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

父亲的回忆

家父讳立本，1921年生，2004年去世，享年83岁。淳朴，敦厚，诚实，热情，善良，耿直，勤劳，智慧……把这些形容中国农民品质的词汇加之于他，都是贴切的。他很普通，没做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在我心目中他却很伟大。他在世时，一次和我闲聊，他说：“我和华国锋、赵紫阳年龄一般大，看人家多伟大啊！”我说：“不，你和他们一样伟大，甚至比他们还伟大！”他正在喝水，笑得把一口水喷了一桌子。我说，就是嘛！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赵紫阳分裂党中央，都犯错误挨了整，你不比他们伟大吗？父亲笑着说：“伟大的人犯的错误也伟大，我倒也想犯错误呢，还得有那身份啊！”

当然这是在说笑话，但他确实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他一生活得很艰难，直到晚年，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我常对孩子们讲，爷爷的一生就是一部值得好好品读的大书，他有许多优秀的品质，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父亲生性刚强，嫉恶如仇，却又处世乐观，为人豁达。他一生常处于困厄之中，但不管日子多难，他都没有屈服过。他11岁时母亲去世，13岁时父亲去世。双亲撒手西去，丢下他和幼小的弟弟和妹妹。他的叔父当时也只有22岁，就收养了他们。那时正是日寇侵华的前夕，兵荒马乱，灾荒频仍，家境十分贫寒。他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少吃缺穿，常以泪水洗面。往往是他并没有吃饱，却总是说吃饱了，把碗里的饭分给弟弟妹妹吃。看着他们吃饱了，他就特别地高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一想起死去的父母，兄妹三人就抱在一起，放声痛哭，有时候一直哭到天亮，四邻五舍听见无不为之落泪。姑姑的头上长满了虱子，他每天为她挤虱子、梳小辫。没爹娘的孩子难啊！因为家里穷，他13岁就不得不辍学，15岁就到北关一家稷山人开的铁货铺做了学徒（所谓“熬相公”），做重活，吃不饱，还要受掌柜的训斥和打骂。18岁那年，他被日寇抓去做苦力，先到临汾、闻喜、运城，后辗转到太原，象牲畜一样被鬼子驱赶着，过着非人的生活。他对我说过，在太原时几千名苦力都住在三营盘，一二百人挤在一个房子里，晚上睡下后一人要翻身，所有的人都得跟着翻身，拥挤不堪，臭气熏天。吃的什么呢？发霉的小米稀粥，里面还掺杂着石子和老鼠屎，怪味扑鼻，难以下咽。许多人进去后二三天就发烧，接着就是得疟疾和伤寒，又没有医生看，只能等死。他每天都能看见用门板抬着死人，身上苫着草席，一个个扔到汽车上被拉走。也许由于他年轻，体质好，才能幸免于难吧。后来他们十几个人被拉到襄汾张礼车站修铁路。他日夜想着怎样才能逃出日寇的魔掌。一天，他看见铁路东边有一片高粱地，心想机会来了。他想，不跑肯定会死；跑，如不被打死，还能检一条命。于是他决定逃跑。就向鬼子提出要解大手。得到允许后，他进了高粱地，蹲下张望，从高粱秆叶的缝隙间看见三个看管的鬼子正在脸朝着西边说话，于是撒腿就跑。高粱哗哗作响，惊动了鬼子，他们就开枪扫射。他只听见子弹在头顶和身边嗖嗖地穿过，这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跑！一定要跑出去！他咬紧牙关，放开脚步，一口气跑出四五十里，跑到翼城襄汾交界处的塔儿山下一个小村庄，在一个老乡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回到家，全家人看见一个头发一寸多长，又黑又瘦的年轻人站在面前，竟没有一人能认出他来。

