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读彭德怀之冤

试解读彭德怀之冤

说来话长啊。

1959的庐山会议，因为彭德怀的“万言书”而转向，本来要结束的“神仙会”，不得不延期了。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对彭德怀说：“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彭德怀很不服气，说五五开行不行？毛泽东寸步不让：不行，就是三七开！　　

这彭德怀好伤心啊。心想我老彭和你老毛合作，真是到了掏心掏肝的地步。红军时期不说了，那时你老毛也被排挤，不是当家人，我老彭纵有不当之处，那也是执行王明路线，不得已而为之，你老毛也不能记这个仇吧？自从遵义会议起，我老彭是不是处处和你配合？长征后期，张国焘搞分裂，你我只率六千人马北上，却能接连打胜仗。你给我打电报，说“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我老彭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经军”。这种将帅之间的配合，到哪找去？抗日战争中，我老彭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打了百团大战，事后总结经验时，也只是说时机掌握得不太好，大战本身并没有错呀。这时机稍纵即逝，谁能把握得恰到好处？解放战争，你老毛率200多人转战陕北，我老彭手里也只有2万多人马，要对付胡宗南的30万大军，真是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如果不是和你密切配合，能打那么多胜仗转危为安吗？朝鲜战争暴发，很多人反对出兵，是不是我老彭赶来救了你驾？林彪不肯出马，又是我披挂上阵，解了你燃眉之急，还还要怎么配合？58年炮打金门，你以我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你我一体，配合得像一个人了。59年西藏平叛，大获全胜，这不是配合得天衣无缝吗？怎么连五五开你都不同意？　　

想到这里，老彭由伤心转为愤怒，不由得火冒三丈，实在按捺不住，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毛泽东看了老彭一眼，表面上却异常平静，可是心里那个痛啊，犹如刀割。老毛心里想，唉，你这个老彭，还非要争什么五五开干嘛？还说和我配合，你这不就是不和我配合吗？我说三七开，是在救你，你怎么就不理解呢？ 　　

这话又从何说起呢？就是因为老彭的那个“万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里说“我们”，是把彭把自己和毛泽东摆在一起。当时彭是国防部长，军事问题当然是他与毛泽东相互配合。58年炮打金门，毛泽东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可谓默契得像一个人一样了。西藏平叛更是军事政治大获全胜。正是这句话，触动了别人的神经，所以不肯放过老彭。

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分歧。问题是反的是谁的左？是反彭德怀的左吗？当然不是。是反毛泽东的左吗？也不可能。反谁的左，只能是心照不宣：谁是第一线的负责人？

庐山会议开始开的是神仙会，所以并没有明确的批判对象，只是大家学习讨论，提高认识，所以会议开得轻松愉快。然而毛泽东心里并不轻松，也不可能轻松。

1953年，毛泽东步入60岁，从那时起，他就有退下来的打算。1953年底，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让别人到一线，而他自己退居二线。但是，由于当时毛泽东如日中天的威望，要退下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1956年中共八大，原来准备设名誉主席，让毛泽东担任。但是最终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主席。全党认为离不开毛泽东。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向民主人士说了不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打算，请民主人士向外吹吹风。结果黄炎培和陈叔通连夜写给周恩来（他们知道和毛本人说没用）。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离不开毛泽东。毛泽东不得不多方耐心解释。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专门作了一个决议，同意毛泽东不再提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由此可见，毛泽东要退下来，完全是真心的，而且为此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才得以逐步实现。谁都知道，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如果当时大家不选毛泽东担任党的主席，他能不同意吗？同样，全党选他担任主席，他能不接受吗？这个主席是好当的吗？有人说毛泽东迷恋权力，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一方面，他想退下来很难。另一方面，争夺第二把手和接班人的明争暗斗也就激烈起来。就在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不久，1954年2月暴发了高饶事件。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会议由一线的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在杭州亲自组织制定准备在一届人大上通过的宪法。但是毛泽东对会议提出原则的指导意见，就是为增强团结，多作自我批评，不搞面对面揭发。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都作了发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的发言，既有自我批评，也有对高岗、饶漱石的批判揭发。而高岗、饶漱石的发言则完全是自我检讨。但他们的检讨，刘少奇等人很不满意，检讨了七八次都通不过。最后把高饶打成了反党集团，高岗自杀，饶淑石被捕。其实在路线上，高岗与毛泽东更接近，在人格上，饶漱石更纯洁。　　

