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炎帝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杨东晨  http://www.ydl.org.cn/DisplayYdwh.asp?id=164
［内容提要］中国具有200万年的悠久文化，作为三皇之一的炎帝文化，在这一丰厚文化链条中是重要的一环，他上承燧人、伏羲以“渔猎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下启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所谓炎帝文化，从狭义上说，是指以炎帝为代表的农耕时代之千余年的文化。即炎帝时代所创造的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它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一环。从广义上说，因炎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故又可代表和象征中华文化。因此，研究炎帝文化就是研究中华文化，就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研究炎帝文化和发扬炎帝精神，对我们建立创新型的和谐社会、促进民族复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炎帝　　时代　　文化　　文明　　意义
全国人大周谷城副委员长在1991年5月10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通常讲自己是炎黄子孙，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女儿。炎黄二帝是我们民族的象征。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就是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①炎帝文化研究从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了高潮，并在近10年来进入了高层次研究阶段。受此影响和鼓舞，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只能就狭义的炎帝文化（6000至5000年前的炎帝八世之物质、精神、制度文化的总和）在中华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相关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以向前辈请教并和同仁进行交流。
一、炎帝时代的物质文化
１、黄河和长江流域炎帝文化的研究概况
一般所说的炎帝，从严格意义说应是指其本人和部族；炎帝时代则包括其子孙，时空较长。又因炎帝下传的７代子孙均以其号相称，故炎帝时代文化又简称“炎帝文化”或“狭义炎帝文化”。我们所研究的就是狭义的炎帝文化。炎帝文化的流传和研究已长达6000余年，形成热潮的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9年，尤其是近10余年。从目前各地的研究情况看，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是：肯定了炎帝是人不是神，也不是虚幻的仙人。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传说历史人物、氏族部落首领、农耕时代的代表，被崇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大多数学者赞同炎帝有8世（或17世），相传约1000年（一说500百余年），从氏族发展为部落，再从部落发展为姜姓部落集团，迁布地域广远，江北和江南均有炎帝裔族分布；文献记载炎帝“长于姜水”的地望比较笼统，虽然数省皆找到了本地的“姜水”，但多数学者同意北魏郦道元的“在今陕西宝鸡市岐山县东”之说（依据《水经注》所考）。近20年来，学者们又多循明清《宝鸡县志》之载，赞同徐旭生等史学家所说的“姜水”即宝鸡县南“清姜河”（在今渭滨区神农乡）之观点；炎帝的陵墓目前有湖南、陕西、山西“三陵”。从文化认同和影响及祭祀大典规格说，湖南株洲市的炎帝陵在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地位最高。我们认为黄河流域（江北）公祭炎帝故里、长江流域（江南）公祭炎帝陵，是符合千余年中炎帝族迁徙、发展之历史实际的，也是与炎帝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经济基本定型之历史实际相符合的，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与江南约与之同期的考古文化中，亦可得到佐证。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一些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研究。我们相信在民族利益和建立和谐世界的大局下，是会逐步对存在分歧的问题，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下，形成较为一致之“文化认同”观点的。
２、炎帝时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
传统观点是炎帝发明了原始农业，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资料看，原始农业在我国的出现是在１万年前左右。在河北徐水等前仰韶文化（亦称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文物，证明1万年或9000年前已有粟作农业；江西万年、湖南道县在1万年以前（一说其年代为1.2万年前）已有稻作农业，但我们认为只能说是农业萌芽，这是因为还只是在个别地方出现，不普遍之故。耒耜、斧等生产工具及陶器，在１万年前左右也有零星发现。其时为神话传说的人皇、地皇、天皇的后裔时代。《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卦名，农耕兴利之义）。”《逸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金斧，破木为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蓏之实。”