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周代军用乐器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10/02 16:49:03
周代军用乐器考 (转)
提要：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周代战时被经常使用的乐器，主要有鼓、铎、镯、铙和錞于等几类。除了形制、原料等方面的不同之外，这些乐器在军事行动中的功能也各有不同。
关键词：乐器 鼓 铎 镯 铙 錞
军事和音乐作为两种社会现象，是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的。人类学者早就已经正确指出，在原始社会时期，战争曾经是人们“经常性的工作”。而中外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屡见残缺臂膀、腿脚的尸骨化石，即应是其确凿的证据。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事象，其出现同样久远，“它的最初形式是为了协调劳动时的动作、减轻疲劳而创作的劳动号子”。至于乐器的发明，据说“与狩猎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我国南北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各种成型的吹奏和敲击乐器。至于战争与音乐的结缘，也很早就已发生。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在这样的纷乱之时，“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管子·五行》也指出：“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而作此乐的目的，照《管子》的说法，正是为了平息人世之乱。所谓“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管子的说法自然有溢美的成分，但远古战争中用乐来鼓舞士气、协调步骤，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国语·晋语五》中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这说明，音乐在此时还有警示敌方的作用。惜其时无记谱之学，战时所奏的乐典已不可稽考。不过，战时所用的乐器，则赖有文献的确切记载而得以为后世知晓。这里，试就周代战时所用的乐器，略加考原。
对于周代战时所用的主要乐器，《周礼·夏官·大司马》有一段文字作了较为集中的说明。其文云：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帅师执提，旅师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
与现代战争的临时应变不同，古代的战前训练应等同于实战。由这段文字来看，在战阵之中，至少有四种乐器是被经常使用的，这便是：鼓、铎、镯、铙。此外，见于文献的还有錞于这种军用乐器。下面，结合其它史料来对这几类乐器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一、 鼓
鼓，照《释名·释乐器》的说法，就是“郭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今人解释说，鼓“其实就是以木为外部，两面系皮的打击乐器”。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鼓，应属于“木框鼓”。考古学者指出，“商周时期流行的木框鼓，形体扁圆，两端均张蒙皮革，置鼓座上，成‘建鼓’。鼓作为军用乐器，在周代的战争过程中最为常见，先秦诸书中屡见记载。如《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折”的著名说法。同书成公二年记案之战，是时郤克为晋中军将，他“伤于矢，流血及履”，但坚持击战鼓，“未绝鼓音”。同年，齐侯率军围龙，“齐侯亲执鼓”。《论语》中也有“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话头。总起来说，鼓声是战争过程中进攻的信号和象征。正如《荀子·议兵》所说“闻鼓声而进”，《管子·兵法》所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国语·晋语三》中也指出：“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于此可见，鼓作为军事乐器，其在战时的作用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作战中如果没有“鼓音”激荡，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战鼓的作用重要，故战鼓往往被安排在中军之侧，有时甚至由中军将帅亲自击鼓。