在路线斗争上，毛泽东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对人的处理上，又从来是是宽大的。即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从来没有个人好恶和私怨。在红军时期，邓萍曾把毛泽东关起来，可是事后毛泽东并未做任何追究。毛泽东受了那么大的委曲，遵义会议之后，对博古和李德也没有进行打击报复。到了延安，张国焘仍然担任红军总政委和苏维埃政府主席。张自己要叛逃，连警卫员都不肯跟他走。1945年的七大上，毛泽东亲自做工作，要选王明做中央委员，直到选票过半他才放心离开。如果不是出以公心，他何必如此？反观王明等人，你如果自以为有真理，那为什么不留在党内争取大多数人，再把毛泽东选下去呢？　　

其实对高饶，毛泽东也不想一棍子打死，如果高岗不死，毛泽东原本还要让他继续工作，保留中央委员，到陕西任省委副书记兼任延安地委书记。对饶漱石，毛泽东原本也要保留他的党籍，只撤销他中央委员，中组部长职务。把人往死里整，从来不是毛泽东的政策。　　

高饶被除掉之后，还有谁能对第一线构成威胁呢？彭是国防部长，功高盖世，对毛泽东又忠心耿耿，这就免不了要成为眼中钉。　　

毛泽东虽然退到二线，也一心想扶持一线的人，但是也不是放弃原则。当58年大跃进中，一线诸公忽然一改右倾面目，大搞极左，大刮起五风时来。毛泽东从1958年10月起，就不断在为纠正极左而努力，连开了五次会，也没有解决。一直到1959年4月29日，在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两天后，写了那封著名的党内通信。直接向全党表明了自己对极左的态度。毛泽东说“上面有人一吹二压三许愿,让下面很难办”。这里的“上面”指的是谁?大家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要求下面不要听“上面”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要理上面的指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还说，如果事实证明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将不胜荣幸之至。说明毛泽东得不到支持，实在是很无奈。而正是因为有这封《党内通信》，才使得下面不少基层组织有胆量不听上面的瞎指挥，从而减轻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损失，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命。

毛泽东的处境，彭德怀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眼看着神仙会就要结束，老彭急了，于是就给老毛写了那封信。信上的那句话，也就十分耐人寻味。“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对彭德怀的这句话，可不可以作这样的解读：老毛，你看，在处理军事问题上，我和你配合，我们是那样得心应手，所向无敌。可是在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上，你老毛就犯难了吧？不过不要紧，咱老彭助你一臂之力，你放心，我肯定是支持你的。彭德怀认为自己和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得心应手，就像一个人一样。看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艰难处境，想要帮上一把。对庐山会议开成“神仙会”，搞五风的人并未受到批判，彭因此很不服气，所以写了万言书。而毛泽东只能将信公开，给大家参考。当某些人看到彭的“得心应手”说法，自然不能服气。这么说你老彭和主席配合得心应手，把我们搞经济工作的置于何地？你那万言书口气好大，好像是做总结似的，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要听你的呀？这些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否则就只能让人家能配合得“得心应手”的人来干了。毛泽东为了息事宁人，只好主动承担责任，希望为刚刚上台的一线的人员树立威信，同时也是告诉彭德怀，我都做检讨了，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可是彭不干呀，凭什么你老毛替他们做检讨？你老毛干，我老彭还不干呢。而另一边，一线的当家人，也不干了，找到老毛，说如不解决彭的问题。我们回去怎么工作？于是会议再次延期。

老毛对彭说三七开，针对的就“得心应手”。一方面，让一线的人放心，我老毛并没有把彭捧上天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各位，老彭也不过是三七开，你们又能是几几开？双方都让步算了吧。但是老彭偏偏不理解老毛的苦心，还偏要争五五开，不行就要骂娘。这就给人家抓住了辫子，新帐老帐一块算了。老毛又重提高饶事件，实际上是暗示老彭，你比得过高饶吗？你还不吸取高饶一再检讨过不了关的的教训吗？你认了三七开不就算了吗？

可是老彭就是转不过弯子来。他可没有“永不翻案”的

那套本事，硬是不肯让步。于是反党集团的帽子又给扣上了。有人还想把彭彻底打倒，开除出党，置彭于死地。但是毛泽东力排众议，他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个话，是有情有义，有理有节的。正因为毛泽东在事先明确了党的政策，让想整死彭德怀的人无法下手，因此彭德怀等人得以避免了高饶的命运。

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不能看表面现象。老彭公开和老毛争吵，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人是没有修养，但是不会有坏心的，就是有坏心，也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表面上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阴谋诡计的人。对这样的人，在条件不成熟时，又不能公开揭露，这就是为难的地方。日后的文革暴发和种种乱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2010-5-14

