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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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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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字努生，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枫田镇，著名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反右运动开始后被打倒，有中国第二号右派之称。
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 [1]
抗战后转移后方。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
1949年9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去世
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右起：章伯钧、史良、左舜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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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6.8.14～1965.12.07)，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右派之一，剩下四人分别是章伯钧、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六，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9岁时生母病故，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
1913年，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罗隆基以江西总分第一考入清华大学。“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以清华大学辛酉级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家拉斯基的敬幕，又从美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而逮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他宣布脱离国社党，并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单中，后经国民党起义将领杨虎、阎锦文保护下脱险。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香港有人邀请他到香港办报，未去，仍留在北京。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行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早年生活
1898年8月14日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清华时期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7年，二月，罗隆基加入兵操军乐队（今清华大学军乐队）。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留学美国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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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与沈钧儒讨论政题的一组照片（另一人 未能认出 请网友指教）
这组照片的另一人 未能认出 请网友指教
想必也是民盟要人
[本帖最后由 完美大象 于 2010-4-1 01: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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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蔡登山
1931年5月5日，罗隆基（努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完译稿之事后，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附告。”此时的罗隆基，在婚姻上已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了，果不然，在同年5月20**给胡适的信就说：“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彼此同意暂分六个月（最少六个月）。国家的个人自由没有争到，家庭的自由争来六个月，未始非易事！前此情况，译书都不得安宁，十天功夫尽费在吵架上面，真不值得。”同一天他给徐志摩的信也说道：“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
我们知道，罗隆基早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时，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位女华侨留学生，她叫张舜琴，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富商。在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后，他们在英国结了婚。1928年两人双双返国，住在上海霞飞路1014弄15号的花园洋房，与清华大学同学梁实秋比邻。张舜琴在英国学法律专业，回到上海挂牌当律师，但由于她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只能接外国人的个案，业务清淡。因此，她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而此时的罗隆基则身兼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及《新月》杂志主编等职。
曾是罗隆基在光华的学生的历史学者沈云龙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共事过的李璜，在《谈王造时与罗隆基》的回忆文章中说：“那个时候，老罗又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按：应为留英）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而比罗隆基稍晚的清华大学校友潘大逵在《风雨九十年》中回忆：“……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她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
罗隆基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学生、马来西亚的著名学者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指出：“……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太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
1931年间，罗隆基在上海王造时家，结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的女性。她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湖北人，身着一身旗袍，使她彷佛变得更加纤弱。然而她的谈锋、她的风度却一点都不纤弱。她自称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倘要写自传，书名就叫《一个叛徒的自传》。这位女性名叫王右家。据王右家的好友吕孝信的《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及吕孝信的回忆录《耄年忆往》，我们得知吕孝信生于1910年，而王右家大吕孝信一两岁。她们小学都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当时梁实秋的未婚妻程季淑也在那里当小学教员。
小学毕业后王右家进入宣外大街的春明女中，后与吕孝信同入北京女子大学，之后据吕孝信说，她和王右家原本约好同时离家私奔美国读书的，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王右家却独自去了威斯康辛城就读，但去美两年，也未曾拿到什么学位。
王右家在上海认识了罗隆基后，不久两人同返北京，
吕孝信在《忆一对欢喜冤家》一文中说：“……右家那时不过二十出头，美得像一朵花，见到她的男人，无人不为之倾倒，正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时候，她无论想嫁谁，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偏偏遇到努生是个有妻室的人，在今日的社会，尚且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何况四十年前？这种独特异行，不啻给古老的社会投下一颗炸弹，把人们都震得目瞪口呆，我问她：‘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有妻室的人同居，难道只为了表示你有对这社会挑战的勇气吗？’后来我才知道她有这勇气，都是努生给她的鼓励。努生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采、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右家天生本来就有反叛性格，所以就在这种恭维鼓舞之下，不顾后果的和努生同居了。”
吕孝信又说：“她和努生在天津那段生活过得似乎很快乐，努生喜欢外表美丽的女孩子，更欣赏女孩子有美丽的内心，因此鼓励她多读书、练习写作，那时她确实读了很多书。以后她又办《益世报•妇女周刊》，对文化工作非常热心。如果她不认识努生，而嫁给原来的未婚夫，相信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两种方式。她会整天交际，出入戏院舞厅，混混沌沌过一生，正如小曼未嫁徐志摩前的生活方式一样。”“努生除了在天津《益世报》工作，又在南开大学兼课，后来又兼领了北平一家大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好像是《晨报》），他们又在北平大水车胡同另租了一所房子，平津两地轮流的住。大水车胡同的房子是个有钱人家的后花园，房间不是很多，但是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别有一番风味。”
吕孝信曾形容王右家是“外表温静斯文，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带些野性的。……有时我觉得她很像《飘》中的郝思嘉，努生则有些像白璧德，她和努生二人正像郝白一样，算得是一类型的人，所不同的是右家心中并没有一个查希礼，如果努生能像白璧德一样专一的爱着郝思嘉，那他们的结局就不会像《飘》一样的没有结果。”但罗隆基在感情上是“多元论者”，才子多风流。这在张舜琴是无法容忍的，但洒脱的王右家却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尽管有“如花美眷”，罗隆基还是花边不断。
1934-1935年间，罗往来天津、北平间，当时北京大学女学生徐芳，因写新诗小有名气，罗隆基透过好友梁实秋邀得徐芳见面，梁实秋当时是北大外文系主任，徐芳虽是中文系，但修过梁实秋的课，又因写新诗的关系，梁对其特别照顾。罗隆基欣赏她的才华，常借故邀约至中山公园散步谈心，怎奈女学生并无此意，加上徐女的父母得悉罗隆基的花名，不许他们交往，也因此常常由王右家负责邀约。虽然“落花有意”，但“流水无情”，而罗隆基始终不曾放弃，他不断地给徐芳写情书。据徐芳女士告诉笔者，一两年间达三四十封之多。可惜的是经过抗战等迁徙，目前幸存的仅有一封，那是1937年10月15日罗隆基给徐芳的———
舟生：
你给我及右家的信都收到了。由信上看起来，你似乎暂时还不会南来。在我，亦不知怎样说才好。我想你来。但你南来后又怎样？上海你去不了，南京你住不久。毕竟怎么办？不过，你长住天津，亦不是结局，对不对，芳？
