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A）

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A）
[日期：2006-05-15] 来源：学术交流网  作者：王朝晖 [字体：大中小]
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A）
王朝晖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6年5月15日首发
（学术交流网主持人2006年5月15日按：本文是王朝晖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中的引言：《美国的中国“文革”研究概述》内容，征得吉林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王朝晖博士的同意，在学术交流网首发）
（1）美国官方的“文革”研究
美国政府进行中国研究并参与对华政策制定的部门主要有：白宫（White House）、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和中央情报局(CIA)等。这些政府部门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为了决定和修订对华政策，因此其研究的特点是共时性的、时事性的，是伴随中国局势的发展所做的跟踪观察与评估，显而易见，这些观察与评估曾经对同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白宫的有关中国“文革”的文件大多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艾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写给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Walt Rostow）经罗斯托阅后又转呈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也有些备忘录是罗斯托本人写给总统的。这些备忘录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发展的报道和分析，官员们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对华政策建议。“文革”初期，美国官员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是，“文革”的发动对中国是否出兵越南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国务院的文件多且庞杂，主题涉及广泛，有许多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和传真，有对中国局势的报道，对中国领导人的具体到个人的分析，有对中国经济情况的调查分析报告，还有些是关注“文革”的后果影响。
中央情报局在中国“文革”期间以香港为其最主要的窗口，大力搜集情报，对中国国内情况做出评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名为研究机构，实为情报机构的研究所——友联研究所，主要负责系统地收集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1]中国“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领导组织结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尽可能地关注。从“文革”爆发起，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就断定中共已经分裂为两派——所谓的“毛派”和“反毛派”，于是他们的观察也围绕这两派的斗争展开，他们时而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而又把目光转向刘少奇、林彪等人。自然，他们把林彪划为“毛派”，并认为“毛派”是少数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划为“反毛派”；周恩来则被称作“温和派”。
有关美国官方对中国“文革”观察与评估的内容，本文将作为主要的史料引用并做较为详细的叙述和评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2）美国主要研究机构、思想库的“文革”研究
美国对中国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各种机构：1.美国亚洲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sian Studies），研究成果以专题文集、著作、学位论文的形式发表；2.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主要出版物有：《通讯》（Newsletter），《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亚利桑纳州大学亚洲研究中心（Arizona State University，Center for Asian Studies）；4.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要出版物：《通讯》（Newsletter），《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有关亚洲的博士论文集》（Doctoral Dissertation on Asia）；5.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该研究所在美国数届政府的决策中起过重大作用；[2]6.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有关文革研究的出版物有：詹姆斯•汤森（James R Townsend）《中国青年的革命化：中国青年研究》（1967年）；克劳斯•梅赫纳特（KlausMehnert）《北京和新左派：国内和国外》（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等；7.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委员会（University of Chicago, Committee on Chinese Studies）；8．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9．康奈尔大学中国—日本研究计划（Cornell University China-Japan Program），有关文革的出版物：费雷德里克•泰沃斯（Frederick Teiwes）：《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10．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物：《环球》（Orbis）——有关国际事务的季刊；11．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Inc），出版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2．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Sino-Soviet Studies）；13．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蕴含了该中心多年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主要成果；14．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16．兰德公司（The Rand Corporation）；17．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18．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等。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兰德公司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文革”进行了大量的共时性研究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报告。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的中国军事和外交方面，另外对“文革”时期中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也给予一定的关注。（一）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军事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军事政策、策略，中国军事发展在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军队的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领导人的分析研究；[3]（二）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部和外交事务，中苏关系，以及受苏联影响的中国领导层的人际关系、北京的党派斗争等；[4]（三）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政治的研究：注重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细微差异，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及其与对外政策的关系，关注“文革”中地方政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5]（四）兰德对“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重视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研究。[6] 另外，由托马斯•W•鲁宾逊（T. W. Robinson）主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7] 是兰德公司进行中国“文革”研究的一项具有很大影响的成果。书中收入由鲍姆（Richard Baum）等五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五篇论文，从“文革”产生中的中国政权、政策和意识形态，“毛泽东主义理论”，“文革”中的周恩来，“文革”中的中国外交事务和“文革”中的中国农村等，从多个视角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3）美国学术界的“文革”研究
从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至今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根据其年龄、经历（从一般意义上讲，年龄和经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和所得出的结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多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生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包括华裔的美国学者），“文革”爆发之时，他们刚好年富力强，目光敏锐，中国这场世界瞩目的运动立即引起他们强烈的学术兴趣，致使他们马上投入到中国“文革”研究中来。这些学者处于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学术成果丰硕：在“文革”发生以及发展的过程之中，就已有大批美国学者发表和出版有关中国“文革”研究的论文、著作。“文革”结束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文革”研究。这里主要介绍的正是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成果，因为它们更能反映出美国人的中国“文革”观，而从这些学者对“文革”中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中也更能折射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美国如何看待“文革”中的中国，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另一类是，生长在中国，后移居美国并选择从事“文革”研究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们青少年时期亲身经历“文革”，“文革”后期至80年代期间陆续移民美国。凭借其自身回忆和感受，他们一边关注中国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动向和研究成果，一边利用美国的学术资源，本着作为中国人所固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怀，进行着“文革”研究。
我们最需要了解的是，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类美国学者和他们的主要学术成果。[8] 这些学者专家主要是在这一学术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部分学者。这里的介绍能尚不够全面，但由于资料所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一）在政治学领域进行“文革”研究的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中文名：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前英国国会议员（工党），中国问题权威刊物《中国季刊》编辑人之一。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讲20世纪80年代该校开设的基础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撰写并出版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9]