《管子·形势解》云：“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土尧高下，尝百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尸子》云：“神农理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感利，故谓之神雨。”还有许多文献记载，不多举。炎帝是公认的“三皇”之末皇，约处在距今6000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大发展时期，大江南北的先民多已定居农耕，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渔猎、采集降为辅助经济；居住在半地穴长方、椭圆形的木、泥、草结构之屋室内（江南则出现了干栏式居室）；生产工具增多，日用陶器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和提高。
为了及时播种、收获、储藏和利于先民生活，炎帝又继续和部落管理人员（臣）研制历书。《路史·禅通纪·炎帝纪》载（译文）：“乱了季节就不能种植，气候不正常就会产生灾害和疫病。于是神农推算一年节气、每月朔望和日名干支，确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时辰。教民除去百物熏蒸的气味，不要坐在潮湿的地上，以免得病。定元月初一为年月日的第一天，称摄提。以岁星（木星）运行确定纪年法，称太初礼。令巫咸等占卜测吉凶，确定事物的成败。炎帝将伏羲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工。”太初历对炎帝发展农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农耕时代的到来，对中国以农业著称之文化的发展和文明起源有着重要作用和划时代意义。
（1）炎帝时代的农业
炎帝八世（一说17世）相传千余年，世代称“炎帝”，先民的创造发明均记在其名义下，所谓炎帝的“创造发明”，实为姜姓部落集团的集体之创造。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云：“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王充《论衡·感虚》篇云：“神家之揉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足见其农业的兴旺发达。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炎帝时代（约6000-5000年前），在西至今青海、东至山东、北至内蒙古及辽宁、南至长江的“北方”，已形成广袤的“干旱地域粟作农业区”。青海湖以东、渭水流域（今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汾水流域（今晋中、南部）、中原（今河南伊洛河、汉淮河流域及东部平原）、黄河下游（今河北南部及山东）、辽河（今辽宁南部）等地，已形成面积不等的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区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最早而命名的“仰韶文化”，以河南大部分、晋南、陕西关中为中心，涵盖了内蒙古、丹江流域（陕南、豫西南及湖北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及青海、甘肃东部的广大地区。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与仰韶文化相当，波及豫东、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区；“南方水域稻作物农业区”，炎帝时代在今湖南、浙江以北，长江以南，在长江及其支流地区，洞庭湖、鄱阳湖、太湖，以及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江浙等地的平原、盆地，也形成了面积不等的稻作农业区。先民多以“干栏式”房屋居住，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从先民的成分说，既有土著（蛮与古越），又有炎帝、太昊后裔等从江北迁入之族民。就“两河”流域的分布看，姜姓炎帝部族的中心区域仍是在黄河流域，后裔族民已布于江南。石兴邦先生考证：“在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期（距今6000年）即庙底沟文化时期，仰韶文化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大的原始部落王国，由中原向四周发展，南达江峡、江汉地区，西至黄河上游的洮河（属于甘肃）、湟水（属于青海）流域，东北到辽河上游与红山文化（今辽宁、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相接触，东南到淮河下游并与东南的（浙江）马家滨文化族群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大的富有融合性和凝聚力的文化体系，以龙、鱼、花、鸟、蚌、蛇等为图腾的氏族和部落社会，内蒙古的土龙、河南（濮阳）的蚌龙和湖北的石子龙将三龙相连，将这一文化体系的各氏族和部落凝结在一起。这时，成长于海岱（今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南的马家滨文化，西南（湖北与重庆四川）的大溪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等诸文化共同体，都有仰韶文化的因素渗入其间，反过来也给后者比较大的影响。”②我们如此辽阔地区的“仰韶文化的因素渗入”，充分证明了炎帝部落集团族民在大江北、南分布地区的广泛。从而证明了史学和考古学界的研究，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从大江南北的考古发现看，炎帝时代黄河流域主要的农作物是粟、黍，次之是豆类、稻、蔬果等，江南主要是稻，次之为粟、豆类等，家庭饲养业主要有牛、羊、猪、狗、鸡等。生产工具南北类似，分石质、木质、陶质、骨质及蚌质等类，且皆有了粮食加工的器具。从遗址发现的窖穴、灶坑看，粮食已成为主要的生活资源，除供食用外，还有一定的储藏。王桢《农书》卷一云：“神龙尝百草别谷，烝民粒食，后世至今赖之。凡人以食为天者，可不知所本耶。”足见炎帝发明农业（子孙又发扬光大）对国计民生是多么的重要，对以农业著称之中国的发展影响是多么深远！从此奠定了以农业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之基础。