我托你的两件事如何？第一，我要请你代我买SAXIN，中国名糖精。第二，我要你代我找社论。芳，你代我办办如何？
梁老师据说已北返。是否回平，抑往天津，我不知道，我至今还没有得到他的信。长沙方面，他不得意。英文系主任已聘叶公超，这或者是他忿忿而去的理由。你在北方遇见过他吗？
舟生，你有信来可寄南京阴阳营四号。这是我的办事地点。假使信寄到此地来，则“仁兄”二字可免去，对不对？我当然明白你的用意，不过，“仁兄”两字，总有点碍眼睛。
老实告诉你，我闲得要死。真是，闲煞人。这当然不是你想像得到的。此间的一切情况，要说亦没办法和你说，这更令人叫苦。中国的前途，个人的前途，无从捉摸，亦无从说起。舟，我真愿有一二个亲近的朋友，买大量酒，喝个大醉，忘我忘人，忘记一切。清醒就是痛苦。到此，方知以往明末宋末许多许多诗酒放荡的文人，不是偶然。他们都是哑巴吃黄连，在尝那般滋味。
舟生，你近来还写诗吗？你近来有什么作品，寄来给我看看好吗？我给你的信有别人看见吗?我真想放开胆来向你写信，又不知你的境遇能否容许。得了吧，芳，少说罢！不过，不说，你亦懂得，对不对，芳。舟生，惦念万分，几时能相见？
十月十五日
南京东瓜市一号王缄
（注：信中的舟生，乃徐芳的笔名。而梁老师指梁实秋。买糖精据徐芳说是因为罗隆基患有糖尿病，必须以没有糖分的SAXIN代替一般的糖）
后来罗隆基和王右家由南京去了武汉，那时国共已经合作，中共许多要人都会集在武汉，罗隆基那时很活跃，国共双方的人，他都拉得上交情，如周恩来、邓颖超全和他们有来往。之后，他们又去了重庆。他们在西南时，罗隆基的前妻张舜琴也在那儿，不久张舜琴和她的一个学生结了婚，所以她才同意和罗隆基离婚。也因此王右家和罗隆基才正式结了婚。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们两人又闹离婚了。据吕孝信说王右家这么告诉的她：“骡子（按：指罗隆基）对感情是‘多元论者’，我早已告诉过你，我一直以为他不过喜欢逢场作戏，只要他如常的爱我，戏罢仍能回到我身边来，我也就不想认真。最后他和一个人家的太太好起来，这人的丈夫是社会知名之士，也是骡子的朋友，太太也算是我的朋友。当他们要好时，我并不是一无所知，不过我未以为意，大约这样过了一年多，不知怎么他们二人因事闹翻了。那位太太自觉有许多情书在他那里太不安全，于是就向我坦白忏悔，希望我将那些信件偷出来还她，当时我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乃一力承担一定要把这些信完璧归赵。我知道骡子存放情书的地方，但我平时为了减少烦恼，从不去检查或碰它，现在为了她的缘故，我开始去翻查，我发现他们短短相识一年多时间，居然写了近百封的信，这使我觉得惊奇，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话好说。为了好奇，我随便在其中抽了一封看看，不看犹可，看了实在不由得我不生气，原来信中竟已谈到婚娶，她计划要离开丈夫，而骡子也计划要和我离婚。我为了保护我自己，就拿出了三封，但仍将其余的信遵守前言还给了那位太太。虽然刚一看信时未免生气，不过事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又抬头了，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回去过。”
有关于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离异，罗隆基的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一文中，这么说：“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但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
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异后，很快认识了茶商唐季珊。唐季珊是情场老手，早年曾从电影导演卜万苍手中抢走红极一时的影后张织云，并曾带着张织云到美国宣传，纽约报纸刊出“中国茶叶皇帝与中国电影皇后同来美洲”的报导，让他的茶叶生意获利颇丰。但张织云被他利用完后，就一脚踢开，又勾搭上一代红星阮玲玉，同时又与歌舞明星梁赛珍姊妹有染，导致阮玲玉心碎自杀。因此当吕孝信得知此消息时，曾问王右家何以有此选择？王右家说：“当我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唐季珊是另外一个圈子内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嫁。只是‘老大嫁作商人妇’，自己也难以解嘲。”1949年后，他们夫妇到了台湾，唐季珊仍经营他的华荣茶叶公司，王右家则应酬于官场达贵之中，张道藩与蒋碧微都是她的好友。1958年4月12日，由王右家编导的古装历史剧《龙女寺》，在三军托儿所公演二十天，颇受好评。但几年后，由于茶叶生意不佳，唐季珊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王右家病卒，连丧葬费都靠生前几位好友资助，这是后话。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女士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1965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她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其中刘王立明乃是王立明之谓，王立明1897年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曾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硕士学位，是早期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王立明与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后嫁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1938年，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及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刘湛恩为日寇所暗杀，王立明痛失亲入，为纪念丈夫刘湛恩，她挥泪以中英文写了《先夫刘湛恩先生之死》，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刘”字，改为“刘王立明”，以示永久的缅怀与纪念。1944年她参加了民盟并选为中央委员，又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宣布民主，反对独裁专制。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被扣上沉重的“右派”帽子。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沉重的一九五七》一书中，提到罗隆基在心脏病发的当天晚上，在家中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赵君迈、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酒足饭饱，他还到离家不远的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午夜11点，才回到自己家中。
章诒和回忆母亲曾对她说史良与罗隆基的事，母亲说：“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史良，江苏常州人，1900年生，1922年从常州女子师范毕业，1924年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初学政治，后改学法律。后又转到上海法科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然而才刚刚踏入社会的她，却意想不到地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两个月。后经法科大学老校长董康和蔡元培出面保释，才被释放。1931年，史良开始她的律师生涯，最初是同老师董康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大约一年后，她开办了属于她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且经营得相当出色。当然使得史良声名大噪的，还是“七君子”事件。
至于罗隆基得识浦熙修，则要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浦熙修，1910年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北京女师大中文系，1932年与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结婚。后来她进入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成了《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抗战期间，《新民报》迁到重庆，她担任了采访部主任。1942年6月7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她就借住到史良家。她在自传中说：“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她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代表写一篇专访。当她采访罗隆基，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人越谈越投机，产生了倾慕之情。她的同事张林岚存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
1947年，浦熙修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一层，这也导致了她和丈夫袁子英的离异。浦熙修在自传中回忆：“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和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我的离婚。1947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姊姊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何以没有结婚？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说得更明白些，她说：“1949年9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学者朱正指出，三姨，也就是浦安修，她的丈夫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罗隆基这样一位连襟，是主要因素。而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解放后，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近在咫尺。他俩三天两头见面，罗还在家中腾出一个房间给浦，两人的感情是十分融洽的，浦熙修是罗隆基“十年来的亲密朋友”。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指“章罗联盟”。罗隆基百口莫辩，陷入了没顶之灾。浦熙修也卷入了漩涡之中。
迫于无奈，浦熙修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然而，即使查遍那些信件，也找不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的浦熙修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
在这之后，有个女性又走入罗隆基的生命中，那就是康有为的外孙女、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章诒和回忆她母亲曾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老罗只熟悉英文，人家仪凤可会六种语言呢！”但后来此事还是没成，据章诒和说，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按：罗仪凤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听说罗仪凤曾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写了出来，却始终未示于人，她把这段感情埋葬了。