父亲幸能死里逃生，那是他的命大。他说，那些没能逃出鬼子魔掌的人，十有八九是活不成的。这段经历在父亲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时常向我们提起。一忆及日本人的暴戾和残虐，他就把牙齿咬得“格格”地响，眼睛里冒着愤怒的光。前些年日本首相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父亲十分愤慨，说“日本人贼心不死，终归有一天还会来侵略我们的。”在电视上看见一些人（包括一些担负重要职务的领导人）在日本人面前得得瑟瑟、媚态可掬的样子，他就会说：“妈的，一副奴才相！”一次我的一个熟人到日本访问回来，来我家小坐，谈起在日本的见闻，眉飞色舞，说了不少夸赞日本人的话，父亲听后对我说：“这小子，日本人再要打来，准是个汉奸！以后别和这种人来往！”我说日本也有好人嘛，父亲气得把茶杯往桌子上一顿：“好人？日本的好人永远做不了天皇和首相！”

1945年日本投降，我家的日子应该好过了吧？没有。1946年我的家乡开始土改，我们家又遭到一场劫难。这场劫难不是来自日本鬼子，而是来自父亲拥护热爱的新政权。土改，就是土地改革，顾名思义，就是把地主富农的土地“改革”为雇农和贫下中农的土地。我家是上中农，上中农也是中农，按政策，中农是土改的团结对象，不是斗争对象。但是我家在运动中非但没有被“团结”，反而莫名其妙地成了斗争对象。而且被斗得七零八落，一无所有。究其原因，是因为我的叔祖父曾做过几年的“村副”。“村副”相当于现在的村长。但那时的村副可不像现在的村长这么有权有钱有势，他只是个为大家跑腿办事的人。如果算是“官儿”，也是世界上最小的、最没油水的官儿了。叔祖父为人机灵，有点文化，善于言谈，打算盘更是全村数一数二的高手，在村里算个能人，体面人，所以大家推举他做村副。那些年，村副是很难干的差事，没人愿意干。日本人来了要支应日本人，“顽固”（阎锡山的部队）来了要支应“顽固”，中央军来了要支应中央军，八路军来了要支应八路军，今天派粮，明天要款，后天要民夫。村民们很穷，拿不出钱粮，不愿支差做民夫，于是村副就要挨打受气。就因为他做了几年这样的“官儿”，我家便成了土改的斗争对象了。

1946年春天，土改工作队进驻我们村。有一天夜里，工作队里一位和我家沾点亲的人悄悄来到我家，说明天就要斗争到我家了。这当儿我们这一大家子刚刚分为三个小家：叔祖父一家，我们一家，叔叔一家。三家人坐在一起，心里恐慌，惊惧万分，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商量到半夜，也商量不出什么法子来，只是商定不管被斗争成什么样子，只要能把人保住就好。土改中经常有打死人的事发生。那时候打死一个人根本不需要法律程序和审判。我们村就一个也是上中农的，土改中被扔到100多尺的深井里，被活活淹死的；邻村还有一个也是上中农的，双脚被挑开脚筋，套上石磨上固定磨杆的铁环，用一匹马拉着飞跑，没跑多远就血肉模糊，活活被拉死的，其情景惨不忍睹。再不远处的一个村子，一个人甚而头上被灌上煤油，一把火点着，被烧得满地打滚，高声惨叫，最后被活活烧死。叔祖父知道我父亲个性强，脾气倔，怕他斗争时和工作队顶起来，出现意外，就说：“你先出去躲一躲吧，等风声过去了再回来。”叔侄俩泪眼相对，抱在一起，很是哭了一场，最后，父亲爬上屋檐，再爬上窑顶，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一个人流着泪摸黑走了。但到哪里去呢？走出十多里地，他才突然想到，我们家在曲沃还有一个熟人，于是就跑到曲沃，在这家躲了起来，每天住在这家的菜园里，给他锄草灌园。这家是河南人，我父亲也能说一口不错的河南话，有人来到菜园，问起我的父亲，这家人就说是从河南来的亲戚帮忙的。

