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空难：灾难之旅和生命之歌 三联生活周刊

伊春空难：灾难之旅和生命之歌
◎  李翊  王恺 2010-09-19

8月26日凌晨4点，我们从哈尔滨乘出租车到伊春的时候，周围是凛冽而寒冷的黎明前夕。后来知道，24小时前，现场的清理工作也是在凌晨4点初步结束。空难原因还需要长时间才能解开，因为本次空难乘客身份的特殊性，采访极其困难。我们想尽我们之力，回溯出悲情时刻尽量真实的景象。
阴阳隔绝只是一刹那。要不是有勇敢的乘客打开舱门，必将有更多的生命终结；要不是伊春市长、消防支队长等一线指挥者正好在机场迎送客人，救援将会延缓。在悲情中令人欣慰的是，自救和救援，最终使死亡人数低于生还人数，生命因而延续了下去。
踏上灾难之旅
踏上灾难之旅的那一刻如此平常，许多乘客，还在盘算着今后的生活。
8月23日上午，昆明机场，李磊对朋友班淑珍说：“等办完了我母亲的丧事，我就把父亲和奶奶接到昆明来定居。”这次从广东来昆明，李磊正要将自己的生意搬到昆明，为下一步拓展老挝市场做准备。换登机牌前，班淑珍还叮嘱李磊“往前坐”。“大概坐在第十四五排的位置。”李磊的姐夫王强边回忆边告诉本刊记者，语气肯定。
1974年出生的李磊是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区人，原来在广东茂名市毛纺厂工作，单位解体后，他成为一位手机经销商。8月21日下午，在广东做手机生意的李磊从广东赶到昆明与朋友洽谈业务；22日下午接到来自黑龙家老家父亲的电话，母亲脑出血住院。“当时他就提出要回家，但他父亲劝他不碍事，上一次脑出血就平安度过了。”结果，8月23日上午9时，李磊接到父亲电话，母亲已经去世。
考虑到当天的飞机只能从昆明到哈尔滨，为了赶上25日早上5点半母亲的出殡，李磊订了24日的联程机票，上午10时35分乘坐3U8847航班从昆明起飞经停郑州，18时抵达哈尔滨，中转VD8387航班后20时45分从哈尔滨起飞，预计到达伊春时间为21时40分。如果不出意外，李磊将在24日晚上23时回到家中，再见母亲最后一面。
24日下午，李磊的姨妈带着外孙女儿从青岛飞往哈尔滨。此时，同样要赶回伊春奔丧的王强一家三口从河北承德开车经辽阳、沈阳、长春和吉林，跨越4个省，已经赶到哈尔滨。18点左右，顺道接上姨妈和另一个亲戚的王强给李磊打了好几次电话。“我说，不如坐我的车一起回去，但他归心似箭，说我坐飞机比你们早。”王强说。
20点左右，李磊的小姨发短信问李磊有没有登机，李磊回了条短信：“还没有，在等飞机。20点45分的飞机，我跟小丫联系了，说好小丫开车到机场接机。”小丫是李磊的表姐，她和丈夫王力以及另两个在伊春的亲戚开了两辆车来到伊春机场，打算接上李磊就直奔西林。
那天同样在哈尔滨太平机场等候VD8387航班的还有水产商人姚铁强。临登机前，他给妻子钱丽娜发了最后一条短信，“我换了登机牌，正等候登机呢”。家住哈尔滨的31岁的姚铁强一直是朋友圈里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些年做生意，朋友们都说，老姚起得比清洁工都早，“每天早晨两点就到大库里去打理生意，一直到很晚才能回来，有时甚至一连几天回不了家”。就是靠着这股子坚韧劲儿，买卖越做越大，在哈尔滨水产商圈子里，姚铁强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向本刊记者说起儿子姚铁强的遇难，姚洪久双眼通红，情绪激动：“他就是讲义气，他在伊春的生意伙伴去世了，他想着24日晚上赶到伊春，25日参加完朋友的葬礼就可以尽快赶回哈尔滨。这条航线开通不到半个月，就为了图快，他没坐火车坐了飞机。”