两年后的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于家中，终年六十九岁。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幸的是他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反观浦熙修，在“文革”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她变得郁郁寡欢，在郁闷中得了癌症，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1970年4月23日含恨而逝。她病重之时，民盟中央曾派人看望她，她提出希望民盟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此时罗隆基已去世数年，她已经不能向他解释，当时自己是在如何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才交出这些信件的。一代报人浦熙修没有等到平反，临终时的她跟罗隆基一样，没有一个亲人在侧。
（选自《老照片》/冯克力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原帖由 完美大象 于 2010-3-19 21:53 发表
浦熙修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中华民国大陸統治时期著名记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文革期间因折磨致死。
浦熙修生平
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同年年末，他们的女儿袁冬林出世。曾任北京志成中学教师。
1937年春加入《新民报》，1938年1月《新民报》迁重庆后，任采访部主任。大量采写“负面报道”，令当局很不愉快。
1945年10月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并采访。1946年2月“校场口事件”后，她协同《新华日报》同行发表联名公开信，揭露真相。4月在“下关事件”中，浦与民主人士一起遭到特务暴徒围攻，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探访。
1946年初，采访罗隆基，后相爱同居至1956年。
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后被捕入狱。70天后被营救出狱，即赴香港《文汇报》工作。
1949年后任《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
1957年反右运动中揭发罗隆基，但是自己后来也被打为右派。
1970年4月23日经历文革以来长期折磨致死，終年60歲。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在1981年8月补开。
浦熙修-生平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
浦熙修-婚姻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
浦熙修-家庭
父亲：浦友梧
母亲：黄庵岫
姐姐浦洁修、弟弟通修和妹妹浦安修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女儿袁冬林
浦熙修-著作
《新疆纪行》
[本帖最后由 完美大象 于 2010-3-19 22:01 编辑]
左为康同壁女儿罗凤仪
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合影。1949年9月，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前排右起：史良、丘哲、沈钧儒、张澜、刘王立明、费孝通、李相符；二排右起：李文宜、张东荪、章伯钧、罗子为、胡愈之；后排右起：罗隆基、周鲸文、楚图南、周新民、叶笃义、辛志超。
刘王立明
刘王立明(1896—1970)，女，本姓王，因纪念丈夫刘湛恩，复姓刘王，字梦梅，小名杨顺，曾用名扩志洁。安徽省太湖县花园乡杨铭屋人，晚年定居北京市。
简历
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安徽太湖人。
192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州西北大学。回国后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妇女职业学校 ，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远东区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丈夫刘湛恩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曾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
1943年在第三届参政会上因支持董必武斥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被撤消参政员资格。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校场口惨案"后，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揭露反动当局蹂躏人权的行径，营救和援助被捕进步人士。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赴港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协助建立民盟临时总部，并任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到解放区，代表民盟主席张澜出席政协筹备会议。建国后被推选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议上当 选常务委员。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1年予以改正。
经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0岁时，进福音堂小学读书。民国元年(1912)保送九江儒励书院，5年毕业，留校当教员。同年因考试成绩合格，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民国4年(1915)，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任世界妇女节制会驻华代表，同年，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任主席。她努力创办书刊，宣传妇女解放，争取中国富强，出版有《快乐家庭》、《自强之路》、《中国妇女运动》、《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堡梦》、《小珍寻母》等书，其中《生命的波涛》荣获国家一等奖。她还在上海、成都、广元、香港等地创办过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工艺社、赈救工业社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上海发动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病员，还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民国27年(1938)4月7日，丈夫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暗杀，她忍住悲痛，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同年7月6日，她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称她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
1943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代表董必武严词驳斥后，刘王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抗日、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指责何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这次会后，她被排挤出参政会，有人劝她“言语要谨慎些，免遭祸事”，她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
1944年10月，当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妇女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抗日，从事各种爱国民主活动。1946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她受民盟中央的委托，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年7月11日和15日，昆明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她与陶行知在上海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由陶行知主持该会工作。陶去世后她接替陶的工作。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到香港参加筹建民盟临时总部工作，并当选为该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香港期间，参与创办《远东通讯》(英文版)，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曾两次被香港警署传讯。
1949年初回到北京。6月1日，代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被选为代表。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大典。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1954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坚持派她率代表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会上，她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驳斥了埃及代表污蔑中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谰言，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回来，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彭真对她说：“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你如果想出国，可以提供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关进监狱，受折磨三年零八个月，1970年4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74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主同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政协礼堂为她举行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刘澜涛、李维汉、庄希泉、荣毅仁、胡愈之送了花圈。史良、季方、胡子昂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京的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常委都参加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右家
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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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张申府(早期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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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字努生，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枫田镇，著名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反右运动开始后被打倒，有中国第二号右派之称。