父亲在这家住了两个多月。传来消息说我们村的斗争结束了，他才敢回来。他是深夜回到村里的。进了院门他不由一惊，这哪里还是个家啊！三家的房门全都紧锁着，还贴着封条，满院子不见一个人。到邻居家一问，才知道我们三家都被“扫地出门”了。什么是“扫地出门”？那是土改时的一个发明：要斗争你，就要把你斗个精光，只让你带两床被子，两件衣服，把你赶出家门，到别处去住。至于你家的房子和一切财物，都是贫雇农斗争的果实，都要分给他们的。那个时代，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在世界人类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父亲找到我们的住处（邻院南房东侧的一间逼窄的小屋），母亲正在昏黄的灯光下哄我入睡。见父亲进门，母亲先是惊喜，接着就是哭。当时我刚出生几个月，母亲已经在教我喃喃学语，学着叫“爸爸”了。母亲刚叫我叫了一声“爸爸”，又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叫了，她怕外面有人听见。父亲母亲在床沿坐到天亮，述说着几个月来各自的遭遇，悲从中来，唯有唏嘘而已。

母亲给父亲讲述了斗争的情景。那天，先是全村人集中到我们院子里，在土改“积极分子”们的带领下喊口号，接着把我的叔祖父推拥到大街上游街，让他手提一面更夫报更敲的大锣，一边走一边敲，一边敲，嘴里还得一边高声喊着：“老百姓吃的是‘拖子’（家乡俗话把玉茭面烙饼叫“拖子”），我槽上系的是骡子！”意思是说老百姓只能吃玉茭面饼子，而我家却能喂得起一头骡子，可见穷人和你之间的贫富差距何其之大！他必须高声喊，不喊就打，喊得慢了也打，喊得声音低了也打。接着又簇拥到我们院子里继续开会。这时间，一个姓李的村民突然提出我母亲还有一些嫁妆没有交出来（我母亲刚嫁到我家没几年），非要她交出不可。（其实这家姓李的并不是真正的贫雇农，他家原本很富有，是抽大烟抽穷了的。土改规定，不管一个人的家以前多么富有，只要土改前三年就破败了的，就可定为贫下中农。）其实胆小怕事的母亲早已把所有的嫁妆交到了工作队。母亲坚持说已经全部交出，但他们硬是不信。于是他们便扎了一捆酸枣刺，放在院子中间，对我母亲说：“你再不交，就把你扔到这捆刺上，用马拉着在村里转两圈！”于是就有人上前死拽我母亲，要往刺团上扔。我母亲哭喊着，哀求他们，死死地抱住我不放。这时工作队那位拐弯亲戚在队长耳边嘀咕了几句，才没有把我母亲往刺上扔。现在想来真有些后怕，当时要不是那位沾点亲的人在场，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个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人的生命不值钱，生死只在呼吸间。如果当时真的把我和我母亲扔在那捆刺上用马拉了，就不会有母亲和我了，我也就不会写出这篇回忆的文章了。

当然这些事都是后来我父母亲告诉我的。襁褓中的我无论如何也意识不到危机的严重。在外面住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只记得我家还搬进一个小窑洞住过一段时间，到我们搬回我的院子时，我已经能趔趄走路了，还帮助家里搬东西。在帮叔祖父家搬东西的路上就摔了一跤，打碎了他家的一个小盐罐。

不是“扫地出门”了吗？为什么又要让搬回来呢？因为后来上面发现土改“扩大化”了，也就是说把运动的范围“扩大”了，把本来不应该“斗争”的人也“斗争”了。于是我家就被确定为“误斗中农”的成分。既然“误斗”了，就应该纠正不是？果然开始纠正了，但“纠正”也只是个说法而已，并没有真正地实行的。我家被“斗”出去的财物一件也没有退回（按当时的规定是应该如数退还的），更可笑的是，财物不但不予退回，又说我家房子多，（其实并不多）非要让我家捐出两孔窑洞来。说是“动员捐献”，实则是强迫。土改工作队让你捐，你敢不捐吗？斗争刚过，那些怵然可怖的惨烈情景犹然在目，你敢不捐？于是只好把两土孔窑洞捐了出来。