2、炎帝时代的手工业和货物交换
史载炎帝发明陶器，实为“发展”了制陶业，也是仰韶或其约同期文化的最高成就。从选料到烧制都形成了一定的工序，器类增多，炊具有鼎、甑、釜、灶等，灶可以随需要而移动，使用方便；饮食器有碗、钵、盆、盘、杯等；取水用具还有小口尖底瓶等，盛水或食物的有瓮、罐等。尤其是彩陶器，纹饰更为精美。当时从事制陶的人多是妇女，一般还是手制。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人类加工食物一般采用烧或烤的方法。有了陶器后，人类增加了煮食物的方法，并且便利了饮用水的运送和储存，使人类进一步有条件在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和生活，并扩大了从事农业生产地域。所以，陶器的制作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也成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太平御览》引《周书》佚文记载了这件大事，曰“神农耕而陶”。生产、粮食加工、渔猎、制衣等工具制造也进一步发展，器形种类增多。出现了磨制石器，发明了钻孔技术，可以在石制工具上安装木柄或穿绳子。木耒、骨耜、石镰等增多，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此外，妇女从事的纺织、缝纫业等也有所发展。从河南陕县庙底沟与三里桥仰韶文化文化遗址发现纺轮和陶器上有纹痕迹看，炎帝时代先民已会捻线织布；陕西华县泉护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水有经纬线各10根），说明纺织技术有了较大提高。《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云：“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即炎帝时制造弓箭的技术有了提高，族军的作战能力有所增强。北齐刘登《刘子·贵农》载：“《神农之法》云：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织，以为天下先。”又云：“衣食饶足，奸邪不生，安乐无穷，天下和平。”足见物质丰富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对今日仍有启示意义。炎帝“为天下先”的大公无私精神，更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货物交换业。《易·系辞下传》云：“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卦名）嗑（合之义）。”三国人虞翻注：“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饮食之道，故陬诸此也。”《潜夫论·五德志》的记载与《周易》相同。《见俗通·三皇》云：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近之。”可见产品交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方面都充分说明：炎帝是继伏羲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创造发明家，也是一个具有大智慧、勇于创新的古帝。
二、炎帝时代创立的制度文化
１、从炎帝氏族到部落集团
先秦典籍对炎帝有较多的记载，均较为笼统或说法纷纭。西汉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对先秦典籍整理后，依据西汉《世本》、《大戴礼记》定“五帝”。又以《春秋》、《国语》考察《大戴礼记》、《孔子家语》所载的《五帝德》、《帝系姓》，馔写了《五帝五纪》。《世本》云：“炎帝即神农氏。”《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集解》皇甫谧曰：“《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卢’，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可见文献记载的炎帝8世或17世之说可信，炎帝榆罔为“八世”之炎帝，“徙陈”（今河南淮阳）、“徙鲁”（今山东曲阜）者也是多认为是炎帝榆罔。因此，首代炎帝氏族部落的中心地应在渭水中游，被“天下”氏族部落首领尊奉为“盟主”（后世袭号的炎帝亦然），姜姓炎帝部落集团（或称部落王国）的形成，亦即成为大江南北的“天下盟主”者，当是第二或第三代炎帝为部落长的时候。至末世炎帝榆罔时期，姜姓的氏族或部落已广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也有姜姓氏族或部落迁布，土著部族（蛮人与古越人等）也尊奉（世代）炎帝为“盟主”。文献记载这近千年的姜姓部落集团事迹时，是不分代系地统一记在“炎帝”身上。故《管子·轻重戊》记载神农氏时有“九州之民，乃之谷食，天下化之。”西汉《淮南子·主术训》记载神农氏时，“其地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北至幽都（今内蒙古和辽宁以南），东至旸谷（今山东的渤海与黄海），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莫不听从。”东汉纬书《春秋命历序》云：“有神人驾六龙，出地辅，号皇神农，始立地形，甄序四海。远近山川林薮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二万里。”南宋罗泌《路史·禅通纪·炎帝纪》云：“遂甄四海，纪地形，远山川林薮所至而正其制。”注曰：“盖正九州之制。”由这些记载可知，炎帝时代的辖地及其影响之区域是非常辽阔的，古“九州”的观念始于炎帝。至于东西、南北的距离之数字，也是指广远之义，并非是那么具体的里数。
２、炎帝部落集团的管理制度
据林耀华等原始社会史学家的研究，从母系氏族形成至父系社会出现以前，古皇、古帝创立的制度主要有公社、胞族、部落三种形式，而炎帝时代所创立的则是部落及集团的管理制度。