1913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 [1]
抗战后转移后方。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
1949年9月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后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
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去世
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右起：章伯钧、史良、左舜生、张澜、沈钧儒、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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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1896.8.14～1965.12.07)，字努生，又名国琅，笔名生辉、野度，江西省安福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终没有得到正式平反的五名右派之一，剩下四人分别是章伯钧、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初六，罗隆基出生于安福县枫田镇。9岁时生母病故，自幼受父亲熏陶，爱好古文及古典诗词。罗隆基从小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
1913年，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全国招生，罗隆基以江西总分第一考入清华大学。“五四运动”时罗隆基以清华大学辛酉级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成为一名勇敢的“五四”战士。1921年，罗隆基考上公费留美学习，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出于对英国著名政家拉斯基的敬幕，又从美赴英求学，成为拉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罗隆基学成回国，即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创办《新月》杂志并担任主编。因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而逮捕。“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积极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同时他宣布脱离国社党，并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在昆明主持创建民盟昆明支部，任主任委员、积极推动昆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民族民主革命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他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得到他们的许多鼓励帮助，在重大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也因此上了国民党保密局行刺名单中，后经国民党起义将领杨虎、阎锦文保护下脱险。1949年9月，他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建国后，罗隆基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宣传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宣布撤消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31日，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消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从此淡出政治舞台。罗隆基被划为右派之后，香港有人邀请他到香港办报，未去，仍留在北京。
1965年12月7日子夜，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历史毕竟是公正的，1986年10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大厅隆重纪念罗隆基先生90周年诞辰。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代主席楚图南讲述了罗隆基的行平事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追述了罗隆基先生的一生，热忱肯定了罗隆基先生的革命贡献，认为他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
罗隆基的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
早年生活
1898年8月14日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这“龙叽”便成了婴儿的乳名。
“龙叽”到了5岁，要拜“至圣先师孔子”启蒙读书。父亲罗念祖要给儿子取个学名，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真是个千古巧合，借个贵气，“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罗念祖是清末秀才，他饱读诗书，潜心教育，在赣中一带颇有名气。他教书很特别，只教“尖子”学生，顽生劣生，庸碌之辈，家长出大价钱他也不收。1903年他在吉安开馆，左选右选，只收到四个学生，进行重点教化，果然后来都成了名人。这四个学生除儿子罗隆基外，一个是吉安人刘峙，后来成了国民党河南省主席，二级上将；一个是吉水人罗家衡，后留学日本，专攻法律，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再一位是邻村的李畴福，后来当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县长，解放后又被选为安福县的副县长，人称“三朝元老”。罗隆基的成材，与其父的严格家教是很有关系的。
清华时期
1913年，罗隆基在江西千余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不仅成绩出类拔萃，思想也相当活跃，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被斥为“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学校是禁止学生看的，罗隆基不但要看，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疯子”的外号由此得出。
1917年，二月，罗隆基加入兵操军乐队（今清华大学军乐队）。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几天来教师和同学们都很忙碌。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罗隆基在“五四”运动中，当先锋，打头阵，到处演讲作报告，鼓动同学们上街游行，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斗争，坚决打倒卖国贼，收回山东主权。罗隆基不仅成了清华学校的运动闯将，还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兼宣传干事长。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留学美国
1921年罗隆基公费留美，先入威斯康辛大学，继而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来，他出于对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敬慕，转而赴英留学，成了拉斯基的得意门生，并在英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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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与沈钧儒讨论政题的一组照片（另一人 未能认出 请网友指教）
这组照片的另一人 未能认出 请网友指教
想必也是民盟要人[本帖最后由 完美大象 于 2010-4-1 01: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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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生命中的几位女性
□蔡登山
1931年5月5日，罗隆基（努生）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完译稿之事后，他说：“家事依然一塌糊涂，十分痛苦。志摩新从上海北上，知之甚详也。不久总须求根本解决，知念，附告。”此时的罗隆基，在婚姻上已出现相当大的裂痕了，果不然，在同年5月20**给胡适的信就说：“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彼此同意暂分六个月（最少六个月）。国家的个人自由没有争到，家庭的自由争来六个月，未始非易事！前此情况，译书都不得安宁，十天功夫尽费在吵架上面，真不值得。”同一天他给徐志摩的信也说道：“舜琴已于昨日离沪返新加坡，暂分六个月。短期的自由，争来亦不容易。将来，让将来照顾将来罢！”
我们知道，罗隆基早年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时，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位女华侨留学生，她叫张舜琴，父亲张永福是新加坡的富商。在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后，他们在英国结了婚。1928年两人双双返国，住在上海霞飞路1014弄15号的花园洋房，与清华大学同学梁实秋比邻。张舜琴在英国学法律专业，回到上海挂牌当律师，但由于她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甚至听不懂，只能接外国人的个案，业务清淡。因此，她在上海光华大学兼课，教英语。而此时的罗隆基则身兼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教授、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南大学政治经济系讲师，及《新月》杂志主编等职。
曾是罗隆基在光华的学生的历史学者沈云龙在《光华大学杂忆》一文中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中国青年党的领袖，早年也曾同罗隆基共事过的李璜，在《谈王造时与罗隆基》的回忆文章中说：“那个时候，老罗又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按：应为留英）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而比罗隆基稍晚的清华大学校友潘大逵在《风雨九十年》中回忆：“……记得在我1930年回国之初，也曾与他的前妻张小姐见过面。他的前妻是华侨，在英国读书，罗与她是在英国结的婚。她给我的印象是外表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
罗隆基在暨南大学任教的学生、马来西亚的著名学者温梓川在《文人的另一面》中指出：“……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太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劢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罗隆基，避之唯恐不及，他对她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