这一点，在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说的最为清楚明白。《国语·齐语》也明确指出：“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晋语九》也记载说：“铁之战，赵简子曰：‘郑人击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所发掘的木框鼓均为东周时器。在“安徽舒城，河南信阳，湖北随县、江陵、荆门和湖南长沙等地都有出土”。其中，“以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晚期墓为最早，木框皮面已残朽不能复原，仅存铜铸鼓座。作圆圈形，无底，外围有四个铺首衔环。衔环之间饰以虎头、盘龙纹。直径80厘米、残高29厘米，重49公斤，座上刻铭150字，自名‘建鼓’。
战争中用鼓为号为必不可少，而在周代这样一个等级的社会中，战鼓也同样是有其具体的类别区分的。由古书所记来看，战鼓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路鼓、贲鼓、晋鼓、提和鼙。
先来看路鼓。据《周礼·地官·鼓人》说：“以路鼓鼓鬼享。”《周礼·夏官·大司乐》也记载说：“凡乐……路鼓……于宗庙中奏之。”两说皆谓路鼓用于祭祀，与前引《大司马》说有所不同。而清人孙诒让认为：“据此经是路鼓、晋鼓亦军事所用，彼各举一端为义，文不具也。”联系到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路鼓、贲鼓用于身份不同的贵族，则是可以确信的。至于路鼓的形制，东汉人郑玄于《周礼》之《鼓人》一节注释云：“路鼓四面。”而郑司农则在《大司乐》一节注云“路鼓两面”。未详何者为是。
再看贲鼓。《诗经·大雅·灵台》有云：“贲鼓维镛。”毛传释“贲鼓”为“大鼓也”。而《周礼·地官·鼓人》则有“以贲鼓鼓军事”的话语。孙诒让解释说：“贲贲墳，声类同故并有大义。”今人钱玄亦云“贲鼓……亦做贲鼓”。其说应有所据。至于其形制，郑玄认为“鼓长八尺”；贾公彦疏云“此唯两面而已。而称其大者，此不对路鼓已上，以其长八尺，对晋鼓六尺六寸为大耳”。
还有晋鼓。《周礼·地官·鼓人》有云：“以晋鼓鼓金奏。”据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可知，在战时晋鼓是由军将执之。至于其形制，照郑玄的说法，就是“晋鼓长六尺六寸”。
再就是“提”。提为战时之鼓，是较为独特的。照郑玄的说法，“提读如摄提之提，谓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马髦上者，故谓之提”。看来，提这种战鼓，是各种战鼓中的小弟弟，在战时，它由“帅师执之”。
最后是鼙。所谓鼙，照古人的注解，其实就是一种军用的“小鼓”。据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云，此种小鼓在战时由“旅师执之”。由《仪礼·大射义》可知：“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朔鼙在其北。”郑玄注云：“应鼙，应朔鼙也。先击朔鼙，应鼙应之。”由此可知，鼙这种小鼓也有两种分类，这便是“应鼙”和“朔鼙”。按照《礼记·投壶》的记载，鼙鼓主要是与前面几种大鼓相间而击，从而形成必需的节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路鼓、贲鼓和晋鼓的形制较大，古注家已经发现：如果鼓置战车之上，“则击者几无立处”；故认为《周礼·夏官·大司马》所云不过“为司战之礼”，“王侯等不必亲登车击鼓。若临战，则王侯军将所建而击者，亦不过提、鼙等小鼓”。对此，清人孙诒让也认为“此经师帅执提以下，其鼓较小，皆是亲执；其军将以上职位较崇，所用三鼓，广长之度绝侈将车，不易建，当别以车载之；则三鼓不必亲执。经以与下提、鼙等牵连并举，故通言执耳。”联系上文所引《左传》成公二年记“齐侯亲执鼓”及郤克“未绝鼓音”的文字，可知公侯等职位较高的人士亲执鼓的事件较为少见，故特为记载。又《周礼·夏官·大司马》也说道：“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可见，职位较高者只是以提鼙等小鼓发出号令，真正击鼓者是专职的鼓人。
另外，当时敲击军鼓所用的工具，是为“枹”。如《国语·齐语》云：“执枹鼓立于军门”。根据《字林》解释说：枹，“击鼓槌也”。而《国语·晋语五》记晋将郤献子受伤却仍然“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足见枹为击军鼓所用的必备工具。
二、 铎
