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对“宜黄事件”的思索

这篇流传甚广的千字文章中，有段文字令基层干部不住地点头——“……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

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对“宜黄事件”的思索

——对话宋亚平

本刊记者  彭淑  发自北京

“我第一次当官，是为了仕途。第二次当官是为了‘过把瘾’。”宋亚平说这番话时安之若素。

17年前，他欣然接受了自己导师、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推荐的博士命题——研究清末时期的风云人物张之洞。

“这里有章先生的个人所喜，也有他对宋亚平性格及其经历的细致观察。”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的脑子里回旋了片刻。

对这位读博时的学弟，他觉得一言难尽：“宋在个性上喜欢挑战，不安现状。他的气质乍看上去，颇具基层干部的色彩。

“其实早在80年代初，他从武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就分到湖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作过高官的秘书；1988年，他辞官下海，前往广东搞科技开发；从商红火时，他又重回校园，报考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正值朱镕基关注海南洋浦的经济开发，他就在那里先后担任了社会发展局局长、开发区征地拆迁安置办主任。可以说，他也是中国最早搞拆迁工作的官员。

“1998年，湖北省领导调回他作枣阳市常委、常务副市长；一年后，他到咸宁市咸安区任区委书记。咸安任职期间，他大胆发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咸安政改’。”

周洪宇最后想起，那时候，宋亚平经常对他们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2003年年底，从咸安离任后，他被任命为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在那里整整干了5年，主要负责‘三农’政策的宣传解释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查研究。”2009年，宋亚平的角色又有了转换：他成了湖北社科院的院长。

10月18日的下午，他和湖北省某位地市级的基层干部避开北京西单的繁华喧嚣，安坐在附近一隅，一边喝茶，一边对署名“慧昌”的江西宜黄干部在网上发表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文谈论不休。

这篇流传甚广的千字文章中，有段文字令基层干部不住地点头——“……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

这位基层干部说：“不管怎样，这个人讲了一句赤裸裸的大实话，就是表述得过于直白。”

“我们的基层工作真是难搞！干部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上面既要求干部讲法律，又催促新农村建设能不断出好成绩。我们那里每个月搞一次评比会，每个月上面派人到不同的县查看当地发展状况，然后进行评比，叫作拉练检查。搞得整个干部的思想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现在压力非常大。

“下面的农民又不跟你讲法。打比方说，我们那里就有一项修路的巨额工程迟迟不能动工。为什么呢？一家拆迁户的房子正卡在路中间，明说不给500万，他们就不肯搬。”

牢骚满腹过后，他操着湖北省东部口音坦言，尽管暂无良策，但结局强拆无疑，“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

这位基层干部的言论，包括“慧昌”在文中的观点，正是已转型成学者的宋亚平所一直思索的。农民、武大学生、省委干部、下海经商、读博士、上岸从政，最后转为研究者的复杂人生经历，兼有底层弱势人群、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使得宋亚平对此问题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就在记者来访前，他正在写一篇《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个视角》的调研报告，他写道：

……尽管近年来不少强拆事件导致人命案并引发社会强大舆论压力，迫使上级严肃追究直接领导人的责任如江西宜黄事件等，但仍然不足以阻挡地方政府前赴后继地照旧大拆大建的坚定步伐。……透过现象看，纵容与助长这种“虎胆”行为的深刻原因不外乎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二是“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制度；三是多层级政府间很不完善的分税办法。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大拆大建乃至强拆强建的状况就会像台风之下的海浪一样此伏彼起而不可能平息。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这篇文章？

宋亚平：他说的话反映了全国、特别是第一线搞操作的党政官员的真实想法。网上有很多帖子骂他，什么流氓、强盗，那都是瞎掰，是情绪化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些基层干部会有这种想法？我想，确实有一部分干部是抱着个人升官发财等目的，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政绩工程，但在我看来，大部分基层干部并不是社会上一些人抱着仇官心态所想象的那么黑。很多县委书记、县长们在第一线操作，还是希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能尽快推动地方经济和发展。

况且，在干部以GDP论英雄的考核制度下，他怎么办？他过不了关，就无法向上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交待；如果不发展经济，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建设，他负责的地区就不会有财政收入。没有财政收入，就没有解决矛盾问题的基本手段。干部职工，包括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这个官怎么当？没办法当。

所以干部拼命要发展，一有体制上的原因，二有现实层面的原因。

我在咸安当区委书记时，刚开始的财政收入是3500万。过了4年，等我走时有2.6亿，翻了几倍。咸安区的财政供养人口有1.1万人，官员有一千多人，教师有九千名。中学、小学、幼儿园的老师都是财政供养人员，我要养他们。如果没钱，我连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我必须绞尽脑汁。

人物周刊：回到“宜黄强拆自焚”案子上，你的看法是？

宋亚平：我不讲具体的事件。当然我也不同意当地县政府的那种搞法。我要站在整个宏观上讲，国家要想最终制止这类现象发生，而不仅仅是教育基层干部、县委书记县市长们不能这么做，就要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当年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安徽作家陈桂棣夫妇写了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给大家一个印象：(安徽)县乡两级干部都是南霸天、胡汉三，鱼肉百姓，向农民催谷子，赶租子，拆房子，要票子。可是，等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后，还有这种现象么？没有了。可还是这帮干部，还是这批人在这个位置上。

这说明了什么？——根子问题在体制和机制上。干部当年为什么要向农民征收那么重的赋税？是因为国家的财政管理体制规定，县乡两级财政主要收入是由农民来缴纳。但是农民在农业上没有赚钱，收入很低，要再上缴繁重的税费负担，他就没法过日子。所以干部让他交，他当然不肯交，最后闹得不可开交，经常死人。

人物周刊：你所说的根子问题的具体表现是？

宋亚平：根子上有三大原因：第一、在发展是硬道理的情况下，以GDP论英雄的干部管理体制，是无情的指挥棒，在无形中调动所有干部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

第二、是我们的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在正规的市场经济理论里，政府不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是一个裁判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但在中国，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主角。这种由政府主导经济建设的模式，决定了政府权力无所不在，无微不至。我们中国现在是全被扛在政府自己的肩上，这就把政府一下子推到前面，再没有退路。实际上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万能政府；

第三，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目前几乎是一切朝钱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很多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都深深陷入了唯利是图、为了钱不要脸不要命、为了一己私利根本不顾甚至完全不惜损害公共利益的烂泥坑。这里面既有个体，也有群体；既有农民代表，也有市民代表。包括不少富人阶层、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内，亦难以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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