1931年间，罗隆基在上海王造时家，结识一位性格开朗、活泼的女性。她刚从美国留学归来，湖北人，身着一身旗袍，使她彷佛变得更加纤弱。然而她的谈锋、她的风度却一点都不纤弱。她自称是人生的叛徒、家庭的叛徒，倘要写自传，书名就叫《一个叛徒的自传》。这位女性名叫王右家。据王右家的好友吕孝信的《忆一对欢喜冤家———王右家与罗隆基》及吕孝信的回忆录《耄年忆往》，我们得知吕孝信生于1910年，而王右家大吕孝信一两岁。她们小学都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当时梁实秋的未婚妻程季淑也在那里当小学教员。
小学毕业后王右家进入宣外大街的春明女中，后与吕孝信同入北京女子大学，之后据吕孝信说，她和王右家原本约好同时离家私奔美国读书的，但当一切准备就绪时，王右家却独自去了威斯康辛城就读，但去美两年，也未曾拿到什么学位。
王右家在上海认识了罗隆基后，不久两人同返北京，
吕孝信在《忆一对欢喜冤家》一文中说：“……右家那时不过二十出头，美得像一朵花，见到她的男人，无人不为之倾倒，正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的时候，她无论想嫁谁，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可是偏偏遇到努生是个有妻室的人，在今日的社会，尚且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何况四十年前？这种独特异行，不啻给古老的社会投下一颗炸弹，把人们都震得目瞪口呆，我问她：‘你为什么一定要和一个有妻室的人同居，难道只为了表示你有对这社会挑战的勇气吗？’后来我才知道她有这勇气，都是努生给她的鼓励。努生说：‘你这么青春美丽，如能给这古老封建的社会来颗炸弹，使得万万千千的人为你的勇敢喝采、赞美，一定会给这死气沉沉的社会，平添生气……’右家天生本来就有反叛性格，所以就在这种恭维鼓舞之下，不顾后果的和努生同居了。”
吕孝信又说：“她和努生在天津那段生活过得似乎很快乐，努生喜欢外表美丽的女孩子，更欣赏女孩子有美丽的内心，因此鼓励她多读书、练习写作，那时她确实读了很多书。以后她又办《益世报•妇女周刊》，对文化工作非常热心。如果她不认识努生，而嫁给原来的未婚夫，相信她以后的生活将是两种方式。她会整天交际，出入戏院舞厅，混混沌沌过一生，正如小曼未嫁徐志摩前的生活方式一样。”“努生除了在天津《益世报》工作，又在南开大学兼课，后来又兼领了北平一家大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好像是《晨报》），他们又在北平大水车胡同另租了一所房子，平津两地轮流的住。大水车胡同的房子是个有钱人家的后花园，房间不是很多，但是花木扶疏，庭院深深，别有一番风味。”
吕孝信曾形容王右家是“外表温静斯文，但是她的性格却是带些野性的。……有时我觉得她很像《飘》中的郝思嘉，努生则有些像白璧德，她和努生二人正像郝白一样，算得是一类型的人，所不同的是右家心中并没有一个查希礼，如果努生能像白璧德一样专一的爱着郝思嘉，那他们的结局就不会像《飘》一样的没有结果。”但罗隆基在感情上是“多元论者”，才子多风流。这在张舜琴是无法容忍的，但洒脱的王右家却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尽管有“如花美眷”，罗隆基还是花边不断。
1934-1935年间，罗往来天津、北平间，当时北京大学女学生徐芳，因写新诗小有名气，罗隆基透过好友梁实秋邀得徐芳见面，梁实秋当时是北大外文系主任，徐芳虽是中文系，但修过梁实秋的课，又因写新诗的关系，梁对其特别照顾。罗隆基欣赏她的才华，常借故邀约至中山公园散步谈心，怎奈女学生并无此意，加上徐女的父母得悉罗隆基的花名，不许他们交往，也因此常常由王右家负责邀约。虽然“落花有意”，但“流水无情”，而罗隆基始终不曾放弃，他不断地给徐芳写情书。据徐芳女士告诉笔者，一两年间达三四十封之多。可惜的是经过抗战等迁徙，目前幸存的仅有一封，那是1937年10月15日罗隆基给徐芳的———
舟生：
你给我及右家的信都收到了。由信上看起来，你似乎暂时还不会南来。在我，亦不知怎样说才好。我想你来。但你南来后又怎样？上海你去不了，南京你住不久。毕竟怎么办？不过，你长住天津，亦不是结局，对不对，芳？
我托你的两件事如何？第一，我要请你代我买SAXIN，中国名糖精。第二，我要你代我找社论。芳，你代我办办如何？
梁老师据说已北返。是否回平，抑往天津，我不知道，我至今还没有得到他的信。长沙方面，他不得意。英文系主任已聘叶公超，这或者是他忿忿而去的理由。你在北方遇见过他吗？
舟生，你有信来可寄南京阴阳营四号。这是我的办事地点。假使信寄到此地来，则“仁兄”二字可免去，对不对？我当然明白你的用意，不过，“仁兄”两字，总有点碍眼睛。
老实告诉你，我闲得要死。真是，闲煞人。这当然不是你想像得到的。此间的一切情况，要说亦没办法和你说，这更令人叫苦。中国的前途，个人的前途，无从捉摸，亦无从说起。舟，我真愿有一二个亲近的朋友，买大量酒，喝个大醉，忘我忘人，忘记一切。清醒就是痛苦。到此，方知以往明末宋末许多许多诗酒放荡的文人，不是偶然。他们都是哑巴吃黄连，在尝那般滋味。
舟生，你近来还写诗吗？你近来有什么作品，寄来给我看看好吗？我给你的信有别人看见吗?我真想放开胆来向你写信，又不知你的境遇能否容许。得了吧，芳，少说罢！不过，不说，你亦懂得，对不对，芳。舟生，惦念万分，几时能相见？
十月十五日
南京东瓜市一号王缄
（注：信中的舟生，乃徐芳的笔名。而梁老师指梁实秋。买糖精据徐芳说是因为罗隆基患有糖尿病，必须以没有糖分的SAXIN代替一般的糖）
后来罗隆基和王右家由南京去了武汉，那时国共已经合作，中共许多要人都会集在武汉，罗隆基那时很活跃，国共双方的人，他都拉得上交情，如周恩来、邓颖超全和他们有来往。之后，他们又去了重庆。他们在西南时，罗隆基的前妻张舜琴也在那儿，不久张舜琴和她的一个学生结了婚，所以她才同意和罗隆基离婚。也因此王右家和罗隆基才正式结了婚。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们两人又闹离婚了。据吕孝信说王右家这么告诉的她：“骡子（按：指罗隆基）对感情是‘多元论者’，我早已告诉过你，我一直以为他不过喜欢逢场作戏，只要他如常的爱我，戏罢仍能回到我身边来，我也就不想认真。最后他和一个人家的太太好起来，这人的丈夫是社会知名之士，也是骡子的朋友，太太也算是我的朋友。当他们要好时，我并不是一无所知，不过我未以为意，大约这样过了一年多，不知怎么他们二人因事闹翻了。那位太太自觉有许多情书在他那里太不安全，于是就向我坦白忏悔，希望我将那些信件偷出来还她，当时我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乃一力承担一定要把这些信完璧归赵。我知道骡子存放情书的地方，但我平时为了减少烦恼，从不去检查或碰它，现在为了她的缘故，我开始去翻查，我发现他们短短相识一年多时间，居然写了近百封的信，这使我觉得惊奇，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话好说。为了好奇，我随便在其中抽了一封看看，不看犹可，看了实在不由得我不生气，原来信中竟已谈到婚娶，她计划要离开丈夫，而骡子也计划要和我离婚。我为了保护我自己，就拿出了三封，但仍将其余的信遵守前言还给了那位太太。虽然刚一看信时未免生气，不过事后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又抬头了，我一向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主张，既然骡子与她相爱，我就成全他们也无所谓，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离开了骡子的家，永远也没回去过。”
有关于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离异，罗隆基的清华大学同班同学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一文中，这么说：“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但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
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异后，很快认识了茶商唐季珊。唐季珊是情场老手，早年曾从电影导演卜万苍手中抢走红极一时的影后张织云，并曾带着张织云到美国宣传，纽约报纸刊出“中国茶叶皇帝与中国电影皇后同来美洲”的报导，让他的茶叶生意获利颇丰。但张织云被他利用完后，就一脚踢开，又勾搭上一代红星阮玲玉，同时又与歌舞明星梁赛珍姊妹有染，导致阮玲玉心碎自杀。因此当吕孝信得知此消息时，曾问王右家何以有此选择？王右家说：“当我认识他不久的时候，我就认为他最适合做我的丈夫，你知道，我不能在骡子同一圈内去找丈夫，如果不如他，会被他暗笑，比他高明的又都已有家室。唐季珊是另外一个圈子内的人，无可比较，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嫁。只是‘老大嫁作商人妇’，自己也难以解嘲。”1949年后，他们夫妇到了台湾，唐季珊仍经营他的华荣茶叶公司，王右家则应酬于官场达贵之中，张道藩与蒋碧微都是她的好友。1958年4月12日，由王右家编导的古装历史剧《龙女寺》，在三军托儿所公演二十天，颇受好评。但几年后，由于茶叶生意不佳，唐季珊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王右家病卒，连丧葬费都靠生前几位好友资助，这是后话。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女士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中说，1965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她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其中刘王立明乃是王立明之谓，王立明1897年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曾获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硕士学位，是早期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之一。1924年王立明与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后嫁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1938年，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及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刘湛恩为日寇所暗杀，王立明痛失亲入，为纪念丈夫刘湛恩，她挥泪以中英文写了《先夫刘湛恩先生之死》，并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刘”字，改为“刘王立明”，以示永久的缅怀与纪念。1944年她参加了民盟并选为中央委员，又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宣布民主，反对独裁专制。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也被扣上沉重的“右派”帽子。传记作家叶永烈在《沉重的一九五七》一书中，提到罗隆基在心脏病发的当天晚上，在家中设宴，与几位朋友聚餐。来者有他的老朋友赵君迈、刘王立明及其女儿刘炜等。酒足饭饱，他还到离家不远的刘王立明家中聊天，直到午夜11点，才回到自己家中。
章诒和回忆母亲曾对她说史良与罗隆基的事，母亲说：“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史良，江苏常州人，1900年生，1922年从常州女子师范毕业，1924年考入上海政法大学。初学政治，后改学法律。后又转到上海法科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国民党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然而才刚刚踏入社会的她，却意想不到地被关入监狱，而且一关就是两个月。后经法科大学老校长董康和蔡元培出面保释，才被释放。1931年，史良开始她的律师生涯，最初是同老师董康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大约一年后，她开办了属于她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而且经营得相当出色。当然使得史良声名大噪的，还是“七君子”事件。
