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民族号花尾渡甘竹滩沉没记

當年的長堤。 　　1936年元旦剛過，廣州長堤和西濠口一帶，便貼出好幾大幅新船啟航告示，說民生航運公司斥鉅資建造的“民族”渡，定月中啟航，行走江門、三埠一線。又說，這艘木質的拖渡，比它的　姐妹船“民權”、“民生”渡更加龐大、平穩，更加富麗堂皇等。這時，接近農曆年晚，許多來廣州辦“年貨”的四鄉農民，見狀都預購船票，想試一下“新船”如何高級。江門北街城鄉結合部一位　老鄉，置辦“年貨”後，特地多呆九日，想湊這個熱鬧;廣州一位姓羅的大姐，三年前結婚，但還未拜見住在新會老家的翁姑，這次可是個好機會，可以搭新船前往，正合“坐新船，見新翁”之意，便買了許多補品、點心之類，作“見面禮”。　

　　這艘拖渡，由於大肆宣傳，竟然乘客爆滿，總重約五、六百噸，由一艘小火輪拖帶。小火輪的馬力不大，約有七、八十匹，拖渡上下多達五層，設超等艙（象廂房一樣，關門自成一體），頭等　艙，二、三、四等艙。四等艙以下還設公艙，乘客橫七豎八地擠在一起，睡大 ，不設隔檔板。餐　樓在飯市過後，變成了高級俱樂部，設有讀報、聽廣播、打麻將、打撲克、下棋等。這種拖渡，廣州人叫“花尾渡”，據考證，它與明朝鄭和下西洋的座駕樓船相似，但本身沒有動力，被拖動行走時十分平穩，人在花尾渡上竟不知船已蠕蠕移動，每小時只行走七、八公里。這種花尾渡，從19世　紀到20世紀80年代，流行於廣東省東、西、北三江以及餒江、汾江、新豐江、韓江、漠陽江、南渡江、潭江等小河流，共有一百多艘，在當時一度成為珠江三角洲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由於航速　緩慢，20世紀50年代起，逐步淘汰，至20世紀80年代，全部淘汰完畢。　

　　話說“民族渡”在啟航前一天，大航商即該渡的董事長兼大股東朱克勤帶同幾位師爺前來　察看花尾渡的各項準備工作，並召集船長、水手長、管事和小火輪的大偈等召開航前會議，面授　機宜。儘管他已知道船已滿載，仍然強調要來者不拒，順搭沿途貨客，不怕超載。還說頭炮要打　響，爭時間，搶速度，要比別的花尾渡都快，卻沒有提到要安全第一。當水手長提出三等艙以下的勞苦大眾會上來俱樂部干擾闊客們的雅興，難以管理時，朱克勤說，開船後乾脆三等艙以下都關起門來鎖死。隨即吩咐管事弄來幾把“荷包鎖”，交給水手長到時執行。　

　　次日下午，“民族”渡隆重啟航了。長堤碼頭上，一片鑼鼓喧天，鞭炮劈啪響，還有舞獅采青，“八音”齊奏，好不熱鬧。送船的親友，許多都揮舞手帕，預祝親人“平安抵 ”。　

　　誰知天不從人願，傍晚花尾渡行駛到順德甘竹灘時，正值最低潮，上游的江水猛拍著灘礁船　被阻在灘邊，上下游形成了一米多的落差。這時，如果有“安全第一”的思想，應按照慣例，立即停航幾個小時，待滿潮就可平穩安全度過險灘。但是大偈（相當於現在的大管輪）年少氣盛，只顧一個勁往上沖，當上灘時，牽引著花尾渡的9 直徑麻纜已拉得嘣嘣響並斷裂出幾朵“麻花”。終於，在上到大半個灘時“嘣”的一聲悶響，大纜被拉斷了。登時，花尾渡象斷線風箏那　樣，左歪右扭地隨水漂流，向下游十幾米深處滑去。不巧，西北風又起，越吹越勁，江水衝擊著灘　礁，濺起串串水珠，水珠串不久變成水幕，水幕變成了水牆，排山倒海般掀起了“虎頭浪”，拍打到花尾渡的甲板上。水手長見狀不妙，忙叫頭、二等艙的乘客穿上水松木做的救生衣，準備逃生。當他轉身正待下樓梯開啟三、四等艙和公艙的鐵門時，已來不及了，團團轉的花尾渡終於傾測沉沒。　

