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掌声

遥远的掌声

　　美国学者罗尔斯是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也是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以《正义论》一书奠定了在当代学术界不可撼动的崇高地位。中国留学生吴咏慧曾经在哈佛大学听过罗尔斯的课，她在《哈佛琐记》一书中描述了课堂上的情景：“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眼。”这一老师传道、学生受道、其乐融融的场景，真是让人神往。　　

　　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罗尔斯教授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自己下判断。说完之后，罗尔斯缓缓地走下讲台。这一瞬间，教室里的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这位尊敬的老师致谢。罗尔斯本来就有点内向害羞，于是他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可是，在罗尔斯走出教室后许久，学生们的掌声依然不衰。冬天拍手是件苦差事，吴咏慧的双手又红又痛，便问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同学回答说：“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什么是哈佛精神？这就是哈佛精神。什么是学术的尊严？这就是学术的尊严。正如哈佛的校训所说：“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学术大师们是带领年轻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们对向导的尊重，其实也就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哈佛学生一般都很骄傲，因为“没有美国的时候就有了哈佛”，哈佛在若干的学科上都处于全世界领先的位置。当我走进哈佛的校园的时候，果然发现这里的许多青年学子连走路都虎虎有生气。两百年来，哈佛的毕业生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上对塑造美国文化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如果没有对真理的热爱、对学术的渴求、对教授的尊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哈佛和今天的美国。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地比较了哈佛与北大的差距。在我看来，北大与哈佛的差距，其实就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差距、背后则是中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与美国的经济实力、民族精神的差距。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虽然也遇到过不少优秀的师长，但老实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吴咏慧在哈佛所经历的那种“遥远的掌声”。这种“遥远的掌声”，在中国并非完全没有出现过，最近我读到《新京报》上发表的《个人史之西南联大系列》，许多如今已经年逾八旬的西南联大毕业生深情地回忆了昔日在硝烟和困苦中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自由的时代。那时的老师全身心地教课，那时的学生全身心地学习，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联大毕业生黎章民回忆说，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昆明四大学和社会人士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面的“民主草坪”举行时事演讲，与会学生达六千之众。几位教授上台慷慨陈辞，国民党特警架起步枪、冲锋枪、小冈炮向会场上空射击，并切断电源。而学生们则以热烈的掌声回应老师们的演讲。　　

　　然而，这样的掌声在今天的北大却消失了。今天的北大日益迷失在金钱与权力之网里面，神圣的学术讲堂亦成为追名逐利之所。就教师这一方而论，不说学术水准的差异，就敬业精神和诲人态度而言，北大与哈佛亦不可同日而语。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只想着换更大的房子，然后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享有各种荣誉职务；而许多年轻教师则只想着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申请国家的研究基金和自己的职称的升迁。大部分老师对讲课、尤其是为本科生讲课常常是应付了事，有的名教授若干年不上讲台乃是常事，而年轻教师们开着手机和传呼机上课，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来电，便中断授课到门外去应付。老师们与学生们之间没有多少感情和心灵的交流，老师一上完课后便与学生如同陌生人一般。这样的老师又怎么可能赢得学生“遥远的掌声”呢？　　

　　就学生而言，在我们的许多大学里，也鲜有哈佛那样尊重学术、尊重教授的年轻学子。今天的大部分学生，以纯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大学生涯。在他们看来，大学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班”而已。他们虽然念完了大学、获得了知识、增强了技能、练达了人情，但是人格的提升和灵性的成长却远远没有完成。名牌大学的学位仅仅是求职时候的一张王牌而已。哈佛的学生说：“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哈佛就是他们心灵的故乡，他们虽然从哈佛毕业了，但他们的心却永远离不开哈佛。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生们很少将母校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母校里确实也没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　　

　　什么时候，在我们大学的讲堂上能够出现那“遥远的掌声”呢？　　

　　首先，得有一群由衷地鼓掌的学生和配得上享有掌声的教授。　　

　　京沪大学生的理想　　

　　最近，北京锦华咨询有限公司和点津网站对京沪两地的大学生择业取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生一般都看重具有权威的职业；而在处于经济中心的上海，大学生们更推崇能够带来高收入的职业。在北京大学生的心目中，声望最高的职业是市长，紧跟在后面的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而在上海大学生的心目中，排名第一的职业则是电脑网络工程师，紧跟在后面的是外企的商务代表和公司经理等。　　