这场“斗争”，把我家“斗”得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了。母亲说：“这倒也好，我不用一件一件擦家具的了。”从那以后，许多年我家就没有再添置家具。没有桌子，用个破箱子代替；没有椅子，用两个简易的旧板凳代替。直到60年代末，才在同村一个老乡家用15元买了一张老榆木的旧桌子，是我和父亲拉回来的。

大概是1950左右吧，一次父亲上地干活，我跟着他到地里玩，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家姓陈的村民的门口，他家是从河南逃荒来到我们村落户的，自然是贫农。我看见他家的地上立着一个四开门的红漆底描金花的大衣柜。我说这个衣柜真好看，父亲弯下腰来低声对我说：“这个衣柜本来咱家的，斗争时分给他了。”刚说完他又后悔了，马上又说：“你可不敢在外面乱说啊！说了会说我们反攻倒算！”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反攻倒算”，只知道只要给你安上“反攻倒算”的罪名，就会受到比斗争还要严重的惩罚。我们邻村就有被指为“反攻倒算”而被逮捕入狱的。

后来没多久，这家的红漆衣柜不见了。父亲说，他家太穷，把衣柜卖了。世界就是这样，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不该是你的，你也守不住的。现在，这一家已经四零五散，家破人亡，在我们村销去户籍了。这场伟大的土改运动也没能让他翻了身。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毕竟念过几年书，而且天资聪慧，记性好，善于与人交往，而且很爱学习，思想也很开通，读书读报是他一生的习惯。所以他的文化程度，办事能力，在村里同龄人中间是有口碑的。他的字也写得不错，那一笔端正，刚劲，清秀的钢笔字我就很喜欢。因为文化较好，所以他接受新事物就比较快。解放后，他虽曾一度情绪低沉，但很快就振作起来了。他仍对这个新生的社会制度抱有很大的希望。上世纪50年代初，农村普遍建立互助组，他在我们村第一个建立了一个12户的互助组，这在全县也是比较早的。我还记得，在大街上有一个用泥涂成，再刷上油漆的小黑板，顶上写着“柴立本互助组”6个字，那是互助组用来宣传政策，向组员们通知事情的一个小阵地。父亲和著名劳模吴春安相熟，吴春安是植棉能手，我父亲以种植玉茭出名。50年代初，吴春安从苏联访问回来，来到我家，两个破凳子上一边坐着一个，吴春安讲起他在苏联的见闻，很是激动，他说：“苏联真了不起，什么都是机械化，根本就不需要人干活。”一会儿他又说：“苏联的妇女是真正地解放了，那么多人在地里抬土，干得可欢式了！”听到这里，我父亲就打断了他的话，笑着说：“老吴，别吹了，你不是说苏联都是机械化，不需要人干活吗？怎么妇女还抬土哩？”吴春安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父亲，“你……你……”了半天，噎得说不出话来。

1956年父亲建立了我们村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任社长。因为父亲的成绩，乡里在我们村选定两个人到中卫党校学习，要培养他们入党，其中就有父亲。但学习结束后，我村另外一个人入了党，他却没有入，理由是我家“成分高”。当时已经开始讲阶级成分了。1957年我们村与龙女村并为高级社，我父亲任副主任，主任由龙女的一位成分好的担任。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父亲就一点职务也没有了。他先是被派到望月山参加大炼钢铁，后是被派到小河口水库运输队大灶管伙食，再后来是回到村里放羊、喂牲口，做地里的庄稼活。