（1）部落议事会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继承了华胥、燧人、有巢、太昊伏羲和女娲、少典和有蟜等文化，并依据新形势又进行革新和创造。母系氏族公社就是基本经济单位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为一个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缘团体。氏族内部的同辈男女必须与另一氏族的同辈男女群婚，人口增加后，便分裂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血缘氏族，遂称为胞族。胞族除有首领外，有了两个氏族公社首领和长老组成的议事会，商议和决定胞族的事项。两个或以上的胞族的同辈男女群婚制，又逐渐组成了部落。部落酋长（由女性或男性德高望重之人担任）之下，设有“议事会” ，由氏族、胞族的首领组成，“负责处理部落中的公共事务，包括氏族之间或胞族之间的关系等事宜。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男女成员，他们有权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③部落议事会还处理对外关系，接待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缔结同盟等。④“部落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2）炎帝的“师团”
炎帝在设部落“议事会”（其子孙为帝后亦然）的同时，还设了询问机构（可称“师团”）。东汉《列仙传》卷上云：“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即水晶、云母一类矿物质），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南宋胡宏《皇王大纪》云：炎帝“师为悉诸，学于老龙吉，得《河图》。”悉诸，《新序》写作“悉老”。《路史·禅通纪·炎帝纪》云：“师于悉诸、九灵、学于老龙吉。”又云：太（泰）乙小子为炎帝治理天下之“师”，由此可知，炎帝（首代）的“师团”（即智囊团或顾问团）有赤松子、悉诸、九灵、太乙小子等组成。
（3）炎帝的管理人员
炎帝部落还设有管理人员，分管各方面事务，后世记载时以“官职”称曰“臣”，《左传·昭公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史记·补三皇本纪》云：“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命官。”南宋郑樵《通志》卷一载：炎帝“以火纪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官为北火，中官为中火”。如炎帝后裔祝庸（融）任火官，主管南方；蚩尤管东方等。分管具体事务的人员主要有：《路史》载：主管制扒搜、石锄（分长、短柄两种）等工具，以及生活用具杵臼（加工粮食或捣药用）、陶灶、陶甑（即锅）、挖井的大臣，名曰赤冀（又名赤制）；主管占卜的大臣曰司恠；主管巫筮的大臣曰巫咸，由巫阳协助；主管制耒、制乐器及乐舞的大臣曰刑天（又写作夭）。《春秋元命苞》载：主管山川地形的大臣为怪义和自阜。这些“大臣”的任免，都由部落议事会议决定（后世的炎帝时亦然）。
三、炎帝时代创造的精神文化
1、炎帝时代先民的社会生活
《庄子·杂篇·盗跖》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处篇·胠箧》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吕氏春秋·天春论·审为》云：“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按炎帝族延续十余年而论，此载的“十七世”之说比较合理。但因在文献中找不到这17世的（最多只能找到13世的名字）人名和事迹，故一般都以“八世”之说叙述这段传说史）由此可知，炎帝时代（严格说应是首代至7世炎帝时期），氏族或部落所有人员一律平等自由，大家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任何人都没有特权，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恩格斯指出：“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⑤这样的社会，是靠什么思想和办法教化先民的呢？十分值得研究。
２、原始以宗教崇拜聚合先民思想和言行
恩格斯指出：“宗教是在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⑥林耀华先生释：“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证明，宗教不是自古就有，而是到了一定的阶段才产生的”。“早期智人时期人类的体制形态比直立人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晚期智人的体质结构基本上和现代人相同，人类的思想能力提高了。这时人类社会组织有了新的发展，氏族公社萌芽而逐渐形成了，与此相应的是宗教的萌芽和产生。”⑦即我国的原始宗教产生于二三十万年前，与母系氏族公社的出现同步，万物有灵的自然和图腾崇拜首先出现，约至１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或稍早（5500年前后日显），又出现祖先崇拜形式。一般说，神话的图腾崇拜多是动物形象，如炎帝以牛和龙为图腾等，其后裔则崇拜祖先。与之相应的是出现巫术、占卜，以通神鬼。先民和首领都相信自然、图腾、祖先三种崇拜形式，并相信由他们产生的各种鬼神，人人信奉、崇敬、祭祀，以祈求鬼神免灾保平安，从而形成部落之民的精神纽带，把大家联结为一体。
３、以原始礼乐巩固部落群体
原始伦理（即人与人的上下关系及言行准则）在母系氏族公社出现后已初步产生，如子女知其母，长、幼辈不性交等。原始伦理关系的形成制度，则是在8000年前的伏羲时代，炎帝沿袭用以教化先民和睦团结。西汉陆贾《新语》云：“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于是百官立，王道乃生。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画八卦的祖先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氏。从炎帝至先民，都要遵守伦理道德，禁止有对部落不利之事发生，子孙也不例外。《鸿庞氏传》云：炎帝后裔姜禄被封“龙君”后，仍然“教民耕种衣食，始有君臣尊卑之序，父子夫妇之伦。”可见原始伦理道德，已是维系部落社会的重要观念和准则。为此，炎帝又制礼作乐，进一步明确公德准则和次序。