“他走的时候，把保险的票子交给我，当时还开玩笑，说要出什么事，我就能得40万元，我可不要这40万……”姚铁强的妻子钱丽娜断断续续地哭着说，他们刚满5岁的女儿一早还在电话里喊着要找爸爸，她不知道怎么告诉孩子，“她那么小，还不知道爸爸没了是什么意思……”
20点51分，VD8387航班比预定时间晚了6分钟起飞。5名机组成员中，除了机长，副驾驶和空警，剩下的空乘周彬昊和乘务长卢璐结婚刚刚198天。周彬昊的叔叔告诉本刊记者，来自湖南湘潭的周彬昊曾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在北京体育大学接受散打专业培训。2001年，周彬昊考入驻港部队，2004年，退役后的周彬昊没有按照家人设计好的人生路线回到湘潭做一名政府机关的行政工作人员，而是参加了深圳航空公司空警招聘考试，最终被录取。2005年下半年，周彬昊在西安开始了自己的空警生涯，飞西安至郑州航线。哈尔滨至伊春的新航线开通后，他和妻子卢璐搭档，成为机上的空乘人员。因为忙碌，按照许多人描述的那样，他和妻子的新房，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21点左右，小丫和丈夫王力提前赶到了伊春机场。“当时雾不大，接机的人很多。伊春市政府去了两拨人，共七八辆车。一拨是接发改委系统的人，一拨是接人保部的。”王强告诉本刊记者。
“22点左右，能看到飞机了，这时候雾很大——伊春昼夜温差大，机场这里靠近森林，雾尤其大。飞机没有降落，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才降落。下来后，就听到轰隆一声，看到飞机起来了，然后又扎了下去。过了七八分钟，听到很闷很响的爆炸声，能看到火光。观望楼上有人喊，出事了，飞机失事了。大家都很慌乱，大呼小叫的，有的报警，机场消防官兵开始出动。”王力说他个子大，挤上了开进现场的一辆救援消防车。“先看到两个幸存者，穿着白布衫，血淋淋地从机场通道走出来。然后看到陆续有伤员被抬出来，有个空姐好像还活着，衣服全烧没了。”
坠机的地方是个长满蒿草的土坡，东北人称“草甸子”。王力告诉本刊记者，他赶到时，这里已是火光冲天，他一边喊着李磊的小名“大辉”，一边绕着断成两截正在燃烧的飞机寻找亲人。“雾很大，地面也是水，找了两圈，裤子都湿到大腿根了。”小丫和另外两个亲戚则守在出口，查看被抢救出来的伤员，所有人都查看了一遍，没找到李磊。王力在现场一直待到凌晨4点，“大火已经灭了，现场都清理完了，没有李磊”。
似乎有所感觉，一直没等到在机场接丈夫的朋友电话的钱丽娜说她当时心神不宁。“过了预计降落时间也没消息。打伊春机场咨询电话没人接，我的心很慌，就感觉出事了。我给弟弟打电话，弟弟还安慰我说不可能。再给接机的朋友打电话，他说飞机降落时出了点问题。”钱丽娜说她就和家人连夜开车从哈尔滨赶往伊春。“我特意借了我姐的车开过去的，她的车是红色的，我就想图个吉利。”说到这里，刚恢复平静的钱丽娜眼圈又红了，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钱丽娜说，再过不到一个月就是她和姚铁强结婚7周年纪念日了。7年的婚姻生活，夫妻俩只红过一次脸。几天前姚铁强曾答应她，这些日子就带家人去武汉玩一次。过些年钱挣够了，就不干了，太累了。他的QQ签名定格在“我的家很幸福，多多赚钱让老婆孩子过得好一点”。刚刚过去的七夕节，姚铁强给妻子买的玫瑰花还放在花瓶里，花已经凋谢了，钱丽娜一直没舍得拿下来。
8月25日凌晨4点，已经赶到西林办后事的王强心里明白，李磊生还的希望已经没有。“我们紧急办完老人的后事，就开车往伊春赶，上午10点到的。18点钟的时候，网上已经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基本确定了。”同样在遇难者名单中的，还有姚铁强、周彬昊等共42人。
自救的人们