至于罗隆基得识浦熙修，则要到1946年初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采访。浦熙修，1910年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毕业于北京女师大中文系，1932年与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结婚。后来她进入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成了《新民报》的第一位女记者。抗战期间，《新民报》迁到重庆，她担任了采访部主任。1942年6月7日敌机轰炸重庆，《新民报》的职工宿舍被炸毁，她就借住到史良家。她在自传中说：“我加入民盟是因为当时住在史大姐家，由她一再劝说而加入的。我觉得反正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团体，加入了也无所谓。”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报道。为时二十二天的会议期间，她遍访三十八位政协代表，为每一位代表写一篇专访。当她采访罗隆基，第一次认识了他。不料，两人越谈越投机，产生了倾慕之情。她的同事张林岚存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说：“有一天我在犹庄玩时，她告诉我最近认识了一个人。这人了不起，口才好，外语好，笔头也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听了他几次谈话，觉得他观察敏锐，见解也高，我真是倾倒之至！”
1947年，浦熙修和罗隆基的感情更进一层，这也导致了她和丈夫袁子英的离异。浦熙修在自传中回忆：“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和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呢？我和丈夫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袁子英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我的离婚。1947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姊姊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何以没有结婚？浦熙修的女儿袁冬林说得更明白些，她说：“1949年9月我从上海到北京后，就知道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我认为三姨是党员，必是代表党的意见，当然我也要反对。反对的理由呢？现在回忆起，认为他是‘资产阶级政客’，且亲友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词。”学者朱正指出，三姨，也就是浦安修，她的丈夫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不能接受罗隆基这样一位连襟，是主要因素。而安修爱她的姐姐，希望她不要因为婚姻问题陷入政治困境，当然“反对尤力”了。
解放后，浦熙修出任《文汇报》副总编兼北京办事处主任，住在金鱼胡同。无巧不成书，罗隆基的新居正好近在咫尺。他俩三天两头见面，罗还在家中腾出一个房间给浦，两人的感情是十分融洽的，浦熙修是罗隆基“十年来的亲密朋友”。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反右”运动，直指“章罗联盟”。罗隆基百口莫辩，陷入了没顶之灾。浦熙修也卷入了漩涡之中。
迫于无奈，浦熙修不得不交出罗隆基写给她的所有信件，然而，即使查遍那些信件，也找不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当时的浦熙修附和别人说：“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
在这之后，有个女性又走入罗隆基的生命中，那就是康有为的外孙女、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章诒和回忆她母亲曾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老罗只熟悉英文，人家仪凤可会六种语言呢！”但后来此事还是没成，据章诒和说，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按：罗仪凤是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听说罗仪凤曾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写了出来，却始终未示于人，她把这段感情埋葬了。
两年后的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于家中，终年六十九岁。他孑然一身，离开人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幸的是他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反观浦熙修，在“文革”中受到非人的折磨，她变得郁郁寡欢，在郁闷中得了癌症，在肉体与心灵的双重痛楚中，1970年4月23日含恨而逝。她病重之时，民盟中央曾派人看望她，她提出希望民盟把罗隆基给她的十几封私人信件还给她。此时罗隆基已去世数年，她已经不能向他解释，当时自己是在如何万般无奈的境况下，才交出这些信件的。一代报人浦熙修没有等到平反，临终时的她跟罗隆基一样，没有一个亲人在侧。
（选自《老照片》/冯克力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原帖由 完美大象 于 2010-3-19 21:53 发表
浦熙修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中华民国大陸統治时期著名记者，在反右运动中被打倒，文革期间因折磨致死。
浦熙修生平
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同年年末，他们的女儿袁冬林出世。曾任北京志成中学教师。
1937年春加入《新民报》，1938年1月《新民报》迁重庆后，任采访部主任。大量采写“负面报道”，令当局很不愉快。
1945年10月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并采访。1946年2月“校场口事件”后，她协同《新华日报》同行发表联名公开信，揭露真相。4月在“下关事件”中，浦与民主人士一起遭到特务暴徒围攻，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探访。
1946年初，采访罗隆基，后相爱同居至1956年。
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发表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后被捕入狱。70天后被营救出狱，即赴香港《文汇报》工作。
1949年后任《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事处主任。
1957年反右运动中揭发罗隆基，但是自己后来也被打为右派。
1970年4月23日经历文革以来长期折磨致死，終年60歲。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
浦熙修死于1970年4月，她的追悼会在1981年8月补开。
浦熙修-生平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南门永康桥（今属上海市）的一个小吏家庭。
浦友梧——这个家庭的当家人，在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家庭那么多年后，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可是，当看着自己的儿女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又油然而生。于是，1912年，也就是民国元年，他独自一人来到北平，希望可以凭自己还算壮实的身板为全家操持一份简单的家业。他在当时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会计科员的工作，作为一个读书人，在外边做个小官吏养家，对他而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别无所求了。
黄庵岫是这个家庭当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俭刻苦的家庭妇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为了家庭。她不识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缛节，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务上。拮据的家庭，让她为了积攒几个零用钱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灯下做针线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来，对于一个本来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负担，但是对于一个安于贫困且从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种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经7岁的浦熙修在母亲黄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洁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时的北平，正是各种势力反复争夺的地方。开始的时候，父亲的薪水还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的正常开支。但是到了后来，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安修之后，一个小职员的薪水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就显得不容易了。为了多赚点钱维持生计，父亲一度又舍妻离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开矿。但是一介书生的他毕竟不是生意场上的“状元”，不久就以失败收场，还背上了一身的债务。不得已，他只好把家乡的地产典押出去以填补亏空。
到了北平，对于从小就聪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毕竟，北平有着当时最好的教育条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进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简称女附小）读书。那时学校在西单南的东铁匠胡同，距她家住的西长安街六部口不算很远，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光里，她喜欢左看看，右看看，对所有的事情充满了新鲜感。她喜欢上前去问人家很多奇怪的问题。在同班同学中，她跟苏州来的一个比她大一岁的老乡成了好朋友，这对于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来讲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份友情一直持续到她们的老年。小学毕业后，初中和高中她们又在女子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简称女附中）同学。高中文理分科，她们进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学毕业了。后来几经奔波，她终于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当了一名国文教员，从此结束了她求学的历程，开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个起点。
浦熙修与袁子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不过当时前者还是学生，而后者已是一名中学教员。经过朋友的介绍，她同当中学教员的袁子英谈起恋爱来了。1932年，大学还差一年毕业，他们就结婚了。浦熙修之所以这么早结婚，据她自己和好友后来的回忆，是因为她希望早点有个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既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又可以多一个人来照应本来就不太稳定的家庭。或许也正是这种没有太多感情基础的原因，导致了这段婚姻的失败。
也就是在这前后，袁子英到神州国光社工作了。
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发行历代碑版书画真迹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一类书籍滞销，渐渐无法维持。1930年由陈铭枢出资40万元接办，托他的“莫逆之交”（陈铭枢语）王礼锡主持。王提出：“接办后的‘神州’须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来支援作家。”陈铭枢完全接受了。从此，“神州”面目一新。鲁迅所译雅各武莱夫反映俄国十月革命的小说《十月》就是这时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