从1953年到1958年，父亲是连续两届的县人大代表。在一次代表大会上，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在主席台的桌子上摆出几穗他种出的“金皇后”玉米，向代表们讲他种植玉米的技术。从此他就有了一个“玉米社长”的雅号。前几年我有一次见到原在翼城做过县委书记，后来做了临汾地委书记的董启民同志，说起我的父亲来，他还能记得我父亲作报告时的情景，他风趣地说：“原来你就是‘玉茭社长’的儿子啊！”

1966年，“文革”爆发，我家并不是“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臭”，但仅就是一个上中农，日子也很不好过。我们总是被投以凄冷的目光，受到歧视。当兵、招工、推荐选拔上学等等，这些好事儿都不会轮到我们头上。就连上高中，我的弟妹们也没有权利。就这样也罢，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也就够了，但还是不能。这里举一个例子。一次，父亲和一个贫农出身的年轻人在一起管菜园。这个年轻人是全村出了名的懒人，脑子也缺根弦儿，人们都管他叫“傻胎儿”。但他整人害人却一点也不傻。这天是大热天，活很忙，紧干慢干也很难干完。“傻胎儿”却在呆在一个粪池边，半天不过来干活儿。我父亲问他做什么，他说他看见一个毛主席像章掉进粪坑里了，他正在打捞。我父亲就开玩笑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洪福大，淹不死。还是抓紧干活吧！”谁知这句话就闯下了祸。傻胎儿回来就报告给生产队长，队长晚上就召开社员批判大会，说我父亲是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会上，没有人敢为我父亲说话，只有我家里人为他据理力争。这句话，虽然有些不妥，但毕竟是一个顺口说出的玩笑话，有那么严重吗？难道一个像章掉进茅坑里，毛主席真的就会被淹死？你热爱毛主席，你怎么不奋不顾身地跳进茅坑里打捞上来呢？

开了几天的批判会，也没开出个结果来，广大社员毕竟还是通情达理的，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有很长时间，倔强的父亲的心情总是不好，走路总低着头，脸上很少能看到笑容，人也一天天消瘦下来。那些年，政治的高压，经济的窘迫，常使我们苦不堪言。这件事情过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状况心里很难受。于是就暗暗诅咒那个“傻胎儿”不得好死。这个傻胎儿果然也没能善终。大概是80年代吧，他猥亵一个邻居家的女孩，被人家痛打了一顿，之后过了一个多月就死了。有人说和他挨打有关，也有人说无关，总之是不明不白地死了。他的爷爷、父亲、哥哥先于他而死，他的母亲是疯子，流落在外，一直没有下落，他的弟弟招赘到外村，所以他死后就没有人为他入土安葬，人们把他用土坯封闭在他住的一孔破窑洞里了，这就是他的归宿了。现在这一家的户籍也已经在我们村注销了。

只是到了197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之后，我家的日子才稍稍好转了一些。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总算有了稳定的进项。弟弟也渐渐长大，能挣一些工分了。但真正的好转还是在1982年之后，联产承包，分田到户，精明的父亲可以一展身手了。从那以后，就没再为吃饭穿衣发愁过。农民要的是什么？不就是个温饱吗？可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那些年就满足不了。 有人说那时推行的是“饥饿统治”，整天价把你饿得四肢发软，眼冒金星，你就没劲儿对他的政策发泄不满了。我看这不无道理。

“还是邓小平的政策好。”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是真诚的，朴实的他也只能说出这样朴素的话来。谁要是说出一句邓小平的不好来，他就和谁瞪眼睛。一次一个年轻人在我家议论邓小平，把党内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和邓小平倡导的的改革开放路线混为一谈，说了一些不妥当的话。这个人走后，我父亲很是愤怒，他对我说：“你怎么交了这么个朋友？连个是非曲直都不分？邓小平不好？他爹妈真该早生他几年，让他在60年饿个死去活来！”

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1983年就把全家搬到临汾，并在友人的帮助下先后办了全家的“农转非”，给妻子安排了工作，我一家6口才安定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每年都要把父母接来临汾住几个月。一般是，过了中秋节天凉了就把他们接来，第二年出了正月天暖和些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坚持到父亲去世的2004年。