8月26日凌晨4点，我们到达伊春，一早赶去机场，陆续有去现场凭吊的家属。最先碰见的，是南京检察院系统的一位干部，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女儿穿黑衣，一直戴着耳机，显然，她是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记悲伤。他们是南京市发改委干部赵岚的家属。赵岚的丈夫看起来还平静，可是到了机场边缘，远远地看着跑道尽头的失事地点，他的眼圈立刻就红了。“上飞机前我们还通了电话，我当时在外地开会，晚上看消息，一开始中央电视台播错了，说是伊春飞哈尔滨的，我还在心里叫谢天谢地。”
那么多人逃出来了，他有点不愿意相信，41岁的妻子，就这样轻易丧失了生命。自救，确实是出事当晚的第一个主题。
8月26日13点，在伊春第一医院的走廊里，我们见到了焦虑着四处打电话的王女士，她的女儿和亲戚朋友6个人，从哈尔滨来伊春度假，全部在飞机上。“女儿还好，当时后舱有人撞开了门，陆续有人逃了出来，她也跌跌撞撞出来了，一个人在泥地里爬着，身上被树枝划开不少口子。我还以为仅仅是皮外伤，现在才知道，在飞机里，呼吸道已经灼伤，治疗很困难，伊春当地医院医疗药品又不全，我现在惦记着转院的事。”
她不愿意告诉我们女儿的姓名，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有人用力撞开了后门，让更多人有了生存的机会。
这个人就是张新海。在降落到草甸子的那一瞬间，飞机剧烈地跳了两跳，又陆续颠簸了多下，一边颠簸一边向前猛冲，宣告结束的，是巨大的一声响。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机舱破裂的声音。54岁的张新海，当年当过雷达兵，身手比起一般人要敏捷很多。巨响是接触地面某处的标志，飞机后舱开始冒烟，中部还蹦出一个火球。这时候，张新海已经打开安全带，准确地跑到后舱紧急救生门那里。此时有一家三口正在使劲拧门，可是飞机已经撞击地面数次，门可能已经变形，他也上去拧把手，无效。
高温的毒烟袭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句：“蹲下！”“是个女声，声音很尖。是她这声喊，救了不少人的命。”张新海告诉本刊记者，在那一瞬间他有点绝望，可他马上鼓励自己，能打开。他在毒烟中站起身，用力撞门，奇迹终于出现，门往上移开了缝隙，随后，加上一脚，门终于开了。但他并没有跳下去，扶住门，让别人先走。
若干人跳了下去，第一个跳下去的是个中年男子，没想到被后面的人压伤了，后面的人背起他接着往前跑。张新海说他是第四个跳下去的，跑出100多米，身后的飞机又是一声闷响，油箱着火，飞机爆炸了，周围都是泥泞的湿地。此情此景，众人有瞬间的停顿，有人带着哭声问起了张新海的名字，然后大喊，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飞机撞击地面的时候，前舱第一排有了裂缝，有不少人是从这个缝隙中出来的。而飞机断裂的时候，还有几名乘客，是从缝隙中，连同椅子一起被甩出来的，这几个飞机中的裂缝，成了拯救生命的通道。自救非常成功，这是众多来现场的专家给出的第一评价。
不过，采访了救援人员后我们才明白，虽然逃出飞机，可是不少人已经身负重伤，前面还有地形复杂的草甸子，他们的离自己的生机还有一段距离。
艰难的救援
越往机场走，雾气越浓重，25岁的王越是那天晚上搜救现场唯一的一名女性。她告诉本刊记者，那天晚上的雾浓厚潮湿得能打湿衣物，所用的照明电筒，最远也就照出前面5米的距离，周围都是冷而黑的夜，吞噬了一切。“最要紧的，是救援的道路都看不清了，我就感觉周围都是扎人的树。”第二天早上看见，那些树全是一人高的针叶植物，而下面，是潮湿泥泞的沼泽地，小腿都能没进去，且高低起伏不定。机场跑道外，紧挨着的就是这片无人的坡地，飞机恰恰就落在这里。