铎为战时的乐器。如《国语·吴语》：“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至于其具体的作用，照《周礼·地官·鼓人》的说法，乃是：“以金铎通鼓。”据郑玄注得知：“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至于负责振铎的人，照《周礼·夏官·大司马》的说法，是“司马振铎”。贾公彦进一步疏解说：“此是金铃金舌，故曰金铎。在军所振，对金铃木舌者为木铎，施号令时所振。”至于“通鼓”之说，贾疏认为“两司马振铎，军将以下即击鼓，故云通鼓”。而按《说文》的注解，“通，达也”。孙诒让认为：“以鼓者非一人，故振铎令一人先鼓，众人遍鼓之。”无论如何，从《周礼·夏官·大司马》的记载来看，击鼓与振铎的确应当是紧密相连的。如“三鼓振铎”；“鼓人皆三鼓，两司马振铎”云云，均可显见此点。
不过，这种振铎以通鼓的规则，在春秋末期似乎不再流行，如《国语·吴语》有云：“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皆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从这段文字来看，似乎是各种战鼓乐器和喧哗之声一起发动，并无先后之别。或者，这乃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也未可知。
三、 铙
铙作为军用乐器，从金尧声，同样是由金属制成。铙的形制，郑玄认为“铙如铃，无舌有秉”。《说文》也说“铙，小钲也”。又说：“镇，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关于铙的作用，《周礼·地官·鼓人》说是以“金铙止鼓”。郑注解释说：“执而鸣之，以止击鼓。”《周礼·夏官·大司马》也说：“乃退鼓，鸣铙且却。”郑注云：“铙所以止鼓，军退，卒长鸣铙以和众，鼓人为止之也。”《左传》等书中也有“闻鼓进，闻铙退” 之说，可为佐证。
四、 镯
镯也从金，蜀声，可见同样是金属类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镯节鼓。”郑注认为“军行，鸣之，以为鼓节”。这与《周礼·夏官·大司马》所云“鼓行鸣镯，车徒皆行”的说法是一致的。至于其形制，郑玄认为：“镯，钲也，形如小钟。”《说文》也认为：“镯，钲也。”而《诗·小雅·采芑》则有“方叔率止，钲人伐鼓”之说。毛传解释说：“钲以静之，鼓以动之。”由此可见，其与镯的用途完全一致。而今人钱玄则认定“《周礼》无钲字，即用镯字”。
又，《左传》、《国语》等书中屡见军用乐器“丁宁”。如《左传·宣公四年》云：“著于丁宁。”晋人杜预注认为：“丁宁，钲也。”而《国语·吴语》也有“亲就鸣钟，鼓丁宁”之语。韦昭注也认为：“丁宁，钲也。”今人钱玄也认为“丁宁或为钲之合音”（按：钲应为丁宁之合音）。另外，《说文》认为：“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其实前引《说文》中已指出：“铙，小钲也”。可见，钲与铙在形制上有大小的区别，在用途上也有固定的区分。正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说：“钲、铙一物也，而铙较小。浑言不别，析言则有辨也。”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东周时期的钲。在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虢季墓中发现有一件兽面钲，通高25.6厘米，重2.8千克，器有长柄，可安装木把；在太子墓中则发掘一件素面钲。此外，在湖南宁乡等地，也发掘出土了一些钲，有的通高竟达103厘米。
五、 錞（錞于）
錞就是錞于。关于此种乐器，《周礼·夏官·大司马》未见记载。但前引《国语·吴语》云战时要鼓“錞于”；另，《国语·晋语五》中也有：“是故伐备钟鼓，声以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敬其民也。”可见，錞于乃是一种常见的军用乐器。至于其用途，《周礼·地官·鼓人》说：“以金錞和鼓。”而所谓“和鼓”，照郑注的理解，就是“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贾疏也认为“军事所用，金錞亦以和乐”。至于其形制，郑注认为：“錞，錞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国语》韦昭注也认为“錞于，形如碓头”。至于“碓”，《说文》解释为“碓，舂也，圜大上小下”。
錞于作为军用乐器，在山东、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山西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可见流行区域甚广，并被人们广泛使用。如1985年江苏丹徒县王家山出土一套三件錞于，从形制上看，上部呈倾斜状圜顶，顶上有一兽钮。下部垂直，器表勾连云纹、螺旋纹相间，近顶处有一人面纹，近底鸟纹，腰部有一兽形扉棱。三件錞于大小相次，分别高56.5厘米、49.5厘米、43厘米，属春秋晚期器物。又如1955年在安徽寿县蔡侯墓发掘出土了一件錞于，呈椭圆形，素面，有钮，通高约46厘米，也属春秋晚期器物。考古学者指出：“年代最早的出土实物是春秋时器，出土最多的是战国时器。”也就是说，目前未见春秋以前的錞于出土。所以，关于錞于的发明，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一般认为是由山东半岛的东夷人或长江下游的越人发明，后来才传入中原地区和各地。
