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钢：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中共权力的转移

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文系作者2008年11月28日所做的一次讲演记录整理稿。由李涛记录并整理初稿，作者做了进一步整理。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工作会议。

这里讲四个问题：第一，会议的背景；第二，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第三，若干相关史实；第四，简单的评论。

一、会议的背景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两年前，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大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告别人世，1976年的10月“四人帮”被抓捕。两件大事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此，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所谓转型，既包括国家职能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

国家职能转型，就是从原来以统治职能为主，即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能，转向管理职能为主。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中共高层没有“国家职能转变”的概念，但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陆转入以经济为重心的轨道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这一进程就已经开始。

社会转型，即社会真正转向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两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化。在政治生活中，虽然还没有怀疑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还没有放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维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政治实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关注的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其次，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的某些政策。“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处于调整时期，当时的一些政策促使了经济复苏，教育、科学回复到有序轨道，文艺创作一度活跃。粉碎“四人帮”以后，过去积累的经验重新得到采用。再次，在社会方面，国民生活开始变得平稳。“文革”时期，整个社会被“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国民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国民的恐惧感有所减弱。

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带来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国民心理渐渐放松；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氛围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追求历史正义的空间，人们开始呼吁平反历史遗案。后者导致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针对“文革”以来甚至是“文革”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案件，即通常称之为“冤假错案”的历史问题展开的。许多历史案件不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又由此引发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松绑的作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对“真理标准讨论”，中共高层并没有一个集体的明确表态。在高层内部，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支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反对的代表人物是汪东兴。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在1978年7、8、9月之后变得非常热闹。1978年下半年，针对历史疑案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应该平反。又比如，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此案牵涉面非常广，不仅当事人本身深受迫害，而且株连家属和当事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再比如，提出解决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由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发，又推动了历史疑案的平反。

1977年特别是1978年，中共高层一再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1978年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纲要》，20世纪的最后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头8年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为后15年的发展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使1978年的经济形势“热火朝天”，当时的说法叫“新长征”。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新跃进”，也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洋跃进”。不管这个评论是否恰当，总而言之，1978年的经济形势是鼓舞人的。

但这并不能掩盖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第一，农村政策问题，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农村。虽然农业在10年“文革”中受破坏的程度最少，但是农业的发展也最落后。农村虽然相对稳定，没有大乱，但是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产出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国家投入水平也很低。第二，偏重重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的投入过大，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发展很不平衡。第三，工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非常落后。第四、管理方法落后，长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办法，而不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希望加以改革。改革的动因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对比。高层考虑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改进政策和体制。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境外访问，如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澳门，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5国。访问回来后的信息，给高层强烈的刺激。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1978年6月6日回国的，准备了20多天后，向高层汇报。6月30日，中共高层集体听取了汇报。紧接着，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讨论引进、改革和计划等问题。这次务虚会涉及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直接准备，工作会议设定的议题就是务虚会讨论的问题。

就笔者所见材料，最早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的是华国锋。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华提到10月份准备召开一次各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是1977年3月召开的。后来会议因故推迟到11月份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