她是伊春消防支队的专业摄影师，负责摄录所有火灾现场的一手资料，那晚上她上去之前，支队长犹豫了一下，问她行不行。“那味，很浓。”我们见到王越的时候已经是8月26日，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天，可是看起来很结实的她显然还没恢复过来，一直到现在，她一吃饭，还是会呕吐。“现场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开始一闻还没什么，可是越来越恶心。”她说。
按照规律，整个伊春消防支队21点钟就熄灯就寝了，可是，因为支队队长李传军和政委王喜忠当晚正好在机场给上海消防总队的火灾专家谢福根送行，所以反应神速。
谢福根是来调查8天前伊春的烟花厂爆炸事件的，所以，王越说，消防支队有几个大队是没有接到报警信息就出警的。“与上次烟花厂爆炸一样，我们在办公室听到声音就出去了。”参加了两次救援的人们，总喜欢把这两次间隔时间不长的灾难相提并论，“那次危险系数大，但现场不残酷，可这次，现场实在太残酷了”。
王越和众多的消防队员一样，开始并没有走到飞机跟前，而是先在方圆100米的近距离内搜索幸存者。她告诉我们，“先救人，后救火，是消防队员的原则”。不远处，是飞机燃油燃烧而成的炽热火苗，另一部分消防队员们正往里运送泡沫材料，因为那是水无法浇灭的燃油型火灾。
“草丛里没有道路，我还好，走在后面，前面队员帮我趟出路来。”王越说，不过即使这样，她穿的军用鞋也不起作用，很快湿透了。
“耳边上有人喊，有人吗？有没有人？我们来救你们啦！”现场很嘈杂，可是这种声音，王越说，还是让她有想哭出来的感觉，“没什么回答，只从草丛里面听到一些微弱的呻吟声”。
伊春区消防大队队长杨旭辉对本刊记者回忆：“那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也许是事发突然。”他说，当时他的耳边回响的也只是同伴们呼喊“有人没有”的回声，并没有相应的回答。
事后才知道，当时从机舱里逃出来的若干人还惊魂未定，加上不少人身负重伤，在那又冷又险恶的环境里，在短暂时间内，对救援者的到来，不少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使得多数伤者，在草丛中没有应答，只是绝望地呻吟着。
王越说：“很快我就拍到我们队员救了第一个人出来，还好，看上去伤势不重。不过第二个让我一看就很难受，是个中年人，大个子，脸上漆黑一片，是烟熏的。我看见队员冲上去，一抓住他的手，他就惨叫一声，这才注意到，他身上有几块皮肤已经掉了，尤其是膝盖下面，皮肤脱落得更惨。我们的队员看着不能用手抬，几个人找了找他身上最好的着力点，扶着肩膀才帮他弄到百米外的担架上。”因为道路不通，担架都放在草丛外。
王越说她一边拍摄，一边就想哭。同伴们老远就冲着那些或蹲或躺在草丛中的伤者喊，“你们安全了”。听到这话，她的眼泪瞬间掉下来了。
她看到的第三个人是被同伴救出来的五六十岁的老者，蹲坐在那里，哼着，走近一看，衣服着火烧没了，身上全是烧伤。几名队员上去扶他，老人说，别碰我，原来疼痛使他大小便失禁了，老人不愿意这种状况出现在人前。越往草丛深处走，看见的各种伤者越多，尤其是靠近机舱那里。王越说她不能再看，可是消防所需的一手资料又使她不能停止。“我戴着消防的头盔，前面有帽檐的，我索性拉上来，让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还能取景，这样我自己也好受一点。”
王越的记录，使我们清晰地看见，要不是救援及时赶到，那晚的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增加。
