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话剧重现上海-《弄真成假》旧戏重排

杨绛话剧重现上海 《弄真成假》旧戏重排

杨绛96岁近影
一部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于上海的风俗喜剧，64年后在上海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上海观众和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弄真成假》是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这部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时便引起巨大轰动。64年后，这部本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作品终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弄真成假》的来龙去脉
《弄真成假》的剧情并不复杂，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青年周大璋，仪表非凡却穷困不堪，与早年守寡的母亲寄住舅父开的杂货铺楼上。他原有个女朋友张燕华，是个自食其力的女职员，也是因为家境清贫，寄住在她伯父、地产商张祥甫家中。周大璋因此结识了地产商的阔小姐张婉如，立刻移情另注，准备把阔小姐当作他的登天梯。两位姑娘同时被他吹得神魂颠倒，把他当作年轻有为的大人物。最终，张燕华费尽心机，用闪电式的巧妙手腕赚得周大璋旅行结婚。周大璋的母亲不见了儿子，却误以为地产商要把宝贝儿子入赘，登门拜访，向亲家要人却出尽了洋相，她儿子天花乱坠的谎话也彻底拆穿……
作为英国牛津大学的文学副博士，杨绛本身并非专业剧作家，她的戏剧创作出于偶然，首演大获成功多少让人有点意外。而实际上，杨绛与现代戏剧的渊源颇深。她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外国语言文学部主任是曾受教于戏剧大家贝克的王文显教授，其所开设的“外国戏剧”、“戏剧概要”等课程，使清华外文系毕业的许多同学如洪深、石华父(陈麟瑞)、李健吾、曹禺、张骏祥等深受影响，开始接触西洋戏剧并最终从事剧本创作和演剧活动。
在英国牛津和巴黎大学进修西洋文学时，杨绛遍读古希腊以来的外文戏剧经典，对悲剧、喜剧以及后来的悲喜剧概念的理解更清晰了。她生性开朗幽默，对喜剧体会尤深。她认为，喜剧不应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讽刺和嘲笑丑恶落后的现象，还应有趣可笑而又意味深长。这便是其创作中国式风俗喜剧的初衷。
《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创作的。1938年秋，杨绛带着一岁的女儿钱媛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并与父亲一起避难到上海的法租界。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钱钟书从昆明西南联大回来后，与杨绛住在淮海路淮海坊杨绛的妹夫家。夫妻二人与戏剧家石华父、李健吾交往甚密，但当时，石、李只知道钱钟书是个学问家、“书虫”，并不知道他有写小说的才能(钱尚未写《围城》)，他们倒是觉得杨绛在创作上很有天赋。有一回，石华父改编的剧作《晚宴》上演，邀请钱钟书、杨绛夫妇吃饭庆祝，同席的还有李健吾。就在饭桌上，李、石两位学长都对杨绛笑说：“何不也来一个剧本？”鼓励杨绛创作话剧剧本。
杨绛当时正在当小学教员，夫妻二人的生活很困难，写剧本可以赚取稿费，摆脱寄居生活，买下自己的房子。于是，她便利用起业余时间，在石华父的指导下写出了话剧处女作——《称心如意》，并交给了李健吾。不久，著名导演黄佐临先生看中了这个剧本，亲自着手排演，李健吾甚至也决定粉墨登场，在戏中担任徐朗斋一角……种种好运让杨绛觉得真是“太称心如意了！”
那时，杨绛一直用季康这个名字。戏正式要上演，要印刷宣传品，李健吾要她为自己起个笔名。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从此，杨绛的大名就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并不怎么使用了。
《称心如意》上演后，引起巨大轰动，杨绛一下子出了名。在李先生的鼓励下，她又写了《弄真成假》。《弄真成假》写成，即由上海同茂剧团搬上舞台。上演后，获得了更大的反响，沦陷区的各大报刊上都有宣传与评论，还有些朋友给她寄来剪报，鼓励她继续创作这类喜剧，剧团的演员也以演出她的喜剧为荣，联名写信给她表示谢意。当时中国的话剧喜剧，几乎都是改编自外国的作品，杨绛“喜剧双璧”的出现，令李健吾先生赞赏有加：“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词，我们不妨过些年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
