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武漢分共之經過1!!!

    主席、各位同志！今天兄弟來到這個大會，聽見主席和曾同志的說話，其中關於兄弟的，兄弟很覺得慚愧不能接受。現在得這個機會來和離別一年多的各位同志作一種報告，因此一切客氣的話可以放棄。

    今天的報告，本來應該把各方面的詳細情形都說到，但因爲時間關係，只能專就一個標題來報告，這標題是「武漢分共的經過」。武潢幾個月來，容共與分共的情形，實有報告的必要。兄弟到了廣州也有幾天，也作過幾次演講，但都未得把事實上的經過詳細的報告。經過的事實很多，我知道各位必然願意知道的。自四月以來，武漢同志的工作，廣東後方同志或者多未完全知道的，因此打算把武漢分共的經過做標題，先對各位說一說。

    兄弟願意把純粹的事實從頭叙述，有時或參加兄弟個人的批評。但這不過是兄弟個人的意見。希望報告事實後得到各位的批評，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至於事實有關係於兄弟工作的經過，也應該說一說，因這並非一人的關係，兄弟也是担任革命工作的一份子，所做的工作，非關個人，實關於本黨。報告後對於兄弟作一種很嚴重的很不客氣的批評，尤其是兄弟最希望各位的。

    要說武漢分共的經過，先把容共的由來說一說。我們要知道「容共政策」四個字，是起於什麽時候？兄弟記得在四月中來到武漢，即看到满街把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並攏貼出，有時擁護三大政策的標語比擁護三民主義還要多些，這個情形是很不對的，因爲政策與主義是有分別的。不論是政策或是主義，都是依旧時代與環境而定的，在某一時代某一環境下需要什麽 政策，什麽 主義，故主義與政策總脫不了時代環境的關係。可是主義的時間性要長些，有固定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時間就不同了，政策係由主義發展出來的，沒有主義的時間性長。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的主義，時間性是很長的，自秘密革命運動起至軍政、訓政，完全依三民主義而實行的，到憲政時期更是如此。至於政策是主義的產物，由主義按着時間與環境而定出一種適用的政策，故主義不與政策相提並論的。

    兄弟到了武漢，便感覺得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並舉是很不妥當的。自從國民黨改組以來，第一次、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未見過三大政策的名詞，這大概是去年才發生的。主義與政策的不同，沒有弄清楚，而把主義與政策相混，這是很不對的。說到政策，總理以前有聯段政策、聯張政策。這兩個政策在现在看来，似乎是過去的東西，但在當時是重要的，必要的。那時候中國的大軍閥就是曹錕、吳佩孚，握有軍政大權，害國殃民的也就是曹錕、吳佩孚。總理所以把聯段政策、聯張政策明明白白的定出來，係爲打倒曹錕，打倒吳佩孚。這個政策是一時的，是不錯的。打倒曹錕、吳佩孚之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人。所以曹、吳打倒後，便要變更政策，即是打倒曹、吳佩孚之後，如有繼起的軍閥，也應該打倒。那時曹、吳打倒後，張作霖實行與帝國主義勾結，段祺瑞大開善後會議，故不但在和他們聯合，即曹、吳打倒，而段、張繼起，故應以打倒曹、吳的精神，打倒段、張。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對段祺瑞忠告的電，後來更明明白白的發表宣言來反對他，這實在是總理聯段、聯張的精神；因爲段、張已爲軍閥，與曹、吳相同，故即放棄聯段、聯張的政策，政策與主義不同，由此便可明白。

    聯俄與容共政策，爲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這是對於政策和主義的解釋。現在將容共政策的歷史考查一下。容共政策的起源要上溯到民國七八年，在民國七年俄國革命之後，總理有電報給列寧，慶祝俄國革命的成功。民國十年總理在桂林，俄國派人到廣州、到桂林去見總理。俄國一面在北方也派人去考察吳佩孚，同時也即在南方考察國民黨，這個是聯俄容共未實行以前的經過。

    到了民國十一年冬，俄國代表越飛在上海和總理聯名發表一個宣言，這可算是聯俄的起點。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在廣州造反，總理以孤軍抵抗了五十多天，然後亡命到上海。正當曹錕，吳佩孚二大軍閥在北方肆行禍國殃民，南方又有陳逆作亂，總理一人亡命到上海，所處的環境是最爲險惡的。宣言中說明俄國願意幫助中國國民黨反抗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認共產主義是不能實行於中國，故俄國不是來宣傳共產主義，而係來贊助國民革命。這篇宣言實係國民黨的重要史料，也是國民革命的重要史料。蘇俄既聲明不是要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而是要來幫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自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便也以這個理由來加入國反黨。兄弟此次在上海見着張溥泉先生，他是很光明磊落，他說容共政策，他也要負一點責任，因爲第一個人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李大釗就是他介紹入黨的。當時李大釗見了總理後，說他加入國民黨，願爲三民主義，爲國民革命努力，但是不能脫第三國際黨籍；總理說可以的。這便是容共政策的起點。到十三年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在大會内否决了不許黨員跨黨的提案，自此以後，係本黨已确定容共政策的時候。