即使是杨旭辉这样身经百战的消防队员，也觉得当晚场面之悲惨，超出了自己经历的任何一次火灾。他告诉我们：“我们消防队赶到的时候，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只开进两个消防车去。我带着队员们往里跑，深一脚浅一脚全是泥水，迎面看见一个很壮实的男同志，200多斤，40多岁，身上只剩裤衩了。我上去就背他，没想到，他实在太重，我这么壮实的人，一背都没能挺起身来，赶紧叫我身边的参谋长，和我一起，俩人抓住对方的肩窝，往外面担架方向走。那男同志显然是腿受重伤，自己完全不能迈步，我和参谋长两人架着他，幸亏我们经常训练，腿伤、腰伤都有一定的抬法。”
杨旭辉说，这整个过程足有十几分钟，只有两句话：“身上哪受伤了？”“这么架着你走疼不疼？”我们问他：“没有问问对方是谁？”他回答：“我们救人的，从来不问这种话。”
从担架往山下的救护车，又需要十五六分钟的往返。“我当时就恨这时间长，我们做消防的，最清楚烧伤者生命的脆弱，每一分钟都是一点机会。”
武警伊春边防支队的政委高志对我们总结：“要不是那天晚上飞机失事现场离开跑道这么近，加上市长等人都是在第一时间内发布救援命令，那死亡人数还真有可能增加。”
边防支队是当晚第二支赶到的部队。那晚去的60多人中，有30多名干部。“我们部队在下面县城里，驻伊春的基本上是机关干部。那天晚上我接到电话后赶紧下通知，没想到，住在市里各地的干部们10分钟就集合到单位来了，我们不知道情况，把炊事班的后勤人员也算上了，匆匆往那里赶。”因为飞机断裂甩出来不少人，所以当时高志的边防支队的队员们接到的任务是，在方圆500米草丛里摸索，不漏掉可能被甩出来的人。“我们想，这得地毯式搜寻，结果就两人并肩往前走，可是怕伤者躺在地上探不到，所以我们就用手趴在泥地里往前摸。”
当时飞机上的总人数尚未弄清，最早航空公司报的数目是不包含机组成员的，遇难者的遗体又无法完全弄清数目，结果搜救也就一直停不下来，这种外围搜救更艰苦，是片更开阔的沼泽地，边防支队和随即赶到的伊春武警支队的几百人，一直在泥泞里搜索到了凌晨4点多钟，武警支队的一名救援队员，头上被蚊虫咬了60多个包。
54名伤者，全部被找到，送往了伊春各医院。此外，现场所有的飞机残片，全部被找到。
现场的磨难
袁海涛是伊春消防友好大队的大队长，当晚他是接到了报警赶去的。他说：“有个海南手机，打过来说是飞机失事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假警，想想一周前我们刚刚爆炸了一个烟花厂，怎么可能又有大灾呢?”事实证明他错了，22点多，他们的3辆消防车迅速赶到现场，同样进不去。他告诉我们，“我救了这么多年火，知道飞机燃油的比重更高，只能用泡沫去灭，结果迅速带着队员往里面运泡沫”。
火势极猛，两三米高的火焰，在紧急调来的照明车的照射下极其凶恶。“主要是害怕会不会二次爆炸，事后才知道，幸亏及时灭了火，油箱里面还有4吨左右的燃油呢！”50斤一桶的泡沫灭火材料，最后扛进去4吨左右，“连司机都上了，我们那司机块头大，一手一个，100斤拎着往里跑”。
王越告诉我们，她在往草丛里面跑的时候，看见一个领导正给消防队员们一个个戴口罩，这个领导就是袁海涛。他向我们解释：“不是为了防现场的尸臭，而是防止飞机材料燃烧后的毒气，当时我一闻，就知道空气中含有大量毒气，救火队员们肯定要防备。我们那队有不少刚当消防队员的四川兵，很多人不习惯戴口罩，帮他们戴，是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23点30分，飞机的明火全部被扑灭，整个飞机被烧得只剩下尾翼和机头的两小块残留部分。接下来，是更痛苦的清理遗体工作。杨旭辉对我们回忆：“机舱狭窄，不能有那么多人，考虑到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年轻新兵，先把他们撤离了下来。不过那个场面实在不好忍受，不少老队员，眼神里也全是迟疑的光。”
特勤支队攻坚班的班长陈达参加这次清理，当消防队员4年了，他说自己的神经比一般人坚韧许多。他告诉我们：“这个任务特殊，一是地方窄，不能穿防护服装。二是味道太难闻了，没跑出机舱的42人全部遇难，而且，遗体已经是全部烧焦状态，连内部的腥臭味都出来了。”