王礼锡到“神州”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原来的出版社进行改革，并“招兵买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许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担任一些职务，并做一些具体的工作，尤其是罗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袁子英或许就是因为同王礼锡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进入了神州国光社并就近担任了北平分社的经理。
当时的神州国光社虽然是由陈铭枢个人投资所办，但它始终属于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所以，当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神州国光社立刻受到了打击。11月30日，上海租界里的总发行所被当地的一些暴徒捣毁，外地分社也纷纷被查封，所有存书被没收焚毁。袁子英也因为是出版社的成员而遭到通缉。他匆忙出走，来不及拖家带口，逃亡到济南，当了个代课教员。后来由他父亲介绍，到南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撑这个大家庭。而且，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离开已经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还真的有点舍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让丈夫一个人在南京过着艰难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个依靠丈夫为生的家庭妇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个职业，却又真的是毫无门路。再三思量下，她决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儿子士杰出世了。她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艰难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书持家，另一方面还要照顾那么一大帮孩子，她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坚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时已考上了师范大学，因此不得不与浦熙修分开，留在北平念书。而弟弟通修则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浦友梧身边去了。这样，一起生活了数年的三姐弟终于因生活的缘故分开了。
但是，生性好强又希望学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习惯家庭妇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处托自己认识的人帮忙找工作，却没有结果。一天，她在《新民报》的广告栏中看到某地产公司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她赶紧去应试。更巧的是考题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妇女职业问题，这个问题她已经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觉得自己应该考得不坏，结果却没有被录取。地产公司的老板对她说：“我们这里不用结过婚的女职员，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愿意介绍你到《新民报》去。”就这样，浦熙修进了陈铭德创办和主持的《新民报》。
当时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决定要在中山陵旁边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是记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来。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场”。不料她写的报道却远远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为当期报纸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编辑和读者的一致认可。以至于在多年之后，当时的报纸编辑们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还提到这次报道，说是“文笔流畅洗练，吸引了读者，博得同行的赞许”，可见印象之深了。这一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了《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正像毛遂对平原君说的，“锥处囊中，乃颖脱而出”。浦熙修就这样脱颖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战场。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敌机的大轰炸。战火已经越烧越近，越烧越大。11月27日，《新民报》在南京出完最后一张报纸，就把机器设备和纸张全部运到了重庆。
此时的浦熙修没有随同报社西迁。她有两个孩子拖累着，走不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些许努力为抗日做些具体的事情。她瞒着家人报考了红十字会救护训练班，接受了两个星期的救护训练，但结果还是没有能够上前线。最后，眼看着兵荒马乱，她无所适从，终于决定离开南京。先后在杭州和武汉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于1938年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到了重庆。随后，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庆来了。熙修把孩子交给他们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报》上班去了，并担任了采访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找到了一个秘书的职务。就这样，他们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乱世的隔离之后，终于在重庆营造起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家。
这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很明显，必须联合所有国内的力量，才能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报纸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方面，比如怎样振奋人心、动员人力，去争取胜利。重庆虽在后方，但不论政治经济、学术文化，还是社会生活，无不处处联系着战争。浦熙修这时也参与其中，先后报道了国民外交协会的几次座谈会以及一些抗日戏剧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重庆的政治空气也紧张起来了。邓颖超要浦熙修离开重庆躲避一时，并送了她一笔路费。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工作，离开了再找工作就困难了，同时刚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她也不舍得离开。她没有接受邓颖超的钱，却用这钱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她积极地帮助那些需要离开重庆的同志，帮他们买车票等。在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条件尽力帮忙。正是因为她坚持留在了重庆，使她不仅见证了重庆人民在日本投降后的狂欢，也为她日后采访国共谈判并写出精彩报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真正让浦熙修这位名记的名字在媒介中开始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她在1945年国共谈判及政治协商会议中的出色表现。她对于整个过程的分阶段的采访和报道，真正体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水平。
当时还身处重庆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将在重庆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后，立即意识到，国统区的很多人其实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是很了解，如果能够对他们进行一次集中的报道，对于谈判的进程以及成功率岂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她策划了一个在会议期间采访38位出席代表的专题，并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在每篇不长的访问文章中，都客观地反映了被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前途的主张，并深刻而含蓄地刻画了一些人物形象。后来，这些对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真实素描，不仅成为历史的重要记录，也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成功的个案。
在整个会议进行的20多天时间里，浦熙修一边写人物专访，一边参加会议写新闻，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她回到南京后，又积极参与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工作。轰动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以及“下关事件”的真实报道成为当时这些政治事件的历史文献，深刻地反映出时局的艰难和新闻记者彼时的艰辛。在“下关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参与事件的暴徒的殴打。各界人士听说后，纷纷去探望她，给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被打后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有的觉悟和信念。”
国共谈判失败后，许多与会人士都建议浦熙修离开南京，因为以她在各个派别之间的表现，当局肯定是不会放过她的。但她在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后，觉得留在南京应该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于是，她继续留在了南京，并成了国共新闻问题的专家。然而当局竟然严格控制新闻稿的发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时论文章不能及时发出。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当时的形势，她将自己剖析时政的“南京通讯”寄往上海的一些杂志发表。这些杂志很快因为刊登“南京通讯”而热销国内外，由此也可见当时浦熙修的影响确实不是常人可比。
浦熙修-婚姻