杨绛几乎成了当时文艺青年竞相崇拜的偶像。据其晚年回忆，当时有人介绍钱钟书时，常常会冠以“这是杨绛的先生”。一天夜晚，钱先生看了杨绛的话剧以后，从戏院出来的路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妻子说，自己决定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而这部小说，正是后来风靡文坛至今不衰的《围城》。杨绛听了以后大为高兴，竭尽全力支持自己的丈夫。她让钱先生减少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钟点，并将本来就很节俭的家庭生活进一步加以省俭，甚至辞退了女仆，自己兼任一切家务，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围城》于1946年完成，但在当时，杨绛的盛名仍在钱先生之上。
钱钟书先生在1959年写给杨绛的十首诗中，有两首还提起这一段时间的往事：“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他责怪自己是个书呆子，不会家务琐事，耽误了杨绛先生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使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另一首诗中，钱先生的内疚之情则更为强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不仅赞扬了杨绛的剧作生动传神，更自悔当年不该像赵明诚嫉妒李清照那样文士争名，要与自己的贤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又接着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上演，剧作家姚克导演，他极力保持了喜剧的纯洁性，对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杨绛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并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未及上演，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遥遥无期。此后杨绛先生没有再创作剧本。
话剧百年，重现舞台
对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96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
“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实际上，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下，当时很多作家都无法直抒胸臆地创作反日抗日表现民族忧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张爱玲外，还有太多作家和学者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杨绛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尽管杨先生在原作中并没有对当时环境的过多描写，但我希望通过剧组的努力，尽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现孤岛时期的众生相。希望《弄真成假》能够成为观众窥视和认识孤岛文化的一扇新窗口。”
杨绛先生特意撰写了《杨绛与杨季康》一文，祝贺《弄真成假》的上演。对于64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台，杨先生感慨良多：“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又将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其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说，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明年《弄真成假》来北京首演，我一定会亲自来剧场观看。”杨绛先生如是说。-
“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说。
1949年后，钱钟书、杨绛全家迁到北京。由于钱、杨夫妇二人生性恬淡超然，常常过着深居简出、埋首书卷的生活，难免被人说成“乖僻孤傲”，“难以亲近”，因此，当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著名导演黄蜀芹想要拍摄电视剧《围城》时，顾虑重重。“我真的很怕，万一拍不好，惹得老先生不满意怎么办？或者钱、杨夫妇不同意我们拍摄这部作品又怎么办？”黄蜀芹至今记得当时接拍这部作品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一次，我在外取景时不小心把腿摔坏了，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疼，而是——《围城》我不用拍了！”只因钱钟书先生的名言“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看是哪个鸡生的”，使得黄蜀芹怎么也不敢上北京见这对闻名世界的学者夫妻。于是，编剧孙雄飞怀揣着柯灵先生的介绍信，只身飞赴北京，向钱、杨二老请教。