他说，他和队员们分成几个小组，遇见有遇难者遗体的，就小心停下来，什么工具都不用，小心翼翼把周围的机舱碎片拂去。“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觉得，生与死，真是就那么一瞬间的事情。”“后来领导告诉后上来的队员，先在机尾那里习惯一下再上去，因为那里味道最浓。还真有用。”
只有几个遇难者是在座位上保持着坐姿，更多遇难者是几个人堆积在一起。“想来是最后时刻寻求互相保护。后舱有8个，前舱有5个这样的。”陈达再次说，“生命，太脆弱了。”他说，清理到机头，发现了驾驶舱内的两名飞行员，机长应该是被甩出机舱的，按照逻辑推断，这两人一个是副驾驶，一个应该就是被反复提及的空乘周彬昊，一共5名机组成员，最后一刻，他并没有和他的妻子在一起。
所有队员不用叮嘱，都尽量把每具遗体搜集完全。“太惨，有的人肢体都已经分离了。”队员们一一捧住，往尸体袋里放。“下半夜特别冷，好多人是先参加搜救再来清理遗体的，浑身都湿了。”陈达告诉我们，这是他生命中无法忘记的夜晚。凌晨4点，遗体的清理工作才基本结束。
袁海涛说：“平时救完火，都有胜利的感觉，可是这次，毫无这种感觉，大家默默归队，回去睡觉。”
一直在现场的高志看见那些被清理出来的遗体，特别难过。“里面有我的朋友、伊春国税局的局长姚克，我们两家是共建单位，平时来往比较多，所以听到市长念遇难者名单的时候，我就冲上去问他，是不是错了。”
前些时候的烟花厂爆炸中，在这个厂附近的国税局刚装修完的办公大楼受重创，玻璃碎了不少。姚克当时也被炸翻了个跟斗，他这次坐飞机，就是去省里汇报办公大楼受损情况的。没想到，一周后，厄运还是跟上了他。高志不愿意相信，这个1.8米的大高个，居然瞬间就死亡了，而且死后完全不能辨认出来。
武警支队负责最后把遗体搬运进车辆的工作。那是天蒙蒙亮的时候，警勤中队指导员徐华兵告诉我们，他们的队伍手拉手，在几百米的草丛里做地毯式搜检，只清理出一些飞机残片，然后突然接到了搬运尸体袋的任务。“我都不太忍心，我们好多小战士只有十八九岁，在家里也是娇生惯养的，所以我先对他们进行了心理疏导，叫他们不要害怕。一共要搬两三百米的距离，我叫他们看脚下，不要多想。战士们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残酷景象。”
现场和现场外的困惑
一直在现场的高志既见到了很多生还者，又参加了清理现场的工作，现场失事飞机的那几分钟的状况，会聚到他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字：“惨”。
按照生还者的描述，飞机落地后弹起来几下。这点根据失事现场的地面状况可以确定，失事现场在正对跑道1公里的无人区，虽然离跑道很近，可是极其坑洼不平，高志说，自己走在里面，和走在高低起伏的山丘上一样，这样的地面，降落必然遭受很大的撞击。
这种撞击形成的巨大力量，就是机舱里的人感觉到的几下猛烈的跳跃，接下来，果然是飞机的裂缝和着火，裂缝给了求生者以机会，可是火焰和黑烟，正是机舱里来不及逃生的人们的死亡之因。专业的消防队员们对我们分析，那种烟雾的温度有可能超过800摄氏度，少量呼吸就意味着死亡，机舱里未来得及逃亡的42个人，按照猜测，不少先是被烟雾窒息而死，然后被烧焦的，就算是逃出来的人群，除了最先逃跑出来的几个人，后面的几乎全部被烟雾灼伤了呼吸道，这种内伤，比起外伤来，更难治疗。
不过，为什么飞机会断裂，以及哪些部位发生断裂，发生断裂的先后时间，还是需要更专业的分析。现场发现，使飞机遇难显出更多的难解之谜。边防支队的官兵们第二日还在搜索飞机残片和旅客失物，结果还是有许多发现：首先是在离飞机几百米的小路旁找到了机长齐全军的钱包，里面有3000多元的现金和他的身份证。这个40岁的机长此时正躺在医院一言不发，可是，他的钱包是怎么飞出来的？这还是个疑问。他们还在离开飞机很远的草丛里翻检到了《中国经济导报》山西记者站记者王克强的笔记本、驾驶证和记者证，这些物品又是经历了怎样的空中轨迹飞到此处的，也是疑问。