父亲是个很坚强的人，在他的面前好像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但在他的晚年，却被疾病击倒了。他在80岁时得下了肺气肿，多方诊治非但没有效果，还不断地加重着，到后来就发展为肺心病了。眼看父亲的身体一天天地垮下去，全家人都很难受。但他却很乐观，总是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的罪，也没想到能活这么大的年纪。在我的记忆中，咱们家我是活得最长的了。要是我死了，你们要平静地为我送行，都不要哭啊！”父亲从不迷信，但在晚年却很相信他曾让人算过的一个卦。在他去世的前几年里，他多次地和我们念叨：“我这一辈子就算过一个卦，算卦先生说：我能活到84岁，而且是腊月里死，腊月里埋，死时两个儿子都不在跟前。”谁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个卦却真的应验了。6年前，农历癸未年的腊月，按照公历，已经是2004年的元月了。就要过春节了，小妹妹把父亲接到她家去住一段，没想到父亲就在妹妹家犯了病。腊月十二的晚上，他的精神还不错，看电视看到近12点，妹妹安排他睡下，没过一会儿，他又把我妹妹叫到跟前，他说：“我这会儿感觉很不好。”话音刚落，他便“啊”了一声，落了气。他走得很突然，但又很平静。约在12点半，妹妹给我打来了电话，哭着说：“爸爸走了，丢下我们不管了。”我立即叫了车，星夜赶回去，父亲已经送回我们村了。全家人哭作一团，我长跪在他的跟前，放声大哭，几欲昏厥过去。一时间，父亲对我们的恩德，他一生的不幸与坎坷，齐涌眼前。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这样倒下了。我顿然有一种天塌地陷的感觉。我回忆起他给我们说过的那个卦，我去世时的年龄，按照阴历正是84岁，而且是腊月去世，腊月安葬，去世的时候我和我弟弟都不在他的跟前。这一切都让那个卦说对了。也许一切都是上苍的意志，这就是他的阳寿吧！

父亲去世前几天打来电话，想让我回去看看他。可那些天我正忙于研究生招生的事，实在抽不出时间来。这是我招收首届书法硕士研究生，有填不完的各种报表，写不完的各种文件，从培养计划、课程设置、考试命题、阅卷等等，都要我亲力亲为。我和妻子商量，准备等过了年，把他接来住一段，再到医院好好为他检查一下。真没想到，就剩下这么几天了，他都不能等我，他就这样仓促地走了！

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很多天，我都缓不过劲儿来。俗话说：“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我不知道我“尽忠”尽得怎么样，但在尽孝方面我却是最失败的，是一个最不称职儿子了。在他几次犯病的时候，我不能日夕侍奉床笫，为他递药倒水，洗脚擦身，尽人子之道。他常在弟妹面前抱怨我：“都快60的人了，不知道他还忙成那干啥？”这是弟妹们后来告诉我的。他多想让我天天陪伴着他啊！可以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是孤独的，而孤独对一个老人是最残酷的折磨。在姊妹们中父亲和我最有共同语言，也有较多的交流的话题。他一生关心国家大事，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变迁颇多留意。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省的省委书记以及他们的历史等等，他都能如数家珍似的说出来，别说一个普通的农民，就是一般搞党政工作的人也很难象他那样记得那么清楚和准确。他最喜欢和我聊这些话题。一聊起来，他就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好像他和这些人都是熟人似的。而现在，我已经退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他闲聊了，而他已是隔世之人，思之能不泫然！