“谁知道老先生夫妇见到上海来的客人极为热情！根本与外界传说的冷傲孤僻截然不同！”黄蜀芹笑着说道：“尤其是柯灵伯伯的介绍信，热情洋溢，老交情打动了两位淡泊名利的老人。”当钱、杨夫妇得知黄蜀芹正是当年《称心如意》导演黄佐临的女儿时，一口答应了改编权，钱钟书先生甚至动情地说：“人是要讲交情的。”当年在“孤岛时期”黄佐临对于钱、杨夫妇的帮助，两人始终记得，而这份出乎意料的支持与肯定也使得《围城》主创人员感动不已。
钱、杨二老的格外支持令黄蜀芹唤起了幼年一段往事的记忆：在她小时候，父亲黄佐临经常用自行车带她去长城电影院剧场(在现在的复兴中路，以前的辣菲德路)排演《称心如意》。在上班路上，父女两人时常会看到钱、杨夫妇在复兴路散步。这时，佐临先生总会停下车，同两人说上几句话……正是这样延续两代的深厚感情，支撑着黄蜀芹坐在轮椅上拍完了《围城》全剧。短短的10集电视连续剧，黄蜀芹与陈道明、葛优等演员核对着原著，认认真真拍了整整100天，平均每10天才拍完一集。如此敬业的工作态度与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使得电视剧《围城》真实再现了浓重的历史风貌，也让方鸿渐、李梅亭等鲜活的人物得以在数十年后还原于读者眼前。
片子完成后不久，样带便送到了钱、杨夫妇家中，毫无把握的黄蜀芹不知老先生会怎样评价。没过多久，钱、杨夫妇寄来了充满肯定与赞扬的信件，“片子很好，没有走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代，又回到了上海。”这番赞许终于使黄蜀芹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打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踏进了钱先生、杨先生三里河的家门。”说起对钱钟书夫妇的第一印象，黄蜀芹介绍道，“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他们从不会敷衍，更不客套，不啰嗦，是非常本质化的知识分子。看见他们，我就想到自己的父母，也是那么超脱率真，真像！或许因为他们都曾经留学英国的缘故吧。”让黄蜀芹更为惊讶的，是钱氏夫妇简单得近于简陋的物质生活。“他们住的是国务院专家楼，居住条件是当时的最高标准。房子又高又大，空旷得很。可就在这么好的居住环境中，钱、杨二位连装修都不要，水泥地、白墙，原封不动，连地板都不铺一铺。”在黄蜀芹眼中，钱家连一样具有装饰性质的物件都没有。“国家给他们分配什么他们就用什么，他们觉得一切装饰毫无意义，只要实用就好。就连他们穿的衣服，那么多年了都没有改变过式样。钱先生永远是中装或中山装，杨先生总是蓝布衫、灰大衣。”如此具有个性的文化夫妻，在生活要求上却如此淡泊，黄蜀芹真正理解了两人的境界。
电视剧《围城》的成功带动了一场浩大的“钱钟书热”，使得钱钟书夫妇在沉寂了近40年后重新为世人所知。1998年，钱钟书先生谢世以后，不少媒体和作家开始注意到了杨绛先生60多年前的几部话剧，并纷纷提出要求，希望购买改编电视剧的版权。杨绛先生却坚持：“若要把这个话剧改编成电视剧的话，我还希望上海的黄蜀芹、孙雄飞来做。他们曾经改编拍摄了《围城》，对那个年代生活熟悉。”
面对杨绛先生的支持与信任，黄蜀芹的确曾经有将《弄真成假》搬上荧屏的计划，但由于现实创作环境发生了改变，这个计划始终没有成形。“电视剧的初稿孙雄飞都已经写好了，但现在的创作环境令我们十分犹豫。当年我们可以10天拍一集，现在一般都是3天拍一集，这就离我们的要求会有很大的距离。此外，如今的投资商似乎也不大愿意投资如此文艺的题材，就怕卖不出去……种种因素综合下来，我们还是认为拍不了。”黄蜀芹颇为无奈地说道。
尽管将杨绛作品改编电视剧的梦想并没有实现，但杨绛与黄蜀芹依旧维持着深厚的友谊。黄蜀芹只要有机会出差北京，总不忘通过各种方式问候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杨绛是位豁达坚强的老人，她在晚年承受的痛苦，我们根本不能想象。”黄蜀芹至今对杨绛先生面对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相继去世时所表现的坚强隐忍敬佩不已。“钱老与女儿分别住在不同的医院，杨先生每天上午下午两边跑，还要互相隐瞒彼此的病情，所有的痛苦，都落在她自己身上啊！”两年前，黄蜀芹拜访了94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她惊奇地发现老人尽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思维与身体却依然很好，“和我90年代去看她的时候相比，杨先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优雅淡定，和那位用了很多年的老保姆一起生活在丝毫未变的老宅中，根本看不出时光的流逝。”在黄蜀芹心中，杨绛永远坚守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而其他任何东西对她而言，都已经是身外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