为什么就在离开跑道只有1公里的位置落下？航空公司业内人士对本刊分析：由于夜间能见度较低，飞机状态控制和寻找跑道都比较困难，在强行着陆时由于飞行员无法看到地面和跑道，可能导致飞机在跑道前方约1公里多处接地。
此时，由于飞机的速度可能大于正常着陆速度，飞机的姿态也不可能如正常着陆那样带有一定的仰角(6～12度)。飞机是半硬壳式机身，蒙皮和隔框要分别能承受一定的力量。在这样的姿态和速度下飞机触地，冲击力量超过其能承受的极限，必然会引起撞击破损甚至断裂，并在惯性作用下继续高速向前冲刺。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系好安全带和座椅脱落的旅客可能会被从飞机破损口甩出机舱。燃油泄漏很快引起飞机着火，火势扩大甚至引起局部爆炸。旅客在飞机停稳后选择逃逸，飞机机体破损处成了逃生的通道。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伊春机场地处林区，事发时能见度不及300米，这对夜间飞行的着陆有较大影响。低气象条件下着陆的最大困难是对飞机状态的控制，尤其是着陆阶段飞行员要精确控制高度、速度和下滑轨迹，并根据情况不断调整飞机参数。在如此高的技术要求下，飞行员很容易紧张、控制失当，人的技术能力有时是无法挽救一切的，飞机能在如此低的能见度下沿下降线飞到距离机场1公里多一点的地方，并且较为平稳地迫降在场外，实际上为多数旅客的逃生创造了机会。
从“8·24”空难事后受伤旅客的回忆看，此次着陆过程中的撞击强度属于中度，旅客虽然感受到着陆阶段的强烈冲击，但飞机停稳后多数旅客在惊魂未定之际依然能前后移动，可见着陆过程中尽管机体在强烈的冲击下发生了断裂，但并未对多数旅客造成严重的损伤。
机场是另一个问题。
世界民用航空组织对于低气象条件下的机场开放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机场是否开放由机场方面根据相关规定决定。从着陆的能见度情况看，事发时，能见度不足300米，在这种能见度下，飞行员很难看清跑道，伊春机场并未达到机场最低安全开放标准。
一位不愿具名的机长对本刊表示：“严谨地说，我没有飞过伊春机场，也不了解当时的天气状况。但一般说，如果遇到天气状况一下子恶化，达不到降落条件，就必须牢记‘八该一反对’：该复飞的复飞、该穿云的穿云、该返航的返航、该备降的备降、该绕飞的绕飞、该等待的等待、该提醒的提醒、该动手的动手，反对盲目蛮干。如果伊春机场当时没有着陆条件，可以备降到佳木斯机场或者返航哈尔滨机场。”
即使使用了盲降系统，也有着陆标准。比方说一类盲降，在云底高60米、能见度550米时不能降落。二类盲降，云底高30米，能见度350米时不能降落。机场的特点不同，起飞、降落时的要求也不一样。但作为机长来说，标准只有一个：“八该一反对。”
中国式善后
8月28日，伊春下起了大雨。陆续赶到的家属们经过了一两天的等待，纷纷去殡仪馆和自己的亲人见上最后一面。这种痛苦场面，我们想还是尽量回避。不过，避也是无从避起，这两天，这个城市的各个宾馆，各个街道，都充斥着空难的信息，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的，只能是扑面而来的悲哀。
我们站在光明宾馆门口，按照前两天的采访，我们已经知道，这里是那些没有单位的家属集中居住的地方，许多死者家属，如李磊、姚铁强的家属都在这里。
客车一辆接一辆地来到，家属们按照先后顺序，依次前往殡仪馆。有的死者来的家属多，那就一个死者的家属一辆车；有的死者来的家属少，就几家一辆车，不管人多少，下来的人都是满面的悲痛，中间泣不成声的，往往是死者的直系亲属。大家沉默走过，周围人肃穆地站着，只有姚铁强的父亲，下车时大声地喊着：惨啊，惨不忍睹啊，我200斤的大儿子，现在就成了那么一点。