另外，周代反映军事行动的文字中还屡见“钟”这种乐器。这在前引《国语》等书中已有反映。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可见，正常的军事行动中都要用到钟。但确如论者所说：军事中所用的钟，其实就是铙、钲之属，“钟只是其泛称而已”。
提要：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周代战时被经常使用的乐器，主要有鼓、铎、镯、铙和錞于等几类。除了形制、原料等方面的不同之外，这些乐器在军事行动中的功能也各有不同。
关键词：乐器 鼓 铎 镯 铙 錞
军事和音乐作为两种社会现象，是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的。人类学者早就已经正确指出，在原始社会时期，战争曾经是人们“经常性的工作”。而中外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屡见残缺臂膀、腿脚的尸骨化石，即应是其确凿的证据。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事象，其出现同样久远，“它的最初形式是为了协调劳动时的动作、减轻疲劳而创作的劳动号子”。至于乐器的发明，据说“与狩猎生产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在我国南北各地的新石器遗址中，都发现有各种成型的吹奏和敲击乐器。至于战争与音乐的结缘，也很早就已发生。据《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在这样的纷乱之时，“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管子·五行》也指出：“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而作此乐的目的，照《管子》的说法，正是为了平息人世之乱。所谓“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管子的说法自然有溢美的成分，但远古战争中用乐来鼓舞士气、协调步骤，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国语·晋语五》中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袭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这说明，音乐在此时还有警示敌方的作用。惜其时无记谱之学，战时所奏的乐典已不可稽考。不过，战时所用的乐器，则赖有文献的确切记载而得以为后世知晓。这里，试就周代战时所用的乐器，略加考原。
对于周代战时所用的主要乐器，《周礼·夏官·大司马》有一段文字作了较为集中的说明。其文云：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帅师执提，旅师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
与现代战争的临时应变不同，古代的战前训练应等同于实战。由这段文字来看，在战阵之中，至少有四种乐器是被经常使用的，这便是：鼓、铎、镯、铙。此外，见于文献的还有錞于这种军用乐器。下面，结合其它史料来对这几类乐器加以进一步的考察。
一、 鼓
鼓，照《释名·释乐器》的说法，就是“郭也，张皮以冒之，其中空也”。今人解释说，鼓“其实就是以木为外部，两面系皮的打击乐器”。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鼓，应属于“木框鼓”。考古学者指出，“商周时期流行的木框鼓，形体扁圆，两端均张蒙皮革，置鼓座上，成‘建鼓’。鼓作为军用乐器，在周代的战争过程中最为常见，先秦诸书中屡见记载。如《左传·庄公十年》中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折”的著名说法。同书成公二年记案之战，是时郤克为晋中军将，他“伤于矢，流血及履”，但坚持击战鼓，“未绝鼓音”。同年，齐侯率军围龙，“齐侯亲执鼓”。《论语》中也有“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话头。总起来说，鼓声是战争过程中进攻的信号和象征。正如《荀子·议兵》所说“闻鼓声而进”，《管子·兵法》所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进也”。