安炳炯（Byung-joon Ahn），广东籍。60年代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西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代表著作：《中国政治学和文化大革命：政策决策过程的动力学》[10] ，书中作者从分析1958至1966年间的中国入手，探讨“文革”的起源的社会背景，并勾勒出1965至1966年“文革”策划乃至发动的决策过程，最后作者还评估了“文革”对中国的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安博士的其它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还有：《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政策和权力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展，1959-1965》、《中国对政治形式的追求：文化大革命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重建，1966-1972》、《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革命，1970-1976》等。
鲍姆（Richard Dennis Baum），1968年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同年兼任兰德公司顾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政治学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7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农村的革命和反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6）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68）”。[11] 1971年，鲍姆和路易丝•贝内特（Louise B. Bennett）共同编辑的《动荡的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12] ，其中收入了一些美国学者研究1966-1969年间“文革”发生、发展和发展时期颇具影响的论文，是美国学术界进行“文革”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张书成（音）（Parris Hsu-Cheng Chang），台湾籍。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1969-1970年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政治学研究员。1971-1973年东京、台北和香港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研究奖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1970年）、《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和激进的意识形态》（1973）、《中国的权力和政策》（1975）。
陈炳杞（Peter P. C. Cheng），台湾籍。内布拉斯加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刘少奇研究。曾撰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长期斗争”；[13]“刘少奇和文化大革命”。[14]
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71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毕业论文题目：“刘少奇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从此进行过多年的刘少奇研究，曾撰文：“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沉沦”；[15]“中国的群众路线和群众批评：刘少奇沉沦分析”。[16] 1974年出版专著：《刘少奇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学》，1997年这本专著重新修订出版。[17]
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从事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主要著作：《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18]《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19] 编辑文集：《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国家：探寻新的关系》[20]。
哈里•哈丁，斯坦福大学教授，亚洲学会中国委员会成员。1976年10月曾以“斯坦福大学代表团”成员身份来中国访问。1974年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政治中的组织问题（1959-1972）”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 in Chinese Politics，1959-1972）。主要著作：《毛泽东主义关于组织和制定政策的理论》（Maoist Theories of Policy-Making and Organization）；《对罗瑞卿的清洗》（The Purge of Lo Jui-ching）。
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编辑文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21]，收入由英美学者撰写的12篇论文，讨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央委员会的党派之争，领导权问题，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文革”中军队和党的关系等问题。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中国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中国和东亚校际间研讨会主席，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权力之争”[22]；“‘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未解决的继承权危机”[23]；《毛泽东和不断革命》（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1977）。
（王朝晖，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硕士生指导教师。1996年6月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进行短期访学和独立研究；2005年6月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多年从事英语语言、英美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历史与文化、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曾公开在国内外发表“Young Chinese Look at America”、“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美国对‘文革’初期的中国的认识及对华政策”等学术论文数篇；参与翻译《人类文明史图鉴》第16卷等。）
迈克尔（Franz Henry Michael），乔治•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中国史和国际事务教授，现代中国和东亚校际间研讨会主席，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论著有：“权力之争”[22]；“‘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未解决的继承权危机”[23]；《毛泽东和不断革命》（Mao and the Perpetual Revolution，1977）。
欧迈格（又译：奥克森伯格）（Michel Charles Oksenberg），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中国事务官员，同时兼任兰德公司顾问，大学服务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斯沃思莫尔学院董事会成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中国季刊》编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曾被《华盛顿明星报》评为“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国内政情的最杰出的专家之一”。曾多次访问中国。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回顾1967》，包含4篇杂文论述了1967年中国的外交、经济和社会等情况。[24] 《中国的发展经验》，讨论范围极为广泛，包括中国的农业发展、科学技术的组织和应用、环境控制、家庭生活以及学校的功能、官僚体制、社会变化和组织等问题。[25]
白鲁恂（又译：卢西恩•派伊）（Lucian Wilmot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兼该校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中国季刊》编委，亚洲基金会理事，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学服务中心理事会成员，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委员会主席。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学会会员（执行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中国领导人将面临的两难处境”[26]；《中国政治学中的权威危机》[27；“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28]《官话和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等。[29]
托马斯•W•鲁宾逊（Thomas.W. Robinson），华盛顿大学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特邀研究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国际研究协会会员，和平研究协会会员。1971年起任兰德公司顾问。主要著作：《中苏冲突：背景、发展和1969年3月的冲突》[30]；《中国的文化大革命》[31；《周恩来：与毛泽东和林彪比较中描述他的政治风格》[32]；《作为精英典型的林彪》[33]]；《林彪的政治军事传记》[34]；《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争斗和省级叛乱》。[35]《武汉事件》中作者非常详细地记录了1967年7、8月发生的武汉事件。
斯卡拉皮诺（又译：史乐伯）（Robert Anthony Scalapino），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国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和日本及朝鲜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朝鲜国际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等职。外交关系理事会、对外政策协会等团体的成员。《中国季刊》、《华盛顿评论》和《亚洲观察》等杂志编委会成员。主要著作：“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3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37]。《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们》中收入一系列研究中国国家级、省级和军方领导人的文章。
所罗门（Richard Solomon），密歇根大学教授，兼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特邀教授，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政治协会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关于积极性和积极分子：把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动机与政治作用的毛主义者的思想”[38]《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39]《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中国的毛泽东主义过渡形象的盛宴》[4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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