炎帝在沿用伏羲之“婚嫁婚娶”之礼乐的同时，又创立了“吉礼”、“葬礼”等礼乐，《补记外传》云：“吉礼者，祭祀郊庙社稷之事是也，起自神农氏始教民种谷，礼始于饮食，吹苇龠，击土鼓，以迎田祖，至敬鬼神，祭皆用乐。”唐代杜佑《通典》云：“神龙播种，始诸饮食，致敬鬼神，礻昔为田祭，可为吉礼”。“ 礻昔之义，自伊耆代之，而有其礼。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是报田之祭也。其神神农，初为田事，故以报之。”乐以两面置皮，陶为圈的“土鼓”演奏。又云：“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通志》卷一之载此相同。可见是炎帝子孙时才形成吉礼的。炎帝创立了丧葬礼乐，氏族和部落有了“公共族墓”。东汉桓谭《新语·琴道篇》云：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物而考理乱也。”《通典·乐》云：“琴，《世本》云神农所造。”北宋刘恕《通鉴外纪》云：炎帝“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南宋胡宏《皇王大纪》之载与此大同小异。可见，“天与地谐和”、“天与人谐和”、“人与自然谐和”的原始观念在炎帝时代已经形成。《路史·禅通纪·炎帝纪》云：炎帝时，每年举行一次隆重的祭“百谷神”典礼，管理人和先民参加，各种乐器齐奏，民众欢歌载舞，热闹非凡。可见炎帝是继伏羲氏后又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与和谐社会的实践者。
4、炎帝时代以仁德团结天下族民
《吕氏春秋·高义》云：“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服），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淮南子·主术训》之载的主要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氏养民出自公心，人民朴实诚厚，不争财不抱怨，和睦相处，依靠天地资财，与天地合一。不施威刑惩罚，以教化为先，刑同虚设，法律杂文闲置，百姓欢悦。“其他南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北至幽都（今内蒙古），东至旸谷（今渤海及黄海），西至三危（今甘肃敦煌），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度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一俗，莫怀奸心。”《齐俗训》：“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越绝书·外传枕中》云：昔者神农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报，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通鉴外纪》卷一载：“以火纪官。其俗朴重端悫（忠厚诚实）。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人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国实民富而教化成”。至炎帝末世孙榆罔时，随着财产占有的多少，出现了贫富不均，部落间争地争财之战也随之发生，昔日的“太平”也一去不返，也正与考古资料反映的仰韶文化末期葬品多少不一、贫富不均等现象相吻合。
综上所述，炎帝是继伏羲氏之后的一个古皇，也是一个具有开拓进取、创造发明的智慧之圣人，更是一个富有包容天下各部族而和谐共存的部落集团首领（末帝前继位的6代炎帝亦然）。炎帝时代的丰富文化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尊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石之一。1991年5月10日，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提到炎黄，除专家学者之外，人们一般不再细究其族属、地域，想到的只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故土”，“炎黄二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谆先生说：“炎黄研究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是紧紧联结在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与探讨，常常无法回避炎帝、黄帝。而炎黄问题的研究，又总是同中国文明的起源分不开。对炎黄的基本史实作出有根据、有说服力的阐述，将大大有助于排除对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种种疑惑。”⑨这些都是从传统观点而论的，而从目前对古史传说人物研究、考古发现而论，我国的文明史（含起源阶段）已不是上下5000年，而是10000年了。我们广大学术研究人员尤其地方人员，在炎帝及其后世的文化研究中，更应当具有这种认识和宽大的胸怀，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支持，共同把炎帝文化研究推向更高的阶段！并发扬炎帝时代的优秀文化，以保证目前科学发展观的顺利贯彻实行，从而促进和保障建立创新型和谐社会和民族复兴大业的早日实现！
注释：
①周谷城：《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讲话》，王任民主编，《炎黄颂》第５页，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北京。
②石兴邦：《论“炎帝文化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四辑，第29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郑州。
③④林耀华：《原始社会史》，第280、281页，中华书局，1984年4月第1版，北京。
⑤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94、394－3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北京。
⑦恩格斯：《路德维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⑧《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炎黄颂》第３页。
⑨鲁淳：《世纪之交的炎黄研究与中华文化》，载《炎黄颂》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