《国语·晋语三》中也指出：“君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于此可见，鼓作为军事乐器，其在战时的作用是极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在当时作战中如果没有“鼓音”激荡，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战鼓的作用重要，故战鼓往往被安排在中军之侧，有时甚至由中军将帅亲自击鼓。这一点，在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说的最为清楚明白。《国语·齐语》也明确指出：“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晋语九》也记载说：“铁之战，赵简子曰：‘郑人击我。吾伏弢衉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所发掘的木框鼓均为东周时器。在“安徽舒城，河南信阳，湖北随县、江陵、荆门和湖南长沙等地都有出土”。其中，“以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晚期墓为最早，木框皮面已残朽不能复原，仅存铜铸鼓座。作圆圈形，无底，外围有四个铺首衔环。衔环之间饰以虎头、盘龙纹。直径80厘米、残高29厘米，重49公斤，座上刻铭150字，自名‘建鼓’。
战争中用鼓为号为必不可少，而在周代这样一个等级的社会中，战鼓也同样是有其具体的类别区分的。由古书所记来看，战鼓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五类：路鼓、贲鼓、晋鼓、提和鼙。
先来看路鼓。据《周礼·地官·鼓人》说：“以路鼓鼓鬼享。”《周礼·夏官·大司乐》也记载说：“凡乐……路鼓……于宗庙中奏之。”两说皆谓路鼓用于祭祀，与前引《大司马》说有所不同。而清人孙诒让认为：“据此经是路鼓、晋鼓亦军事所用，彼各举一端为义，文不具也。”联系到当时森严的等级制度，路鼓、贲鼓用于身份不同的贵族，则是可以确信的。至于路鼓的形制，东汉人郑玄于《周礼》之《鼓人》一节注释云：“路鼓四面。”而郑司农则在《大司乐》一节注云“路鼓两面”。未详何者为是。
再看贲鼓。《诗经·大雅·灵台》有云：“贲鼓维镛。”毛传释“贲鼓”为“大鼓也”。而《周礼·地官·鼓人》则有“以贲鼓鼓军事”的话语。孙诒让解释说：“贲贲墳，声类同故并有大义。”今人钱玄亦云“贲鼓……亦做贲鼓”。其说应有所据。至于其形制，郑玄认为“鼓长八尺”；贾公彦疏云“此唯两面而已。而称其大者，此不对路鼓已上，以其长八尺，对晋鼓六尺六寸为大耳”。
还有晋鼓。《周礼·地官·鼓人》有云：“以晋鼓鼓金奏。”据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可知，在战时晋鼓是由军将执之。至于其形制，照郑玄的说法，就是“晋鼓长六尺六寸”。
再就是“提”。提为战时之鼓，是较为独特的。照郑玄的说法，“提读如摄提之提，谓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马髦上者，故谓之提”。看来，提这种战鼓，是各种战鼓中的小弟弟，在战时，它由“帅师执之”。
最后是鼙。所谓鼙，照古人的注解，其实就是一种军用的“小鼓”。据前引《周礼·夏官·大司马》云，此种小鼓在战时由“旅师执之”。由《仪礼·大射义》可知：“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朔鼙在其北。”郑玄注云：“应鼙，应朔鼙也。先击朔鼙，应鼙应之。”由此可知，鼙这种小鼓也有两种分类，这便是“应鼙”和“朔鼙”。按照《礼记·投壶》的记载，鼙鼓主要是与前面几种大鼓相间而击，从而形成必需的节奏。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路鼓、贲鼓和晋鼓的形制较大，古注家已经发现：如果鼓置战车之上，“则击者几无立处”；故认为《周礼·夏官·大司马》所云不过“为司战之礼”，“王侯等不必亲登车击鼓。若临战，则王侯军将所建而击者，亦不过提、鼙等小鼓”。对此，清人孙诒让也认为“此经师帅执提以下，其鼓较小，皆是亲执；其军将以上职位较崇，所用三鼓，广长之度绝侈将车，不易建，当别以车载之；则三鼓不必亲执。经以与下提、鼙等牵连并举，故通言执耳。”联系上文所引《左传》成公二年记“齐侯亲执鼓”及郤克“未绝鼓音”的文字，可知公侯等职位较高的人士亲执鼓的事件较为少见，故特为记载。又《周礼·夏官·大司马》也说道：“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可见，职位较高者只是以提鼙等小鼓发出号令，真正击鼓者是专职的鼓人。
另外，当时敲击军鼓所用的工具，是为“枹”。如《国语·齐语》云：“执枹鼓立于军门”。根据《字林》解释说：枹，“击鼓槌也”。而《国语·晋语五》记晋将郤献子受伤却仍然“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足见枹为击军鼓所用的必备工具。
二、 铎