附：一

关于彭德怀之冤

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起因是因彭德怀自己写了所谓“万言书”。据说是“万言书”是批评毛泽东的，所以毛泽东要整彭德怀。把庐山会议的斗争说成毛彭个人之间的恩怨。

其实这个说法不仅对毛泽东不公，同时更是冤枉了彭德怀。

如果看过彭的万言书，怎么也看不出有丝毫对毛泽东个人 不满或批评，相反，是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任。也正是因为如此，彭德怀才能敞开心肺给毛泽东写信。而写中的内容和口气完全是把自己当成了毛泽东的知己和战友。

众所周知，彭德怀和毛泽东不是一天的关系，他们共事已几十年，互相知根知底，如果不是出于对毛泽东支持，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为什么说彭写这封信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因为彭知道自58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为纠正“五风”而竭力，可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的话不起作用，贯彻不下去。最明显的是59年春毛泽东一直下发到生产队的“党内通信”，不是通过中央文件，而是用党内通信的方式直接把自己意见告诉全党全国，这显然是毛泽东无奈之举。

彭德怀在“万言书”中的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他说：“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这里说“我们”，是把自己和毛泽东摆在一起。当时彭是国防部长，军事问题当然是他与毛泽东相互配合。58年炮打金门，毛泽东以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可谓配合默契得像一个人一样了。西藏平叛更是军事政治大获全胜。

对彭德怀的这句话，可不可以作这样的解读：老毛，你看，在处理军事问题上，我和你配合，我们是那样得心应手，所向无敌。可是在处理经济建设问题上，你老毛就犯难了吧？不过不要紧，咱老彭助你一臂之力，你放心，我肯定是支持你的。

对彭德怀信的用意，毛泽东心里不会不清楚，他总不至于连好坏都分不清吧？所以毛泽东想利用一下彭的封信，给那些大搞“五风”的人一点警示。把彭的信印发下去了。大约是想让某些人知道，你们也别太猖狂了。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国家主席刚刚换人，大权已经旁落，他已经做不了主了。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决定走人了，谁能把毛泽东已经决定的事扭转过来？是“有些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这里似乎透露出了逼宫的味道。接下来的事，中央全会，不是毛泽东主持，毛泽东也没参加，据说吵得很厉害。政治局做出决议，是党内民主，集体领导，更不是毛泽东一个能左右的了。再说，彭德怀本身也确实有小辫子给人家抓住了。毛泽东最后只能力保彭德怀政治生命和，不同意一棍子打死，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和我党一贯政策。看在毛泽东的面上，总算保下来了。至于说二人说的气话，当然也很好理解。对彭来说，我这样支持你毛泽东，你怎么不领情？当然要来火。对毛泽东来说，心想你彭老总也真是，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好了，要趟这淌浑水干嘛？你是人家的对手吗？高饶的教训你忘了吗？弄出麻烦叫我怎么收拾？

彭德怀确实有冤，但是如果说彭德怀因为是反毛泽东而获罪的，那就更加冤枉了彭德怀。

2007-1-13

二

再说彭德怀之冤　　

如果彭是反毛泽东的，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那么当时批他就是正确的；如果彭没有反三红旗，没有反对毛泽东，当时批他才是错了。但是如果承认彭不反对三面红旗，而是支持三面红旗的，是支持毛泽东的，那么不是承认三红旗是正确的了吗? 所谓彭德怀敢于讲真话又从何说起？　　

说彭德怀是反毛泽东的，是反对三面红旗的，这才是真正冤枉了彭德怀。从万言书中根本看不出有反毛和反三面红旗的意思，相反，吸能看出彭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反五风的。58年开了五次会，毛泽东力图纠正左的错误，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正如彭在万言书中所说的：“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毛泽东不得不用写《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向全党全国表明态度，说“上面有人一吹二压三许愿,让下面很难办”。这里的“上面”指的是谁?大家心里当然明白。毛泽东要求下面不要听“上面”的那一套，根本就不要理上面的指标，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还说，如果事实证明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将不胜荣幸之至。说明毛泽东得不到支持，实在是很无奈。而正是因为有这封《党内通信》，才使得下面不少基层组织有胆量不听上面的瞎指挥，从而减轻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损失，不知道救了多少人的命。　　

