化成功标准。
新的体系将各级地方政府转变成了一个真正赞成市场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鼓励私人经济活动，为经济发展“助力”。每当现有体制或思想理念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相冲突，地方政府总是倾向于拿出促进发展的解决方案。
以针对私营企业的意识偏见为例。改革之初有很多年，个人根本就不能注册私营公司。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营企业欣欣向荣。解决办法最先出现在沿海的温州市，很快就风行全国：允许私人公司租用国营或集体企业的公章，这种现象在中国被称为“戴红帽子”。到后来，正式的制度、法律和规章也逐步跟上了现实。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不断适应。中国体系不断变迁，每每意识到不足就进行调整。中国政府已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私营企业，将保护私人产权写入了宪法。
改革进程也促进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协调。政府希望创造就业岗位，而这是私营企业的长处。这种利益协调让中国的改革承诺更具可信性。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情况下，这也为中国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事实上的私人产权保护。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徒有漂亮的法律规定，却未能提供产权保护，因为在这些国家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相关法律的执行。
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和提升是基于市场反映的经济发展成就，他们会竭力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培养商业环境的尝试、学习和改进如此迅速。
综上所述，中国就具有了一些我们原本认为在自由的商业环境因素下才会有的积极因素。一旦人们认为中国以非正式的方式提供了私人资本投资者需要的保证，中国的道路看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流离于主流经济以外了。中国只是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非常规的手段，实现了常规的经济目标。
不过，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用、非集中化道路，也并非没有代价。过度投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趋势，就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改革进程带来的一些弊端。腐败机会丛生，也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的一个后果。但管辖权之争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措施似乎更可能导致“向上的竞争”，而非“向下的竞争”。
随著中国的商业环境的迅速变迁，政府角色也可能发生改变。地方政府正在减少直接控股。有70%以上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已经历了部分或完全私有化。政府监管也代替了政府持股。政府也越来越推行统一的市场法规，中国企业行为逐步向国际标准并轨。假以时日，将很难把中国和其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区别开来。
（编者按：本文作者Tenev是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东亚和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他与其他人合作撰写了多本关于中国的书，包括最近出版的《China’s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