    當時雖有持異議的，但經大會决定，故即一致行動。然而當時大家都認國民黨和共產黨能不能合作到底，是一重大問題。有些以爲容共政策是因時代，因環境而定的，故亦必隨時代隨環境不同而變化。國民黨內固然討論這個問題，蘇俄共產黨內也討論這個問題。在蘇俄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是很多的，他們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會的討論結果也不盡同。大約蘇俄共產黨的意見，可分爲三派：一派人稱他爲最右的，他們的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可以合作到底，但這派還極少數，而且沒有勢力。還有杜（托）洛斯基本一派，却是最左的。他主張革命無間，從開始革命直到共產主義完全實現爲止，他主張絕對不妥協；連在俄國，他對於農民也是不主張妥協的。他有許多演說，對勞農政府表示不满，反對权力。他說現在的蘇俄是假無產階級的國家，並不是真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他是這樣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他對於俄國现狀尚且如此不满，對於中國更不用說了。他以前批評總理，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民國十四年三月間總理去世後，在俄國追悼大會中，杜洛斯基有一篇演說，他並非駁斥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他說中國應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等到這種主義完成後，再做無產階級革命。很明白的，他是不主張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他以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好比前清國民黨員加入滿清政府去做官一樣容易腐化。還有一派，是史達林和布哈林，他們主張中國共產黨加入中國國民黨，去操縱一切，慢慢地取得國民黨的一切權力，到必要時便消滅國民黨。俄國现在得權力的就是這一派。

    他們這種主張在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刊物上，有一篇叫做r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說得明明白白的。這篇文章已翻譯成爲中文，用真筆版印好的，中大同志諒必有見過的。文中說：我們加入國民黨後，得國民黨的掩護，已取得廣大的工農民衆；但我們的加入國民黨是一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所以共產黨應該保存原有的組織到相當時機，並且不能不要有這個組織的。大意如此，如要知道詳細，請參考原譯。如此看來，俄國已明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一種政策，看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如何而不同的。他們共產黨每年大會裡都接受各種報告而加以辯論，研究時時變更政策的。自我們容共後，從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他們已變了好幾次政策了。總而言之，我們容共是一種政策，他們加入國民黨也是一種政策，這是很明白的事實。但到何時才分手呢？這實爲一個大問題。怎麽 解答呢？那也是應該以時代環境如何去解答。時代環境變了，政策不能不變，是一定的道理。一切政策都因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推移的，容共政策當然也是如此。至於等到何時才改變呢？這是無人能先知道的，不過總不外跟時代環境如何而定的。因爲一個爲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一個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的，總不能永遠合作在一起的。有人说，國共兩黨爲國民革命而合作時，可以打一個譬喻，如大家共坐一隻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後，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時候，是不會有問題；所以國民革命的時候，也是不會有問題。然而到了上海之後，便怎樣呢？如果是兩隻船，同在一條航線，彼此照顧，則不但未到上海時，不會有問題，到了上海後，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如果一雙船，則到上海後，便到了分歧點了，一個要駛往天津，一個要駛往日本，如何不生衝突。

    不錯，國共兩黨都要國民革命，然只有一個中國，只有一個國民革命，分明是共坐一隻船的譬喻，而不是分坐兩隻船的譬喻。到了一個時機，國民黨要將國民革命带往三民主義那條路去，共產黨要將國民革命带往共產主義那絛路去，其勢非衝突不可。即使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所以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

    有許多同志早就說要分共，但黨中大多數都不主張，這全在對於時代環境的看法不同。總理爲什麽 要容共，我們試看十二三年間的情勢如何。那時軍閥吳佩孚從江西向北江進攻，東江叛軍進到石龍，西江連肇慶也給敵人佔去，南部在鄧本殷手裡，我們只有一個廣州。但廣州尚有時時可以造反的劉（震寰）、楊（希閔），故前後左右都爲軍閥包圍住；更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有商團的作亂，帝國主義明白宣言說，你如打商團，我就打你。處在這樣危險的情勢之下，一定要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內部分裂，是不許的，所以分共是不許的。雖有許多同志主張即時分共，但都受了總理的詰責，默然而止。至於十四年間總理逝世之後，情勢還是一樣，東江才於三月克復，而劉、楊已有廣州陰謀叛亂了。六月十二日才把劉、楊打倒，而六月二十三日帝國主義音已在沙基殺死許多學生、工人、商民、農民，死的滿街是血，想來各位當中，必有些是身歷其境的，也不忍多說了。沙基慘案之後，不久東江方面又被敵人估去，把當日克復東江時莫大的犧牲，弄得乾乾淨淨。同時反動派又在廣州幹起來了，八月二十日明目張膽的殺死了廖仲凱先生，那並非暗殺，是明殺的。廖先生被殺的前一日即八月十九日，曾和我說道，聽見他們要用手機關槍來殺我們哩。說時覺得很是可笑，明日早上，廖先生坐汽車到了中央黨部，他們六七個人真是用大號曲尺装的手機關槍子彈來殺廖先生。那時廣州大勢，岌岌動摇，東江敵人已向我們進攻，而南路也同時呼應，在那時候，也有些同志以爲容共政策應該變了，但是我們並未注意及此。其所以不注意，如果是因爲自私，因爲自己的利害，這便是極大罪惡，應該受大家嚴重的懲處，然而我們當時實因正在把全力去對付帝國主義，對付軍閥，對於他方面的事，不免輕忽不注意。好比上海拉馬車的馬，他的兩隻眼都被罩著，只顧往前衝，不容旁顧，雖然輕忽不注意的錯誤，萬無可辭，但決不是出於什麽自私之心。這是當時的實在情形，兄弟在南京時，已曾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