彭德怀认为自己和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配合可谓天衣无缝，得心应手，就象一个人一样。看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上的艰难处境，想要帮上一把。庐山会议本是个“神仙会”，搞五风的人并未受到批判，因此很不服气，所以写了万言书。而他给毛泽东写信，事先已经向别人说过，有些话讨论时不便说，要给毛主席写信。因此毛泽东只能将信公开，给大家参考。否则其他人岂不是更要怀疑？当某些人看到彭的“得心应手”说法，自然不能服气。这么说你老彭和主席配合得心应手，把我们搞经济工作置于何地？你那万言书口气好大，好像是做总结似的，是不是以后我们都要听你的呀？这些人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否则就只能让人家能配合得“得心应手”的人来干了。毛泽东为了息事宁人，只好主动承担责任，希望为刚刚上台的一线的人员树立威信，同时也是告诉彭德怀，我都做检讨了，你就不要再追究了。可是彭德怀不干了，凭什么你老毛替他们承担责任？因此更双方相不相让，吵得很厉害。据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竟然吵得毛泽东睡不着觉。到过庐山的人不知注意没有，开会的地方与毛泽东住处总是有一定距离的，竟然吵得毛泽东不能睡觉，可见动静之大。彭自恃站在毛泽东一边，所不肯让步，而毛泽东此时又不可能对一线的人开刀，那样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权衡之下，只有利用双方的矛盾，来保卫三面红旗。　　

你们不是要批彭吗？好呀，那我就指着和尚骂秃子，把批彭引向保卫反三面红旗上去，实际上谁在反对三面红旗？毛泽东心里当然清楚，表面上是左，实质上是极右。因此从反左转向反右也有顺理成章了。　　

毛泽东是怎样指着各尚骂秃子的呢？　　

先来看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两篇讲话:　　

第一篇是“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第二篇是“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全文附后）　　

这两篇讲话,过去没有在意，现在细品起来，真是大有味道，大有深意。　　

前一篇是讲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文中的口气是对“我们的右派朋友”说的，文中所列举的对毛泽东的种种非难，如：“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　　

这是针对彭德怀说的吗?查彭德怀的万言书，其中并无此内容呀！那么是谁讲了这些话呢？　　

请注意这一段话：　　

“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头号马列主义者”是谁? 　　

这一篇讲话，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如果不知道背景，从文中根本看不出这是在批彭德怀。所以说毛泽东是在借题发挥，明里是批彭，实际上是说给“头号马列主义者”听的，正是这些人要修修改总路线，说大跃进得不偿失，说人民公社搞糟了。而彭德怀根本就没有说过些话。查彭德怀的万言书，其中只有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　　

谁是形左而实右，谁在反三面红旗，毛泽东心里难道不清楚吗？既然你们要批右,那么就批吧，你们以后总不能出尔反尔吧?所以困难时期“头号马列主义者”想搞三自一包，就必然要自己打自己耳光。　　

再来看后一篇讲话，标题很奇怪：“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但内容并不是讲武器发展史，而是说庐山会议斗争的性质、根源和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请注意这一段：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争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　　

那么是谁在中共八大否定阶级斗争并且以后再坚持阶级斗争熄灭论？当然不是彭德怀。彭德怀到死都没有说过否定阶级斗争的话。　　

对于路线斗争，毛泽东分析了产生的根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对人的处理上，要采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是毛泽东在事先明确了党的政策，因此彭德怀等人避免了高饶的命运。　　

毛泽东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这完全是站在全局的高度，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来开展路线斗争，目的就是防止从一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防止从大刮五风跳到否定三面红旗。对彭德怀的处理决议，实际上是堵了想否定三面红旗人的嘴。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些人一再想否定人民公社，搞三自一包，但是又苦于无法张口。　　

那么这对彭德怀是不是太不公正了？其实毛泽东已经吸取了教训，彭的罪名是和高饶一样的，但处理却没有像对高饶那样严厉。这当然是毛泽东力保的结果。毛泽东认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要经得起冤屈。他对吴冷西说过，要坚持真理，就要有五不怕的精神，不怕丢官，不怕离婚，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坚持真理还要冒杀头的风险？没有办法，这是由于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所决定的，毛泽东也不能保证不发生冤案。　　

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彭德怀赶上了这样的考验，而彭德怀也经受住了考验。有些人在这样的考验面前，有的自杀。有的背叛，有的发疯，而彭没有，不愧为为真正的共产党人。　　

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当年说彭反三面红旗的人，似乎自己比谁都拥护三面红旗。可是后来摇身一变，又成了一贯反三面红旗的英雄，而且还要把彭德怀说成也是反三面红旗的人。此辈的丑恶嘴脸已经越来越让人看清楚了。　　

2007-1-17　　附1：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3]，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注释：　　

[1]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一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一九一七年八至九月《国家与革命》、一九○七年二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一九一九年六月《伟大的创举》、一九○七年七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3]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　　

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失败。　　

附2：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争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　　

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　　

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附3

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万言书”（3500字）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

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 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 些是难以避免的。

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 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 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 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 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