铎为战时的乐器。如《国语·吴语》：“行头皆官师，拥铎拱稽……”至于其具体的作用，照《周礼·地官·鼓人》的说法，乃是：“以金铎通鼓。”据郑玄注得知：“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至于负责振铎的人，照《周礼·夏官·大司马》的说法，是“司马振铎”。贾公彦进一步疏解说：“此是金铃金舌，故曰金铎。在军所振，对金铃木舌者为木铎，施号令时所振。”至于“通鼓”之说，贾疏认为“两司马振铎，军将以下即击鼓，故云通鼓”。而按《说文》的注解，“通，达也”。孙诒让认为：“以鼓者非一人，故振铎令一人先鼓，众人遍鼓之。”无论如何，从《周礼·夏官·大司马》的记载来看，击鼓与振铎的确应当是紧密相连的。如“三鼓振铎”；“鼓人皆三鼓，两司马振铎”云云，均可显见此点。
不过，这种振铎以通鼓的规则，在春秋末期似乎不再流行，如《国语·吴语》有云：“王乃秉枹，亲就鸣钟，鼓丁宁、錞于，振铎，勇怯皆应，三军皆哗，扣以振旅，其声动天地。”从这段文字来看，似乎是各种战鼓乐器和喧哗之声一起发动，并无先后之别。或者，这乃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也未可知。
三、 铙
铙作为军用乐器，从金尧声，同样是由金属制成。铙的形制，郑玄认为“铙如铃，无舌有秉”。《说文》也说“铙，小钲也”。又说：“镇，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关于铙的作用，《周礼·地官·鼓人》说是以“金铙止鼓”。郑注解释说：“执而鸣之，以止击鼓。”《周礼·夏官·大司马》也说：“乃退鼓，鸣铙且却。”郑注云：“铙所以止鼓，军退，卒长鸣铙以和众，鼓人为止之也。”《左传》等书中也有“闻鼓进，闻铙退” 之说，可为佐证。
四、 镯
镯也从金，蜀声，可见同样是金属类乐器。《周礼·地官·鼓人》云：“以金镯节鼓。”郑注认为“军行，鸣之，以为鼓节”。这与《周礼·夏官·大司马》所云“鼓行鸣镯，车徒皆行”的说法是一致的。至于其形制，郑玄认为：“镯，钲也，形如小钟。”《说文》也认为：“镯，钲也。”而《诗·小雅·采芑》则有“方叔率止，钲人伐鼓”之说。毛传解释说：“钲以静之，鼓以动之。”由此可见，其与镯的用途完全一致。而今人钱玄则认定“《周礼》无钲字，即用镯字”。
又，《左传》、《国语》等书中屡见军用乐器“丁宁”。如《左传·宣公四年》云：“著于丁宁。”晋人杜预注认为：“丁宁，钲也。”而《国语·吴语》也有“亲就鸣钟，鼓丁宁”之语。韦昭注也认为：“丁宁，钲也。”今人钱玄也认为“丁宁或为钲之合音”（按：钲应为丁宁之合音）。另外，《说文》认为：“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其实前引《说文》中已指出：“铙，小钲也”。可见，钲与铙在形制上有大小的区别，在用途上也有固定的区分。正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所说：“钲、铙一物也，而铙较小。浑言不别，析言则有辨也。”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东周时期的钲。在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虢季墓中发现有一件兽面钲，通高25.6厘米，重2.8千克，器有长柄，可安装木把；在太子墓中则发掘一件素面钲。此外，在湖南宁乡等地，也发掘出土了一些钲，有的通高竟达103厘米。
五、 錞（錞于）
錞就是錞于。关于此种乐器，《周礼·夏官·大司马》未见记载。但前引《国语·吴语》云战时要鼓“錞于”；另，《国语·晋语五》中也有：“是故伐备钟鼓，声以罪也；战以錞于、丁宁，敬其民也。”可见，錞于乃是一种常见的军用乐器。至于其用途，《周礼·地官·鼓人》说：“以金錞和鼓。”而所谓“和鼓”，照郑注的理解，就是“乐作，鸣之与鼓相和”。贾疏也认为“军事所用，金錞亦以和乐”。至于其形制，郑注认为：“錞，錞于也。圜如碓头，大上小下。”《国语》韦昭注也认为“錞于，形如碓头”。至于“碓”，《说文》解释为“碓，舂也，圜大上小下”。
錞于作为军用乐器，在山东、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山西等地的考古发掘中均有发现，可见流行区域甚广，并被人们广泛使用。如1985年江苏丹徒县王家山出土一套三件錞于，从形制上看，上部呈倾斜状圜顶，顶上有一兽钮。下部垂直，器表勾连云纹、螺旋纹相间，近顶处有一人面纹，近底鸟纹，腰部有一兽形扉棱。三件錞于大小相次，分别高56.5厘米、49.5厘米、43厘米，属春秋晚期器物。又如1955年在安徽寿县蔡侯墓发掘出土了一件錞于，呈椭圆形，素面，有钮，通高约46厘米，也属春秋晚期器物。考古学者指出：“年代最早的出土实物是春秋时器，出土最多的是战国时器。”也就是说，目前未见春秋以前的錞于出土。所以，关于錞于的发明，目前学术界尚存争议，一般认为是由山东半岛的东夷人或长江下游的越人发明，后来才传入中原地区和各地。
另外，周代反映军事行动的文字中还屡见“钟”这种乐器。这在前引《国语》等书中已有反映。又如《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可见，正常的军事行动中都要用到钟。但确如论者所说：军事中所用的钟，其实就是铙、钲之属，“钟只是其泛称而已”。