袁子英其实是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满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比如在皖南事变后，他和浦熙修曾经帮助需要疏散的共产党员拿到离开重庆的证件和车票。甚至在解放前夕，他也曾冒险保护了正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下的很多关键人物。但是，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参与政治，愿意过太平的日子，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希望可以换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当他所做的并没有换得他所想要的生活的时候，他开始有些失望了。而浦熙修不同，她是将为民主、为社会服务的志向，贯穿在全部工作和生活中。她更注重精神生活，她热爱、信仰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到了痴迷的程度。她是事业型的女性，这在她进入新闻行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而不是袁子英所希望的贤妻良母，因此，他们因志趣的不同而分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为什么这种志趣的不同会在这个时候才体现出来，那是因为当初结婚时的仓促所造成的。
浦熙修-家庭
父亲：浦友梧
母亲：黄庵岫
姐姐浦洁修、弟弟通修和妹妹浦安修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女儿袁冬林
浦熙修-著作
《新疆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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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康同壁女儿罗凤仪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合影。1949年9月，北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前排右起：史良、丘哲、沈钧儒、张澜、刘王立明、费孝通、李相符；二排右起：李文宜、张东荪、章伯钧、罗子为、胡愈之；后排右起：罗隆基、周鲸文、楚图南、周新民、叶笃义、辛志超。
刘王立明
刘王立明(1896—1970)，女，本姓王，因纪念丈夫刘湛恩，复姓刘王，字梦梅，小名杨顺，曾用名扩志洁。安徽省太湖县花园乡杨铭屋人，晚年定居北京市。
简历
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常委，安徽太湖人。
1920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州西北大学。回国后参加妇女解放运动，创办妇女职业学校 ，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远东区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丈夫刘湛恩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并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发起组织成立中国妇女联谊会。曾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
1943年在第三届参政会上因支持董必武斥责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被撤消参政员资格。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校场口惨案"后，在上海与陶行知等人共同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揭露反动当局蹂躏人权的行径，营救和援助被捕进步人士。
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后，赴港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协助建立民盟临时总部，并任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年到解放区，代表民盟主席张澜出席政协筹备会议。建国后被推选为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议上当 选常务委员。曾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第一、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委员。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1年予以改正。
经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10岁时，进福音堂小学读书。民国元年(1912)保送九江儒励书院，5年毕业，留校当教员。同年因考试成绩合格，获奖学金赴美留学，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生物系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民国4年(1915)，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任世界妇女节制会驻华代表，同年，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任主席。她努力创办书刊，宣传妇女解放，争取中国富强，出版有《快乐家庭》、《自强之路》、《中国妇女运动》、《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堡梦》、《小珍寻母》等书，其中《生命的波涛》荣获国家一等奖。她还在上海、成都、广元、香港等地创办过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工艺社、赈救工业社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上海发动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病员，还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民国27年(1938)4月7日，丈夫刘湛恩被日本特务暗杀，她忍住悲痛，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襄樊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同年7月6日，她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称她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
1943年9月，在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污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中共代表董必武严词驳斥后，刘王立明登台质问何应钦：“为何避而不谈八路军、新四军前线抗日、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指责何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制造摩擦，破坏团结”。这次会后，她被排挤出参政会，有人劝她“言语要谨慎些，免遭祸事”，她回答说：“大不了坐牢杀头就是了。”
1944年10月，当选为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刘清扬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妇女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积极抗日，从事各种爱国民主活动。1946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她受民盟中央的委托，在胜利托儿所宴请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同年7月11日和15日，昆明民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她与陶行知在上海为他们举行追悼会，并倡议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由陶行知主持该会工作。陶去世后她接替陶的工作。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到香港参加筹建民盟临时总部工作，并当选为该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香港期间，参与创办《远东通讯》(英文版)，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曾两次被香港警署传讯。
1949年初回到北京。6月1日，代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加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被选为代表。9月21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大典。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第二、三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1954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坚持派她率代表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会上，她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驳斥了埃及代表污蔑中国生产、输出麻醉毒品的谰言，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会议结束回来，周恩来总理对她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1957年，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彭真对她说：“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你如果想出国，可以提供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参见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关进监狱，受折磨三年零八个月，1970年4月15日含冤去世，终年74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主同盟中央、全国妇联在北京政协礼堂为她举行追悼会。邓颖超、乌兰夫、刘澜涛、李维汉、庄希泉、荣毅仁、胡愈之送了花圈。史良、季方、胡子昂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在京的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全国妇联常委都参加了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追悼会，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致悼词。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右家罗于1928年与在英国相识的法律系学生张舜琴结婚并一同回上海生活，翌年诞下一女（一个月后夭折），而罗也于1931年跟张离婚，跟着的日子曾跟史良、刘王立明、王右家、浦熙修、杨薇、罗仪凤恋爱，但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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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马前卒《
发表于 2010-4-1 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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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是张申府(早期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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