我姊妹四个，我排行老大，中间是两个妹妹，弟弟行末，小我12岁。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父母把我们养大成人，是十分不容易的。我年最长，记事也早，一切我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家境就已很困难了。1957年过春节时，父亲提议把我转到大舅父所在城内小学就读，这里的师资和教学条件都比村里的学校好得多。从那以后，我就从初中、高中、大学，再到研究生，一路走过来，一步也没有耽搁。而我们村里的同伴们却没有一个和我一样，读了这么多年书的。所以，我能有今天，要感谢父亲当年英明的决定。从初中到高中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我有几次都濒于失学。我几次提出退学，父亲总是说：“能叫使死牛，不叫退了坡！总要想办法让你念下去。”那些年，先舅父曾给了我许多可贵的帮助，也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我是在曲沃中学读的高中，学校离家80华里，因为没钱坐车，我常是步行回家取钱取衣物。有时父亲怕影响我学习，就骑自行车到学校给我送来。一次他在路上遇到雷阵雨，衣服全都湿透了，学校又没有他可以换身的衣服，他就坐在院子里让太阳晒干。看到他在火红的阳光下晒得满头大汗，我心里很是难受。他对我的学习很关心，但凡学习需要花的钱，他都尽量满足我。我爱买课外书，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的课外书已经积存了数百种，这些多是向父亲额外索要的钱买下的。这些书不少我还妥善保存着，如《庾子山集》、《陆士衡集》、《全金元词》、俄文版的《苦菜花》，一些俄文原版的小说等。这些书在那时的高中生是很少问津的。正是由于父亲多年的关爱和支持，我才能一步步拾级而上，完成学业。有一件事是我永世难忘的。那是在文革中的1968年秋冬之交，临汾的武斗已经升级，社会很不安定。我有两箱子图书，主要是线装古籍，因为怕丢失，就在学校一间平房内挖了一个坑，埋在地下。就这仍怕丢失，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他拉一个平板车到临汾来。父亲接到信，还以为我在武斗中被打伤了，就和叔父拉了一个小平车火速来到临汾。从我家到临汾有近百里的路，而且多是山路，他们两个人走了整整一天。到临汾后，看到我并未受伤，他们很高兴，于是就在第二天拉上那两箱子书回去了。这些书多数我都完好地保存着。一看到这些书，我的眼前就出现了父亲和叔父一人拉着车，一人推着车，两个年近50岁的人迎着寒风，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的身影。

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有时甚至很严厉，但他又是我们最慈祥的父亲。瑾妹从小体弱多病，有一次患急性脑炎，病情十分严重，父亲四处求医问药，才使她幸免一劫。鱼妹小时候身体也不好，头上长满了头疮，他到处买药为她治疗。渠弟小时没有奶，为了把他抚养长大，父亲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几十年中，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着，硬硬支撑着这个家，硬是把我们姊妹四个栽植成人。就是在我们都已成家之后，他还时常关心着我们。到了临汾，他时刻惦念着家里；回到家里，他又时刻惦念着临汾。他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多么想为他多尽一些孝心，好好地侍奉他一些年头啊！我们四姊妹如今也都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多年抚育儿女，愈感做父母的不易。何况他们又是处在那样的岁月！尽管我们四姊妹都很孝顺，但是无论怎样孝顺，都不能报父母恩情于万一。父母的恩情天高地厚，父母的大恩大德我们将永远牢记。

2004年初的那个夜晚，父亲在瞬息间就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很平静，很安详。也许他认为应该到那另外一个世界去陪我的母亲了吧？母亲先他10年去世，她太孤单了。也许他感到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吧。是的，亲爱的父亲，您还会有什么遗憾呢？您的儿女也都已进入老年或渐进老年，我们也像那些年的您一样儿孙绕膝，可以乐享天伦了。我们虽都是平常人，但都是中规折矩，诚实做人的人。最近小甥谷刚结婚，我为他写了一幅横幅，内容是：“家和万事兴，百善孝为先。做人当自强，直腰立世间。”前几天我回去参加谷刚的婚礼，这幅字已经裱好挂出。弟妹们看了后都说：“这条字写的真好，这正是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是这样做的，也都是做到了的。”我希望我的外甥谷刚也这样做去，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儿孙们都这样做去，做一个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负责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