伊春的宾馆为什么爆满？几天下来我们才知道，除了这些没有单位的家属，更多的飞机上的乘客们，都是因为公务在身而来伊春，而出事后，无论是死者还是伤者的单位以及家属的单位，都在第一时间内来了很多帮忙的同事。有的单位，甚至给一名死者家属派遣出了几十位陪同的同事，是为帮助死者家属渡过难关。
在郊区的一家宾馆里，我们见到了《中国经济导报》湖北记者站记者胡文雅的同事们，本次空难中，发改委系统和下属的导报一共有22人乘坐飞机，其中遇难者11人，胡文雅就是其中之一。这次报社在伊春举办年会，总编等人已先期到达，而乘坐这班飞机的几位各地记者站的同事们就遇到了空难。
胡文雅的同事告诉我们，先前报纸上所说的胡文雅两年前去甘肃遭遇车祸的消息不实，说他自己选择去伊春开会的消息也不实。“当时是有两个会议等他去，可是去哪里，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还是领导分配的任务。”这种解释，比那种死亡阴影缠绕胡文雅的故事更让人信服。“我们得到消息就出发了，坐飞机到哈尔滨，黑龙江发改委想得非常周到，从机场接我们起，我们的车后面就跟着120的急救车，害怕家属出事。我们上火车后，他们才离开，到了伊春，又是当地对口的工商局安排我们，先定的宾馆条件不太好，4个人一间，我们担心家属受不了，结果一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安排到条件更好的宾馆了。”
伊春虽然是个旅游城市，可是接待条件非常有限，这个城市2003年才开始经济转型，在森林工业已经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开始禁止任何森林砍伐，并大力发展旅游业、会展业等生态行业，所以，飞机上有这么多来开会的旅客也并不奇怪。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晚，这个城市的宾馆业实在欠发达，上星级的宾馆寥寥无几，加上7月开始，伊春进入了旅游旺季，可想而知这时候给家属们找宾馆是件多么为难的事情。
成都市劳动保障局局长胡昌年和办公室主任唐新泉是在去伊春参加人保部部分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座谈会途中遇难的，陪同家属的劳保局的同事们来了十八九人，他们住在了比较破旧的天鑫宾馆，这个宾馆不少房间的墙上已经有剥落的痕迹。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家属和航空公司、保险公司打交道，处理好身后事，同时还要确保家属的平安。一位同事告诉我们：“胡昌年是家里的长子，家里现在还不敢把消息告诉他家的老人。”按照他们的说法，胡昌年和唐新泉本来是可以不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可是因为成都是全国推动城乡统筹一体化的典型城市，这次邀请他们来，是来介绍经验的。
8月28日14点，是家属们在失事现场拜祭亲人的时刻，雨越下越大，家属们被远远地带到隔离带的那端，飞机残骸的上方已经罩上了防护罩，家属们在附近大放悲声，这大概是他们与亲人在失事地点的最后一次地理联系。
小城伊春的未来，在这片哀痛之声中，更显得迷离起来，它的会展业刚刚起步，可是前些天的烟花厂爆炸事件，已经取消了一个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共同召开的重要会议；接下来的空难，又使更多的会议迅速取消，偶然概率的事件，使艰难起步的小城面临着更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