　　這場大型花尾渡傾覆翻沉慘劇，是20世紀廣州的“鐵達尼”事件。令社會公眾和廣州媒體老記們好生奇怪的是:為什麼死亡達500人之多，占乘客的大半?為什麼頭、二等艙的乘客多半能逃生，而三、四等艙的乘客竟全被淹死?只有公艙的一位姓劉的江門北街老鄉因拉肚子被放出來大解，死裏逃生。這位老實巴交的老鄉回到江門北街城鄉結合部，殺雞還神，鄰里知道原委，引起傳媒的注視，朱克勤急派人暗訪劉，給以“掩口費”。公眾要求朱克勤迅速撈起沉船，讓大家看個究竟。　

　　在沉船起浮前夕，朱克勤知道事態嚴重，如果露了餡，就很難辦。有位師爺說:“潛水這一行，只有百把人，他們都不願做手腳，怕暴露了會吃官司，難以在這一行立足。只有一個新出道的小胖子，不知天高地厚，如出重金，他可能會去幹。”朱克勤便拿出一百元毫券，召見盧胖子，問　他這事情幹不幹。盧見錢眼開，心想只消下潛幾次，不消半個鐘，便可打掉幾把鎖，把艙門打開。　

　　於是，朱克勤雇了一艘快艇，悄悄在薄暮時分，要盧胖子下潛做手腳。那年代，廣州的潛水員全部是光身潛水，沒有氧氣呼吸設備。盧胖子深吸一口氣，摸到三等艙鐵門露出許多人手，已經僵硬了。他又摸到荷包鎖的位置，把伸出的手逐只推回艙裏，然後拿出鐵釺，用錘擊開荷包鎖，把鐵門逐一打開。　

　　次日“民族”渡被打撈起浮，真是千人注目，廣州較著名的傳媒，如《越華報》、《國華報》、《民國日報》、《大華晚報》、《探海燈》雜誌、天下通訊社、廣播電臺等都派出記者前來採訪。航運　界、僑團和附近的鄉民都來看熱鬧，結果大出他們所料:三、四等艙和公艙的鐵門都大打開了，許多遇難者的遺體都擠在艙口，情狀慘不忍睹，這使圍觀的人都目瞪口呆了。朱克勤和他的師爺們瞞天過海後振振有詞地對大家說:原來是乘客擠塞了艙口，只怪他們自己。公眾輿論也不能　憑空指摘船公司了。到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跟著日寇飛機轟炸廣州，轉移了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加上朱克勤也“識做”，疏通了航政、公安、司法部門，此事也逐漸淡化了。　

　　在“民族”渡沉沒慘劇中，也有人發了“海難財”，如潛水員劉黑仔，膽子很壯，專門落水撈屍。“民族”渡沉沒次日，他就在褲頭上綁一個魚簍，潛入難船的頭、二等艙，在男屍身上扒出錢包，女屍身上剝下戒指，脫下項鏈等，每日都裝滿了魚簍。難船起浮後，又專挑穿戴好的有錢人的遺體拖到岸上，讓親人認領，從而賺取紅包，撈得盆滿滿。這年冬天，劉黑仔一連蓋了幾間新房子，成了暴發戶。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人民政府為了公眾的安全，在航道部門組建了炸礁隊。該隊首要的任務就是掃除通往西江的“攔路虎”—— —甘竹灘，從此廣州通往西邊的珠江航道暢通無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