　　看到这一调查结果，我不禁从心底里佩服鲁迅先生的眼光。鲁迅成名以后的生活，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上海度过。他的后半生几乎可以用“双城记”来形容。因此，鲁迅对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特质都有着深切的体认，并且在细致的比较中发现了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两地的差别。鲁迅说，北京是一座几百年皇城，居住在北京的人们，许多都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官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而上海是一个开埠不到一百年的冒险家的乐园，居住在上海的人们，许多都成为了商的帮忙、帮闲乃至帮凶。也就是说，北京是为“官”服务的城市，上海是为“商”服务的城市。鲁迅在文章中对“京城痞子”和“洋场恶少”都有过相当严厉的批判。但相比而言，北京的那种“官”文化，与黑暗的传统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而上海的那种“商”文化，来自于充满活力和朝气的西方，虽然“资本的每个毛孔里都流淌着鲜血”，但毕竟还是给中国注入了某种新鲜的养料。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理解鲁迅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而选择到上海居住。除了现实生活中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外，这一选择还隐含着鲁迅对这两个城市文化特性的不同评价。在“坏”与“次坏”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次坏”。鲁迅没有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但上海的租界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处栖身之地。　　

　　半个多世纪之后，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一切又都好像没有任何变化。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依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然身在浓重的官场文化氛围当中，谁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民谣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这里确实是官大一级也会压死人。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系列，写出了初进官场的大学生小林的可怜与可悲，但这种“软刀子杀人”的官场现实并没有阻止更多的年轻人沿着小林的道路“前赴后继”。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们都视之为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前几年轰动一时的陈希同、王宝森案件，不仅没有消除“市长”和“市委书记”头上的“神光圈”，反而使之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如果没有陈希同案件的曝光，大学生们投票将“市长”作为职业首选的概率，也许不会如此之高。因为大学生们从案件中发现，身居一市之长，不是有了多少为民众谋福利、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机会，而是拥有了无限的、贪污腐败的机会。权力、金钱和美女，对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于连”），哪会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呢？除非你是雷锋或者保尔，可是雷锋和保尔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他们不过是领袖和作家共同捏造出来的人物罢了。　　

　　同样，今天上海的大学生们也回归了昔日上海的传统。他们崇尚个人奋斗、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比“学而优则仕”有了一些进步。不过，上海的文化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就是“洋场恶少”和“白脸小开”的习气。上海人往往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他们在洋人面前是惟惟诺诺的奴才，在外地人面前却又俨然是趾高气扬的主子。今天，上海半吊子的商业文化中更是渗透进了强大的权力因素，权力与国际资本的合作在这里催生了一个经济奇迹。近二十年来上海的“发达”，与其说是更多是源于自身的优势，不如说是更多是因为中央在政策上的“网开一面”。因此，他们对体制的态度比其他地方还要“驯服”。这里并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民营经济，也没有庞大的、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群体。上海是一个最缺乏人文关怀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空气里弥漫着的是金钱单一的气味。一座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却没有一本有品位、有锋芒的刊物和一份直面现实、凸显真实的报纸，难道很正常吗？这些问题，上海的大学生们很少去思考——他们容不得别人说上海的坏话。他们以为有了钱就有了文化、有了自由、有了幸福，他们彻底错了。　　

　　遗憾的是，在京沪两地大学生们的职业选择中，除了“大学教授”之外，对其他一切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屑一顾。这不是说明大学生们的素质降低了多少，而是说明今天中国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状况和工作待遇实在是太糟糕了。在我们的评价体系里，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小学教师则生活困窘、地位低微。对于这样一些职业，大学生们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主动献身”呢？　　

　　由大学生们的人生理想可以看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大学里都缺乏基本的人文熏陶。我们的大学仅仅是一个流水线一般的“职业训练所”，大学理想早已泯灭了。美国学者博耶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作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这一目标对我们的大学生来说，还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　　

　　如果一个社会中只有官和商唱主角，而不给文化以一定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的发展很难走出一条健康和平衡的道路。如果作为精英阶层的大学生也普遍漠视文化，而对权力和金钱顶礼膜拜，那么平民阶层更是弃公民道德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当这个社会的总体病症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施加疗救已经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