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菁远山：中国需要的是胡适还是李大钊

菁菁远山：中国需要的是胡适还是李大钊

　　百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历史节点，在这个波谲云诡风云激荡的时代，也是孕育思想家的温床。尽管这些大家们的思想屡被一个又一个的权力者取舍和羞辱，但他们的思想却在权力的禁锢中得到了淬火和超脱，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与特定的历史情境相依存，当“革命者”以其为工具取得政权后，由于情势的变化，政权的稳定，权力者必然会抛弃旧的“工具”，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和思想。所以，过去被自己奉若神明的思想体系便轰然坍塌，继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理论，事实上，它已经不是理论，而是沦为一种诡辨术。这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的政体在问题丛生的年代面临的一种“理论困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体都走不出这个怪圈，但当权力集团为了既得利益抱残守缺无视已经变化了的现实时，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往往会取代和风细雨式的改革，这种社会代价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社会性质已经今非昔比，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担心或已然成为现实，那就是中国已经陷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种情势似乎与百年前的中国有着某种神似。而当临此时，第一个穿越时空走近我的人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

　　著名学者毛子水撰写的胡适墓志铭简单而深远：“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但可悲的是，大部分中国人是从批判中了解胡适的。1954年下半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中国向来不缺少的是御用文人，他们当初曾经对这位思想界的巨擘仰其项背，但随时就会在权力大纛的指引下摧毁它，这也是在权力社会没有真正思想家的原因。同年底，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作协主席团会议召开，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1955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讲演工作的通知》，3月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分析了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阐述了批判运动的意义，推动了批判运动的发展。此后，各地高等学校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讨论会、座谈会和批判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先后发表数百篇批判文章；还有数本专著出版。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八册，收入百余篇文章，计二百余万字。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彻底的思想禁锢年代。但令人唏嘘的是，一些当初对胡适思想大加挞伐的“大儒”们大多没有逃脱被清除的命运，这就另当别论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在改革开放后以一种别样的方式重回到青少年的心中，这多少有点戏剧性。80年代初，港台的“靡靡之音”一传到大陆，就迅速的取代了“革命歌曲”，如“洪水猛兽”般占领了我们的文化阵地，而其中一首流传最广的就是《兰花草》，其实这就是胡先生的小诗《希望》谱曲而成。此后，胡适及他的思想又成了大陆知识界历久弥新的话题。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毛泽东曾经说过，他过去一直崇拜康梁，后来是胡陈代替了这个位置。那为什么毛在取得了绝对权力后又将这个当初的崇拜者打入冷宫了呢？我们可以从胡适的一篇深有影响的文章看出端倪，这就是他在1919年发表在《每周评论》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这里，他对“主义”进行了定义：“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胡适对“主义”做的解释，是通俗而确切的，但他接下来进行的说明就可能让有些“主义者”不爽了，他说：“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其实，经历了90余年，他的话语依然如黄钟大吕，在我们的心头鸣响，我们也真正看到了一个思想家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就历史和现实上的社会实践而言，在大部分的时段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是异常模糊的。按马克思的定义，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昙花一现，纯粹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出现过。但做为革命的工具，它曾经让无数人为之倾倒，并慨然赴死而不辞。自然，为了革命前世的承诺，为了万千头颅的代价，在取得政权后还是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背景。

　　其实，对胡适的批判滥觞于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当初是李大钊的一篇回应文章《再论问题与主义》，就在胡适的文章发表后的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革命派已经“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了，此后，中国共产党便就运而生。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过程，就是用共产主义唤起民众，用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的过程。而到50年代对胡适的批判，则是为了巩固这个新生的政权的过程，在批判的过程中，政治声讨与阶级感情的激愤多于冷静的说理性分析，其目的是肃清他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的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地，使人们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看待一切问题。

　　时光悠悠、岁月轮转，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正面对一个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贵横行的时代，腐败如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社会矛盾已经转化为权力和权利的针锋相对不可化解，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的蚕食已经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基尼系数目前已经大大超过了国际公放的警戒线。同时，社会以一种“维稳”的方式在运行，其支出已经接近军费开支，并且逐年在增加。所有这些问题皆肇因于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迟缓。对此，温家宝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但我们的理论家们至今还在争论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问题。就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出后，北大教授闫志民、《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主任常光民等人又在《人民日报》以秋实的笔名发表署名文章：《划清两种民主的界限》，该文指出：“民主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百余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对于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始终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另一种是走全盘西化道路，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照搬到中国。”其实，中国目前并不是实行哪一种民主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推行民主的问题。中国是有民主设计而没有民主社会、有宪法没有宪政，在实质上仍然是权力社会。对此，我们重读一下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如果看到这些，想必这些理论家们不会脸红吧。

　　我注意到，在不久前召开了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公报》最大的看点是经济方面的内容和新的领导人的产生，而对人们期待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则着墨不多，针对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只有一句话提及，而且使用了“积极稳妥”这一具有保守色彩的用语，这让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政治体制改革固然要积极稳妥，更要确定改革的内容、目标和阶段，提出一个明确的政治发展战略，否则它只能沦为一句口号。就中国目前的形势而言，改革就是要限制权力、发扬民主、实现法治。但这些内容已经被我们“宣传”了数十年，权力反而越来越放荡无羁，并以公开的方式大范围有恃无恐地滥用。当此之时，想必有识之士正在思考，中国今后的路究竟向何处去？我们是需要胡适还是李大钊？当然，也许有人认为谁也不需要，因为我们正在生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盛世中，这又另当别论，但对于国家民族是不可取的，无视民族福祉的必然是历史的罪人。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百年庆典，这场以追求民主宪政开始到走回专制结束，而今我们又开始重提民主宪政，这百年来的轮回究竟带给我们多少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